中国书法情感论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在汉朝蔡邕就提出了"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1]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2]这些论述中明确指出了作为艺术的书法其根本目的于"达情。"刘熙载从观张旭和怀素中书迹得出"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3]的结论。这表明书法不只可以用千变万化的形质来表现丰富活跃的情感世界,也可以用高度简练气势摄人的形质来表现出一种超越悲喜之情的超脱之境,这是超出书写形质之外所能达到新的境界。正因如此书法被称为"中国灵魂特有的园地。"[4]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他以丰富的人身经历,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和迷人的格魅力投注于各种文艺创作之中。其书法创作和书学观点使中国书法传统中"任情适性"的这一部分变成代表社会审美的主流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5]苏轼本身留下大量诗文墨迹,这都有利于对其书法中情感因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