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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换届年。
6月20日晚七点，我挂职单位的镇党委黄书记打来电话，说明天要去村里换届选举，问我去不去。
我说，去。
我问她去不去，她说她是这次选举现场的总指挥。
因为一直关注村民自制的民主进程，我试图对一个村庄进行抽丝剥茧式地现场实录。这种打算早就有，我对乡村有感情，特别希望他们在物质生活相对于城市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优越于城市的不单是空气。
这是我要求挂职的其中一个原因。
组织部门把我送了来，对黄书记说，不要给王老师安排硬性工作，她就这里转转那里看看，她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不得不说，这是对我的误解。若是熟人，或者身边没有其他人，我会纠正组织部门的说法，可看他们说得一本正经，我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我理解组织部门的意思，他们也是在为我争取权益。乡镇工作不同于机关，事儿杂。他们这是在为我着想。
我对黄书记说，什么时候去马太庄选举，我也去。黄书记问我为什么选择去马太庄，我说，他们三年没选出村班子，这里面准有故事。
黄书记大为惊讶，说你刚来这几天，情况倒摸得蛮清楚。
我笑着说，马马虎虎吧，闲着也是闲着。
镇里一共十七个自然村，马太庄坐落在城西的五名山下，是一个最让政府头疼的村庄。果不其然，我一提马太庄，黄书记就开始挠头皮，说这个村庄也不知道咋就那么复杂，村庄不大，却总能出幺蛾子。许多顺理成章的事，在他们那里就是行不通。
我说：“肯定是能人太多了。”
黄书记说：“不是能人太多了，是能耐人太多了。”
我乐不可支。能人是褒义词，能耐人就含了些许贬义。一字之差，汉字的精妙在这里体现得特别充分。你说一个人有能耐，肯定是褒义。但如果说这个人太能耐，肯定就是贬义了。
“所以，我选择马太庄是有考虑的。”我有些得意。对黄书记说，我已经到那个村里转过了。过去那村里有活泉，有湿地，村前的小河旁长着成片的芦苇。清代康熙年间的女作家萧晶玉的长篇小说《十粒金丹》中笔下的麒麟村就指的是那里。村人尚武，大多姓高。所以主人公是叫高梦銮的，横枪跃马，出奇制胜。该书曾于清光绪戊子年间发行，距今已经120年了。
黄书记说不错不错，功课做得相当到位。
黄书记在电话里告诉我，五点一刻早餐，五点半准时出发。我脱口而出——这么早！马太庄不就在县城边上么？黄书记爽朗地笑了笑，说这可不算早，这种早起在乡镇工作中是常事儿。
我夜里没敢关手機，怕自己一下睡过站。虽然从没有因为睡觉误过事，我还是加了小心。那个叫马太庄的村庄，离城市三里地，中间地带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储，所以整个村庄很快就会变成城市的一部分。离城市近的村庄都富裕，人也显得与别处不同，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更别说马太庄有特殊的历史渊源，传说高梦銮的父亲高廷赞被奸臣所害，告老还乡，建座公乐亭以对应不远处的独乐寺。那是座辽代木结构大阁，曾让梁思成夫妇着迷。从民国十九年，他们坐驴车一路向西，不止一次到访过这里。独乐寺也因梁思成夫妇而声名远播。公乐亭曾经是蓟州城的八景之一，在四乡八村中，马太庄人一直都很优越。虽然旧迹难寻，但总归有史可查。老的村委会主任我见过，头发都白了，有六十多岁，国字脸，一笑露出满口的黄板牙。他蹲在镇政府门口吃煎饼，看见黄书记的车进来，他“嗖”地蹿了过去。据说他当初当选村委会主任是因为总上访告状，是镇里有名的上访专业户。把别人告倒了，他就上去了。然后，别人又把他告倒了。某一天，我在黄书记屋里见到他，发现他坐在角落里，说话很横。他一宗一件说了很多事，路、电、水、垃圾处理，没有一样能让他满意。他说政府就会和稀泥，糊弄人。我当时觉得很惊奇，但黄书记却笑眯眯看着他，奚落说：“不糊弄你，你干事吗？”
那人说：“不糊弄我，我会干得更好！”
黄书记不屑：“拉倒吧。你说北山有石头我也不信。我让你哄弄怕了。”
那人咧着阔大的嘴巴“呲呲”地笑，说：“我糊弄人是让政府逼的。”
黄书记说：“政府糊弄人都是让你们逼的。”
那人陡然站了起来，扯着嗓子说：“政府先哄弄人！政府哄弄的都是大事儿！我们哄弄政府都是小事儿！性质不一样！”
我担心地看了眼黄书记，怕她会起急。谁知她屁股坐在椅子上，窝儿都没动，只是脸上有了嘲讽的微笑。那微笑像是画上去的，有一种隽永的味道。黄书记沉稳地说：“有话好好说，你急啥？”
那人说：“当初修路政府答应一里地给八万，结果却只给了四万，路都修成了豆腐渣，村里人意见都大着呢。”黄书记说：“是你有意见吧？别说什么事都把群众搭上。别的村一分不给，路也修得比你们村强，我还想问问你，那四万块钱都干啥使了，尽买豆腐渣了吧？”
那人当即恼了，说：“我修路了！我要是往兜里掖了一分钱我就是孙子！”
黄书记敞亮地说：“那你的孙子就是当定了！大家都看见了你修的路，除了几车石子面子，看得见沙子水泥么？你也就把自己家门口修光溜了吧？”
黄书记话音未落，那人就从这屋里窜出去了，看得出，神情上多少有点让人点到穴位似的难为情。与我擦肩而过时，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真叫人难形容。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既乖顺讨好，又狡诈凌厉。像一只装满了水的盆儿，什么都想承载，却又满是戒备。这个场景，让我领教了乡镇工作确实与机关不同。机关人说话都虚与委蛇，哪里会这样真刀真枪，刀刀见血。我对黄书记说：“你厉害啊！几句话把他吓跑了。”黄书记咯咯笑着说：“见笑见笑，对待他们这种人，你就不能给脸。你稍微一软，他就骑你脖子上拉屎。这种老百姓，蜿蜒着呢。”
“蜿蜒”这个词，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不知道是应该形容心眼儿，还是形容性格。总之就像字的表面呈现的一样，是九曲十八盘的感觉。后来我在楼下见到了黄板牙，他蹲在石阶上抽烟。我们对看了一眼，他没理我，我也没招呼他。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些什么，他是黄书记父亲的年纪，在家里，估计也是爷爷辈的人了。被小字辈的人那样训，我都有点替他难堪。他来找黄书记，也是为选举来的。他们之前曾经有过几句对话，我是事后听黄书记说的。黄板牙说，政府是干啥吃的，行政不作为，导致马太庄连个“届”都换不出来。这种话黄书记怎么会爱听，所以找个茬口教训他。我就是那天知道了马太庄的事，思谋什么时候到村里转转，但不能找黄板牙，这种人不好打交道。除了各种抱怨，他大概不会说别的。别人当主任的时候他告别人，他当了主任别人告他。三年前，就是他在任上的时候被村里的代表联名罢免了。现在想重新复出，估计还是不甘心。 又适逢选举年，谈起这个村的状况，黄书记皱着眉头，只说一个字：乱。
就是因为乱，黄书记才会亲历亲为，任现场总指挥。黄书记说，这个村要是再选不出班子，我这个书记干脆撂挑子得了。
我给手机定了时：5点。早晨的时间对我很宝贵，我情愿牺牲别的也多睡一两分钟。事前又把水杯雨伞笔本之类的东西准备好，就寝。没想到竟失眠了，凌晨两点还无睡意。忽忽悠悠睡着了，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像扎猛子一样刚潜入水底，手机铃声响了，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用了许多年，从没换过。
我一看表，差一刻五点。电话是司机打来的，已经到楼下了。
我又领教了乡镇工作对待时间的态度，就是与机关不同。我家到镇里的车程不过十分钟。
慌得我哎，好歹洗了脸，把衣服穿齐整，匆匆忙忙下了楼。我知道选举现场得去很多人，我可不愿拉别人的后腿。司机告诉我，黄书记特别嘱咐，另两个人顺便搭个车，是民政局的人，一个科长，一个科员。路程都不远，就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区。我跟科长打过照面，问他们这次去的任务是什么，科长说，负责政策咨询。
本来想去镇政府吃早餐，可到办公楼前一看，大家都已经上车待命了。我数了数，一共六辆面包车，同去的一共有七十余人。我大为惊讶，镇政府的人是不是都要去？可司机告诉我，这还不是全部。另外还有公安干警十四人、保安人员十四人、公证处两人，总共一百余人。
“不会有点草木皆兵吧？”我嘟囔了句。
早餐给我塞到了车上，火烧，豆浆、鸡蛋、面包、榨菜。没有食欲，我把这些东西用袋子系紧实，放到了一边。
车队朝外环轰隆隆驶去。沿路不时遇见晨起遛早的人。我忍了好久，才没让哈欠出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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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道都很窄，有的地方积水竟有半个车轮深。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遥远时候的盛景，真就只是个传说了。我看见前面的车子在水坑里跳跃，右轮“噗”地一歪，水溅到了路两边的砖墙上。印象中，村里的路都是水泥板路，这些年一直在搞“村村通”——是卫星电视之外的村村通，路面硬化，我当时还陪上级领导到典型村去视察，那种水泥板路有十公分厚，比原来的路基高出一大截。不清楚这个村为什么是个例外，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黄板牙主任，莫非就是他把路修的这德性？
政府难道就对他没奈何？或者，政府也有把柄被他攥在了手里？对，他说工程款政府没有拨足，黄书记当时也没有反驳。有些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为经费紧张，过去政府东挪西占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黄板牙才那么底气足。
拐了一个弯，到了一段相对平坦的地方。一座小二楼旁边有一个砖垛，有个人似乎在用砖垛做掩护，探头朝外看。不知别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黄板牙。
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显得非常可笑。车队过去了，他才从砖垛后面走了出来，大模大样地站在了马路中间的水凹旁。泥水坑里有他浑浊的影子，当然他看不见，我也看不见，这是我脑子里的影像。
村委会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一排十几间红砖瓦房。东南角有一株大椿树，是整个院子里惟一的风景。我跟着黄书记一直朝里走，见每一间房门上都贴有纸条，上写“秘密写票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探头往里看了一眼，见屋子的角落里各有两张学生用的小课桌，显然属于临时启用，与周围的整体环境很不搭调。墙壁上是村务公开的各种表格，但日期是三年前的。中间的屋子很大，是党员活动室。墙壁上是镜框宣传栏，里面的各项分工很仔细。书记，小组长，副组长，居然还有小组秘书。但也同样心照不宣——那些当值的人自己可能都忘了上墙的事，上面满是灰尘。屋角也放两只小课桌，奶黄色。一只桌前没椅子，有椅子的那把椅子很可笑，只剩下了四条腿支撑着一个方框，上面的横板就是一块窄窄的木条，都没有二寸宽。很多选民因为年龄大了都对那把椅子有想法，看了又看，最终也没敢把屁股放到上边。
院子里放着一排办公桌，选举委员会成员一叠一叠数选票。选票是粉红色的，像B5纸那样大。可选票纸要削薄得多，被人翻动时，发出一种清脆的“哗泠”声。选票一共要过三个人的手。一个人容易有猫腻，两个人容易搭窝，三个人大概才让人无话可说。三足鼎立是从古至今的自然法则。只是1600余张选票数完了不容易。手巧的妇女把选票当作钞票，一叠一叠地数。手拙的那一个一张一张地翻动，还不时伸出指头沾唾沫，那指头都被粉红色的纸染成了蜡手指。
全部人马各就各位，一轮太阳也从东方升起来了。一个大院落瞬间明亮，天和地都似新的。
進入了选举程序，选民拿着选民登记证来领选票，以户口本为单位，每个户口本可来一个人代领代选，否则连亲娘老子也不行。发选票分两个组，每组三个人。以村中心的马路为界，负责东西各半边。由本村的人对照选民登记册核实来者身份，由政府公务人员数出选票，交到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手里，然后再由此人给选民，选民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秘密写票处”。
“秘密写票处”这时派上用场。我也方才知道这其中的含义。那是用红纸写的几个颜体黑字，居然很好看，不知是出于谁的手笔。
有一个小伙子，大约二十几岁，他领了自己的选票以后，想把父母的一并领走，遭到了严拒。小伙子骂骂咧咧，说父母都下地干活去了，没空来。有人耐心地给他作解释：“你如果有父母的书面委托书，可以领走选票。”
小伙子说：“委托个屁啊，他们都不识字。”
小伙子缠磨了半天，也没能如愿。此刻各项规则真是铁板一块，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小伙子无奈，只得拿手机打电话：“他们不让领，要一个户口本才行。谁让你们那么早给我们分家，这下分出毛病了……你们谁来一下吧，不来不行啊！”小伙子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手机揣进兜里，他把自己手里的两张选票狠狠朝桌子上摔打，那选票立时裂了口子。
“小小的年纪脾气就这样不好，他媳妇可有得受呢。”我跟黄书记开玩笑。我们俩站在党员活动室里，一直在密切注视外面的动静。黄书记经常连眼都不眨，那种紧张显而易见，我希望她能放松些。 黄书记显然没有开玩笑的兴趣，她在门口闪出半个身子，目光冷峻地目测现场，招手让几个小青年过来，吩咐他们盯紧大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浑水摸鱼。大门口已经是一种紧张局势，两扇木门均有人把守，外面每有人敲门进来，公安都要请两边的人验明正身，确信无疑才肯放进来。
我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到了屋檐下的台阶上，地势略高，便能把一院子的脸孔尽收眼里。发选票的一个村里人，个子不高，面皮青黄，长短不齐长着几根小胡子，说话总是丧声丧气。我身边站着的一个小媳妇抱着孩子。孩子大约不满一岁，是塌鼻梁，但两只大眼很有神。我朝孩子扮了个兔子脸，孩子咯咯地笑出了声。小媳妇问我是啥干部，我说是来瞧热闹的。我问小媳妇那个发选票的男人是谁，小媳妇侧过身来跟我耳语，说是一个想当选的人，今天大概没戏，瞧他那个样，也不像能当干部的。
“你还会相面？”我故意逗她。
小媳妇得意地笑，毫不掩饰地说：“会点儿。”
小媳妇诡秘地朝我挤挤眼，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政府的人。别说看热闹，这院子连蚊子也飞不进来。
我朝她竖了下大拇指。说我的确是政府的人，但跟他们是两码事。
小媳妇说，你是他们的领导？
想了想，我说，就算是吧。
“看，让我猜着了吧？”小媳妇的亲昵显而易见，她朝我身边凑了凑，悄声问：“今天到底谁能当选？”
她想打听小道消息。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确实不知道。
我问：“你的选票想投给谁？”
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顷刻就土崩瓦解了。小媳妇往一旁躲了躲，便有了划清界限的意味。孩子突然哭叫起来，小媳妇烦躁地在他后背上擂了一掌。
发选票的一共有三个人。丧声丧气的男人坐在东边，西面的长条椅上坐着两个女人。她们离得近些，肩膀挨着肩膀。就是手巧的和手拙的那两个，偶尔低头密语，似乎是在说悄悄话。她们的头发被风吹了起来，在空中交集，仿佛要不分彼此，看上去怪有趣。两人核实东西两片选民的身份，手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可惜她们说些什么我听不到。我发现她们的衣着，发式，甚至连长相都有相似之处。都是椭圆形的脸，眯缝眼上边是纹过的两道眉毛，都修长入鬓，像是要飞起来。我左右看了下，想找个人交流。小媳妇适时地又凑了过来，只是错后了半步。我退了一下，跟她并了肩膀。我跟她搭讪说，那两个人好像姐和妹。小媳妇掂了掂怀里的孩子，说才不是呢。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一个是婶子，一个是侄媳妇，差着辈分呢。别看她们表面上嘻嘻哈哈，这是在人面前。其实是两派的，心里的劲头大着呢。
我惊讶地说，看不出来啊。
小媳妇说，她们哪会让你看出来，都可会演戏呢。若是一派的，也坐不到一起啊。
嗯，这才是关键。我心里说。
所谓“两派的”，是说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选举现场的每个关键环节都在共同把守。她们当然都希望自己阵营里的人当选，但敌视别的阵营里的人几乎是顺理成章。姐姐的村庄就是这样，平时要好的姐妹都因选举反目成仇。姐姐一家搬到了城里，但每次选举都会成为抢夺大战的焦点人物。一方说好的早晨四点来接，另一方三点就堵在了家门口。姐姐谁也不愿意伤，只得把家里的选票一分为二，这样的结果等同于弃权，你不满意他也不满意。这种感觉让我有些难受。我心目中的乡村一直是温馨的，温和的，温暾的。就像一个长相姣好的女人，给你衣食，给你温暖。可眼下的村庄却有些甚嚣尘上。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门口对着门口，窗户对着窗户，不是三叔就是二大爷。就因为闹派别，兄弟之间都起狼烟了。我老家的村庄也是这样，堂兄两年没来我家拜年了，害得我父母总念叨。
早些年我还因为选举专门写过小说，拿了首届梁斌文学奖。一座山里的小村庄交通不便，只有200口人。老人手里的一张选票能够一锤定音，两个儿子都来争夺，最后老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给了第三方。投票那天，老人的两个儿子分别代表两个阵营带领若干人众禁止老人投票，第三方的人在众人的协助下举着票箱来迎接老人，结果把票箱举过头顶，接过了那张选票。因为这一张选票，第三方当选了。我听到这个故事时，特意去了村里，走访了三方阵营中的很多人。但我最终没有见到那位老人，我见不到。老人因为一张选票得罪了两个儿子，大半年的时间，就抑郁而终了。
一张选票甚至就是身家性命。谁又能说中国农民不懂政治？
发票、写票、投票都在公务人员的严密监管之下进行，看上去比考场都严格。等待进入“秘密写票处”的村民在门外排起了长队，他们都很安静。有人进去很短时间就出来了，表情轻松，眼神里甚至有轻佻，似乎在说，瞧，就是这么简单。有人则要耽搁很长时间，他们是过于认真的人，恐怕“o”画不圆，或拿不准到底选谁，权衡利害得失，迟迟落不得笔。他们终于从屋里走出来，就像演员在台上错念了台词，会有一抹羞红从心底映上面颊，低着头匆匆走过人群，就像没脸见人一样。
整个工作看上去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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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书记告诉我，这个村今年春天搞过一次选举，因为有一对夫妻离婚，但还未撤消户口，妻子的选票被丈夫领走了。妻子领不到选票，便投诉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认定整个选举过程有瑕疵，因有人举报，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兴师动众的一次选举，就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功亏一篑。这听起来简直令人振奋，我们的选举，难道科学严谨到无缝对接了？若不身临其境，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程序如此繁复，而又如此严苛。
一只石英钟摆放在外窗台上，是鸭蛋形的椭圆。我跟手机对了一下，差两分钟。也不知是我快了它慢了，还是它快了我的手机慢了。我正在那里琢磨，旁边有人说，这个石英鐘准，早晨刚跟广播电台对过的。
还是那个小媳妇，原来她一直尾随着我。
早上六点开始投票。十二点截止。这是公告上写着的。我在心里嘀咕，干嘛延续那样长的时间。两个钟头不行吗？三个钟头不行吗？大队人马要在这个院落耗6个小时，这也是人力物力啊！ 早晨是一个投票高峰。紧张的气氛甚至令人窒息。偌大一个院落说鸦雀无声一点也不为过。几次我都想跟黄书记说点什么，总觉得声音会显得突兀。八点以后，太阳升到天上了，人们都主动寻找凉阴，大院落显出了空旷。门口把门的也松懈了，曲着腿站在门后，那里日头晒，看上去没精打采。人来得稀稀拉拉，像羊矢豆儿一样一个一个往外冒。
黄书记也终于轻松了。她长舒一口气，拽了两个凳子放到门口，又从纸箱里拿出了两瓶矿泉水。我说我带水了，随手把那瓶水送给了别人。夜里缺觉，又站了这半天，我都有些累了。水杯一直在包里，里面放了几粒铁观音。此刻叶子舒张了，喝一口，有淡淡的苦味，是因为茶太浓了。人一松懈，就容易有倦容。心里的话，我这个时候才对黄书记说出口：“好像没有必要来这么早——战线拉得太长了。”
黄书记喝了一口水，解释说：“不长不行啊！村里人有去远处上班的，有在外面做生意的，我们早起是为了他们更好的履行选举的义务。不能耽搁他们挣钱啊！”
原来是这样。人家不解释我根本想不到。
这时来投票的老人居多。我发现他们手里大都拿着一个红牌牌，不似选票纸的粉红色，而是那种象征着喜庆的大红色。宽和长各有三五厘米，整齐划一，煞是醒目。他们从衣兜里小心摸出来，紧紧捏在手里，然后趴到小桌子上照猫画虎。我问那红牌牌是个啥，知情人告诉我，那是候选人发的，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防止那些文化不高的选民把名字写错了。你看，拿红牌牌的都是老人，年轻人一个都没有。
我留意了一下，果然。
知情人解释，政府喜欢这样，这样容易产生选举结果，假如选民把“晓军”写成“小军”，那么这张选票就得作废，否则对立面不依。
我点了点头，是这样。
有一个大娘看上去有七八十了，颤颤巍巍走了过来。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核桃大的髻。上台阶时，腿脚明显有些不利索。有人想扶她一把，她把人家的好意推开了。她坐在那个没有横板的木椅上，粗糙的手无论如何捉不牢笔。工作人员看着着急，想为她代寫，她脸上写满了不信任。她老伴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两个人对着红纸卡在空白纸上捣鼓半天，也没写对一个字。最后还是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把字写好，反复请他们对着红卡片比对，他们这才放了心。
工作人员笑着对我说，知道他们写不了。一辈子连笔都没有摸过，乍一写字哪会写得出来，照猫画虎也不行。我说，他们对你不放心。工作人员说，可不是不放心，一笔一画都盯着，那个大爷的手跟着我的手一起用力，好像写字的是他不是我。工作人员又笑了笑，说：“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走着瞧吧，好戏都在后头呢。”我问刚才他们写了谁，工作人员四下看了看，才告诉我：“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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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百余人，分了六个组。我拿到了一张表格，是手绘的人员安排。院子里有大门，旁边有两个小门。大门和小门里外各有六个人把守，防止有人闹事一轰而上，对投票箱造成威胁。这样的教训惨痛，却时有发生。黄书记给我说了好几个例子。一个老太太，因为儿子没有当选，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一屁股坐进了票箱里。票箱是纸箱，老太太像长在里面似的拔不出来。她儿子过来拔，顺便就抓了一把选票撕碎了，让许多人的辛苦打了水漂。还有一个候选人，在封箱之前扔进一个点燃的蜡烛头，选票尽毁。有希望当选的人不依不饶，整天背着这个装着纸灰的票箱去告状，一直告到了民政部。最恶劣的就是南民庄，刘姓人当选后，晚上去自家地里看树苗，被一伙人斩断了两只脚和一只手，只给他留一只手，用以打电话求救。这是两年前的事，姓刘的活了一条命，却从此成了废人。那里挨着京哈公路，罪犯造成流动作案的假象，其实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可苦于没有证据，案子到现在也没破。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青天白日底下，忽地刮起了一阵阴风。我问，对那些恶意破坏选举的人不能采取法律措施么？黄书记叹了口气，说：“还不是为了保稳定。很多时候为了稳定，我们都快成孙子了。”
从我这个角度望过去，守在门口的远比预先安排的人要多，是有人凑成群闲说话了。开始的紧张气氛慢慢消散了，人们逐渐放松了那根弦。太阳也有了几分毒辣，院子里没有阴凉，男人围在树下抽烟，很多女士都借助墙体或门楼的凉阴席地而坐，因为都穿着迷彩服，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居然很像风景。
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吊儿郎当走进了院子。没有人注意他，他大模大样东张西望地走过来，嘲讽地说了句：“政府真有人。”这话一共说了三遍，显然是说给黄书记听的。黄书记却仿佛关上了耳朵，看都不看他。投完了票，他把一只脚放到高高的台阶上，胳膊横着压上去，左顾右盼，又说：“来这么多人，政府干点啥不好。”
黄书记这回“横”了他一眼：“有事么？没事哪远滚哪去。”
那人咂了一下嘴，灰溜溜地走了。
黄书记气咻咻地说：“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我说：“他到还识趣，不恼。”
黄书记说：“我还想恼呢，哪轮到他了。”
过了九点，家庭妇女多了起来。她们大概是呼朋唤伴统一着步调，都有着相似的神情。人一多，把门的就开始紧张，每次只准许进十个人。因为写票的地方有限，这十人也得在外排个儿。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说衣着，说头发，说妆容，不像来选举，到像来看戏。她们表面嘻嘻哈哈，若仔细观瞧，眼神里有内容，眼神往哪里一飘，就露出眼风。门口没有凉阴，她们在外等得辛苦。有些人写得也很慢。我猜，她们虽然年轻，却常年不拿笔，握一杆笔大概比握一柄锄头都重。我计了一下时，有个人在里面待了足足十五分钟。平时十五分钟可能不算什么，可对等在屋檐底下的人来说，漫长得简直难以容忍。她们的表情以及手上的动作，都有了掩饰不住的情绪化，甚至有了恶狠狠的表情。而就在刚才，这个女人似乎还是她们中间受欢迎的人，大家都围住她，夸赞她。那是个四十左右岁的清瘦女人，扎一根独辫。看形象和气质是有别于其他妇人的。我突然有了想法。选票一共有三个格，填上三个候选人的名字连一分钟都用不了，可她却平均五分钟写一个名字，所以我猜，她坐在那里也许在想些什么，或者，在享受那种状态也未可知，当然，也可能在故意磨蹭。耽搁那样长的时间也许是因为拿不定主意——她表面应承了人家，其实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她应该是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背对着我们，两条腿紧抿，瘦溜的脊背拔得很直。外面的不满信号她好像接收到了，她把纸抚平，俯下身去，填写的动作开始麻利。转过身来，朝我们笑了一下。不知为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仿佛是，耗费了这样多的时间，所做的事情还是没能让自己满意。她摇了摇头，加深了那种无奈。又仿佛，她到底没能战胜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是怎样的复杂和难以两全，走出屋外时，特意偏离了等在屋檐下的女人，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她没有抬头，绕了一个弧形走了。 村里的女人都很时尚，六十多岁的人了，打扮得还像个小姑娘。穿两件套的丝网衫，上面绣着鲜红的梅花。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却烫出大的波浪，看上去别有韵致。有个大娘板板眼眼地走路，面目甚是和善。她进屋就把选票和红牌牌亮出来，对我们几个说，妹子，劳个驾，我瞎字不识，替我填上。我都心里痒痒的，愿意为她代劳。咽了口唾沫，才把那种愿望压下了。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去写选票，她是专门干这个的，随时等候差遣。我问她多大年纪，老人瘪了瘪嘴，让我猜。我说您有七十岁么？老人伸出两只手来比画，一个是八，一个是四。
我半开玩笑地惊呼：“您不是四十八吧？”
老人呵呵笑着说：“八十四啦！”
我真心诚意说：“不像，太不像了。”
黄书记在一边说：“说六十岁都有人信！”
我们的声音都有些夸大，是故意给这寂静的空气填些响动。这大半天，实在是沉闷坏了。
工作人员把填好的选票展开给她看，想请她检验。她一把抓了过去，说我相信你们。你们是公家人，不信你们信谁？外面有个女人招呼她，快走，快走。大娘对我们解释，她们等着我来和（一种纸牌）呢。说完，小心翼翼地迈下台阶。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们说：“你们姐几个，有空到我家里去串门。”
我们愉快地应。这半天的时间，就这一刻让人愉悦。
我想找个人拉呱拉呱，但总也没有逮着机会。一位大圆脸的老伯写好选票从我身边经过，我匆忙搭讪了句：“您认识于晓军吗？”
其实这个于晓军，我也不认识，但我知道他眼下是候选人，前面那一对老夫妇曾经把他写进选票里。我担心叫这个名字的人在现场，那样我就尴尬了。我只是想找个切入点，跟老伯搭上话茬儿。如果我直接跟老伯说选举的事，怕他会提防。
谢天谢地。老伯沒有当场指认。他说认识于晓军，就住在不远处，家里养了许多活物，在街上很少见到他。我问那些活物都是啥，他说鸡，狗，兔子，猪。我说，是正经庄稼人。老伯重复我的话，是个正经庄稼人。又说自己是苦命人，是山里人寄养在马太庄的，六岁过来，十多岁想回去，发现家里有六个哥哥，连个能容身的地方都没有。养母开始对他好，后来生了很多自己的孩子，跟他的关系也淡了。他长大成人后，家人一致不允许他讨媳妇。因为按照乡村的规矩，母亲会跟着光棍儿子过。这点他一说我就懂。我的家乡也有跟他一模一样的的情况，一家人合伙谋杀一个人的幸福，然后让他终身伺候老人。
老伯说，他四十岁才讨来老婆，带过来一儿一女。虽是半路夫妻，儿女却都孝顺。儿子给他买电动车，女儿在冬天给他买名牌羽绒服。
话说得投机，老伯对我一副热脸膛。我问他的选票填的谁，老伯小声告诉我，村里谁请客送礼他不选谁。
哦，居然还这样！我问他们为啥请客送礼。
老伯说，当村干部有油水。过去穷得屁股后头跟着要账的，当了几年村长，两口子一人一辆卧车。
我问那卧车是什么牌子，我是想估算一下价值。
可老伯显然不知道，说管它什么牌子，反正都是四个轱辘。
我想起了黄板牙，他可不像有钱人。衣服穿得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否则怎么会弄一口黄板牙。可老伯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的钱都在他老婆的肋骨上穿着，他都摸不着。
惧内。我说。
老伯说，她老婆可不是一般人，又抽烟又喝酒又打麻将。不弄俩钱能行？
我发现，像老伯这样坦荡从容的人并不多。我朝周围看了一眼，发现我们聚集了很多人的目光。老伯却旁若无人，跟一个老伙计打了声招呼，想递给人家一根烟，结果那人摇摇手，没接。老伯自嘲地笑了下，朝那个方向说，抽根烟咋着？我也朝那个方向看，见一伙人围在一起，神情诡秘。我把这一点想明白了，那些候选人，大概都在现场。我分不清谁是谁，但那些选民心里清楚。都在一个庄里住着，选谁不选谁，大家心里都有压力。我问老伯想不想做村干部，老伯说，不想。心黑了良心过不去，不心黑就不如干点自己的事。你以为那干部是好当的？
有个女人过来招呼说，你还在这里胡勒勒，我都等你半天了。老伯对我说，他还要去赶集，家里种了些山菌子，要拿到大集上卖。说完，跟了女人走了。
我以后肯定还要到村里来。我没有问他的名姓。所掌握的那些资料，能让我很容易找到他。
6
我问黄书记投票有没有过半数。黄书记说还不够。我有些忧心忡忡，这样兴师动众地组织一次选举太不易，如果最终选票不到半数可咋整。选举法有明文规定，不够半数将视选举结果无效。我把担心说给黄书记听，黄书记笑了笑，满怀信心说，会够的，咱不用心里没底，那些候选人心里都清楚。他们都在暗中一张一张计算选票，如果都不够半数，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来操持选举。对于选情，他们比我们清楚。我说，那些候选人是不是都在这个院子里？黄书记朝东南角的人群努了努嘴，说那当然。哪里人多，哪里就有一个候选人，他们一步也不舍得离开这里。
选举时间是由选举委员会的人决定。选举委员会成员是候选人指定的。这一点，倒跟西方的选举类似。
选民投了票以后大部分都没走，站在一旁看热闹。我稍稍留意了一下，就发现有几张脸不同寻常，焦虑，烦躁，紧张。像油锅里的鱼，表面都长嘎渣了。他们有时也故意轻松地跟人说说话，找人借火抽烟，但那轻松一看就是装出来的。我一一点了出来，问工作人员那几个人是不是都是候选人？工作人员逐个看了看，有一个她不认识，但另两个人是原来的两委班子成员。她说，您眼可真独。我问，咋没看见那个黄板牙老主任？工作人员说，他还没来，他是主角，应该最后出场。车子进村的时候从老主任家的门前过，您有没有看见他？他在砖垛后面躲着。我说，我看见了，在村庄外，他家是座小二楼，看见车队过去，他才站到了路中央，旁边是一个小水坑。水坑里映着他浑浊的影子。
当然，后一点是我想象出来的。
原来像演出一样都是有计划的，主角要在关键时刻出场？ 九点四十分。白肚皮出现了。
这是一个白皮肤的胖男人，穿着圆口布鞋和老头衫。背心卷到胸口以上，雪白的肚子在胸前咣里咣当，走一步烂颤。不知别人怎么称呼他，他一出现，我就叫他白肚皮，他皱着眉头走过来，挥着手说，出事了出事了，别选了别选了。选了也无效，你们听我的没错。
黄书记这个时候不在现场，她有事回机关了，刚走。
写票的不写了，写了的不投了，都看着白肚皮。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刚领了三张选票，白肚皮说，票已经没用了，撕了吧。
女人比画着说，撕了？男人拍着肚皮说，撕了。工作人员想上前阻拦，晚了一步。女人“喀喀”两把，当真把选票撕了。
我质问白肚皮：“你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让人撕选票？”
白肚皮不理我，轻蔑的眼风看着现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他只有三十五六岁，这个年纪的人在乡村，一般还没有号召力。
我身边站着几个政府的小伙子，其中一个悄悄拉了我一下，说少几张票没有关系，不会影响选举结果，要是多一张，那就全完了。我说，他们是不是提前谋划好的？小伙子说，管他，提前谋划也是白谋划。
白肚皮跟政府和警方的人都熟，散烟，点火。不时跟这个那个打招呼，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他鼓动大家放弃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焦急，搜寻副总指挥。他姓李，是副镇长，负责门口的安全保卫。李镇长此刻就站在不远处，朝这里看。我特别希望他说，先往下进行，其余的事以后再说。
我看出了他很为难，也看出了他很焦急。可他站在那里，没动。
白肚皮不时把背心撩起来，放下。再撩起，再放下，都成习惯动作了。我猜他心里也是紧张的。他还留着小胡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長相有点像《水浒传》里的小旋风柴进。
当然我是瞎联想，我也没见过柴进本人。
村里有一些人围在他身边，但看得出，大家并不怎么在意他。他自己说罢选的理由：选票发错了。有一家，伯伯和侄媳妇是两个户口本，伯伯只有一个人，那张选票却让侄媳妇领走了。
这样的选举过程又有了瑕疵。
我根本不理解，一张选票会起多大作用呢？就能让准备了这样久、劳动了这样多的人的一次选举，作废么？
现场顿时紧张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大门外涌动着许多人头，我站在台阶上，能从大门上边的空隙处看见许多黑的或花白的脑袋。宣传干部也是位女士，在我隔壁办公，此刻走了过来悄悄对我说，形势不好就赶紧走吧。也许到时想走就走不脱了。
她说的意思是，一张选票有可能酿成群体事件。
在乡间，政府公务人员或公安干警被围困的事多了。老百姓的法律比政府人员学得熟，他们懂得进退。但也有胆大妄为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居然几百人一起从事打架活动，结果动用了防暴警察，把警察打坏了六个。
事后某位警察朋友对我说，奶奶的，脖子差一点就被扭断了，老百姓也真有敢下手的。
我觉得选举现场不会失控到这种地步，都是乡里乡亲，彼此应该有些情面。即便失控，我既然遇到了，也不能选择逃脱。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办？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很多细节问题我不懂，我没有发言权。“等黄书记吧。”我说。
民政局的两个人始终在屋檐底下坐着，此刻该由他们出面解释有关政策了。可他们谁都不说话。我走过去对他们说，这不应该是个很大的问题，把相关人员找到，问明情况，通过协商应该能够解决吧？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一个抹脖子一个用指头剜耳朵。最后还是年纪大些的说：“请示一下吧。”
另一个点头：“那就请示一下。”
年纪大些的拿出手机，有人便说：“去屋里打，去屋里打。”意思是躲开不相关的人。
这段时间实在漫长，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越聚越多。
我在没人的地方给黄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这边的情况知道了？”
她说知道了。
我说：“回来吧。”
她说已经往回走了。
我说：“大门口围着很多人，多加小心。”
她说：“这个时候应该还没事。”
十五分钟以后，黄书记终于现身了。大门迅速张开，黄书记朝里一闪身子，两扇门又迅速合上了。外面有一股人流要往里拥挤，有人甚至伸进来一条腿，在坚持不懈的对峙中，那条腿收回去了。大门重新关好，里外成了两个孤立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天气热走得急，黄书记的脸色有些苍白。按道理，她应该是红脸膛才对。她走过来时，很多人都围了上去，我也插空儿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她是一个敢负责任的人，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她问：“民政局那边有消息了么？”
年长些的拿着手机看，说再等等。
几分钟以后，手机终于有了动静。他连忙把手机捂到耳朵上，转过身去。过了好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说：“选举符合法定程序，错领的那张选票，可由当事人出具书面委托书。”
很多人都长舒一口气。白肚皮一脸无奈的表情，一只手下意识地拍了拍肚子，转身走了。
我问黄书记认不认识这个人。黄书记不屑地说：“谁不认识他，他就是于晓军么。”说完，黄书记站到门口，冲外招呼说：“用大喇叭喊喊，选举继续进行。”
7
村书记姓秦，个子不高，黑皮肤，一直在跑前跑后，闷头做服务工作，一看就是厚道人。传说他总挨村主任的欺负，啥事都做不了主，自己撂了挑子。过去的两委班子都姓高，只有他一个外姓人。我很多年前来过这个村庄，寻找《十粒金丹》里描绘过的公乐亭遗迹遗址，他陪我从村西走到村东。一片烂泥塘里都是腐植物，他说过去这里就是湖面，公乐亭就建在南边的高岗上，与埙城的独乐寺遥遥相对。他小的时候，湖里还有荷花，岸边有成片的芦苇，他还在芦苇塘里拣过鸟蛋。还见过村民盗挖地基，长条石都被抬回家去垒猪圈了。一块墓碑沉进了水井，那碑上都是字！如今，那里成了一片杂树林，全没了萧晶玉女士描写的风貌。历史真是沧海桑田啊！后来我去了他家里，也差不多是这个季节。他想给我烧壶开水，我说，黄瓜架上不是有黄瓜吗？于是，我吃了他家一根黄瓜，把热水省了。 他还记得我，走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
他听了黄书记的话，立时朝屋里走。我待的门口这个地方，就是村里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麦克风。麦克风上绑一块红布，已经很陈旧了。
他过去伏下身来，“噗噗”吹了两口气，外面的喇叭里就传出来很大的响动。说：“刚才，出了点岔头儿，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投票的人可以继续投票了。嗯，大家听好了，选举继续进行！”
大喇叭里余音袅袅，门楼底下的那扇门“砰”地被撞开了，进来了三四个五十几岁的男人。有两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梳着大背头，矮个子，人长得敦敦实实。一个像柳枝一样苗条，从肩膀往下都是一条线，大热的天气，居然穿着唐装。唐装虽说是白色的，可那样紧的领口，还是让我替他勒得慌。
背头迈着虎步走了过来，去了发选票的桌旁，一挥手，那个写满候选人名字的十六开本子已经到了他的手里，里面还夹着没发出去的两张红色选票。他把本子卷成了一个筒，倒背着手，用两只手握着，横眉立目说：“我看你选，你再选！还无法无天了你们！”
那个白衣唐装更显得愤怒，他一说话就唾沫星子四溅。他用尖细的小嗓门嚷：“这样公开弄虚作假你们也不管，政府是干什么，什么，吃的！”
他原来有些结巴。这一结巴不要紧，把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缓释了。周围的人“轰”地发出一阵笑，让他感到了不好意思。他统共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再不肯开尊口，似乎再不愿意把结巴示人。
此刻白肚皮站到了墙根底下的阴凉处。他就像刚退场的演员，眼里都是别人的戏，一派悠闲。
背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就成了演说家。他一个人站在院子中央，痛陈这次选举营私舞弊，说全村这样多的老百姓，不能像傻子一样让人骗來骗去。他挥着肥厚的手掌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因激动嘴唇剧烈得抖，一句话总也说不完整。背头那样演讲，村里人都看着，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也没有谁有点什么表示。看不到谁赞同，也看不到谁反对。似乎大家都是不相关的人。背头把选举登记册举到空中，激昂地说：“人可骗，天不可欺，欺天就是欺祖宗，欺祖宗！”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就像电光石火，烧灼的空气都在抖动。他自己似乎也很得意，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的那些话，不知是冲谁说的，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把院子里的人看了个遍，也没有想出所以然。
我也在地方上混了这些年，自以为不是书生气的人。
通过这次选举，我还是觉得自己简单了。
我虽然没说话，但我有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这明明就是破坏选举，还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有事情可以说，怎么可以抢登记册呢？那上面可是有1600多名选民，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那些选民允许你这样做么？
我用眼睛寻找那些警察，我隐隐有些兴奋。我觉得，他们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过去一把抓住背头的肩膀，磕膝盖往腰处一顶，胳膊朝后一别，就把登记册拿到了。再不老实，我知道警察手里有铐子。
背头求饶说：“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再不敢了！”警察朝前一推，背头肯定就摔个狗吃屎。头发也不会这样整齐了，会朝两边分散，掉在脸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人没了形象，自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这就是好戏到了高潮。
可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现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十几个警察好像地遁了，我看不到他们的站位。院子里鸦雀无声，那样多的人，都是听众。而且，都是称职的听众。只有背头是演员，在院子里上演独角戏。此刻白肚皮凑过来蹲在了墙根下，他原来并没有走远。白肚皮两只手托着腮，把自己折叠起来，把白肚皮隐藏了。只一瞬，又不见了。他匆忙朝南走，似乎是突然想起要躲避什么。我看了眼背头以及背头带来的人，断定他们不是一伙的。白肚皮消失在人群里，那里有女人跟他动手动脚的笑闹。
用文字叙述显得时间有些长，其实这都是一瞬间的事。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此刻闯了过来，背头退后一步，转眼成了看客。老人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个长一个短地挽着裤腿，用手指着某一处，从走进院子里就开始破口大骂。他骂人没有指向，语句肮脏，但缺乏实质内容。
骂人的话忽略不计。
我不知道他骂的是谁，虽然他的手总是朝前方指着，但我不明白他的方向。他突然露出了一些口风，我才意识到他就是被人冒领了选票的人。他情绪很激动，很多时候词不达意，但骂人的声音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平线。
我突然想，这其中，也许有诈。
8
我是这样想的。退一万步讲，老人的选票即便真的是被人家冒领了，他完全可以去找当事人理论，有必要大闹选举现场吗？
现场村、镇、县三级领导干部都在场，他完全可以哪怕情绪激动地向任何一级领导反映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这样破口大骂。
我好好观察了一下那个老人，是典型的庄稼人形象，如果换成另一个地方，他甚至会很和善。他的草帽底下，是清瘦的一张脸，面容晦暗。嘴有些瘪，那些骂人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甚至有些拌舌头。他中气足，是因为身体好，大概刚从田里劳动回来。
大家都看着他骂人，转眼就把背头忘了。背头寥落地站到了墙根下，接过别人递的烟用指头夹着，却并没有点燃。道具，都是道具。背头也是道具，此刻他就像刚从台上撤下，要自己静静心。他离开了身边的几个人，站到了稍远些的地方。他也在看老人。走下台后让他觉得轻松，他精神一懈，腰身有些佝偻了。老人绕着发选票的桌子走了一圈，突然拣起一块砖头拍到了桌面上，说：“看谁敢再选！”
这砖头一直躺在桌子下面，大概被谁趟出来了，被老人轻易拿到了手里，派上了用场。
老人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他不是来反映问题的，而是来阻挠选举的。背头本来已经登台在前了，正是表演得热烈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出现，明显是缺乏设计。
这边的事情还没完，那扇小门又被人撞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更老的人，拄着棍儿。问了村里人我才知道，都九十一了。他腿脚走得缓慢，甚至没有走到院子中心。有人送过去一把折叠椅，他顺势先坐了上去。他也开口骂人，口干舌燥地骂，声音像沙子一样，让人听着难受。那些骂人的话甚至没有主语，所以你同样听不出所以然。这样的场景真是令人乏味，黄书记背转过去吐了一口痰，她告诉我，这是不同阵营的人在演悲情戏，可派出这样老的演员登台，也真是不要脸。 我突然有了兴致。
老人坐下时，棍儿在两腿中间戳着，两只手用力攀扶，像是在攀扶着一棵树。裤脚提了起来，里面还是过冬的棉裤。
我旁边的几个女人也看到了，纷纷议论说：“看，他穿的是冬天的衣服，都不知道热。”
他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村里有个人走过去劝他：“这样大的年纪，骂啥啊。”老人扯着高声说：“不骂他他不知道马王爷三条腿！”
三条腿的马王爷，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他骂了许多话，就是这句我能够复述。
他的脸热得通红。黄书记着人喊来了警察，说得把他弄走，如果中暑倒在这里，会出大麻烦。四个警察朝他走去，开始好言相劝，让他回家。这样大的年纪，热坏了不划算。不劝还罢了，一劝老人骂得更热闹了。警察不得不来硬的，两个上前架胳膊，两个后面撤椅子，可他和椅子却像是焊在了地上，就看见警察在那里用力，老人却纹丝儿没动。
村里有人给出主意，说连椅子一起抬。
警察试了试，警察往高处抬，他的棍子往地下拄，全身的力气都伏在棍子上，像一个成了精的老壁虎，警察根本奈何不了他。
我当然清楚，警察是没把他当阶级敌人，手下是留情的。否则那样干瘦一个人，连百斤都不够，怎么可能是四个小伙子的对手。
老人逐渐骂得没了力气，嘴唇蠕动，却鲜有声音送出来。忽然蹦出来一个人的名字：刘桂花。因为与刘桂花的妈连在了一起，一个穿着花格子衫的女人立时跳了出来，走到了老人的面前，用手指着老人说：“你再骂试试！你再骂试试！要不是看你上了几岁年纪，我这大耳刮子早煽下去了！”
老人毫不示弱，仰着脸说：“我就骂了，你煽一个试试！”
女人挥舞着手臂跃跃欲试，但到底不敢真动手。女人开始借助外部力量，对围观的人说：“我早上好心好意问他去不去选举，他张口就说，操他死妈的才不去选。我说都是要死的人了，嘴上要积德啊。他嗔得我说他要死了，骂了我一个早上。”
他们继续胶着，越骂越无趣。开始还有人劝，后来劝人的人先走了。警察也散去了。女人狠狠骂了一些大话，扭身出去了。
老人又骂了一段时间，声音嘶哑得像得了重感冒。他茫然地看着周围，显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干些什么。稀疏的白发像刚钻出地的韭菜，挂着细小的汗珠。我从屋里拿了瓶水，想趁人不注意递给他。给他水的想法我早就有了，可我不好意思。我只得假装往外走，像偶然想起似的把水扔到了他怀里。他接过来急忙往嘴里灌，看得出他渴坏了。一小瓶水几口就灌下去了，瓶子被他随手丢到了地上。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注意，我后来就把他给忘了。但他与女人对骂的场景事后我经常回忆，他们相差有30岁，按道理是不应该这样的。
就因为不是一个阵营，老人就成了射出枪膛的那颗子弹。也许有人会说，他这样骂一通，解决了什么问题么？事后我也跟黄书记探讨过。黄书记说，村里的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老人得了谁的好处，到这里闹一通。至于闹成什么样，既不能现场指导，又不能场外指挥，只得由着他。而老人这样闹一通，不管后果是什么，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顺便说一下，选举现场的一切都有人录像。为了怕某些村民找茬儿推翻选举，政府随时跟着DV，以便作为证据。
9
十点整，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出现了。
我如果如实写下他的样子，肯定会显得不真实。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诡谲，强过所有的戏剧大师。此人有四十多岁，板寸头发，穿着浅灰色稠的布褂，摇晃着一只手走路。我都不用多留心，就看见他无名指上的手箍足有半寸宽。我想我真是孤陋寡闻。我是不喜欢首饰，但有些事情是应该知道的。我就从来没听说过戒指是可以论平方的，真是长了见识。我心想，这村子可真是邪行，什么样的人物都出产。我悄悄问周围的人他是谁，那人扯了我一下，我后退几步，那人环顾左右以后方说：“柴俊挺。”
我长长地“哦”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这个名字，类似生意人，但比生意人会挣钱。他專门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其实挣的是国家的钱。城市周围的土地政府都在收储，那些“掮客”应运而生。比如，你这块地想跟政府多要钱，就谎称地给了他，政府本来想给你二十万，结果他费尽周折多拿了十万。这十万跟你对半分，你就可以轻松地拿到二十五万。而他空手套白狼，据说一天里能做成多单生意。
他的办法千奇百怪，要想说清楚，大概得写一本书。
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新职业，一本何止万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弄不好，你就让别人收拾了。
我问他是不是候选人，那人告诉我，是候选人。不过在他是玩票，他可不把选举当回事。
我问，他怎么不当回事？
那人说，别人请客他不请，别人送礼他不送。选举了他才过来看看，他不是玩票是什么？
我说，那他何苦要参选。
那人说，耍存在感吧。每次他都来这么一下子。
我“哦”了一声。利用选举耍存在感，这话听着可真叫新鲜。
知道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是什么局面吗？就是眼下这个样子。
他弹着腿走过来。我想了好久，才把他的那种走路的方法命名为“弹着腿”。膝盖会弓起来，在空中略作停顿，放下时，却掷地有声。这是一个会走路的人，板板眼眼。我奶奶曾经说过，有的人走路是瞎走，为走而走。会走路的人要一步一个脚印，脚呈外八字，这是官步。他的腿似乎长着眼睛，知道怎样走路才能出什么样的效果，果然，大家几乎都盯着他的腿。他“弹”到了发选票的办公桌旁，敲了敲。说：“谁管啊？”发选票的几个人原本站着看热闹，此刻规矩地坐了回去。他扭头就看见了背头在不远处站着，草草招了招手，背头就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他一伸手，背头就把背在身后的登记册不情愿地给了他。背头的手很低，他拿过来时稍稍弯了下腰。背头挑着眼睛看他，他却看也不看背头。
他先把桌子上的那块砖头拎起来，看了看，朝远处扔去。两只手拍了拍，大概自信砖头上的土已经拍掉了，才用手在桌子上用力抹了抹，把那些土渣抹干净了。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若无人，就像抹自己家的柜子。待相信土渣也被他抹净了，才把登记册平平展展放到桌子上，放两只手上去拍打了一下，说：“选吧。” 说完这话，他走了。
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吗？我就像看电影，都有些紧张和激动了。看着背头刚才趾高气扬现在灰不溜秋的样子，我高兴得都要笑出声来了。可我知道不能笑，紧咬嘴唇，得忍着。现场安静得就像空无一人，似乎没有一个人像我笑点这样低。我用目光找到了黄书记，她在人圈外打电话，她一直都在打电话。不时仰脸笑两声。我突发奇想，也不知道电话那头有没有人接听。我有理由相信，她的手机肯定是道具。刚才的这一幕，她是十二分关注的。可是，就是因为关注，她不愿意表现出来。表面上她背对着这里，身体其实有一个倾斜视角，这里发生的一切，她都看在了眼里。
刚才聚集的人群像水晕一样扩散了。激动过后便有一丝荒凉。他一个人的力量强过了我们百余人的队伍，我们还带着公检法司。我相信，黄书记和我一样心里不是滋味。我们表面是那么强大，其实又是多么虚弱啊。不知是怎样的盘根错节，令我们无法伸张自己。甚至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究竟在怕什么！政府与民众之间，或者，与“刁民”之间，怎样一种道义才能成就铁的规则，没有规则，哪有方圆！
我又觉得自己超乎现实了。现实很平庸。可我今天的经历，觉得一点都不平庸。
没想到，戏剧性的故事还在后面。
10
我把发生的事情盘点了一下，以便自己能够清楚明白。因为是海选，所以没有候选人，首轮选举要过选民半数才能出来候选人名单。所以谁跟谁是一股力量，也许村里人清楚，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一点也看不明白。但我想，选举日程过半，登台表演的人肯定都出场了，柴俊挺这样的大牌不会再有了。
我想到了那个圆脸老伯，他说谁请客送礼他不选谁，也许指的就是柴俊挺。
很显然，之前出场的几个人物都跟柴俊挺没关系。因为他们的诉求不一样。
柴俊挺明显是鹤立鸡群，与他比，于晓军、背头之流都是小喽啰。自从他走进这个院子，几乎就没跟谁打招呼。但这里肯定有他的眼线，在关键时刻给他通消息。他在家里决胜这里，连老人拍砖估计都知道。看他对那块砖的态度，说不定事前怎么处理都有了谋划。他是万事了然于胸的气度。
凡是阻挠今天选举的人，应该都是眼下的既得利益者。村委班子瘫痪，但事情有人支应。今天的选举不出结果，那些支应人就依然主事。所以从某种程度说，背头、拍砖老人也许就属于这一派。其次是那个叫于晓军的白肚皮，应该与背头是两回事。如果让我推测，我甚至觉得那个拄棍儿的老人也许是他爷爷。
当然，如果是写小说，这样安排情节是可能的。但下面肯定会有故事，他不可能看着爷爷与女人对骂无动于衷。
可能还有别的小股力量，属于潜流。
这样缕出头绪，也许不一定正确。但看着乱哄哄的现场，最起码条理明晰了些。
十点零五分，大喇叭没响，但人们都在口口相传，又可以选举了。
与早上相比，气氛有些谐谑了，来的人都不太积极，似乎不情愿走进这个院子。走进来也要说几句怪话，这样折腾了几遭，人们身心都有些疲塌了。我猜。
白肚皮此刻坐在了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像个千斤坠一样，把前轱辘趁得悬了起来。他继续在那里说风凉话：“选也没用，最后肯定无效。不信你们走着瞧。我要说差了你们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泡儿踩。”
没了先前的气势，话说出来少了分量。听见的人都会看他一眼，但没有人接他的话茬儿。他的声音便在空中飘着，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暑热也让人无精打采。发选票的那排桌子就在太阳地儿里，太阳已经称得上毒辣了，但他们不能动，巧手的女人脸上甚至汪出来一层油。这是个不经晒的女人。
连我都累了。虽然穿了平底鞋，站得脚后跟都是疼的。我想快一点选完，回去好能睡个觉。我暗暗掐了掐指头，从起床到现在，都快六个小时了。
黃板牙就是在现场显得疲塌的时候出场的。因为大门口把守森严，选民都是徒手进来的，只有他骑着一辆山地车，整个身体匍匐在车把上，一下一下蹬着，进到院子里，还在往前骑，如果不是有台阶，他能把前车轱辘骑进屋里。他把车子停靠在屋檐底下，四下看了看，先跟白肚皮打招呼：“你写票了吗？”这是打招呼的方式。否则这个场合，大概说什么也不合适。白肚皮的身边就有很多人，他只跟白肚皮一个人打招呼，显见得白肚皮在他心里也是个重要角色。奇怪的是，白肚皮并不买他的账，别着脑袋故意跟人说话，不理他。他讪笑了一下，去领选票。
白肚皮这才冷眼看着他。
黄板牙再次说：“写票吧。”
白肚皮说：“写了也白写。”
黄板牙对着别人说：“白写谁不写？”
他几乎是在屋里打个旋风脚，就出来了。速度快得简直让人吃惊。有个人问他写的是谁，不等回答，那人又说，写的你自己吧？黄板牙毫不避讳，说三个格我都写自己。那人说，那你就是光杆司令了。选举进行了这样长的时间，我是第一次听人公开谈论候选人的名字，这让空气也显得松弛。黄板牙先去投票，又回来推山地车，在院子里就先骑了上去。有人说：“小心别栽着。”黄板牙头也不回地说：“你就盼着吧。”
看字面，似乎是在斗嘴。其实是乡间属于幽默的玩笑，这从双方的神情可以看出来。
就像一场蹩脚的大戏，人们对主角的出场千呼万唤。可不知是因为剧本导演还是演员的演技，主角的亮相却平淡无奇。最起码我深深地失望。他穿一件天蓝色的跨栏背心，包着白布边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至少是十年前的；下面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那种二十年前流行的卡其布，现在很少有人穿了。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没穿袜子。白胡子白头发都没怎么修整过，看上去显得拉拉杂杂。我想起圆脸老伯的话，说当村主任有油水，过去讨账的屁股后头追着，当了几年村主任，夫妻俩一人一辆卧车。
我想，老伯嘴里的人跟眼前的黄板牙显然对不上号。假如他真有卧车，即便不开出来，身上也会挂着幌子。他现在这个样子，连山地车配他都显得有富余。 是老伯在开玩笑，还是他善于伪装？
选举的气氛因为黄板牙的昙花一现而显得有了精神，有人嘴上开着玩笑，女人摸了男人的后背一下，说潮。这都是经典笑话，人尽皆知。乌龟的盖子潮，就意味着天要下雨。关键是，现在正是响晴薄日，所以女人这玩笑开得恰如其分。还有一个女人丢石子，丢在了一个男人的头顶上，男人回过头来说，谁丢的绣球？我今天晚上跟谁走！惹得女人举着拳头追着打，男人说，打是亲。骂是爱，稀罕大了用脚踹！
动手动脚的都是村里人，政府机关的人则都是仨人一群俩人一伙地聊天。这个时候是盛事太平的意思了，连门口的警察都躲到一边去了。太阳明晃晃地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像长了腿一样朝南走，但没走出多远，就又被云层埋住了。
11
小S走进院子里时，我一点也没想到她的身份。我在前邊说过，这个村庄离城市近，很多年过半百的女人衣着都很时尚。所以小S背着嫣紫色的淑女包出现在院子里时，我并没有多留意。我只注意到了她走路的情态，穿着高跟鞋，身体像蛇一样扭。说真的，时近中午，我的感觉也迟钝了，又累又饿。早餐还在车里扔着，估计该在高温中腐化了。又站了这大半天，腰像断了一样疼。
我呆呆地看着她朝这边走，有些费劲地想，这个人走路有特点，要是写小说，就叫她小S。这是她的体形。
我后来想，小S明显不是本村人，因为她到院子里一直在东张西望。本村人一般不会这样，即便是找人，会站在哪里喊一嗓子。
可她从把守森严的院门长驱直入，作为没有选民证的她，不知是源于别人的倏忽，还是因为别的。
选举还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在按部就班进行，只是气氛恬淡多了。发选票的人都有些心不在焉。早晨三张选票要翻来覆去数， 惟恐多发出去一张。这个时候好像也不那样仔细了。
白肚皮原本在墙角那里蹲着，忽然快步走了过来。高调说：“你是报社的高记者吧？”
他们热烈地握手，像是久违的亲人一样。黄书记原本在屋里，也被院子里的响动惊动了，走了出来。她问我是咋回事，我说好像是白肚皮请来了记者。总指挥朝那里看了一眼，说：“咱们照章办事，他们请焦点访谈咱们也不怕。”
我说：“对，有什么好怕的。”
话是这样说，气氛到底就不一样了。很多村民围拢过去，听小S采访白肚皮。白肚皮把衣服撩得更高了，不时用背心去抹脸上的汗水。他郑重其事说：“选举有人弄虚作假，请问记者同志，这样的选举结果有效吗？”
小S在小本上不时记着什么，白肚皮滔滔不绝地对她讲，他讲的那些话我们都已经听过了，无非就是选举不符合法定程序之类。
当说到那张被冒领的选票，小S一下子就把本子合上了。她说：“这里谁负责？”
黄书记手搭凉棚说：“外边热，你到屋里来说吧。”
小S往这边走，在门口站下了。她探着身子朝屋里看了看，见里边有人正在写选票。小S说：“还是到外边说吧，别影响别人。”
小S的话说得对，可那口风听上去，却让人能听出弦外之音。
黄书记和小S走到了东面的墙根下，交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她们之间的气氛并不融洽，这从两个人的神情可以看出来。这时白肚皮走过来跟我搭讪，问我是不是政府的人。我看了他一眼，说，是。
他说，政府的人百分之八十他都认识。
我说，我就是那百分之二十里的。我问他小S是哪家报社的，他有些炫耀地说，党报，名记。
我问他，那一张选票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选举结果。他说，谁当选他都没意见，但政府不应该糊弄人。
我说，政府的意见跟你好像挺一致。
他把背心习惯性地往上卷，说：“政府反正不想让我当，那张被冒领的选票……肯定是选我的！”
他的意思无非是在说，他与发错了的选票没关系。他现在的行动没有任何私利。
这话却有一点像雷，能把人雷得外焦里嫩。我说：“假如把那几张选票都给你……你还反对选举继续进行吗？”
他马上说：“反对！谁当选我都没意见，但政府不能容忍弄虚作假。《选举法》是国家大法，政府也不能知法犯法！”
我问：“政府怎么容忍弄虚作假了？”
他说，故意错发选票就是公然违背选举法。
这话说得无力，我也懒得再听。拧开杯子喝了一口水，我借故回到了屋里。我对那些法律条文充满崇敬和畏惧，但若问熟悉程度，我肯定是门外汉。我知道很多人把选举法背到烂熟，却是一心一意寻找漏洞。就像这个白肚皮，一看就是来生事的。
把一场选举搅黄，在他们，就是功莫大焉。
遥想当年的马太庄，有活泉，有湿地，村前的小河旁长着成片的芦苇。公乐亭与城内的独乐寺遥遥相对，被女作家写进长篇小说，取名麒麟村。这是怎样一幅图景。如今尚武之风已绝迹，几年前，村里最后一位拳师仙逝，高家拳被写进非物质遗产名录，已经后继无人了。兴也忽焉亡也忽焉，站在历史长河里回望，都是倏忽一瞬。
……而这一瞬，真的好难熬。
我看见黄书记和小S客气地但并不愉悦地分了手，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快十一点半了。
我朝小S走去。就像鬼使神差，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该做点什么。我问她认不认识徐华东。徐华东也是他们报社的，应该算小S的前辈。小S敷衍说，认识。我说前一段他身体不太好，最近好些了吗？
小S警惕地问：“你怎么认识他？”
我说我认识他有十几年了。
小S突然笑了一下，说：“别人都穿迷彩服，你怎么不穿？”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没穿迷彩服，我是来挂职的，并不等同于他们队伍中的某一个。换句话说，今天的选举跟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我不领导他们，也不接受他们领导。我只是来现场了解下情况，严格地说，我跟记者的身份其实更类似。小S果然跟我亲善了许多，悄悄对我说，知不知道马太庄选举的内幕？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说，什么内幕？ 12
最后一个来投选票的是一个小女孩，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这个时候是十一点四十五分，距离截止时间的十二点，已经很近了。小女孩不是多漂亮，但长得清纯可爱。她写了选票出来，我朝她笑了一下，她也朝我笑了一下。这个时候小S正跟白肚皮在墙根底下交谈，白肚皮皱着眉头，但笑得很灿烂。我第一次发现人皱起眉头来也可以那样笑，不知是笑得故意，还是眉头皱得故意。我留意着那边，嘴里问小姑娘怎么这个时间才来交选票，小姑娘说，他们虽是村里人，父母却在城里做买卖，没时间回来。她也在城里上学，为了赶时间回来投票，她特意请假提前半节课出来了。我说，你们可以选择弃权啊。小姑娘的嘴角弯了弯，说那样是会得罪人的……找我们来投票的人都把门槛踢破了。
我说：“投票也会得罪人。”
小姑娘不解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学命题，但对小姑娘来说，显得深奥了。
小姑娘走了以后，就再也不见有人来投票了。人们都盯着窗台上的石英钟，看着指针跳过了十二点，几个警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问黄书记：“结束么？”黄书记摆了一下手说：“结束。”四个警察走上前，每个人抬着票箱的一角出了这间屋子，进了隔壁的会议室。票箱不知会有多重，我这时才发现，投票箱齐腰高，却是铁的，看上去着实有些分量。会议室里有块黑板，上面的信息虽是几年前的，但边沿处都漆黑瓦亮。票箱被放到黑板底下的长条桌旁，这是要统计选票了。谢天谢地，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我对黄书记说，别处的票箱都是纸箱或木头的，这样大的铁家伙还是第一次看到。莫非是专门为选举定做的？黄书记解释，铁箱曾经是政府食堂的铁皮柜，盛盘碗用的。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找人改造了一下，来到了这里。黄书记耳语了句，是因为这村太容易出事了。黄书记指挥人统计选票，政府的人先占领有利地形，把桌子围了起来。外面才是村民，像罐头一样把屋子装满了。我和黄书记退到了墙根下，黄书记继续说，这个村的情况特殊，有几次选举，票箱不是被人抢了就是被人点着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把它用作投票箱了。黄书记嘬着牙花子说，事情还是难办，那一张选票他咬着不撒嘴。我说，谁？黄书记说，还能有谁，肯定是那个于晓军。我说，不是符合法定程序吗？黄书记说，要是当事人能出个书面委托书，当然就没问题了。你也看见了那个老爷子，吃了枪药一样骂人，再让他写委托书，他还不得把人吃了。
“只能听天由命了。”黄书记叹息了一声。
我说：“问题既然出在白肚皮身上，那就做做他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黄书记怔了一下，显然对白肚皮三个字表示费解，待想明白，呵呵笑了。她说：“这个工作是不会做通的，除非……”
她留下了半截话。
我问除非什么？
她左右看了看，耳语说：“除非派出所使手段，他也就怕这一点。”
我也小声说：“不可以考虑吗？”
她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不可以，他没犯法。”
黄书记告诉我，于晓军这样的人物，每个村几乎都有，但他是个极端的例子。他也想当村干部，但人缘太差。我想起一对老夫妻曾经拿着红纸片写他，圆脸老伯还称赞他是正经庄稼人。黄书记说，不知道机巧在哪里吧？那对老人是他爹妈。于晓军自己不好意思来拿选票，让不识字的爹妈来。你跟人家打听于晓军时，他爹妈就在旁边站着呢。哈哈！我都要笑出眼泪了。用樱桃小丸子的话说，酱紫啊！黄书记弓起指背抹了抹眼角，又说，明明知道自己选不上，于晓军不甘心，就是来搅和。什么时候把选举搅和黄了，他就显本事了，就称心如意了。我问，他是不是会为了老的村委班子吧？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黄书记说，他就是那种高度自私的人，谁也不为，就为他自己。我想问问那个拄棍儿的人是谁，院子里又有了别的动静。
从窗玻璃看过去，那两扇关了半天的大铁门打开了，有两辆小车开了进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又有枝节横生了。黄书记在空中拍了拍手，说机关来送饭了，是盒饭。机关的同志都留下吃盒饭，吃完了再统计选票。她对外围的老百姓挥手说，大家都回去吃饭吧。又转头对我说，您能否辛苦一下，陪记者到外面找个饭店。我说，一定要陪吗？黄书记说，毕竟是为选举来的，都是公事，公事就得公办。我知道这个时候接触新闻记者有些敏感，问黄书记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黄书记说，现场就是这个样子，咱也没有什么可瞒着掖着的。还是那句话，别说她是党报的，她就是焦点访谈的咱也不怕。说真的，我还是有些犹疑，有时候事情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一直都在现场，现场的情况我又了解多少呢？换另外一个人同样在我的角度，看到的问题可能一点都不一样。眼睛不一样视野就不一样。视野不一样感受就不一样。何况看到的还都只是表面，就是长了透视眼，还有那些人的想法和感觉呢。不一起摸爬滚打，如何得知。但我不会把内心的东西说出来，我的位置，基本上是属于给别人添麻烦型。我也的确应该干点什么。
黃书记招了招手，把小S叫了过来。黄书记说：“妹子，跑这么远的路一定很辛苦，我离不开现场，让我们的领导陪你到外边吃点饭。”小S用大城市人特有的语调说：“不用，我就在这里吃盒饭就成。”黄书记说：“不成。盒饭是有数的，没有富余。”那边盒饭正好卸完，司机关上了后备箱。我拉着小S跟我上了车，上了车她就开始打手机，来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一个同事，一直在大门外跟选民接触。她是这样说的：“怎么样了，活干完了吗？干完了出去吃点饭。嗯，嗯，嗯。”
像是在打哑谜。
那是个戴圆圆的镜片的小伙子，穿一件大红的纯棉背心。长枪型的照相机在脖子上挂着，脖子都给坠弯了。他上了车，小S突然想起介绍我，是徐华东老师的朋友。您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了。小S突然惊叫一声，您是……作家吧？我说，今天没坐着，出来了。小S说，她两天前跟徐老师一起吃饭，说起要到埙城来，徐华东还提起了我的名字，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联系。我说，你两天前就知道这里要选举？她点点头，我说，你比我强，我昨天晚上七点才知道。我的脑子里转了一下，今年是换届年，村村都要选举，但做记者的显然不会村村都去跑。事实上，他们原本对选举不感兴趣，这里面，没有什么新闻让他们随便写。我问你们咋知道马太庄有人弄虚作假。小S得意地说，我们什么都知道。我快速算了算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发错选票的时间是八点四十。我平时也不怎么在意时间，今天却把每一个转折的时间都记得清楚，怕记混，我还用手机给自己发了短信。小S来到选举现场的时间是十点二十，报社来这里一百公里，如果是正常情况有人举报，他们现在也许还在路上。 十点二十。他们到得实在是太早了。
我说：“你们两天前就知道有人弄虚作假了。”
小S说：“我不明白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很简单，你让人忽悠了。”
小S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小S问了我很多问题，诸如政府愿意让谁当选之类。我耐心地跟她解释，政府帮不了谁的忙，政府如果想帮谁的忙，都会越帮越忙。小S说，你不是说你跟他们没关系吗？我知道她误会了，我说，有没有关系都是相对的。就像我跟你一样。我们原本没关系，可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看得出，她对我的话有抵触，脸上有了不耐烦。头朝窗外侧去，半天没回过头来。
我问小伙子跑了半天累不累，小伙子很老实，说累，腿肚子都要转筋了。
13
车子跑到村头就是通往埙城的公路了，公路两边有许多小饭店。我们选择其中一家进去了，门脸很小，但很干净。要了几个凉菜和水饺，还没吃上几口，门口忽然堵住了一个腰身很粗的胖妇人。毫不夸张地说，她站在门口，门口就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了。她站在那里就开台骂，所骂的每一句话都跟柴俊挺扯上了干系。我给闹蒙了，一时没想起柴俊挺是谁。使劲想了想，才想起是那个玩空手道的人，一鸟入林，百鸟压音。背头面对他，就像面对托塔李天王一样，让我紧张加激动。女人完全是乡村的骂法，句句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司机小声说，糟糕，咱们来错地方了，这里是柴俊挺姐姐家开的饭店。我说咱们吃饭付钱，管他谁开饭店呢。司机说，您往马路对面看。对面也是一家小饭店，门口有两棵香花槐，背头双手叉腰就在两棵树间站着，周围还有三个村里人，一起朝这边看。司机说，这个女人是他老婆。
女人满脸的横肉上下窜动，她指点着我们说，你们跟姓柴的合穿一条裤子！
我们不语。
女人又说，你们就知道傍大款，还是公家人呢，活得一分钱都不值！呸！
小S“啪”地摔了筷子，对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做事情，这样的饭你让我怎么吃！
我说，用嘴吃。
小S说，贿赂人也不是这样的贿赂法！
我说，你可别提那两个字，我犯不上贿赂谁。
小S说，你告诉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说，傻瓜都能看得明白，还用得着说？
总之，我跟小S不欢而散。其实我也不想得罪她，可她的样子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假模假式的人看得多了，再看几个其实也没啥，可事到临头，还是过不去。
我很后悔跟她提起徐华东，徐华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做新闻记者修养和禀赋最重要，小S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饭没吃完，小S和她的同事打出租走了。我想让司机去送他们，小S把手扬得高高的，挑着声音说，不用！看那架势，大有秋后算账的意思。那辆姜黄色的小汽车在我面前绝尘而去，我心说，小样儿的，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司机在一旁嘀咕，她回去不会在报纸上糟蹋咱吧？
我笑了笑。
我给徐华东拨电话，电话通了，我却没了说什么的欲望。徐华东主动说，我们有两个小实习记者去你那边了。我说，哦。徐华东说，我曾经说服他们不要去，乡村选举情况复杂，那种混水趟不得。可他们不听，现在的小孩子呀……徐华东呵呵笑了笑，接着说，总是自以为是。
徐华东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也在趟混水。
他说，小心着凉。
我们又说了一些别的，说得彼此都很高興。
我回到选举现场时，大家都把盒饭吃完了，两个大纸箱的白饭盒，看上去也很有气象。我把情况对黄书记说了，我在这里属于客串，我得让她知道详情。小S以为政府跟柴俊挺是一伙的，我们正巧坐在了柴俊挺姐姐家开的饭店，背头的老婆过去一骂，她就以为我们都是在接受行贿呢。她是太年轻了，觉得几个饺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能解决问题。我后来经常想当时应该给她解释清楚，新来的人儿，摸不着门儿。可话赶话赶在那儿了，我再解释，倒显得我心虚。
黄书记豪气地挥了挥手，说由她去。
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事情有了变化。原来，黄书记和村里的秦书记中午好歹吃了口饭，就去找那位拍砖大爷。他们突然登门，让拍砖大爷很意外，但说到写委托书的事，老人则是打死都不应承。老人一口咬定是侄媳妇偷领了他的选票，至于为什么偷领，拍砖大爷说，你们去找她，找我找得上么？
他们又去找那个侄媳妇，想碰碰运气。他们从前门进，侄媳妇却从后门小风车似地溜出去了，她骑上自行车不知去了哪里。有知情的邻居说，她就是躲你们，你们不走她不会回来。这一点，黄书记当然很清楚。事情就是这样走进了死胡同。
放弃选举成了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这个时候，白肚皮就在铁皮票箱上坐着，说要与铁皮箱共存亡。他的两只脚交替捶打铁皮箱，那种“嗵嗵嗵”的响声让人心乱如麻。白肚皮唱歌似地说，反正你不放弃选举结果我就去告状，县里不行去市里，市里不行去北京，到时候你们可别说我是越级上访，咱这是丑话说在前头……
不会有人被白肚皮的话吓倒，谁都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但我知道，白肚皮的话句句都有分量。比选举工作更艰难的是信访，选举还有一点商榷和余地，信访则是拉满弓的弦，能量都是超负荷。
我站在廊下的台阶上，看着满天的五花日头，对黄书记说：“就为这一张选票……真就一点别的办法也没有了？”黄书记说：“要是有办法就好了。唉，也不怨别人，还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我说：“再选一次你的工作仍然做不好。”黄书记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选票可能是故意发错的，有人一直在做手脚。
我以为黄书记会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她淡然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谁心里都很清楚。可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下一次，我们把工作做得更严密些，让他无处下蛆。”
我的感慨都没法说出口。我有些憋气，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真是一点都想不通。 黄书记对白肚皮说：“好了，你下来吧，今天就算你胜利了。”
白肚皮从铁皮箱上跳了下来，说：“我说你选不成你就选不成。早一点放弃就好了，省很多事。”
黄书记说：“你说得对。”
黄书记还没说打道回府，人们都“呼啦”朝大门外走去。
我衷心说：“我可知道做基层工作不易了。”
黄书记说：“这个村还不是最难的。”
14
我回到了机关，下午三点的会一直开到六点。黄书记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安排在迎宾楼。我说还在开会。黄书记说，有散的时候吧？我说这边有安排。黄书记说，咱的工作还没完，还要研究进行下一步的部署呢。几句话说得我无话可说，只得去了迎宾楼，见民政局的两个人在，还有公证处的。我奇怪在现场一眼也没看到公证处的人。略一想，明白了，没有选举结果，公证处的人自然就没派上用场，他们一直混在人群里。白红啤三种颜色都上全了，有人问我喝哪一种，我说喝点白的。这种场合我总是这样说，喝点白的。不是我有酒量，是白酒容易打掩埋。我喝一点酒就睡不着觉，就心跳异常，那种痛苦说出来也不会被人理解。许多场面又不得不端杯，我练就了一样本事，酒是喝下去了，但一滴也喝不到肠胃里。
说是近在咫尺，谁又能知道谁的真相呢。
大家推杯换盏，嘻嘻哈哈。选举没出结果，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谁都不会为这件事心情沉重，计算投入和产出成本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而我纯粹属于少见多怪。我挂职半年多了，下乡是经常的，但真正走进选举还是第一次，多一些感想和感慨也情有可原。谈到下一次选举如何进行，大家出了很多主意。近期不能再搞了，再搞结局还是相同的。要等那些付出代价的人自己找上门来，那些人其实就是候选人，他们打熬不起，张网了就得捞鱼。不能坐等那些鱼都跑光，那样还得重新张网。
很多事情不用政府著急，有人急着为政府做事。
这次是以户口本为单位，结果有了瑕疵，下次一定要带上身份证。身份证和户口本绑到一起，预防万一。提前发出公告，一个身份证一张选票，认证不认人。假如你的身份证在别人手里，而别人又代领了你的选票，没办法，那就是授权委托了，谁让你不管好自己的有效证件呢。大家都说这个法子好，可保万无一失。我只是听着，而且听不大明白。我的思维一直在开小差。我在想那个白肚皮，他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在商讨对策呢。下一次的方法再严密，是不是也会留下可乘之机呢？
我问民政局的人，下次选举委员会的人会换届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选举委员会的人也换届，又会增加许多工作量。
科长说，选举委员会到了届别也要换，三年一换届。于是便有人跟我掰指头：13、14、15……
他们说的是公元纪年。
大家都说，三年实在太短了，太折腾了，太累人了。人大政协都改五年了，村民自制普选这块怎么就不能五年呢？然后便有人提议，为最终能实现五年干杯！这个时候的酒，都到了抢着喝的阶段，我干什么都不会有人在意。我走到了窗前，发现屋里的灯越来越亮了，是外面的夜空越来越黑了。
（责编：梁红）
又是换届年。
6月20日晚七点，我挂职单位的镇党委黄书记打来电话，说明天要去村里换届选举，问我去不去。
我说，去。
我问她去不去，她说她是这次选举现场的总指挥。
因为一直关注村民自制的民主进程，我试图对一个村庄进行抽丝剥茧式地现场实录。这种打算早就有，我对乡村有感情，特别希望他们在物质生活相对于城市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优越于城市的不单是空气。
这是我要求挂职的其中一个原因。
组织部门把我送了来，对黄书记说，不要给王老师安排硬性工作，她就这里转转那里看看，她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不得不说，这是对我的误解。若是熟人，或者身边没有其他人，我会纠正组织部门的说法，可看他们说得一本正经，我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我理解组织部门的意思，他们也是在为我争取权益。乡镇工作不同于机关，事儿杂。他们这是在为我着想。
我对黄书记说，什么时候去马太庄选举，我也去。黄书记问我为什么选择去马太庄，我说，他们三年没选出村班子，这里面准有故事。
黄书记大为惊讶，说你刚来这几天，情况倒摸得蛮清楚。
我笑着说，马马虎虎吧，闲着也是闲着。
镇里一共十七个自然村，马太庄坐落在城西的五名山下，是一个最让政府头疼的村庄。果不其然，我一提马太庄，黄书记就开始挠头皮，说这个村庄也不知道咋就那么复杂，村庄不大，却总能出幺蛾子。许多顺理成章的事，在他们那里就是行不通。
我说：“肯定是能人太多了。”
黄书记说：“不是能人太多了，是能耐人太多了。”
我乐不可支。能人是褒义词，能耐人就含了些许贬义。一字之差，汉字的精妙在这里体现得特别充分。你说一个人有能耐，肯定是褒义。但如果说这个人太能耐，肯定就是贬义了。
“所以，我选择马太庄是有考虑的。”我有些得意。对黄书记说，我已经到那个村里转过了。过去那村里有活泉，有湿地，村前的小河旁长着成片的芦苇。清代康熙年间的女作家萧晶玉的长篇小说《十粒金丹》中笔下的麒麟村就指的是那里。村人尚武，大多姓高。所以主人公是叫高梦銮的，横枪跃马，出奇制胜。该书曾于清光绪戊子年间发行，距今已经120年了。
黄书记说不错不错，功课做得相当到位。
黄书记在电话里告诉我，五点一刻早餐，五点半准时出发。我脱口而出——这么早！马太庄不就在县城边上么？黄书记爽朗地笑了笑，说这可不算早，这种早起在乡镇工作中是常事儿。
我夜里没敢关手機，怕自己一下睡过站。虽然从没有因为睡觉误过事，我还是加了小心。那个叫马太庄的村庄，离城市三里地，中间地带的土地已经被政府收储，所以整个村庄很快就会变成城市的一部分。离城市近的村庄都富裕，人也显得与别处不同，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更别说马太庄有特殊的历史渊源，传说高梦銮的父亲高廷赞被奸臣所害，告老还乡，建座公乐亭以对应不远处的独乐寺。那是座辽代木结构大阁，曾让梁思成夫妇着迷。从民国十九年，他们坐驴车一路向西，不止一次到访过这里。独乐寺也因梁思成夫妇而声名远播。公乐亭曾经是蓟州城的八景之一，在四乡八村中，马太庄人一直都很优越。虽然旧迹难寻，但总归有史可查。老的村委会主任我见过，头发都白了，有六十多岁，国字脸，一笑露出满口的黄板牙。他蹲在镇政府门口吃煎饼，看见黄书记的车进来，他“嗖”地蹿了过去。据说他当初当选村委会主任是因为总上访告状，是镇里有名的上访专业户。把别人告倒了，他就上去了。然后，别人又把他告倒了。某一天，我在黄书记屋里见到他，发现他坐在角落里，说话很横。他一宗一件说了很多事，路、电、水、垃圾处理，没有一样能让他满意。他说政府就会和稀泥，糊弄人。我当时觉得很惊奇，但黄书记却笑眯眯看着他，奚落说：“不糊弄你，你干事吗？”
那人说：“不糊弄我，我会干得更好！”
黄书记不屑：“拉倒吧。你说北山有石头我也不信。我让你哄弄怕了。”
那人咧着阔大的嘴巴“呲呲”地笑，说：“我糊弄人是让政府逼的。”
黄书记说：“政府糊弄人都是让你们逼的。”
那人陡然站了起来，扯着嗓子说：“政府先哄弄人！政府哄弄的都是大事儿！我们哄弄政府都是小事儿！性质不一样！”
我担心地看了眼黄书记，怕她会起急。谁知她屁股坐在椅子上，窝儿都没动，只是脸上有了嘲讽的微笑。那微笑像是画上去的，有一种隽永的味道。黄书记沉稳地说：“有话好好说，你急啥？”
那人说：“当初修路政府答应一里地给八万，结果却只给了四万，路都修成了豆腐渣，村里人意见都大着呢。”黄书记说：“是你有意见吧？别说什么事都把群众搭上。别的村一分不给，路也修得比你们村强，我还想问问你，那四万块钱都干啥使了，尽买豆腐渣了吧？”
那人当即恼了，说：“我修路了！我要是往兜里掖了一分钱我就是孙子！”
黄书记敞亮地说：“那你的孙子就是当定了！大家都看见了你修的路，除了几车石子面子，看得见沙子水泥么？你也就把自己家门口修光溜了吧？”
黄书记话音未落，那人就从这屋里窜出去了，看得出，神情上多少有点让人点到穴位似的难为情。与我擦肩而过时，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真叫人难形容。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既乖顺讨好，又狡诈凌厉。像一只装满了水的盆儿，什么都想承载，却又满是戒备。这个场景，让我领教了乡镇工作确实与机关不同。机关人说话都虚与委蛇，哪里会这样真刀真枪，刀刀见血。我对黄书记说：“你厉害啊！几句话把他吓跑了。”黄书记咯咯笑着说：“见笑见笑，对待他们这种人，你就不能给脸。你稍微一软，他就骑你脖子上拉屎。这种老百姓，蜿蜒着呢。”
“蜿蜒”这个词，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不知道是应该形容心眼儿，还是形容性格。总之就像字的表面呈现的一样，是九曲十八盘的感觉。后来我在楼下见到了黄板牙，他蹲在石阶上抽烟。我们对看了一眼，他没理我，我也没招呼他。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些什么，他是黄书记父亲的年纪，在家里，估计也是爷爷辈的人了。被小字辈的人那样训，我都有点替他难堪。他来找黄书记，也是为选举来的。他们之前曾经有过几句对话，我是事后听黄书记说的。黄板牙说，政府是干啥吃的，行政不作为，导致马太庄连个“届”都换不出来。这种话黄书记怎么会爱听，所以找个茬口教训他。我就是那天知道了马太庄的事，思谋什么时候到村里转转，但不能找黄板牙，这种人不好打交道。除了各种抱怨，他大概不会说别的。别人当主任的时候他告别人，他当了主任别人告他。三年前，就是他在任上的时候被村里的代表联名罢免了。现在想重新复出，估计还是不甘心。 又适逢选举年，谈起这个村的状况，黄书记皱着眉头，只说一个字：乱。
就是因为乱，黄书记才会亲历亲为，任现场总指挥。黄书记说，这个村要是再选不出班子，我这个书记干脆撂挑子得了。
我给手机定了时：5点。早晨的时间对我很宝贵，我情愿牺牲别的也多睡一两分钟。事前又把水杯雨伞笔本之类的东西准备好，就寝。没想到竟失眠了，凌晨两点还无睡意。忽忽悠悠睡着了，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像扎猛子一样刚潜入水底，手机铃声响了，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用了许多年，从没换过。
我一看表，差一刻五点。电话是司机打来的，已经到楼下了。
我又领教了乡镇工作对待时间的态度，就是与机关不同。我家到镇里的车程不过十分钟。
慌得我哎，好歹洗了脸，把衣服穿齐整，匆匆忙忙下了楼。我知道选举现场得去很多人，我可不愿拉别人的后腿。司机告诉我，黄书记特别嘱咐，另两个人顺便搭个车，是民政局的人，一个科长，一个科员。路程都不远，就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区。我跟科长打过照面，问他们这次去的任务是什么，科长说，负责政策咨询。
本来想去镇政府吃早餐，可到办公楼前一看，大家都已经上车待命了。我数了数，一共六辆面包车，同去的一共有七十余人。我大为惊讶，镇政府的人是不是都要去？可司机告诉我，这还不是全部。另外还有公安干警十四人、保安人员十四人、公证处两人，总共一百余人。
“不会有点草木皆兵吧？”我嘟囔了句。
早餐给我塞到了车上，火烧，豆浆、鸡蛋、面包、榨菜。没有食欲，我把这些东西用袋子系紧实，放到了一边。
车队朝外环轰隆隆驶去。沿路不时遇见晨起遛早的人。我忍了好久，才没让哈欠出唇。
3
村里的道都很窄，有的地方积水竟有半个车轮深。真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遥远时候的盛景，真就只是个传说了。我看见前面的车子在水坑里跳跃，右轮“噗”地一歪，水溅到了路两边的砖墙上。印象中，村里的路都是水泥板路，这些年一直在搞“村村通”——是卫星电视之外的村村通，路面硬化，我当时还陪上级领导到典型村去视察，那种水泥板路有十公分厚，比原来的路基高出一大截。不清楚这个村为什么是个例外，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黄板牙主任，莫非就是他把路修的这德性？
政府难道就对他没奈何？或者，政府也有把柄被他攥在了手里？对，他说工程款政府没有拨足，黄书记当时也没有反驳。有些情况我是知道的。因为经费紧张，过去政府东挪西占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黄板牙才那么底气足。
拐了一个弯，到了一段相对平坦的地方。一座小二楼旁边有一个砖垛，有个人似乎在用砖垛做掩护，探头朝外看。不知别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黄板牙。
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显得非常可笑。车队过去了，他才从砖垛后面走了出来，大模大样地站在了马路中间的水凹旁。泥水坑里有他浑浊的影子，当然他看不见，我也看不见，这是我脑子里的影像。
村委会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一排十几间红砖瓦房。东南角有一株大椿树，是整个院子里惟一的风景。我跟着黄书记一直朝里走，见每一间房门上都贴有纸条，上写“秘密写票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探头往里看了一眼，见屋子的角落里各有两张学生用的小课桌，显然属于临时启用，与周围的整体环境很不搭调。墙壁上是村务公开的各种表格，但日期是三年前的。中间的屋子很大，是党员活动室。墙壁上是镜框宣传栏，里面的各项分工很仔细。书记，小组长，副组长，居然还有小组秘书。但也同样心照不宣——那些当值的人自己可能都忘了上墙的事，上面满是灰尘。屋角也放两只小课桌，奶黄色。一只桌前没椅子，有椅子的那把椅子很可笑，只剩下了四条腿支撑着一个方框，上面的横板就是一块窄窄的木条，都没有二寸宽。很多选民因为年龄大了都对那把椅子有想法，看了又看，最终也没敢把屁股放到上边。
院子里放着一排办公桌，选举委员会成员一叠一叠数选票。选票是粉红色的，像B5纸那样大。可选票纸要削薄得多，被人翻动时，发出一种清脆的“哗泠”声。选票一共要过三个人的手。一个人容易有猫腻，两个人容易搭窝，三个人大概才让人无话可说。三足鼎立是从古至今的自然法则。只是1600余张选票数完了不容易。手巧的妇女把选票当作钞票，一叠一叠地数。手拙的那一个一张一张地翻动，还不时伸出指头沾唾沫，那指头都被粉红色的纸染成了蜡手指。
全部人马各就各位，一轮太阳也从东方升起来了。一个大院落瞬间明亮，天和地都似新的。
進入了选举程序，选民拿着选民登记证来领选票，以户口本为单位，每个户口本可来一个人代领代选，否则连亲娘老子也不行。发选票分两个组，每组三个人。以村中心的马路为界，负责东西各半边。由本村的人对照选民登记册核实来者身份，由政府公务人员数出选票，交到村选举委员会成员手里，然后再由此人给选民，选民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秘密写票处”。
“秘密写票处”这时派上用场。我也方才知道这其中的含义。那是用红纸写的几个颜体黑字，居然很好看，不知是出于谁的手笔。
有一个小伙子，大约二十几岁，他领了自己的选票以后，想把父母的一并领走，遭到了严拒。小伙子骂骂咧咧，说父母都下地干活去了，没空来。有人耐心地给他作解释：“你如果有父母的书面委托书，可以领走选票。”
小伙子说：“委托个屁啊，他们都不识字。”
小伙子缠磨了半天，也没能如愿。此刻各项规则真是铁板一块，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小伙子无奈，只得拿手机打电话：“他们不让领，要一个户口本才行。谁让你们那么早给我们分家，这下分出毛病了……你们谁来一下吧，不来不行啊！”小伙子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手机揣进兜里，他把自己手里的两张选票狠狠朝桌子上摔打，那选票立时裂了口子。
“小小的年纪脾气就这样不好，他媳妇可有得受呢。”我跟黄书记开玩笑。我们俩站在党员活动室里，一直在密切注视外面的动静。黄书记经常连眼都不眨，那种紧张显而易见，我希望她能放松些。 黄书记显然没有开玩笑的兴趣，她在门口闪出半个身子，目光冷峻地目测现场，招手让几个小青年过来，吩咐他们盯紧大门口，防止有人进来浑水摸鱼。大门口已经是一种紧张局势，两扇木门均有人把守，外面每有人敲门进来，公安都要请两边的人验明正身，确信无疑才肯放进来。
我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到了屋檐下的台阶上，地势略高，便能把一院子的脸孔尽收眼里。发选票的一个村里人，个子不高，面皮青黄，长短不齐长着几根小胡子，说话总是丧声丧气。我身边站着的一个小媳妇抱着孩子。孩子大约不满一岁，是塌鼻梁，但两只大眼很有神。我朝孩子扮了个兔子脸，孩子咯咯地笑出了声。小媳妇问我是啥干部，我说是来瞧热闹的。我问小媳妇那个发选票的男人是谁，小媳妇侧过身来跟我耳语，说是一个想当选的人，今天大概没戏，瞧他那个样，也不像能当干部的。
“你还会相面？”我故意逗她。
小媳妇得意地笑，毫不掩饰地说：“会点儿。”
小媳妇诡秘地朝我挤挤眼，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政府的人。别说看热闹，这院子连蚊子也飞不进来。
我朝她竖了下大拇指。说我的确是政府的人，但跟他们是两码事。
小媳妇说，你是他们的领导？
想了想，我说，就算是吧。
“看，让我猜着了吧？”小媳妇的亲昵显而易见，她朝我身边凑了凑，悄声问：“今天到底谁能当选？”
她想打听小道消息。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确实不知道。
我问：“你的选票想投给谁？”
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顷刻就土崩瓦解了。小媳妇往一旁躲了躲，便有了划清界限的意味。孩子突然哭叫起来，小媳妇烦躁地在他后背上擂了一掌。
发选票的一共有三个人。丧声丧气的男人坐在东边，西面的长条椅上坐着两个女人。她们离得近些，肩膀挨着肩膀。就是手巧的和手拙的那两个，偶尔低头密语，似乎是在说悄悄话。她们的头发被风吹了起来，在空中交集，仿佛要不分彼此，看上去怪有趣。两人核实东西两片选民的身份，手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可惜她们说些什么我听不到。我发现她们的衣着，发式，甚至连长相都有相似之处。都是椭圆形的脸，眯缝眼上边是纹过的两道眉毛，都修长入鬓，像是要飞起来。我左右看了下，想找个人交流。小媳妇适时地又凑了过来，只是错后了半步。我退了一下，跟她并了肩膀。我跟她搭讪说，那两个人好像姐和妹。小媳妇掂了掂怀里的孩子，说才不是呢。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一个是婶子，一个是侄媳妇，差着辈分呢。别看她们表面上嘻嘻哈哈，这是在人面前。其实是两派的，心里的劲头大着呢。
我惊讶地说，看不出来啊。
小媳妇说，她们哪会让你看出来，都可会演戏呢。若是一派的，也坐不到一起啊。
嗯，这才是关键。我心里说。
所谓“两派的”，是说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候选人，选举现场的每个关键环节都在共同把守。她们当然都希望自己阵营里的人当选，但敌视别的阵营里的人几乎是顺理成章。姐姐的村庄就是这样，平时要好的姐妹都因选举反目成仇。姐姐一家搬到了城里，但每次选举都会成为抢夺大战的焦点人物。一方说好的早晨四点来接，另一方三点就堵在了家门口。姐姐谁也不愿意伤，只得把家里的选票一分为二，这样的结果等同于弃权，你不满意他也不满意。这种感觉让我有些难受。我心目中的乡村一直是温馨的，温和的，温暾的。就像一个长相姣好的女人，给你衣食，给你温暖。可眼下的村庄却有些甚嚣尘上。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门口对着门口，窗户对着窗户，不是三叔就是二大爷。就因为闹派别，兄弟之间都起狼烟了。我老家的村庄也是这样，堂兄两年没来我家拜年了，害得我父母总念叨。
早些年我还因为选举专门写过小说，拿了首届梁斌文学奖。一座山里的小村庄交通不便，只有200口人。老人手里的一张选票能够一锤定音，两个儿子都来争夺，最后老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给了第三方。投票那天，老人的两个儿子分别代表两个阵营带领若干人众禁止老人投票，第三方的人在众人的协助下举着票箱来迎接老人，结果把票箱举过头顶，接过了那张选票。因为这一张选票，第三方当选了。我听到这个故事时，特意去了村里，走访了三方阵营中的很多人。但我最终没有见到那位老人，我见不到。老人因为一张选票得罪了两个儿子，大半年的时间，就抑郁而终了。
一张选票甚至就是身家性命。谁又能说中国农民不懂政治？
发票、写票、投票都在公务人员的严密监管之下进行，看上去比考场都严格。等待进入“秘密写票处”的村民在门外排起了长队，他们都很安静。有人进去很短时间就出来了，表情轻松，眼神里甚至有轻佻，似乎在说，瞧，就是这么简单。有人则要耽搁很长时间，他们是过于认真的人，恐怕“o”画不圆，或拿不准到底选谁，权衡利害得失，迟迟落不得笔。他们终于从屋里走出来，就像演员在台上错念了台词，会有一抹羞红从心底映上面颊，低着头匆匆走过人群，就像没脸见人一样。
整个工作看上去万无一失。
4
黄书记告诉我，这个村今年春天搞过一次选举，因为有一对夫妻离婚，但还未撤消户口，妻子的选票被丈夫领走了。妻子领不到选票，便投诉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认定整个选举过程有瑕疵，因有人举报，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兴师动众的一次选举，就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功亏一篑。这听起来简直令人振奋，我们的选举，难道科学严谨到无缝对接了？若不身临其境，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程序如此繁复，而又如此严苛。
一只石英钟摆放在外窗台上，是鸭蛋形的椭圆。我跟手机对了一下，差两分钟。也不知是我快了它慢了，还是它快了我的手机慢了。我正在那里琢磨，旁边有人说，这个石英鐘准，早晨刚跟广播电台对过的。
还是那个小媳妇，原来她一直尾随着我。
早上六点开始投票。十二点截止。这是公告上写着的。我在心里嘀咕，干嘛延续那样长的时间。两个钟头不行吗？三个钟头不行吗？大队人马要在这个院落耗6个小时，这也是人力物力啊！ 早晨是一个投票高峰。紧张的气氛甚至令人窒息。偌大一个院落说鸦雀无声一点也不为过。几次我都想跟黄书记说点什么，总觉得声音会显得突兀。八点以后，太阳升到天上了，人们都主动寻找凉阴，大院落显出了空旷。门口把门的也松懈了，曲着腿站在门后，那里日头晒，看上去没精打采。人来得稀稀拉拉，像羊矢豆儿一样一个一个往外冒。
黄书记也终于轻松了。她长舒一口气，拽了两个凳子放到门口，又从纸箱里拿出了两瓶矿泉水。我说我带水了，随手把那瓶水送给了别人。夜里缺觉，又站了这半天，我都有些累了。水杯一直在包里，里面放了几粒铁观音。此刻叶子舒张了，喝一口，有淡淡的苦味，是因为茶太浓了。人一松懈，就容易有倦容。心里的话，我这个时候才对黄书记说出口：“好像没有必要来这么早——战线拉得太长了。”
黄书记喝了一口水，解释说：“不长不行啊！村里人有去远处上班的，有在外面做生意的，我们早起是为了他们更好的履行选举的义务。不能耽搁他们挣钱啊！”
原来是这样。人家不解释我根本想不到。
这时来投票的老人居多。我发现他们手里大都拿着一个红牌牌，不似选票纸的粉红色，而是那种象征着喜庆的大红色。宽和长各有三五厘米，整齐划一，煞是醒目。他们从衣兜里小心摸出来，紧紧捏在手里，然后趴到小桌子上照猫画虎。我问那红牌牌是个啥，知情人告诉我，那是候选人发的，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防止那些文化不高的选民把名字写错了。你看，拿红牌牌的都是老人，年轻人一个都没有。
我留意了一下，果然。
知情人解释，政府喜欢这样，这样容易产生选举结果，假如选民把“晓军”写成“小军”，那么这张选票就得作废，否则对立面不依。
我点了点头，是这样。
有一个大娘看上去有七八十了，颤颤巍巍走了过来。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核桃大的髻。上台阶时，腿脚明显有些不利索。有人想扶她一把，她把人家的好意推开了。她坐在那个没有横板的木椅上，粗糙的手无论如何捉不牢笔。工作人员看着着急，想为她代寫，她脸上写满了不信任。她老伴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两个人对着红纸卡在空白纸上捣鼓半天，也没写对一个字。最后还是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把字写好，反复请他们对着红卡片比对，他们这才放了心。
工作人员笑着对我说，知道他们写不了。一辈子连笔都没有摸过，乍一写字哪会写得出来，照猫画虎也不行。我说，他们对你不放心。工作人员说，可不是不放心，一笔一画都盯着，那个大爷的手跟着我的手一起用力，好像写字的是他不是我。工作人员又笑了笑，说：“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走着瞧吧，好戏都在后头呢。”我问刚才他们写了谁，工作人员四下看了看，才告诉我：“于晓军。”
5
这百余人，分了六个组。我拿到了一张表格，是手绘的人员安排。院子里有大门，旁边有两个小门。大门和小门里外各有六个人把守，防止有人闹事一轰而上，对投票箱造成威胁。这样的教训惨痛，却时有发生。黄书记给我说了好几个例子。一个老太太，因为儿子没有当选，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一屁股坐进了票箱里。票箱是纸箱，老太太像长在里面似的拔不出来。她儿子过来拔，顺便就抓了一把选票撕碎了，让许多人的辛苦打了水漂。还有一个候选人，在封箱之前扔进一个点燃的蜡烛头，选票尽毁。有希望当选的人不依不饶，整天背着这个装着纸灰的票箱去告状，一直告到了民政部。最恶劣的就是南民庄，刘姓人当选后，晚上去自家地里看树苗，被一伙人斩断了两只脚和一只手，只给他留一只手，用以打电话求救。这是两年前的事，姓刘的活了一条命，却从此成了废人。那里挨着京哈公路，罪犯造成流动作案的假象，其实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可苦于没有证据，案子到现在也没破。听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青天白日底下，忽地刮起了一阵阴风。我问，对那些恶意破坏选举的人不能采取法律措施么？黄书记叹了口气，说：“还不是为了保稳定。很多时候为了稳定，我们都快成孙子了。”
从我这个角度望过去，守在门口的远比预先安排的人要多，是有人凑成群闲说话了。开始的紧张气氛慢慢消散了，人们逐渐放松了那根弦。太阳也有了几分毒辣，院子里没有阴凉，男人围在树下抽烟，很多女士都借助墙体或门楼的凉阴席地而坐，因为都穿着迷彩服，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居然很像风景。
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吊儿郎当走进了院子。没有人注意他，他大模大样东张西望地走过来，嘲讽地说了句：“政府真有人。”这话一共说了三遍，显然是说给黄书记听的。黄书记却仿佛关上了耳朵，看都不看他。投完了票，他把一只脚放到高高的台阶上，胳膊横着压上去，左顾右盼，又说：“来这么多人，政府干点啥不好。”
黄书记这回“横”了他一眼：“有事么？没事哪远滚哪去。”
那人咂了一下嘴，灰溜溜地走了。
黄书记气咻咻地说：“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我说：“他到还识趣，不恼。”
黄书记说：“我还想恼呢，哪轮到他了。”
过了九点，家庭妇女多了起来。她们大概是呼朋唤伴统一着步调，都有着相似的神情。人一多，把门的就开始紧张，每次只准许进十个人。因为写票的地方有限，这十人也得在外排个儿。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说衣着，说头发，说妆容，不像来选举，到像来看戏。她们表面嘻嘻哈哈，若仔细观瞧，眼神里有内容，眼神往哪里一飘，就露出眼风。门口没有凉阴，她们在外等得辛苦。有些人写得也很慢。我猜，她们虽然年轻，却常年不拿笔，握一杆笔大概比握一柄锄头都重。我计了一下时，有个人在里面待了足足十五分钟。平时十五分钟可能不算什么，可对等在屋檐底下的人来说，漫长得简直难以容忍。她们的表情以及手上的动作，都有了掩饰不住的情绪化，甚至有了恶狠狠的表情。而就在刚才，这个女人似乎还是她们中间受欢迎的人，大家都围住她，夸赞她。那是个四十左右岁的清瘦女人，扎一根独辫。看形象和气质是有别于其他妇人的。我突然有了想法。选票一共有三个格，填上三个候选人的名字连一分钟都用不了，可她却平均五分钟写一个名字，所以我猜，她坐在那里也许在想些什么，或者，在享受那种状态也未可知，当然，也可能在故意磨蹭。耽搁那样长的时间也许是因为拿不定主意——她表面应承了人家，其实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她应该是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背对着我们，两条腿紧抿，瘦溜的脊背拔得很直。外面的不满信号她好像接收到了，她把纸抚平，俯下身去，填写的动作开始麻利。转过身来，朝我们笑了一下。不知为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无奈。仿佛是，耗费了这样多的时间，所做的事情还是没能让自己满意。她摇了摇头，加深了那种无奈。又仿佛，她到底没能战胜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是怎样的复杂和难以两全，走出屋外时，特意偏离了等在屋檐下的女人，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她没有抬头，绕了一个弧形走了。 村里的女人都很时尚，六十多岁的人了，打扮得还像个小姑娘。穿两件套的丝网衫，上面绣着鲜红的梅花。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却烫出大的波浪，看上去别有韵致。有个大娘板板眼眼地走路，面目甚是和善。她进屋就把选票和红牌牌亮出来，对我们几个说，妹子，劳个驾，我瞎字不识，替我填上。我都心里痒痒的，愿意为她代劳。咽了口唾沫，才把那种愿望压下了。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去写选票，她是专门干这个的，随时等候差遣。我问她多大年纪，老人瘪了瘪嘴，让我猜。我说您有七十岁么？老人伸出两只手来比画，一个是八，一个是四。
我半开玩笑地惊呼：“您不是四十八吧？”
老人呵呵笑着说：“八十四啦！”
我真心诚意说：“不像，太不像了。”
黄书记在一边说：“说六十岁都有人信！”
我们的声音都有些夸大，是故意给这寂静的空气填些响动。这大半天，实在是沉闷坏了。
工作人员把填好的选票展开给她看，想请她检验。她一把抓了过去，说我相信你们。你们是公家人，不信你们信谁？外面有个女人招呼她，快走，快走。大娘对我们解释，她们等着我来和（一种纸牌）呢。说完，小心翼翼地迈下台阶。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们说：“你们姐几个，有空到我家里去串门。”
我们愉快地应。这半天的时间，就这一刻让人愉悦。
我想找个人拉呱拉呱，但总也没有逮着机会。一位大圆脸的老伯写好选票从我身边经过，我匆忙搭讪了句：“您认识于晓军吗？”
其实这个于晓军，我也不认识，但我知道他眼下是候选人，前面那一对老夫妇曾经把他写进选票里。我担心叫这个名字的人在现场，那样我就尴尬了。我只是想找个切入点，跟老伯搭上话茬儿。如果我直接跟老伯说选举的事，怕他会提防。
谢天谢地。老伯沒有当场指认。他说认识于晓军，就住在不远处，家里养了许多活物，在街上很少见到他。我问那些活物都是啥，他说鸡，狗，兔子，猪。我说，是正经庄稼人。老伯重复我的话，是个正经庄稼人。又说自己是苦命人，是山里人寄养在马太庄的，六岁过来，十多岁想回去，发现家里有六个哥哥，连个能容身的地方都没有。养母开始对他好，后来生了很多自己的孩子，跟他的关系也淡了。他长大成人后，家人一致不允许他讨媳妇。因为按照乡村的规矩，母亲会跟着光棍儿子过。这点他一说我就懂。我的家乡也有跟他一模一样的的情况，一家人合伙谋杀一个人的幸福，然后让他终身伺候老人。
老伯说，他四十岁才讨来老婆，带过来一儿一女。虽是半路夫妻，儿女却都孝顺。儿子给他买电动车，女儿在冬天给他买名牌羽绒服。
话说得投机，老伯对我一副热脸膛。我问他的选票填的谁，老伯小声告诉我，村里谁请客送礼他不选谁。
哦，居然还这样！我问他们为啥请客送礼。
老伯说，当村干部有油水。过去穷得屁股后头跟着要账的，当了几年村长，两口子一人一辆卧车。
我问那卧车是什么牌子，我是想估算一下价值。
可老伯显然不知道，说管它什么牌子，反正都是四个轱辘。
我想起了黄板牙，他可不像有钱人。衣服穿得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否则怎么会弄一口黄板牙。可老伯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他的钱都在他老婆的肋骨上穿着，他都摸不着。
惧内。我说。
老伯说，她老婆可不是一般人，又抽烟又喝酒又打麻将。不弄俩钱能行？
我发现，像老伯这样坦荡从容的人并不多。我朝周围看了一眼，发现我们聚集了很多人的目光。老伯却旁若无人，跟一个老伙计打了声招呼，想递给人家一根烟，结果那人摇摇手，没接。老伯自嘲地笑了下，朝那个方向说，抽根烟咋着？我也朝那个方向看，见一伙人围在一起，神情诡秘。我把这一点想明白了，那些候选人，大概都在现场。我分不清谁是谁，但那些选民心里清楚。都在一个庄里住着，选谁不选谁，大家心里都有压力。我问老伯想不想做村干部，老伯说，不想。心黑了良心过不去，不心黑就不如干点自己的事。你以为那干部是好当的？
有个女人过来招呼说，你还在这里胡勒勒，我都等你半天了。老伯对我说，他还要去赶集，家里种了些山菌子，要拿到大集上卖。说完，跟了女人走了。
我以后肯定还要到村里来。我没有问他的名姓。所掌握的那些资料，能让我很容易找到他。
6
我问黄书记投票有没有过半数。黄书记说还不够。我有些忧心忡忡，这样兴师动众地组织一次选举太不易，如果最终选票不到半数可咋整。选举法有明文规定，不够半数将视选举结果无效。我把担心说给黄书记听，黄书记笑了笑，满怀信心说，会够的，咱不用心里没底，那些候选人心里都清楚。他们都在暗中一张一张计算选票，如果都不够半数，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来操持选举。对于选情，他们比我们清楚。我说，那些候选人是不是都在这个院子里？黄书记朝东南角的人群努了努嘴，说那当然。哪里人多，哪里就有一个候选人，他们一步也不舍得离开这里。
选举时间是由选举委员会的人决定。选举委员会成员是候选人指定的。这一点，倒跟西方的选举类似。
选民投了票以后大部分都没走，站在一旁看热闹。我稍稍留意了一下，就发现有几张脸不同寻常，焦虑，烦躁，紧张。像油锅里的鱼，表面都长嘎渣了。他们有时也故意轻松地跟人说说话，找人借火抽烟，但那轻松一看就是装出来的。我一一点了出来，问工作人员那几个人是不是都是候选人？工作人员逐个看了看，有一个她不认识，但另两个人是原来的两委班子成员。她说，您眼可真独。我问，咋没看见那个黄板牙老主任？工作人员说，他还没来，他是主角，应该最后出场。车子进村的时候从老主任家的门前过，您有没有看见他？他在砖垛后面躲着。我说，我看见了，在村庄外，他家是座小二楼，看见车队过去，他才站到了路中央，旁边是一个小水坑。水坑里映着他浑浊的影子。
当然，后一点是我想象出来的。
原来像演出一样都是有计划的，主角要在关键时刻出场？ 九点四十分。白肚皮出现了。
这是一个白皮肤的胖男人，穿着圆口布鞋和老头衫。背心卷到胸口以上，雪白的肚子在胸前咣里咣当，走一步烂颤。不知别人怎么称呼他，他一出现，我就叫他白肚皮，他皱着眉头走过来，挥着手说，出事了出事了，别选了别选了。选了也无效，你们听我的没错。
黄书记这个时候不在现场，她有事回机关了，刚走。
写票的不写了，写了的不投了，都看着白肚皮。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刚领了三张选票，白肚皮说，票已经没用了，撕了吧。
女人比画着说，撕了？男人拍着肚皮说，撕了。工作人员想上前阻拦，晚了一步。女人“喀喀”两把，当真把选票撕了。
我质问白肚皮：“你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让人撕选票？”
白肚皮不理我，轻蔑的眼风看着现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他只有三十五六岁，这个年纪的人在乡村，一般还没有号召力。
我身边站着几个政府的小伙子，其中一个悄悄拉了我一下，说少几张票没有关系，不会影响选举结果，要是多一张，那就全完了。我说，他们是不是提前谋划好的？小伙子说，管他，提前谋划也是白谋划。
白肚皮跟政府和警方的人都熟，散烟，点火。不时跟这个那个打招呼，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他鼓动大家放弃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焦急，搜寻副总指挥。他姓李，是副镇长，负责门口的安全保卫。李镇长此刻就站在不远处，朝这里看。我特别希望他说，先往下进行，其余的事以后再说。
我看出了他很为难，也看出了他很焦急。可他站在那里，没动。
白肚皮不时把背心撩起来，放下。再撩起，再放下，都成习惯动作了。我猜他心里也是紧张的。他还留着小胡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的長相有点像《水浒传》里的小旋风柴进。
当然我是瞎联想，我也没见过柴进本人。
村里有一些人围在他身边，但看得出，大家并不怎么在意他。他自己说罢选的理由：选票发错了。有一家，伯伯和侄媳妇是两个户口本，伯伯只有一个人，那张选票却让侄媳妇领走了。
这样的选举过程又有了瑕疵。
我根本不理解，一张选票会起多大作用呢？就能让准备了这样久、劳动了这样多的人的一次选举，作废么？
现场顿时紧张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大门外涌动着许多人头，我站在台阶上，能从大门上边的空隙处看见许多黑的或花白的脑袋。宣传干部也是位女士，在我隔壁办公，此刻走了过来悄悄对我说，形势不好就赶紧走吧。也许到时想走就走不脱了。
她说的意思是，一张选票有可能酿成群体事件。
在乡间，政府公务人员或公安干警被围困的事多了。老百姓的法律比政府人员学得熟，他们懂得进退。但也有胆大妄为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居然几百人一起从事打架活动，结果动用了防暴警察，把警察打坏了六个。
事后某位警察朋友对我说，奶奶的，脖子差一点就被扭断了，老百姓也真有敢下手的。
我觉得选举现场不会失控到这种地步，都是乡里乡亲，彼此应该有些情面。即便失控，我既然遇到了，也不能选择逃脱。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办？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很多细节问题我不懂，我没有发言权。“等黄书记吧。”我说。
民政局的两个人始终在屋檐底下坐着，此刻该由他们出面解释有关政策了。可他们谁都不说话。我走过去对他们说，这不应该是个很大的问题，把相关人员找到，问明情况，通过协商应该能够解决吧？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一个抹脖子一个用指头剜耳朵。最后还是年纪大些的说：“请示一下吧。”
另一个点头：“那就请示一下。”
年纪大些的拿出手机，有人便说：“去屋里打，去屋里打。”意思是躲开不相关的人。
这段时间实在漫长，有一种不安的情绪越聚越多。
我在没人的地方给黄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这边的情况知道了？”
她说知道了。
我说：“回来吧。”
她说已经往回走了。
我说：“大门口围着很多人，多加小心。”
她说：“这个时候应该还没事。”
十五分钟以后，黄书记终于现身了。大门迅速张开，黄书记朝里一闪身子，两扇门又迅速合上了。外面有一股人流要往里拥挤，有人甚至伸进来一条腿，在坚持不懈的对峙中，那条腿收回去了。大门重新关好，里外成了两个孤立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天气热走得急，黄书记的脸色有些苍白。按道理，她应该是红脸膛才对。她走过来时，很多人都围了上去，我也插空儿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她是一个敢负责任的人，我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
她问：“民政局那边有消息了么？”
年长些的拿着手机看，说再等等。
几分钟以后，手机终于有了动静。他连忙把手机捂到耳朵上，转过身去。过了好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说：“选举符合法定程序，错领的那张选票，可由当事人出具书面委托书。”
很多人都长舒一口气。白肚皮一脸无奈的表情，一只手下意识地拍了拍肚子，转身走了。
我问黄书记认不认识这个人。黄书记不屑地说：“谁不认识他，他就是于晓军么。”说完，黄书记站到门口，冲外招呼说：“用大喇叭喊喊，选举继续进行。”
7
村书记姓秦，个子不高，黑皮肤，一直在跑前跑后，闷头做服务工作，一看就是厚道人。传说他总挨村主任的欺负，啥事都做不了主，自己撂了挑子。过去的两委班子都姓高，只有他一个外姓人。我很多年前来过这个村庄，寻找《十粒金丹》里描绘过的公乐亭遗迹遗址，他陪我从村西走到村东。一片烂泥塘里都是腐植物，他说过去这里就是湖面，公乐亭就建在南边的高岗上，与埙城的独乐寺遥遥相对。他小的时候，湖里还有荷花，岸边有成片的芦苇，他还在芦苇塘里拣过鸟蛋。还见过村民盗挖地基，长条石都被抬回家去垒猪圈了。一块墓碑沉进了水井，那碑上都是字！如今，那里成了一片杂树林，全没了萧晶玉女士描写的风貌。历史真是沧海桑田啊！后来我去了他家里，也差不多是这个季节。他想给我烧壶开水，我说，黄瓜架上不是有黄瓜吗？于是，我吃了他家一根黄瓜，把热水省了。 他还记得我，走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
他听了黄书记的话，立时朝屋里走。我待的门口这个地方，就是村里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麦克风。麦克风上绑一块红布，已经很陈旧了。
他过去伏下身来，“噗噗”吹了两口气，外面的喇叭里就传出来很大的响动。说：“刚才，出了点岔头儿，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投票的人可以继续投票了。嗯，大家听好了，选举继续进行！”
大喇叭里余音袅袅，门楼底下的那扇门“砰”地被撞开了，进来了三四个五十几岁的男人。有两个人第一眼看上去，就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梳着大背头，矮个子，人长得敦敦实实。一个像柳枝一样苗条，从肩膀往下都是一条线，大热的天气，居然穿着唐装。唐装虽说是白色的，可那样紧的领口，还是让我替他勒得慌。
背头迈着虎步走了过来，去了发选票的桌旁，一挥手，那个写满候选人名字的十六开本子已经到了他的手里，里面还夹着没发出去的两张红色选票。他把本子卷成了一个筒，倒背着手，用两只手握着，横眉立目说：“我看你选，你再选！还无法无天了你们！”
那个白衣唐装更显得愤怒，他一说话就唾沫星子四溅。他用尖细的小嗓门嚷：“这样公开弄虚作假你们也不管，政府是干什么，什么，吃的！”
他原来有些结巴。这一结巴不要紧，把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缓释了。周围的人“轰”地发出一阵笑，让他感到了不好意思。他统共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再不肯开尊口，似乎再不愿意把结巴示人。
此刻白肚皮站到了墙根底下的阴凉处。他就像刚退场的演员，眼里都是别人的戏，一派悠闲。
背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就成了演说家。他一个人站在院子中央，痛陈这次选举营私舞弊，说全村这样多的老百姓，不能像傻子一样让人骗來骗去。他挥着肥厚的手掌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他因激动嘴唇剧烈得抖，一句话总也说不完整。背头那样演讲，村里人都看着，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也没有谁有点什么表示。看不到谁赞同，也看不到谁反对。似乎大家都是不相关的人。背头把选举登记册举到空中，激昂地说：“人可骗，天不可欺，欺天就是欺祖宗，欺祖宗！”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就像电光石火，烧灼的空气都在抖动。他自己似乎也很得意，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的那些话，不知是冲谁说的，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把院子里的人看了个遍，也没有想出所以然。
我也在地方上混了这些年，自以为不是书生气的人。
通过这次选举，我还是觉得自己简单了。
我虽然没说话，但我有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这明明就是破坏选举，还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有事情可以说，怎么可以抢登记册呢？那上面可是有1600多名选民，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那些选民允许你这样做么？
我用眼睛寻找那些警察，我隐隐有些兴奋。我觉得，他们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过去一把抓住背头的肩膀，磕膝盖往腰处一顶，胳膊朝后一别，就把登记册拿到了。再不老实，我知道警察手里有铐子。
背头求饶说：“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再不敢了！”警察朝前一推，背头肯定就摔个狗吃屎。头发也不会这样整齐了，会朝两边分散，掉在脸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人没了形象，自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这就是好戏到了高潮。
可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现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十几个警察好像地遁了，我看不到他们的站位。院子里鸦雀无声，那样多的人，都是听众。而且，都是称职的听众。只有背头是演员，在院子里上演独角戏。此刻白肚皮凑过来蹲在了墙根下，他原来并没有走远。白肚皮两只手托着腮，把自己折叠起来，把白肚皮隐藏了。只一瞬，又不见了。他匆忙朝南走，似乎是突然想起要躲避什么。我看了眼背头以及背头带来的人，断定他们不是一伙的。白肚皮消失在人群里，那里有女人跟他动手动脚的笑闹。
用文字叙述显得时间有些长，其实这都是一瞬间的事。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此刻闯了过来，背头退后一步，转眼成了看客。老人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个长一个短地挽着裤腿，用手指着某一处，从走进院子里就开始破口大骂。他骂人没有指向，语句肮脏，但缺乏实质内容。
骂人的话忽略不计。
我不知道他骂的是谁，虽然他的手总是朝前方指着，但我不明白他的方向。他突然露出了一些口风，我才意识到他就是被人冒领了选票的人。他情绪很激动，很多时候词不达意，但骂人的声音一直保持在一个水平线。
我突然想，这其中，也许有诈。
8
我是这样想的。退一万步讲，老人的选票即便真的是被人家冒领了，他完全可以去找当事人理论，有必要大闹选举现场吗？
现场村、镇、县三级领导干部都在场，他完全可以哪怕情绪激动地向任何一级领导反映问题，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这样破口大骂。
我好好观察了一下那个老人，是典型的庄稼人形象，如果换成另一个地方，他甚至会很和善。他的草帽底下，是清瘦的一张脸，面容晦暗。嘴有些瘪，那些骂人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甚至有些拌舌头。他中气足，是因为身体好，大概刚从田里劳动回来。
大家都看着他骂人，转眼就把背头忘了。背头寥落地站到了墙根下，接过别人递的烟用指头夹着，却并没有点燃。道具，都是道具。背头也是道具，此刻他就像刚从台上撤下，要自己静静心。他离开了身边的几个人，站到了稍远些的地方。他也在看老人。走下台后让他觉得轻松，他精神一懈，腰身有些佝偻了。老人绕着发选票的桌子走了一圈，突然拣起一块砖头拍到了桌面上，说：“看谁敢再选！”
这砖头一直躺在桌子下面，大概被谁趟出来了，被老人轻易拿到了手里，派上了用场。
老人的话证实了我的判断。他不是来反映问题的，而是来阻挠选举的。背头本来已经登台在前了，正是表演得热烈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出现，明显是缺乏设计。
这边的事情还没完，那扇小门又被人撞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更老的人，拄着棍儿。问了村里人我才知道，都九十一了。他腿脚走得缓慢，甚至没有走到院子中心。有人送过去一把折叠椅，他顺势先坐了上去。他也开口骂人，口干舌燥地骂，声音像沙子一样，让人听着难受。那些骂人的话甚至没有主语，所以你同样听不出所以然。这样的场景真是令人乏味，黄书记背转过去吐了一口痰，她告诉我，这是不同阵营的人在演悲情戏，可派出这样老的演员登台，也真是不要脸。 我突然有了兴致。
老人坐下时，棍儿在两腿中间戳着，两只手用力攀扶，像是在攀扶着一棵树。裤脚提了起来，里面还是过冬的棉裤。
我旁边的几个女人也看到了，纷纷议论说：“看，他穿的是冬天的衣服，都不知道热。”
他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村里有个人走过去劝他：“这样大的年纪，骂啥啊。”老人扯着高声说：“不骂他他不知道马王爷三条腿！”
三条腿的马王爷，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他骂了许多话，就是这句我能够复述。
他的脸热得通红。黄书记着人喊来了警察，说得把他弄走，如果中暑倒在这里，会出大麻烦。四个警察朝他走去，开始好言相劝，让他回家。这样大的年纪，热坏了不划算。不劝还罢了，一劝老人骂得更热闹了。警察不得不来硬的，两个上前架胳膊，两个后面撤椅子，可他和椅子却像是焊在了地上，就看见警察在那里用力，老人却纹丝儿没动。
村里有人给出主意，说连椅子一起抬。
警察试了试，警察往高处抬，他的棍子往地下拄，全身的力气都伏在棍子上，像一个成了精的老壁虎，警察根本奈何不了他。
我当然清楚，警察是没把他当阶级敌人，手下是留情的。否则那样干瘦一个人，连百斤都不够，怎么可能是四个小伙子的对手。
老人逐渐骂得没了力气，嘴唇蠕动，却鲜有声音送出来。忽然蹦出来一个人的名字：刘桂花。因为与刘桂花的妈连在了一起，一个穿着花格子衫的女人立时跳了出来，走到了老人的面前，用手指着老人说：“你再骂试试！你再骂试试！要不是看你上了几岁年纪，我这大耳刮子早煽下去了！”
老人毫不示弱，仰着脸说：“我就骂了，你煽一个试试！”
女人挥舞着手臂跃跃欲试，但到底不敢真动手。女人开始借助外部力量，对围观的人说：“我早上好心好意问他去不去选举，他张口就说，操他死妈的才不去选。我说都是要死的人了，嘴上要积德啊。他嗔得我说他要死了，骂了我一个早上。”
他们继续胶着，越骂越无趣。开始还有人劝，后来劝人的人先走了。警察也散去了。女人狠狠骂了一些大话，扭身出去了。
老人又骂了一段时间，声音嘶哑得像得了重感冒。他茫然地看着周围，显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干些什么。稀疏的白发像刚钻出地的韭菜，挂着细小的汗珠。我从屋里拿了瓶水，想趁人不注意递给他。给他水的想法我早就有了，可我不好意思。我只得假装往外走，像偶然想起似的把水扔到了他怀里。他接过来急忙往嘴里灌，看得出他渴坏了。一小瓶水几口就灌下去了，瓶子被他随手丢到了地上。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注意，我后来就把他给忘了。但他与女人对骂的场景事后我经常回忆，他们相差有30岁，按道理是不应该这样的。
就因为不是一个阵营，老人就成了射出枪膛的那颗子弹。也许有人会说，他这样骂一通，解决了什么问题么？事后我也跟黄书记探讨过。黄书记说，村里的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老人得了谁的好处，到这里闹一通。至于闹成什么样，既不能现场指导，又不能场外指挥，只得由着他。而老人这样闹一通，不管后果是什么，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顺便说一下，选举现场的一切都有人录像。为了怕某些村民找茬儿推翻选举，政府随时跟着DV，以便作为证据。
9
十点整，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出现了。
我如果如实写下他的样子，肯定会显得不真实。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诡谲，强过所有的戏剧大师。此人有四十多岁，板寸头发，穿着浅灰色稠的布褂，摇晃着一只手走路。我都不用多留心，就看见他无名指上的手箍足有半寸宽。我想我真是孤陋寡闻。我是不喜欢首饰，但有些事情是应该知道的。我就从来没听说过戒指是可以论平方的，真是长了见识。我心想，这村子可真是邪行，什么样的人物都出产。我悄悄问周围的人他是谁，那人扯了我一下，我后退几步，那人环顾左右以后方说：“柴俊挺。”
我长长地“哦”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这个名字，类似生意人，但比生意人会挣钱。他專门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其实挣的是国家的钱。城市周围的土地政府都在收储，那些“掮客”应运而生。比如，你这块地想跟政府多要钱，就谎称地给了他，政府本来想给你二十万，结果他费尽周折多拿了十万。这十万跟你对半分，你就可以轻松地拿到二十五万。而他空手套白狼，据说一天里能做成多单生意。
他的办法千奇百怪，要想说清楚，大概得写一本书。
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新职业，一本何止万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干，弄不好，你就让别人收拾了。
我问他是不是候选人，那人告诉我，是候选人。不过在他是玩票，他可不把选举当回事。
我问，他怎么不当回事？
那人说，别人请客他不请，别人送礼他不送。选举了他才过来看看，他不是玩票是什么？
我说，那他何苦要参选。
那人说，耍存在感吧。每次他都来这么一下子。
我“哦”了一声。利用选举耍存在感，这话听着可真叫新鲜。
知道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是什么局面吗？就是眼下这个样子。
他弹着腿走过来。我想了好久，才把他的那种走路的方法命名为“弹着腿”。膝盖会弓起来，在空中略作停顿，放下时，却掷地有声。这是一个会走路的人，板板眼眼。我奶奶曾经说过，有的人走路是瞎走，为走而走。会走路的人要一步一个脚印，脚呈外八字，这是官步。他的腿似乎长着眼睛，知道怎样走路才能出什么样的效果，果然，大家几乎都盯着他的腿。他“弹”到了发选票的办公桌旁，敲了敲。说：“谁管啊？”发选票的几个人原本站着看热闹，此刻规矩地坐了回去。他扭头就看见了背头在不远处站着，草草招了招手，背头就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他一伸手，背头就把背在身后的登记册不情愿地给了他。背头的手很低，他拿过来时稍稍弯了下腰。背头挑着眼睛看他，他却看也不看背头。
他先把桌子上的那块砖头拎起来，看了看，朝远处扔去。两只手拍了拍，大概自信砖头上的土已经拍掉了，才用手在桌子上用力抹了抹，把那些土渣抹干净了。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若无人，就像抹自己家的柜子。待相信土渣也被他抹净了，才把登记册平平展展放到桌子上，放两只手上去拍打了一下，说：“选吧。” 说完这话，他走了。
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吗？我就像看电影，都有些紧张和激动了。看着背头刚才趾高气扬现在灰不溜秋的样子，我高兴得都要笑出声来了。可我知道不能笑，紧咬嘴唇，得忍着。现场安静得就像空无一人，似乎没有一个人像我笑点这样低。我用目光找到了黄书记，她在人圈外打电话，她一直都在打电话。不时仰脸笑两声。我突发奇想，也不知道电话那头有没有人接听。我有理由相信，她的手机肯定是道具。刚才的这一幕，她是十二分关注的。可是，就是因为关注，她不愿意表现出来。表面上她背对着这里，身体其实有一个倾斜视角，这里发生的一切，她都看在了眼里。
刚才聚集的人群像水晕一样扩散了。激动过后便有一丝荒凉。他一个人的力量强过了我们百余人的队伍，我们还带着公检法司。我相信，黄书记和我一样心里不是滋味。我们表面是那么强大，其实又是多么虚弱啊。不知是怎样的盘根错节，令我们无法伸张自己。甚至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究竟在怕什么！政府与民众之间，或者，与“刁民”之间，怎样一种道义才能成就铁的规则，没有规则，哪有方圆！
我又觉得自己超乎现实了。现实很平庸。可我今天的经历，觉得一点都不平庸。
没想到，戏剧性的故事还在后面。
10
我把发生的事情盘点了一下，以便自己能够清楚明白。因为是海选，所以没有候选人，首轮选举要过选民半数才能出来候选人名单。所以谁跟谁是一股力量，也许村里人清楚，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一点也看不明白。但我想，选举日程过半，登台表演的人肯定都出场了，柴俊挺这样的大牌不会再有了。
我想到了那个圆脸老伯，他说谁请客送礼他不选谁，也许指的就是柴俊挺。
很显然，之前出场的几个人物都跟柴俊挺没关系。因为他们的诉求不一样。
柴俊挺明显是鹤立鸡群，与他比，于晓军、背头之流都是小喽啰。自从他走进这个院子，几乎就没跟谁打招呼。但这里肯定有他的眼线，在关键时刻给他通消息。他在家里决胜这里，连老人拍砖估计都知道。看他对那块砖的态度，说不定事前怎么处理都有了谋划。他是万事了然于胸的气度。
凡是阻挠今天选举的人，应该都是眼下的既得利益者。村委班子瘫痪，但事情有人支应。今天的选举不出结果，那些支应人就依然主事。所以从某种程度说，背头、拍砖老人也许就属于这一派。其次是那个叫于晓军的白肚皮，应该与背头是两回事。如果让我推测，我甚至觉得那个拄棍儿的老人也许是他爷爷。
当然，如果是写小说，这样安排情节是可能的。但下面肯定会有故事，他不可能看着爷爷与女人对骂无动于衷。
可能还有别的小股力量，属于潜流。
这样缕出头绪，也许不一定正确。但看着乱哄哄的现场，最起码条理明晰了些。
十点零五分，大喇叭没响，但人们都在口口相传，又可以选举了。
与早上相比，气氛有些谐谑了，来的人都不太积极，似乎不情愿走进这个院子。走进来也要说几句怪话，这样折腾了几遭，人们身心都有些疲塌了。我猜。
白肚皮此刻坐在了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像个千斤坠一样，把前轱辘趁得悬了起来。他继续在那里说风凉话：“选也没用，最后肯定无效。不信你们走着瞧。我要说差了你们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泡儿踩。”
没了先前的气势，话说出来少了分量。听见的人都会看他一眼，但没有人接他的话茬儿。他的声音便在空中飘着，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暑热也让人无精打采。发选票的那排桌子就在太阳地儿里，太阳已经称得上毒辣了，但他们不能动，巧手的女人脸上甚至汪出来一层油。这是个不经晒的女人。
连我都累了。虽然穿了平底鞋，站得脚后跟都是疼的。我想快一点选完，回去好能睡个觉。我暗暗掐了掐指头，从起床到现在，都快六个小时了。
黃板牙就是在现场显得疲塌的时候出场的。因为大门口把守森严，选民都是徒手进来的，只有他骑着一辆山地车，整个身体匍匐在车把上，一下一下蹬着，进到院子里，还在往前骑，如果不是有台阶，他能把前车轱辘骑进屋里。他把车子停靠在屋檐底下，四下看了看，先跟白肚皮打招呼：“你写票了吗？”这是打招呼的方式。否则这个场合，大概说什么也不合适。白肚皮的身边就有很多人，他只跟白肚皮一个人打招呼，显见得白肚皮在他心里也是个重要角色。奇怪的是，白肚皮并不买他的账，别着脑袋故意跟人说话，不理他。他讪笑了一下，去领选票。
白肚皮这才冷眼看着他。
黄板牙再次说：“写票吧。”
白肚皮说：“写了也白写。”
黄板牙对着别人说：“白写谁不写？”
他几乎是在屋里打个旋风脚，就出来了。速度快得简直让人吃惊。有个人问他写的是谁，不等回答，那人又说，写的你自己吧？黄板牙毫不避讳，说三个格我都写自己。那人说，那你就是光杆司令了。选举进行了这样长的时间，我是第一次听人公开谈论候选人的名字，这让空气也显得松弛。黄板牙先去投票，又回来推山地车，在院子里就先骑了上去。有人说：“小心别栽着。”黄板牙头也不回地说：“你就盼着吧。”
看字面，似乎是在斗嘴。其实是乡间属于幽默的玩笑，这从双方的神情可以看出来。
就像一场蹩脚的大戏，人们对主角的出场千呼万唤。可不知是因为剧本导演还是演员的演技，主角的亮相却平淡无奇。最起码我深深地失望。他穿一件天蓝色的跨栏背心，包着白布边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至少是十年前的；下面是一条深蓝色的裤子，那种二十年前流行的卡其布，现在很少有人穿了。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没穿袜子。白胡子白头发都没怎么修整过，看上去显得拉拉杂杂。我想起圆脸老伯的话，说当村主任有油水，过去讨账的屁股后头追着，当了几年村主任，夫妻俩一人一辆卧车。
我想，老伯嘴里的人跟眼前的黄板牙显然对不上号。假如他真有卧车，即便不开出来，身上也会挂着幌子。他现在这个样子，连山地车配他都显得有富余。 是老伯在开玩笑，还是他善于伪装？
选举的气氛因为黄板牙的昙花一现而显得有了精神，有人嘴上开着玩笑，女人摸了男人的后背一下，说潮。这都是经典笑话，人尽皆知。乌龟的盖子潮，就意味着天要下雨。关键是，现在正是响晴薄日，所以女人这玩笑开得恰如其分。还有一个女人丢石子，丢在了一个男人的头顶上，男人回过头来说，谁丢的绣球？我今天晚上跟谁走！惹得女人举着拳头追着打，男人说，打是亲。骂是爱，稀罕大了用脚踹！
动手动脚的都是村里人，政府机关的人则都是仨人一群俩人一伙地聊天。这个时候是盛事太平的意思了，连门口的警察都躲到一边去了。太阳明晃晃地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像长了腿一样朝南走，但没走出多远，就又被云层埋住了。
11
小S走进院子里时，我一点也没想到她的身份。我在前邊说过，这个村庄离城市近，很多年过半百的女人衣着都很时尚。所以小S背着嫣紫色的淑女包出现在院子里时，我并没有多留意。我只注意到了她走路的情态，穿着高跟鞋，身体像蛇一样扭。说真的，时近中午，我的感觉也迟钝了，又累又饿。早餐还在车里扔着，估计该在高温中腐化了。又站了这大半天，腰像断了一样疼。
我呆呆地看着她朝这边走，有些费劲地想，这个人走路有特点，要是写小说，就叫她小S。这是她的体形。
我后来想，小S明显不是本村人，因为她到院子里一直在东张西望。本村人一般不会这样，即便是找人，会站在哪里喊一嗓子。
可她从把守森严的院门长驱直入，作为没有选民证的她，不知是源于别人的倏忽，还是因为别的。
选举还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在按部就班进行，只是气氛恬淡多了。发选票的人都有些心不在焉。早晨三张选票要翻来覆去数， 惟恐多发出去一张。这个时候好像也不那样仔细了。
白肚皮原本在墙角那里蹲着，忽然快步走了过来。高调说：“你是报社的高记者吧？”
他们热烈地握手，像是久违的亲人一样。黄书记原本在屋里，也被院子里的响动惊动了，走了出来。她问我是咋回事，我说好像是白肚皮请来了记者。总指挥朝那里看了一眼，说：“咱们照章办事，他们请焦点访谈咱们也不怕。”
我说：“对，有什么好怕的。”
话是这样说，气氛到底就不一样了。很多村民围拢过去，听小S采访白肚皮。白肚皮把衣服撩得更高了，不时用背心去抹脸上的汗水。他郑重其事说：“选举有人弄虚作假，请问记者同志，这样的选举结果有效吗？”
小S在小本上不时记着什么，白肚皮滔滔不绝地对她讲，他讲的那些话我们都已经听过了，无非就是选举不符合法定程序之类。
当说到那张被冒领的选票，小S一下子就把本子合上了。她说：“这里谁负责？”
黄书记手搭凉棚说：“外边热，你到屋里来说吧。”
小S往这边走，在门口站下了。她探着身子朝屋里看了看，见里边有人正在写选票。小S说：“还是到外边说吧，别影响别人。”
小S的话说得对，可那口风听上去，却让人能听出弦外之音。
黄书记和小S走到了东面的墙根下，交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她们之间的气氛并不融洽，这从两个人的神情可以看出来。这时白肚皮走过来跟我搭讪，问我是不是政府的人。我看了他一眼，说，是。
他说，政府的人百分之八十他都认识。
我说，我就是那百分之二十里的。我问他小S是哪家报社的，他有些炫耀地说，党报，名记。
我问他，那一张选票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选举结果。他说，谁当选他都没意见，但政府不应该糊弄人。
我说，政府的意见跟你好像挺一致。
他把背心习惯性地往上卷，说：“政府反正不想让我当，那张被冒领的选票……肯定是选我的！”
他的意思无非是在说，他与发错了的选票没关系。他现在的行动没有任何私利。
这话却有一点像雷，能把人雷得外焦里嫩。我说：“假如把那几张选票都给你……你还反对选举继续进行吗？”
他马上说：“反对！谁当选我都没意见，但政府不能容忍弄虚作假。《选举法》是国家大法，政府也不能知法犯法！”
我问：“政府怎么容忍弄虚作假了？”
他说，故意错发选票就是公然违背选举法。
这话说得无力，我也懒得再听。拧开杯子喝了一口水，我借故回到了屋里。我对那些法律条文充满崇敬和畏惧，但若问熟悉程度，我肯定是门外汉。我知道很多人把选举法背到烂熟，却是一心一意寻找漏洞。就像这个白肚皮，一看就是来生事的。
把一场选举搅黄，在他们，就是功莫大焉。
遥想当年的马太庄，有活泉，有湿地，村前的小河旁长着成片的芦苇。公乐亭与城内的独乐寺遥遥相对，被女作家写进长篇小说，取名麒麟村。这是怎样一幅图景。如今尚武之风已绝迹，几年前，村里最后一位拳师仙逝，高家拳被写进非物质遗产名录，已经后继无人了。兴也忽焉亡也忽焉，站在历史长河里回望，都是倏忽一瞬。
……而这一瞬，真的好难熬。
我看见黄书记和小S客气地但并不愉悦地分了手，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快十一点半了。
我朝小S走去。就像鬼使神差，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该做点什么。我问她认不认识徐华东。徐华东也是他们报社的，应该算小S的前辈。小S敷衍说，认识。我说前一段他身体不太好，最近好些了吗？
小S警惕地问：“你怎么认识他？”
我说我认识他有十几年了。
小S突然笑了一下，说：“别人都穿迷彩服，你怎么不穿？”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没穿迷彩服，我是来挂职的，并不等同于他们队伍中的某一个。换句话说，今天的选举跟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我不领导他们，也不接受他们领导。我只是来现场了解下情况，严格地说，我跟记者的身份其实更类似。小S果然跟我亲善了许多，悄悄对我说，知不知道马太庄选举的内幕？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说，什么内幕？ 12
最后一个来投选票的是一个小女孩，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这个时候是十一点四十五分，距离截止时间的十二点，已经很近了。小女孩不是多漂亮，但长得清纯可爱。她写了选票出来，我朝她笑了一下，她也朝我笑了一下。这个时候小S正跟白肚皮在墙根底下交谈，白肚皮皱着眉头，但笑得很灿烂。我第一次发现人皱起眉头来也可以那样笑，不知是笑得故意，还是眉头皱得故意。我留意着那边，嘴里问小姑娘怎么这个时间才来交选票，小姑娘说，他们虽是村里人，父母却在城里做买卖，没时间回来。她也在城里上学，为了赶时间回来投票，她特意请假提前半节课出来了。我说，你们可以选择弃权啊。小姑娘的嘴角弯了弯，说那样是会得罪人的……找我们来投票的人都把门槛踢破了。
我说：“投票也会得罪人。”
小姑娘不解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学命题，但对小姑娘来说，显得深奥了。
小姑娘走了以后，就再也不见有人来投票了。人们都盯着窗台上的石英钟，看着指针跳过了十二点，几个警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问黄书记：“结束么？”黄书记摆了一下手说：“结束。”四个警察走上前，每个人抬着票箱的一角出了这间屋子，进了隔壁的会议室。票箱不知会有多重，我这时才发现，投票箱齐腰高，却是铁的，看上去着实有些分量。会议室里有块黑板，上面的信息虽是几年前的，但边沿处都漆黑瓦亮。票箱被放到黑板底下的长条桌旁，这是要统计选票了。谢天谢地，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我对黄书记说，别处的票箱都是纸箱或木头的，这样大的铁家伙还是第一次看到。莫非是专门为选举定做的？黄书记解释，铁箱曾经是政府食堂的铁皮柜，盛盘碗用的。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找人改造了一下，来到了这里。黄书记耳语了句，是因为这村太容易出事了。黄书记指挥人统计选票，政府的人先占领有利地形，把桌子围了起来。外面才是村民，像罐头一样把屋子装满了。我和黄书记退到了墙根下，黄书记继续说，这个村的情况特殊，有几次选举，票箱不是被人抢了就是被人点着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把它用作投票箱了。黄书记嘬着牙花子说，事情还是难办，那一张选票他咬着不撒嘴。我说，谁？黄书记说，还能有谁，肯定是那个于晓军。我说，不是符合法定程序吗？黄书记说，要是当事人能出个书面委托书，当然就没问题了。你也看见了那个老爷子，吃了枪药一样骂人，再让他写委托书，他还不得把人吃了。
“只能听天由命了。”黄书记叹息了一声。
我说：“问题既然出在白肚皮身上，那就做做他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黄书记怔了一下，显然对白肚皮三个字表示费解，待想明白，呵呵笑了。她说：“这个工作是不会做通的，除非……”
她留下了半截话。
我问除非什么？
她左右看了看，耳语说：“除非派出所使手段，他也就怕这一点。”
我也小声说：“不可以考虑吗？”
她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不可以，他没犯法。”
黄书记告诉我，于晓军这样的人物，每个村几乎都有，但他是个极端的例子。他也想当村干部，但人缘太差。我想起一对老夫妻曾经拿着红纸片写他，圆脸老伯还称赞他是正经庄稼人。黄书记说，不知道机巧在哪里吧？那对老人是他爹妈。于晓军自己不好意思来拿选票，让不识字的爹妈来。你跟人家打听于晓军时，他爹妈就在旁边站着呢。哈哈！我都要笑出眼泪了。用樱桃小丸子的话说，酱紫啊！黄书记弓起指背抹了抹眼角，又说，明明知道自己选不上，于晓军不甘心，就是来搅和。什么时候把选举搅和黄了，他就显本事了，就称心如意了。我问，他是不是会为了老的村委班子吧？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黄书记说，他就是那种高度自私的人，谁也不为，就为他自己。我想问问那个拄棍儿的人是谁，院子里又有了别的动静。
从窗玻璃看过去，那两扇关了半天的大铁门打开了，有两辆小车开了进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又有枝节横生了。黄书记在空中拍了拍手，说机关来送饭了，是盒饭。机关的同志都留下吃盒饭，吃完了再统计选票。她对外围的老百姓挥手说，大家都回去吃饭吧。又转头对我说，您能否辛苦一下，陪记者到外面找个饭店。我说，一定要陪吗？黄书记说，毕竟是为选举来的，都是公事，公事就得公办。我知道这个时候接触新闻记者有些敏感，问黄书记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黄书记说，现场就是这个样子，咱也没有什么可瞒着掖着的。还是那句话，别说她是党报的，她就是焦点访谈的咱也不怕。说真的，我还是有些犹疑，有时候事情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一直都在现场，现场的情况我又了解多少呢？换另外一个人同样在我的角度，看到的问题可能一点都不一样。眼睛不一样视野就不一样。视野不一样感受就不一样。何况看到的还都只是表面，就是长了透视眼，还有那些人的想法和感觉呢。不一起摸爬滚打，如何得知。但我不会把内心的东西说出来，我的位置，基本上是属于给别人添麻烦型。我也的确应该干点什么。
黃书记招了招手，把小S叫了过来。黄书记说：“妹子，跑这么远的路一定很辛苦，我离不开现场，让我们的领导陪你到外边吃点饭。”小S用大城市人特有的语调说：“不用，我就在这里吃盒饭就成。”黄书记说：“不成。盒饭是有数的，没有富余。”那边盒饭正好卸完，司机关上了后备箱。我拉着小S跟我上了车，上了车她就开始打手机，来的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一个同事，一直在大门外跟选民接触。她是这样说的：“怎么样了，活干完了吗？干完了出去吃点饭。嗯，嗯，嗯。”
像是在打哑谜。
那是个戴圆圆的镜片的小伙子，穿一件大红的纯棉背心。长枪型的照相机在脖子上挂着，脖子都给坠弯了。他上了车，小S突然想起介绍我，是徐华东老师的朋友。您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了。小S突然惊叫一声，您是……作家吧？我说，今天没坐着，出来了。小S说，她两天前跟徐老师一起吃饭，说起要到埙城来，徐华东还提起了我的名字，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联系。我说，你两天前就知道这里要选举？她点点头，我说，你比我强，我昨天晚上七点才知道。我的脑子里转了一下，今年是换届年，村村都要选举，但做记者的显然不会村村都去跑。事实上，他们原本对选举不感兴趣，这里面，没有什么新闻让他们随便写。我问你们咋知道马太庄有人弄虚作假。小S得意地说，我们什么都知道。我快速算了算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发错选票的时间是八点四十。我平时也不怎么在意时间，今天却把每一个转折的时间都记得清楚，怕记混，我还用手机给自己发了短信。小S来到选举现场的时间是十点二十，报社来这里一百公里，如果是正常情况有人举报，他们现在也许还在路上。 十点二十。他们到得实在是太早了。
我说：“你们两天前就知道有人弄虚作假了。”
小S说：“我不明白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很简单，你让人忽悠了。”
小S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小S问了我很多问题，诸如政府愿意让谁当选之类。我耐心地跟她解释，政府帮不了谁的忙，政府如果想帮谁的忙，都会越帮越忙。小S说，你不是说你跟他们没关系吗？我知道她误会了，我说，有没有关系都是相对的。就像我跟你一样。我们原本没关系，可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看得出，她对我的话有抵触，脸上有了不耐烦。头朝窗外侧去，半天没回过头来。
我问小伙子跑了半天累不累，小伙子很老实，说累，腿肚子都要转筋了。
13
车子跑到村头就是通往埙城的公路了，公路两边有许多小饭店。我们选择其中一家进去了，门脸很小，但很干净。要了几个凉菜和水饺，还没吃上几口，门口忽然堵住了一个腰身很粗的胖妇人。毫不夸张地说，她站在门口，门口就连只苍蝇也飞不进来了。她站在那里就开台骂，所骂的每一句话都跟柴俊挺扯上了干系。我给闹蒙了，一时没想起柴俊挺是谁。使劲想了想，才想起是那个玩空手道的人，一鸟入林，百鸟压音。背头面对他，就像面对托塔李天王一样，让我紧张加激动。女人完全是乡村的骂法，句句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司机小声说，糟糕，咱们来错地方了，这里是柴俊挺姐姐家开的饭店。我说咱们吃饭付钱，管他谁开饭店呢。司机说，您往马路对面看。对面也是一家小饭店，门口有两棵香花槐，背头双手叉腰就在两棵树间站着，周围还有三个村里人，一起朝这边看。司机说，这个女人是他老婆。
女人满脸的横肉上下窜动，她指点着我们说，你们跟姓柴的合穿一条裤子！
我们不语。
女人又说，你们就知道傍大款，还是公家人呢，活得一分钱都不值！呸！
小S“啪”地摔了筷子，对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做事情，这样的饭你让我怎么吃！
我说，用嘴吃。
小S说，贿赂人也不是这样的贿赂法！
我说，你可别提那两个字，我犯不上贿赂谁。
小S说，你告诉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我说，傻瓜都能看得明白，还用得着说？
总之，我跟小S不欢而散。其实我也不想得罪她，可她的样子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假模假式的人看得多了，再看几个其实也没啥，可事到临头，还是过不去。
我很后悔跟她提起徐华东，徐华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做新闻记者修养和禀赋最重要，小S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饭没吃完，小S和她的同事打出租走了。我想让司机去送他们，小S把手扬得高高的，挑着声音说，不用！看那架势，大有秋后算账的意思。那辆姜黄色的小汽车在我面前绝尘而去，我心说，小样儿的，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司机在一旁嘀咕，她回去不会在报纸上糟蹋咱吧？
我笑了笑。
我给徐华东拨电话，电话通了，我却没了说什么的欲望。徐华东主动说，我们有两个小实习记者去你那边了。我说，哦。徐华东说，我曾经说服他们不要去，乡村选举情况复杂，那种混水趟不得。可他们不听，现在的小孩子呀……徐华东呵呵笑了笑，接着说，总是自以为是。
徐华东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也在趟混水。
他说，小心着凉。
我们又说了一些别的，说得彼此都很高興。
我回到选举现场时，大家都把盒饭吃完了，两个大纸箱的白饭盒，看上去也很有气象。我把情况对黄书记说了，我在这里属于客串，我得让她知道详情。小S以为政府跟柴俊挺是一伙的，我们正巧坐在了柴俊挺姐姐家开的饭店，背头的老婆过去一骂，她就以为我们都是在接受行贿呢。她是太年轻了，觉得几个饺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能解决问题。我后来经常想当时应该给她解释清楚，新来的人儿，摸不着门儿。可话赶话赶在那儿了，我再解释，倒显得我心虚。
黄书记豪气地挥了挥手，说由她去。
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事情有了变化。原来，黄书记和村里的秦书记中午好歹吃了口饭，就去找那位拍砖大爷。他们突然登门，让拍砖大爷很意外，但说到写委托书的事，老人则是打死都不应承。老人一口咬定是侄媳妇偷领了他的选票，至于为什么偷领，拍砖大爷说，你们去找她，找我找得上么？
他们又去找那个侄媳妇，想碰碰运气。他们从前门进，侄媳妇却从后门小风车似地溜出去了，她骑上自行车不知去了哪里。有知情的邻居说，她就是躲你们，你们不走她不会回来。这一点，黄书记当然很清楚。事情就是这样走进了死胡同。
放弃选举成了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这个时候，白肚皮就在铁皮票箱上坐着，说要与铁皮箱共存亡。他的两只脚交替捶打铁皮箱，那种“嗵嗵嗵”的响声让人心乱如麻。白肚皮唱歌似地说，反正你不放弃选举结果我就去告状，县里不行去市里，市里不行去北京，到时候你们可别说我是越级上访，咱这是丑话说在前头……
不会有人被白肚皮的话吓倒，谁都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但我知道，白肚皮的话句句都有分量。比选举工作更艰难的是信访，选举还有一点商榷和余地，信访则是拉满弓的弦，能量都是超负荷。
我站在廊下的台阶上，看着满天的五花日头，对黄书记说：“就为这一张选票……真就一点别的办法也没有了？”黄书记说：“要是有办法就好了。唉，也不怨别人，还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我说：“再选一次你的工作仍然做不好。”黄书记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选票可能是故意发错的，有人一直在做手脚。
我以为黄书记会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她淡然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谁心里都很清楚。可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下一次，我们把工作做得更严密些，让他无处下蛆。”
我的感慨都没法说出口。我有些憋气，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真是一点都想不通。 黄书记对白肚皮说：“好了，你下来吧，今天就算你胜利了。”
白肚皮从铁皮箱上跳了下来，说：“我说你选不成你就选不成。早一点放弃就好了，省很多事。”
黄书记说：“你说得对。”
黄书记还没说打道回府，人们都“呼啦”朝大门外走去。
我衷心说：“我可知道做基层工作不易了。”
黄书记说：“这个村还不是最难的。”
14
我回到了机关，下午三点的会一直开到六点。黄书记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安排在迎宾楼。我说还在开会。黄书记说，有散的时候吧？我说这边有安排。黄书记说，咱的工作还没完，还要研究进行下一步的部署呢。几句话说得我无话可说，只得去了迎宾楼，见民政局的两个人在，还有公证处的。我奇怪在现场一眼也没看到公证处的人。略一想，明白了，没有选举结果，公证处的人自然就没派上用场，他们一直混在人群里。白红啤三种颜色都上全了，有人问我喝哪一种，我说喝点白的。这种场合我总是这样说，喝点白的。不是我有酒量，是白酒容易打掩埋。我喝一点酒就睡不着觉，就心跳异常，那种痛苦说出来也不会被人理解。许多场面又不得不端杯，我练就了一样本事，酒是喝下去了，但一滴也喝不到肠胃里。
说是近在咫尺，谁又能知道谁的真相呢。
大家推杯换盏，嘻嘻哈哈。选举没出结果，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谁都不会为这件事心情沉重，计算投入和产出成本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而我纯粹属于少见多怪。我挂职半年多了，下乡是经常的，但真正走进选举还是第一次，多一些感想和感慨也情有可原。谈到下一次选举如何进行，大家出了很多主意。近期不能再搞了，再搞结局还是相同的。要等那些付出代价的人自己找上门来，那些人其实就是候选人，他们打熬不起，张网了就得捞鱼。不能坐等那些鱼都跑光，那样还得重新张网。
很多事情不用政府著急，有人急着为政府做事。
这次是以户口本为单位，结果有了瑕疵，下次一定要带上身份证。身份证和户口本绑到一起，预防万一。提前发出公告，一个身份证一张选票，认证不认人。假如你的身份证在别人手里，而别人又代领了你的选票，没办法，那就是授权委托了，谁让你不管好自己的有效证件呢。大家都说这个法子好，可保万无一失。我只是听着，而且听不大明白。我的思维一直在开小差。我在想那个白肚皮，他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在商讨对策呢。下一次的方法再严密，是不是也会留下可乘之机呢？
我问民政局的人，下次选举委员会的人会换届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选举委员会的人也换届，又会增加许多工作量。
科长说，选举委员会到了届别也要换，三年一换届。于是便有人跟我掰指头：13、14、15……
他们说的是公元纪年。
大家都说，三年实在太短了，太折腾了，太累人了。人大政协都改五年了，村民自制普选这块怎么就不能五年呢？然后便有人提议，为最终能实现五年干杯！这个时候的酒，都到了抢着喝的阶段，我干什么都不会有人在意。我走到了窗前，发现屋里的灯越来越亮了，是外面的夜空越来越黑了。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