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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点区域，中亚、西亚各国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因此，研究我国与中西亚国家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潜力指数对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4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讨论了影响我国与沿廊中西亚国家贸易规模的各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我国与13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潜力指数。结果表明：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GDP总量、我国市场规模的大小、我国与贸易国地理距离的远近、贸易伙伴国贸易自由度的大小等因素均会不同程度影响双方贸易规模的大小，我国与沿廊中西亚国家仍有较大的贸易潜力，需积极开拓贸易新领域，扩大开放交流。
关键词：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潜力;影响因素
一、引言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中国西部为起点，向西穿过亚洲中部，最终到达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半岛。路上途经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土耳其、阿联酋等国，既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更是能源运输与商品交易的重要通道。中亚、西亚地区位于连结两大洲、三大洋的核心地带，战略地位重要，且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历来便是大国博弈必争之地。同时，中西亚各国人口众多，经济贸易市场潜力巨大，作为中国自古丝绸之路时形成的贸易伙伴，更是对我国有着非常深刻的战略意义。因此，以此经济走廊为契机，加深与潜在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消化各种过剩产能问题，最大程度地释放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不仅能进一步深化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能源外交联系，更有利于将我国西部地区打造成新的开放高地，完善我国对外开放
的格局。
二、中国与中西亚各国双边贸易现状分析
1.中国与中西亚国家贸易规模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西亚各国之间的货物进、出口额及贸易总额总体上均呈稳步上升态势。2004年我国与中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仅为480.74亿美元，2019年时达到了3296.65億美元，同比增加约6.86倍。其中，中国与中西亚国家的进口额增长了1536亿美元，出口额增长了1280亿美元。从所占比重上看，2004年中国对中西亚国家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1%，到2019年，贸易额已达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2%。由此可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大大加强了中国与沿廊国家的贸易联系，促进了各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同时，从图中货物贸易总额增长曲线可看出，中国与中西亚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分别在2008年-2009年和2014年-2016年出现了下降趋势，2008年-2009年是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需求市场低迷，而2014年-2016年间，国际上全球经济增长普遍呈现低迷态势，贸易需求萎缩，国际间贸易陷入负增长的困难，与此同时期，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正处于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任务艰巨的阶段，因此贸易受到一定影响，进出口水平有所下降。
2.中国与中西亚国家贸易结构现状
本文主要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Revision4的一位数商品分类，来研究我国与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结构。
由图2可知，中国从亚洲中西部国家进口最多的是能源原料、矿物燃料及其相关制成品。2019年，该类产品的进口额为1323.73亿美元，占我国自中西亚国家总进口额的74.48%。其次是SITC5化工产品、SITC2非能源原材料，2019年的占比分别为15.31%、4.47%。表明中国从中西亚国家的进口贸易主要以能源、资源为主，对外来进口依赖较大。
图3中，中国对中亚、西亚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以SITC7、SITC8、SITC6为主。2019年这三类产品的出口额分别为529.33亿美元、357.37亿美元、349.44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沿线中西亚国家总出口额的38.23%、25.81%和25.24%。这是因为，与中亚、西亚各国相比，我国在劳动力、技术及资本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相关部门的产品更具有价格竞争力，进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但随着中亚、西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转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吸引外资的能力增强，我国的这种比较优势也在逐步丧失，亟需与该地区各国深化贸易联系、拓展贸易合作范围，寻求更多的贸易合作机会。
三、中国与中西亚各国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
引力模型是学术界探究贸易影响因素的重要手段。基本形式是两国的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主要决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公式为：
（1）
其中，Tij表示i国与j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Gi和Gj分别Dij表示i国和j国的GDP总量：表示贸易国家i与贸易国家j之间的地理距离，衡量时一般使用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
1.贸易引力模型变量的选取
本文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与中国—中亚—西亚走廊上的中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测算。相关分析变量的解释说明见表1。
2.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中，我们逐次引入各个解释变量，若方程的可决系数R2随着新变量的增加而升高，说明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显著相关，应该引入方程中。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用Stata.15来进行方程的回归与拟合，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GDP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显著。简单回归模型和拓展回归模型均反映出，贸易国GDP以及我国GDP都与双边贸易流量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相比中亚、西亚各国的GDP增长，我国GDP增长对贸易额的影响都更加显著，我国GDP每增加1%，双边贸易总额将提升1.198%-1.740%。
（2）我国人口总量这一解释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反向的，且影响显著。这与预期假设相反。中国人口每增长1%，就会使双边贸易额减少17.28%-29.35%。这可能由于中国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国内需求也在随之增加，国内生产供给首先需要满足庞大的内部消费需求，从而减少了出口产品供给，影响了出口贸易额的增加。但是，我国的贸易伙伴国，也就是中西亚国家的人口变量对贸易额存在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尚不确定：一方面，随着一国人口的增加，国内需求扩大，在国内生产无法满足，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时，就会增加国外进口额，从而导致双边贸易总额的增加，但另一方面，我国对中亚、西亚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很低，可替代性较强。 （3）我国与贸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影响显著。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就越需要花费昂贵的运输成本，贸易产品越不具有价格竞争力，进而限制了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在简单模型与拓展模型中，系数前的符号均为负，且我国与进行贸易合作的中西亚国家的地理距离每增加1%，将会影响双边贸易总额减少0.689%-1.477%。
（4）边境接壤对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流量有促进作用。当两国存在共同边界时，将使两国双边贸易额增加0.768%-1.744%。也进一步证明，在我国与中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中，边境贸易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5）贸易国存在生效期内的贸易协定对我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有显著的反向关系。中西亚地区语言、宗教相同，经济结构相似，基于此，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欧亚经济联盟等多个区域性合作机制，用来协调区域间的合作与发展事宜。这些区域合作机制的成立，一方面加强了机制内部各国的要素流动和贸易沟通，减少了与机制之外经济体的贸易合作;另一方面，为了保障本国有稳定的能源来源，西方发达国家与这些组织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在加强与西方发达经济体贸易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与中国的贸易交流。
（6）中亚、西亚各国的政府效率对双边贸易总额影响不显著。该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符，可能与中亚、西亚各国政治形势复杂，内部动乱频发、国内环境不稳定有关。
（7）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自由度对双边贸易总额呈正相关关系。当贸易自由度增加1%，将使两国贸易总额增加0.0122%，但贸易自由度变化并不是影响贸易潜力的最重要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国家经济较封闭、贸易壁垒较严重以外，中亚、西亚各国已基本上可以实现贸易自由化。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由简单回归模型（1）逐步增加变量，直到拓展回归模型（5），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不断提高，模型的解释力随之不断增强，因此我们选择贸易拓展模型（5）来描述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西亚各国的贸易情况。由上可知，与双边贸易总额有关的影响因素共包括：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GDP总量、我国人口规模、我国与贸易国的地理距离、我国与贸易国是否相邻、贸易伙伴国是否存在生效期内的自贸协定以及贸易伙伴国的自由贸易度大小，以上7个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分析，则最终的回归贸易模型为：
四、贸易潜力估算
贸易潜力指数是贸易引力模型所计算出的双边贸易额的理想值与双边贸易的现实值的比值，该比值反映了贸易合作双方贸易潜力已经实现的程度。本文根据前文拟合程度良好的贸易引力模型计算了2004—2019年我国与中亚、西亚样本区域的双边贸易估算额，在此基础上比较我国与该区域合作伙伴的贸易潜力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TP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指数;tradeij为双边实际产生的贸易额;tradeij*为通过引力模型预测得到的理想的贸易额。
当两国的潜力指数TPij ≥ 1.20时，它们的贸易关系属于“潜力再造型”，此时这两个国家之间贸易潜力已十分有限，需要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尽快发展和培育新动力;当0.80 ≤ TPij ≤ 1.20时，两国的贸易关系属于“潜力开拓型”，说明应继续挖掘贸易空间，以激发双方未来的贸易发展潜力;当两国的潜力指数TPij ≤ 0.80时，双方的贸易关系属于“潜力巨大型”，由此可看出贸易双方具有巨大的贸易开拓空间，此时应尽快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推动贸易双方经贸合作步入常态化轨道。
我们以这13个样本国家为基本单位，测算这13个中西亚国家与我国未来的贸易潜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体贸易潜力指数分布见表3。
由表3可得，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大部分年份中贸易潜力指数低于1.2，贸易合作总体潜力较大，整体贸易具有提升空间。在中亚，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合作潜力较大，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绝大部分年份属于贸易潜力巨大型，特别是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來，贸易潜力值低至0.4左右，合作的潜力空间十分可观;在中亚，土库曼斯坦经济最为封闭，贸易壁垒比较严重，因此，我国与土的双边贸易在短期内呈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其次，由图表可知，近年来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潜力指数已高达2.2-2.6左右，说明合作双方在原有贸易领域的进展已达到相对饱和的程度，为了促进贸易双方的经贸合作的种类和规模都取得新的突破，需要两国双方共同努力，开辟新的贸易合作领域。在西亚，所选取的八个国家贸易潜力指数相差较大。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塞浦路斯、卡塔尔贸易潜力指数均低于0.8，未来贸易合作潜力巨大。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各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地处全世界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中国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保持密切的能源贸易往来，因此贸易潜力呈现出相对饱和的状态，从而需要继续开拓新的贸易合作领域。
五、结论
本文先对中国和中西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现状进行描述，然后引入贸易引力模型来讨论中国和中、西亚国家之间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最后选用拟合结果优良的贸易引力模型来测算2004年-2019年中国对中亚、西亚国家的贸易潜力。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
从贸易规模来看，2004年-2019年，我国对中亚、西亚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以及双边贸易总额总体上都是呈现上升趋势，是中国贸易合作的重点区域。但贸易总额增速波动性较大。同时我国与该区域各国在大多数年份呈现贸易逆差，少数年份会呈现贸易顺差的情况，但顺差额不大。
从贸易结构来看，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非常紧密，表现出很强的贸易互补性，但双方贸易产品品种较为单一，集中在固定领域无法达到突破，我国从中西亚国家主要以进口能源产品以及自然资源，向其出口价格低廉、可替代性较强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从我国与中亚、西亚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而言，双方在产能优化以及贸易合作空间上有待进一步挖掘。 从实证结果来看，影响中国与中西亚各国之间贸易交流的主要因素有：我国与贸易国的GDP总量、我国人口总量、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是否有共同边界、贸易国是否签订了自贸协定和贸易国的贸易自由度。我国与贸易国的经济规模的增长、拥有共同边界以及贸易国贸易自由度的提升都对双边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贸易两国距离越远、中国的市场容量越大、以及贸易伙伴存在生效期内的自贸协定都对双边贸易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中亚、西亚贸易伙伴国市场容量的增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双边贸易，但这种影响未通过检验。我国可以从上述方面与贸易国进行合作，从而开发贸易潜力，拓展贸易空间。
从贸易潜力来看，受到GDP总量、人口容量、地理距离、共同边界、贸易自由度等因素的影响，与中国双边贸易潜力较大的国家集中在西亚地区。我国与中亚地区贸易潜力波动幅度较大，近几年贸易潜力已接近饱和，但短期来看，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参考文献：
[1]刁莉，邓春慧，李利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西亚贸易潜力研究[J].亚太经济，2019（02）：61-67+150-151.
[2]刘倩，刘清杰，刘敏.“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潜力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8，38（04）：65-72.
[3]张志新，黄海蓉，林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西亚国家贸易关系及潜力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12）：13-19.
[4]万红先，冯婷婷，毕玲.安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研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05）：12-19.
[5]毕燕茹，师博.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测算及分析——贸易互补性指数与引力模型研究[J].亚太经济，2010（03）：47-51.
[6]张晓颖.“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20.
[7]高志剛，梁江艳.中国与中西南亚国家贸易效率、潜力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价格月刊，2019（06）：30-37.
[8]李晓，张宇璇，陈小辛.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贸易潜力研究：以最终消费品进口为例[J].南开经济研究，2020（01）：45-69.
[9]刘青峰，姜书竹.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双边贸易安排[J].浙江社会科学，2002（06）：16-19.
[10]陈根霞.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潜力研究[D].南京大学，2017.
[11]刘芳.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资源型产业合作模式研究[D].兰州大学，2019.
作者简介：杨金璇（1996.06- ），女，汉族，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2019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关键词：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贸易潜力;影响因素
一、引言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中国西部为起点，向西穿过亚洲中部，最终到达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半岛。路上途经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土耳其、阿联酋等国，既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更是能源运输与商品交易的重要通道。中亚、西亚地区位于连结两大洲、三大洋的核心地带，战略地位重要，且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历来便是大国博弈必争之地。同时，中西亚各国人口众多，经济贸易市场潜力巨大，作为中国自古丝绸之路时形成的贸易伙伴，更是对我国有着非常深刻的战略意义。因此，以此经济走廊为契机，加深与潜在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消化各种过剩产能问题，最大程度地释放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不仅能进一步深化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能源外交联系，更有利于将我国西部地区打造成新的开放高地，完善我国对外开放
的格局。
二、中国与中西亚各国双边贸易现状分析
1.中国与中西亚国家贸易规模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西亚各国之间的货物进、出口额及贸易总额总体上均呈稳步上升态势。2004年我国与中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仅为480.74亿美元，2019年时达到了3296.65億美元，同比增加约6.86倍。其中，中国与中西亚国家的进口额增长了1536亿美元，出口额增长了1280亿美元。从所占比重上看，2004年中国对中西亚国家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1%，到2019年，贸易额已达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2%。由此可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大大加强了中国与沿廊国家的贸易联系，促进了各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同时，从图中货物贸易总额增长曲线可看出，中国与中西亚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分别在2008年-2009年和2014年-2016年出现了下降趋势，2008年-2009年是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需求市场低迷，而2014年-2016年间，国际上全球经济增长普遍呈现低迷态势，贸易需求萎缩，国际间贸易陷入负增长的困难，与此同时期，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正处于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任务艰巨的阶段，因此贸易受到一定影响，进出口水平有所下降。
2.中国与中西亚国家贸易结构现状
本文主要采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Revision4的一位数商品分类，来研究我国与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结构。
由图2可知，中国从亚洲中西部国家进口最多的是能源原料、矿物燃料及其相关制成品。2019年，该类产品的进口额为1323.73亿美元，占我国自中西亚国家总进口额的74.48%。其次是SITC5化工产品、SITC2非能源原材料，2019年的占比分别为15.31%、4.47%。表明中国从中西亚国家的进口贸易主要以能源、资源为主，对外来进口依赖较大。
图3中，中国对中亚、西亚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以SITC7、SITC8、SITC6为主。2019年这三类产品的出口额分别为529.33亿美元、357.37亿美元、349.44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对沿线中西亚国家总出口额的38.23%、25.81%和25.24%。这是因为，与中亚、西亚各国相比，我国在劳动力、技术及资本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相关部门的产品更具有价格竞争力，进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但随着中亚、西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转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吸引外资的能力增强，我国的这种比较优势也在逐步丧失，亟需与该地区各国深化贸易联系、拓展贸易合作范围，寻求更多的贸易合作机会。
三、中国与中西亚各国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
引力模型是学术界探究贸易影响因素的重要手段。基本形式是两国的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主要决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公式为：
（1）
其中，Tij表示i国与j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Gi和Gj分别Dij表示i国和j国的GDP总量：表示贸易国家i与贸易国家j之间的地理距离，衡量时一般使用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
1.贸易引力模型变量的选取
本文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与中国—中亚—西亚走廊上的中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测算。相关分析变量的解释说明见表1。
2.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中，我们逐次引入各个解释变量，若方程的可决系数R2随着新变量的增加而升高，说明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显著相关，应该引入方程中。本文中，我们主要采用Stata.15来进行方程的回归与拟合，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GDP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显著。简单回归模型和拓展回归模型均反映出，贸易国GDP以及我国GDP都与双边贸易流量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相比中亚、西亚各国的GDP增长，我国GDP增长对贸易额的影响都更加显著，我国GDP每增加1%，双边贸易总额将提升1.198%-1.740%。
（2）我国人口总量这一解释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反向的，且影响显著。这与预期假设相反。中国人口每增长1%，就会使双边贸易额减少17.28%-29.35%。这可能由于中国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国内需求也在随之增加，国内生产供给首先需要满足庞大的内部消费需求，从而减少了出口产品供给，影响了出口贸易额的增加。但是，我国的贸易伙伴国，也就是中西亚国家的人口变量对贸易额存在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尚不确定：一方面，随着一国人口的增加，国内需求扩大，在国内生产无法满足，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时，就会增加国外进口额，从而导致双边贸易总额的增加，但另一方面，我国对中亚、西亚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很低，可替代性较强。 （3）我国与贸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影响显著。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就越需要花费昂贵的运输成本，贸易产品越不具有价格竞争力，进而限制了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在简单模型与拓展模型中，系数前的符号均为负，且我国与进行贸易合作的中西亚国家的地理距离每增加1%，将会影响双边贸易总额减少0.689%-1.477%。
（4）边境接壤对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流量有促进作用。当两国存在共同边界时，将使两国双边贸易额增加0.768%-1.744%。也进一步证明，在我国与中西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中，边境贸易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5）贸易国存在生效期内的贸易协定对我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有显著的反向关系。中西亚地区语言、宗教相同，经济结构相似，基于此，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欧亚经济联盟等多个区域性合作机制，用来协调区域间的合作与发展事宜。这些区域合作机制的成立，一方面加强了机制内部各国的要素流动和贸易沟通，减少了与机制之外经济体的贸易合作;另一方面，为了保障本国有稳定的能源来源，西方发达国家与这些组织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在加强与西方发达经济体贸易合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与中国的贸易交流。
（6）中亚、西亚各国的政府效率对双边贸易总额影响不显著。该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符，可能与中亚、西亚各国政治形势复杂，内部动乱频发、国内环境不稳定有关。
（7）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自由度对双边贸易总额呈正相关关系。当贸易自由度增加1%，将使两国贸易总额增加0.0122%，但贸易自由度变化并不是影响贸易潜力的最重要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国家经济较封闭、贸易壁垒较严重以外，中亚、西亚各国已基本上可以实现贸易自由化。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由简单回归模型（1）逐步增加变量，直到拓展回归模型（5），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不断提高，模型的解释力随之不断增强，因此我们选择贸易拓展模型（5）来描述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西亚各国的贸易情况。由上可知，与双边贸易总额有关的影响因素共包括：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GDP总量、我国人口规模、我国与贸易国的地理距离、我国与贸易国是否相邻、贸易伙伴国是否存在生效期内的自贸协定以及贸易伙伴国的自由贸易度大小，以上7个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分析，则最终的回归贸易模型为：
四、贸易潜力估算
贸易潜力指数是贸易引力模型所计算出的双边贸易额的理想值与双边贸易的现实值的比值，该比值反映了贸易合作双方贸易潜力已经实现的程度。本文根据前文拟合程度良好的贸易引力模型计算了2004—2019年我国与中亚、西亚样本区域的双边贸易估算额，在此基础上比较我国与该区域合作伙伴的贸易潜力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TP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指数;tradeij为双边实际产生的贸易额;tradeij*为通过引力模型预测得到的理想的贸易额。
当两国的潜力指数TPij ≥ 1.20时，它们的贸易关系属于“潜力再造型”，此时这两个国家之间贸易潜力已十分有限，需要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尽快发展和培育新动力;当0.80 ≤ TPij ≤ 1.20时，两国的贸易关系属于“潜力开拓型”，说明应继续挖掘贸易空间，以激发双方未来的贸易发展潜力;当两国的潜力指数TPij ≤ 0.80时，双方的贸易关系属于“潜力巨大型”，由此可看出贸易双方具有巨大的贸易开拓空间，此时应尽快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推动贸易双方经贸合作步入常态化轨道。
我们以这13个样本国家为基本单位，测算这13个中西亚国家与我国未来的贸易潜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体贸易潜力指数分布见表3。
由表3可得，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大部分年份中贸易潜力指数低于1.2，贸易合作总体潜力较大，整体贸易具有提升空间。在中亚，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合作潜力较大，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绝大部分年份属于贸易潜力巨大型，特别是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來，贸易潜力值低至0.4左右，合作的潜力空间十分可观;在中亚，土库曼斯坦经济最为封闭，贸易壁垒比较严重，因此，我国与土的双边贸易在短期内呈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其次，由图表可知，近年来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潜力指数已高达2.2-2.6左右，说明合作双方在原有贸易领域的进展已达到相对饱和的程度，为了促进贸易双方的经贸合作的种类和规模都取得新的突破，需要两国双方共同努力，开辟新的贸易合作领域。在西亚，所选取的八个国家贸易潜力指数相差较大。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塞浦路斯、卡塔尔贸易潜力指数均低于0.8，未来贸易合作潜力巨大。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各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地处全世界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中国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保持密切的能源贸易往来，因此贸易潜力呈现出相对饱和的状态，从而需要继续开拓新的贸易合作领域。
五、结论
本文先对中国和中西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现状进行描述，然后引入贸易引力模型来讨论中国和中、西亚国家之间贸易潜力的影响因素，最后选用拟合结果优良的贸易引力模型来测算2004年-2019年中国对中亚、西亚国家的贸易潜力。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
从贸易规模来看，2004年-2019年，我国对中亚、西亚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以及双边贸易总额总体上都是呈现上升趋势，是中国贸易合作的重点区域。但贸易总额增速波动性较大。同时我国与该区域各国在大多数年份呈现贸易逆差，少数年份会呈现贸易顺差的情况，但顺差额不大。
从贸易结构来看，2004年-2019年，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非常紧密，表现出很强的贸易互补性，但双方贸易产品品种较为单一，集中在固定领域无法达到突破，我国从中西亚国家主要以进口能源产品以及自然资源，向其出口价格低廉、可替代性较强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从我国与中亚、西亚的经济规模与开放程度而言，双方在产能优化以及贸易合作空间上有待进一步挖掘。 从实证结果来看，影响中国与中西亚各国之间贸易交流的主要因素有：我国与贸易国的GDP总量、我国人口总量、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是否有共同边界、贸易国是否签订了自贸协定和贸易国的贸易自由度。我国与贸易国的经济规模的增长、拥有共同边界以及贸易国贸易自由度的提升都对双边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贸易两国距离越远、中国的市场容量越大、以及贸易伙伴存在生效期内的自贸协定都对双边贸易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中亚、西亚贸易伙伴国市场容量的增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双边贸易，但这种影响未通过检验。我国可以从上述方面与贸易国进行合作，从而开发贸易潜力，拓展贸易空间。
从贸易潜力来看，受到GDP总量、人口容量、地理距离、共同边界、贸易自由度等因素的影响，与中国双边贸易潜力较大的国家集中在西亚地区。我国与中亚地区贸易潜力波动幅度较大，近几年贸易潜力已接近饱和，但短期来看，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参考文献：
[1]刁莉，邓春慧，李利宇.“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西亚贸易潜力研究[J].亚太经济，2019（02）：61-67+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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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金璇（1996.06- ），女，汉族，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2019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