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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1915-1980），是享誉中国影坛的著名表演艺术大师。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他主演的多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赵丹一生对事业真心投入，历尽磨难，仍矢志不渝，生命旅程令人感叹不已。
误入虎穴 被捕入狱
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赵丹主演了《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等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成为耀眼的明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武汉演出。1938年，赵丹一行来到重庆，参加《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没想到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悲惨的玩笑。一天，23岁的赵丹偶然看到杜重远写的一本新书《盛世才与新疆》，一心想开拓艺术新领域的赵丹，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思贤若渴”，便通过邹韬奋先生的帮助，与茅盾、杜重远、张仲实取得了联系。人在新疆的茅盾深知盛世才虽打着“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的幌子，实行的却是独裁专制统治，由于在回电文中不能直说，只好借故提醒“新疆生活艰苦，望慎重考虑”。而当时的赵丹却不理解残酷的政治背景，于1939年6月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带着爱人叶露茜和孩子奔赴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
茅盾在新疆主持文化工作，二人相见分外亲切。茅盾悄悄地告诉赵丹： “盛世才这个人捉摸不透，非常多疑，你们要谨慎。既然来了，先安心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找机会回去吧。”
刚到新疆，赵丹就排演了一部抗日题材话剧《故乡》，原作背景在东北，后来演出时把背景改在无锡一带。盛世才是东北人，看过后心里很不高兴。一次，赵丹在另一个剧中扮演一个丑角，因这角色的形象与盛世才的岳父非常相似，这便再次引起盛世才的不满，弄得赵丹有口难辩。不久，杜重远被软禁。盛世才以组织“阴谋暴动集团”的理由，把杜重远以及从内地来的人都牵扯进去。1940年5月，赵丹和徐韬演出《夜光杯》一场戏后，即被逮捕锒铛入狱。
在狱中，赵丹遭受了各种酷刑拷打。有一次，在天主教堂被审讯，让他招供“阴谋罪行”。赵丹气愤之极反问： “我从内地来新疆演话剧，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罪？抗日无罪，救国无罪，谁破坏抗日救国才有罪！你们说我参加‘杜重远阴谋暴动集团’，杜重远是有名的爱国人士，他为反日坐过监狱，他来新疆是盛督办请的，怎么会搞阴谋？只有你们才是在搞阴谋，不准我们抗日救国，你们才真正有罪！”他这一说，把审讯的人给惹火了，气急败坏地动用各种刑具。赵丹多次昏过去，又一次次被浇凉水惊醒过来。后来，看他实在不招供，就不再审讯，将他拖回第二监狱长期关押。
狱中的赵丹平日里说话幽默诙谐。他不但会讲，还会唱京戏西皮二黄，唱外国歌曲。有时弄到一个铅笔头，他就在纸上、木板上画山水，画人物。每天不是说就是画，实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乐天派。一天中午，一位炊事员提着一竹筐馍馍，另一位炊事员拎着一铁桶菜汤，放到铁门口。牢房里的人，拿着大瓷碗出来盛汤。赵丹拿着监狱发给的大泥碗，念念有词地说： “人生能有几多时，何日出牢不可知。每天拿着大泥碗，铁门里边讨饭吃！”他还把孟浩然《春晓》诗改成：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狗咬。夜来汽车声，不知抓多少？”
有一天，门外的看守送来一个难友被检查过的行李。其中有几本鲁迅、林语堂的书，还有几本外国小说。赵丹一本一本地翻阅起来。天晚了，监号的灯光很昏暗，他借着微弱的光线，聚精会神地阅读。当窗外的天完全黑了的时候，铁门外甬道里的电灯突然灭了。赵丹看不了书，就在黑暗中同难友谈论起抗日战争、苏德战争，一直谈到夜深。
他们哪里晓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夜晚！据说，盛世才为了杀人灭口，命令他的党羽把各新疆各监狱要杀的人，事先都集中到这个第二监狱。当天，用卡车运进十几大桶汽油和几十箱手榴弹、炸药，还从督办公署卫队团派来两个机关枪排，准备把关在这里的1000多人，在夜深时，全部葬入火海。幸亏这一阴谋被泄露出去，有人跑到当地新来的国民党驻军营地报告。驻军头目立即派来一营兵力，撤换了监狱管理人员，派了一个连的士兵在狱外武装监护。狱中的人才逃過了这场生死劫难。
赵丹第一任妻子是叶露茜。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有3对影剧界的明星结婚轰动一时，其中一对就是赵丹和叶露茜。另两对夫妇是蓝苹（江青）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沈钧儒先生是证婚人。他们“在西子湖的碧波上先乘画舫游湖，后到黄龙泉用餐，最后到六和塔。郑君里主持婚礼，3对新人绕塔一周，后在一纸上签名宣布结成伉俪。”
3对新人相聚后各奔前程。赵丹赴新疆不幸被捕后，他的妻儿与王为一妻子俞佩珊、徐韬妻子程婉芬、朱今明妻子陈英同住一个“叛逆家属”大院。同命相怜，大家互相关怀、帮助，成了患难之交。盛世才不准“叛逆家属”探监，也不准她们离开新疆。叶露茜和孩子在痛楚的时光中煎熬着日日夜夜。1943年春天，盛世才派人通知叶露茜等人，用汽车把她们送回内地，谎说“赵丹和王为一他们都已经被释放了，在路上等着你们一同回去。”那些天，叶露茜和儿子苗子非常高兴，以为很快就要和亲人团聚了。未曾想到，她们是被骗走的！叶露茜、俞佩珊在路上没有见到赵丹和王为一，以为他们已不在人世，非常绝望。
叶露茜离开新疆先后到了重庆、昆明，后改嫁他人。俞佩珊留在成都，程婉芬和陈英不知去向。这段妻离子散的痛苦情感，在赵丹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创痕。
患难之交
铁链锁起的《四友图》
后来，盛世才失势离开新疆，第二监狱新来了一个监狱长。因为要组织人力创作，就把狱中一些能写文章、演话剧的人提到优待号。这样一来，赵丹他们就被提到了优待号。住优待号的人有家可以回家，有亲友可以探亲访友。然而赵丹他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天，赵丹和王为一、徐韬、朱今明，来到狱中难友、我父亲方未艾的家里聚餐。赵丹喝了几杯酒，感慨地说：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饮酒吃肉，但我们不是酒肉朋友。我们是天涯患难友。将来谁也不要忘了今天！来来来，大家共饮一杯，就等于发誓，我们永远不忘！” 1945年春，赵丹与王为一、徐韬、朱今明出狱后无家可归，就住在汉文化促进会里。为了向新疆人民告别，他们又出演了被捕前演过的那出揭露汉奸卖国贼罪恶的话剧。他们四人都参加排演，還亲自动手画布景。
在他们住所的墙上，挂着一幅赵丹画的《四友图》。奇怪的是，画了一条铁链，把4人的身子锁在一起。有人问赵丹： “画这条铁链的用意何在？”他说： “这是表示我们4个人，被一条铁链锁在一起的。我们要共同努力挣断这条铁链，为抗日救国、解放全中国做贡献！”日后，他们果然都这样做了。
崇敬鲁迅
立志再现银幕惜未如愿
1944年10月，赵丹在新疆第二监狱牢房里时，遇到了我的父亲、从东北来的难友方未艾。赵丹29岁，小方未艾9岁。二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当他得知我的父亲与萧军是好友，曾经一同人东北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一同举兵抗日，失败后又一同退居哈尔滨步入报坛时，便说他在上海见过萧军，参加鲁迅先生葬礼时，看到萧军悲恸得痛哭流涕。萧军手拿大喇叭，当送葬游行队伍总指挥。赵丹还动情地说：“30年代我在上海见过鲁迅先生，他曾经看过我们演出。鲁迅逝世我参加送葬，拜祭过先生遗体。在我青少年时，对鲁迅先生就非常崇敬。他的作品和人格完全融进了我的生命。我也学着他的风格，写过小说。” “将来我出狱后，一定要演一部鲁迅先生的电影，把鲁迅先生在银幕上再现出来。他的一颦一笑，习惯动作，独特的人物神态，我都精心地设计过。他的刚柔相济，他的内在气质，他的爱憎分明性格和深邃的思想，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每当我创造的欲望和激情爆发出来，自己都难以控制。我一定要把有血有肉的鲁迅先生，展现在全国人民的眼前……”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摄《鲁迅传》，让赵丹主演鲁迅。赵丹蓄起了小髭，开始用毛笔写字，进入角色了。多次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剧被宣布停拍。
1979年上海春节联欢大会上，在掌声中，有着倔强的头发、冷峻的面容、孤傲的浓眉、刚硬的胡须、身着长衫的“鲁迅先生”，撑着一把油纸伞，从远处慢慢走来……赵丹扮演的鲁迅先生精彩亮相，神形兼备，神采奕奕，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这一难忘时刻，成为崇拜鲁迅先生的晚年赵丹精神上的莫大安慰。
主演武训
引来全国大批判
1951年2月，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 （上下集），首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获得强烈反响。赵丹在《大众电影》上发表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回应各界的赞誉。
不料世事多变，仅是3个多月后的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7月23日，刊登《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导致电影《武训传》被禁演。6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
这真是晴天霹雳。据黄宗英回忆，拍《武训传》本来是地下党交给赵丹的政治任务。1949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在拍摄“戡乱”片，拍飞机轰炸解放区的新闻片，要放在故事片《武训传》前播映。阳翰笙对赵丹说：你去中制，要狮子大开口要高片酬，要把他们的摄影棚全搭起布景，占住主要创作人员，让他们拍不成“戡乱”片。这是个政治任务，赵丹严肃地领下了任务。为演好武训，他无论是在电影厂还是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进入了角色，不理家人。他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对自己真踢真打。
赵丹自己没有说出这些事，但是， “他蔫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务和前途都完蛋了。”赵丹为此有4年多没有拍电影。直到1955年，上海电影厂的沈浮请他拍摄中医药家《李时珍》。赵丹将李时珍从17岁演到70岁，演得很细腻、流畅。放映后，令人耳目一新。赵丹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之后，赵丹先后拍摄了《聂耳》和《林则徐》。
赵丹有句令人铭记的箴言：“演员是通过角色向世界发言。”有一次为印名片，办公室人员打电话问他：“名片上头衔印三个：一、全国政协委员;二、全国文联委员：三、全国影协常务理事。行不行？”赵丹回答：“你忘了最重要的。”对方疑惑地问： “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赵丹说： “我是个演员！首先要印上电影演员。”
敬佩总理
武汉结识一见如故
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周恩来每年都要与赵丹见几次面。赵丹1915年出生，比周恩来小17岁，两人深厚的交情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演艺界声名显赫的赵丹即参加了《保卫芦沟桥》的演出，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做报告，号召他们全力投入义演献金活动。两人相识一见如故，周恩来常对人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也常说， “我一生最敬佩的是周恩来总理！”
1953年，在周总理和郭沫若的建议下，北京青艺邀请赵丹主演话剧《屈原》。这是赵丹自《武训传》禁演后首次复出公演。
1977年，在1万多人参加的迎新晚会上，满怀深情的赵丹和白杨共同朗诵了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作为“文革”后首次复出的见面礼。
赵丹总想在银幕上扮演亿万人民心中的周恩来。1977年，当北京电影制片厂请赵丹饰演《大河奔流》中的周恩来时，他激动万分。黄宗英陪他去了北京，住在北影厂招待所的一个小房间。导演谢铁骊让工人搬来一个大穿衣镜，为他订制了周总理的服装、道具。第一次试镜时，给他剃掉半寸鬓角，又装了两只假槽牙，以显脸宽。第二次试镜时，导演说周总理的人中比赵丹长，就以塑胶制作人中，贴在上唇上，照相还好，就是不能说话了。直到第五次试妆，试拍周总理办公批阅文件镜头，神形兼备的周总理复现了。赵丹对演好周总理充满激情和信心。为能出演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赵丹从邓颖超那里拿到许多宝贵资料日夜研读。最后拍出“试妆照”，张瑞芳看了惊喜地大叫：“周总理复活了！” 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赵丹最终未能如愿参演这部影片。
赤胆忠心
为世间留下千古绝唱 “文革”期间，赵丹受到残酷迫害，被捕入狱5年零3个月。据黄宗英回忆，1973年春，赵丹被假释出来了。孩子们见过爸爸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 “爸爸完了，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黄宗英被赵丹的自言自语惊醒了。黄宗英对他说： “阿丹，你想说话，就把我叫醒，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吓人的。”他说：“我在里面关着时，就怕自己以后不会说话，演不成戏，总练着自己跟自己说话，已成习惯了！”
又是一夜，黄宗英问赵丹： “你在里面是怎么活过来的？”“我想戏啊，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短笛、牛群，牧牛的孩子们站在牛背上过河，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
在关“牛棚子”的岁月，赵丹同上海中国画院创办人之一的富华住在同室。他俩避开造反派监视，躲在破草棚里挥毫泼墨。富华刻了两方印章：一方刻“哥俩好”;一方刻“二度囹圄”，供两人在合作的画上使用。赵丹写了一首诗：
大起大落有奇福，
两度囹圄发尚乌。
酸甜苦辣极变化，
地狱天堂索艺珠。
晚年的赵丹闲居家中，画得一手好山水、好花鸟，写得一手好书法。一般人如此也许是修身养性，对赵丹来说为了减轻极端的精神痛苦。在他手绘的一幅芍药图上，赵丹题了一首诗：
一生多蹉跎，
老来复坎坷。
不羡大富贵，
泼墨写白芍。
赵丹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来客对其画作夸好，他自语道： “我是演员，我是演员啊！”眼泪抑制不住涔涔流了下来。
1980年9月， 《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当时，赵丹患胰腺癌在北京住院治疗。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秘书、子女，都先后来探望。当时，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望赵丹，问他有什么要求。赵丹说： “有些话想和乔木谈。”陈荒煤说： “我来联系。”
于是，赵丹将要和胡乔木说的话，口授出来让黄宗英用笔记下来。一天下午，胡乔木和贺敬之来到病房，赵丹因为身体太虚弱，让黄宗英代自己讲话。
黄宗英拿着笔记本，重点说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二是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三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胡乔木认真地听了，说： “不简单，整理成文字吧。”黄宗英和胡乔木讲完话后，赵丹像办成一件大事，松弛了下来呼呼睡去。
10月8日， 《人民日报》第五版头条发表了赵丹署名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后有人将此文称作“赵丹遗言”），其中講到“‘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当黄宗英含泪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时，赵丹眼珠轻轻地动了一下。
1980年10月10日凌晨2时40分，赵丹安静地辞别人世。
误入虎穴 被捕入狱
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赵丹主演了《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等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成为耀眼的明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武汉演出。1938年，赵丹一行来到重庆，参加《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没想到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悲惨的玩笑。一天，23岁的赵丹偶然看到杜重远写的一本新书《盛世才与新疆》，一心想开拓艺术新领域的赵丹，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思贤若渴”，便通过邹韬奋先生的帮助，与茅盾、杜重远、张仲实取得了联系。人在新疆的茅盾深知盛世才虽打着“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的幌子，实行的却是独裁专制统治，由于在回电文中不能直说，只好借故提醒“新疆生活艰苦，望慎重考虑”。而当时的赵丹却不理解残酷的政治背景，于1939年6月与好友徐韬、王为一、朱今明、易烈等，带着爱人叶露茜和孩子奔赴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
茅盾在新疆主持文化工作，二人相见分外亲切。茅盾悄悄地告诉赵丹： “盛世才这个人捉摸不透，非常多疑，你们要谨慎。既然来了，先安心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找机会回去吧。”
刚到新疆，赵丹就排演了一部抗日题材话剧《故乡》，原作背景在东北，后来演出时把背景改在无锡一带。盛世才是东北人，看过后心里很不高兴。一次，赵丹在另一个剧中扮演一个丑角，因这角色的形象与盛世才的岳父非常相似，这便再次引起盛世才的不满，弄得赵丹有口难辩。不久，杜重远被软禁。盛世才以组织“阴谋暴动集团”的理由，把杜重远以及从内地来的人都牵扯进去。1940年5月，赵丹和徐韬演出《夜光杯》一场戏后，即被逮捕锒铛入狱。
在狱中，赵丹遭受了各种酷刑拷打。有一次，在天主教堂被审讯，让他招供“阴谋罪行”。赵丹气愤之极反问： “我从内地来新疆演话剧，是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罪？抗日无罪，救国无罪，谁破坏抗日救国才有罪！你们说我参加‘杜重远阴谋暴动集团’，杜重远是有名的爱国人士，他为反日坐过监狱，他来新疆是盛督办请的，怎么会搞阴谋？只有你们才是在搞阴谋，不准我们抗日救国，你们才真正有罪！”他这一说，把审讯的人给惹火了，气急败坏地动用各种刑具。赵丹多次昏过去，又一次次被浇凉水惊醒过来。后来，看他实在不招供，就不再审讯，将他拖回第二监狱长期关押。
狱中的赵丹平日里说话幽默诙谐。他不但会讲，还会唱京戏西皮二黄，唱外国歌曲。有时弄到一个铅笔头，他就在纸上、木板上画山水，画人物。每天不是说就是画，实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乐天派。一天中午，一位炊事员提着一竹筐馍馍，另一位炊事员拎着一铁桶菜汤，放到铁门口。牢房里的人，拿着大瓷碗出来盛汤。赵丹拿着监狱发给的大泥碗，念念有词地说： “人生能有几多时，何日出牢不可知。每天拿着大泥碗，铁门里边讨饭吃！”他还把孟浩然《春晓》诗改成：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狗咬。夜来汽车声，不知抓多少？”
有一天，门外的看守送来一个难友被检查过的行李。其中有几本鲁迅、林语堂的书，还有几本外国小说。赵丹一本一本地翻阅起来。天晚了，监号的灯光很昏暗，他借着微弱的光线，聚精会神地阅读。当窗外的天完全黑了的时候，铁门外甬道里的电灯突然灭了。赵丹看不了书，就在黑暗中同难友谈论起抗日战争、苏德战争，一直谈到夜深。
他们哪里晓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夜晚！据说，盛世才为了杀人灭口，命令他的党羽把各新疆各监狱要杀的人，事先都集中到这个第二监狱。当天，用卡车运进十几大桶汽油和几十箱手榴弹、炸药，还从督办公署卫队团派来两个机关枪排，准备把关在这里的1000多人，在夜深时，全部葬入火海。幸亏这一阴谋被泄露出去，有人跑到当地新来的国民党驻军营地报告。驻军头目立即派来一营兵力，撤换了监狱管理人员，派了一个连的士兵在狱外武装监护。狱中的人才逃過了这场生死劫难。
赵丹第一任妻子是叶露茜。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有3对影剧界的明星结婚轰动一时，其中一对就是赵丹和叶露茜。另两对夫妇是蓝苹（江青）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沈钧儒先生是证婚人。他们“在西子湖的碧波上先乘画舫游湖，后到黄龙泉用餐，最后到六和塔。郑君里主持婚礼，3对新人绕塔一周，后在一纸上签名宣布结成伉俪。”
3对新人相聚后各奔前程。赵丹赴新疆不幸被捕后，他的妻儿与王为一妻子俞佩珊、徐韬妻子程婉芬、朱今明妻子陈英同住一个“叛逆家属”大院。同命相怜，大家互相关怀、帮助，成了患难之交。盛世才不准“叛逆家属”探监，也不准她们离开新疆。叶露茜和孩子在痛楚的时光中煎熬着日日夜夜。1943年春天，盛世才派人通知叶露茜等人，用汽车把她们送回内地，谎说“赵丹和王为一他们都已经被释放了，在路上等着你们一同回去。”那些天，叶露茜和儿子苗子非常高兴，以为很快就要和亲人团聚了。未曾想到，她们是被骗走的！叶露茜、俞佩珊在路上没有见到赵丹和王为一，以为他们已不在人世，非常绝望。
叶露茜离开新疆先后到了重庆、昆明，后改嫁他人。俞佩珊留在成都，程婉芬和陈英不知去向。这段妻离子散的痛苦情感，在赵丹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创痕。
患难之交
铁链锁起的《四友图》
后来，盛世才失势离开新疆，第二监狱新来了一个监狱长。因为要组织人力创作，就把狱中一些能写文章、演话剧的人提到优待号。这样一来，赵丹他们就被提到了优待号。住优待号的人有家可以回家，有亲友可以探亲访友。然而赵丹他们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这天，赵丹和王为一、徐韬、朱今明，来到狱中难友、我父亲方未艾的家里聚餐。赵丹喝了几杯酒，感慨地说：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饮酒吃肉，但我们不是酒肉朋友。我们是天涯患难友。将来谁也不要忘了今天！来来来，大家共饮一杯，就等于发誓，我们永远不忘！” 1945年春，赵丹与王为一、徐韬、朱今明出狱后无家可归，就住在汉文化促进会里。为了向新疆人民告别，他们又出演了被捕前演过的那出揭露汉奸卖国贼罪恶的话剧。他们四人都参加排演，還亲自动手画布景。
在他们住所的墙上，挂着一幅赵丹画的《四友图》。奇怪的是，画了一条铁链，把4人的身子锁在一起。有人问赵丹： “画这条铁链的用意何在？”他说： “这是表示我们4个人，被一条铁链锁在一起的。我们要共同努力挣断这条铁链，为抗日救国、解放全中国做贡献！”日后，他们果然都这样做了。
崇敬鲁迅
立志再现银幕惜未如愿
1944年10月，赵丹在新疆第二监狱牢房里时，遇到了我的父亲、从东北来的难友方未艾。赵丹29岁，小方未艾9岁。二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当他得知我的父亲与萧军是好友，曾经一同人东北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一同举兵抗日，失败后又一同退居哈尔滨步入报坛时，便说他在上海见过萧军，参加鲁迅先生葬礼时，看到萧军悲恸得痛哭流涕。萧军手拿大喇叭，当送葬游行队伍总指挥。赵丹还动情地说：“30年代我在上海见过鲁迅先生，他曾经看过我们演出。鲁迅逝世我参加送葬，拜祭过先生遗体。在我青少年时，对鲁迅先生就非常崇敬。他的作品和人格完全融进了我的生命。我也学着他的风格，写过小说。” “将来我出狱后，一定要演一部鲁迅先生的电影，把鲁迅先生在银幕上再现出来。他的一颦一笑，习惯动作，独特的人物神态，我都精心地设计过。他的刚柔相济，他的内在气质，他的爱憎分明性格和深邃的思想，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每当我创造的欲望和激情爆发出来，自己都难以控制。我一定要把有血有肉的鲁迅先生，展现在全国人民的眼前……”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摄《鲁迅传》，让赵丹主演鲁迅。赵丹蓄起了小髭，开始用毛笔写字，进入角色了。多次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剧被宣布停拍。
1979年上海春节联欢大会上，在掌声中，有着倔强的头发、冷峻的面容、孤傲的浓眉、刚硬的胡须、身着长衫的“鲁迅先生”，撑着一把油纸伞，从远处慢慢走来……赵丹扮演的鲁迅先生精彩亮相，神形兼备，神采奕奕，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这一难忘时刻，成为崇拜鲁迅先生的晚年赵丹精神上的莫大安慰。
主演武训
引来全国大批判
1951年2月，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 （上下集），首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获得强烈反响。赵丹在《大众电影》上发表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回应各界的赞誉。
不料世事多变，仅是3个多月后的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7月23日，刊登《武训历史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导致电影《武训传》被禁演。6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
这真是晴天霹雳。据黄宗英回忆，拍《武训传》本来是地下党交给赵丹的政治任务。1949年国民党中央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在拍摄“戡乱”片，拍飞机轰炸解放区的新闻片，要放在故事片《武训传》前播映。阳翰笙对赵丹说：你去中制，要狮子大开口要高片酬，要把他们的摄影棚全搭起布景，占住主要创作人员，让他们拍不成“戡乱”片。这是个政治任务，赵丹严肃地领下了任务。为演好武训，他无论是在电影厂还是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进入了角色，不理家人。他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对自己真踢真打。
赵丹自己没有说出这些事，但是， “他蔫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务和前途都完蛋了。”赵丹为此有4年多没有拍电影。直到1955年，上海电影厂的沈浮请他拍摄中医药家《李时珍》。赵丹将李时珍从17岁演到70岁，演得很细腻、流畅。放映后，令人耳目一新。赵丹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之后，赵丹先后拍摄了《聂耳》和《林则徐》。
赵丹有句令人铭记的箴言：“演员是通过角色向世界发言。”有一次为印名片，办公室人员打电话问他：“名片上头衔印三个：一、全国政协委员;二、全国文联委员：三、全国影协常务理事。行不行？”赵丹回答：“你忘了最重要的。”对方疑惑地问： “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赵丹说： “我是个演员！首先要印上电影演员。”
敬佩总理
武汉结识一见如故
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周恩来每年都要与赵丹见几次面。赵丹1915年出生，比周恩来小17岁，两人深厚的交情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演艺界声名显赫的赵丹即参加了《保卫芦沟桥》的演出，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做报告，号召他们全力投入义演献金活动。两人相识一见如故，周恩来常对人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也常说， “我一生最敬佩的是周恩来总理！”
1953年，在周总理和郭沫若的建议下，北京青艺邀请赵丹主演话剧《屈原》。这是赵丹自《武训传》禁演后首次复出公演。
1977年，在1万多人参加的迎新晚会上，满怀深情的赵丹和白杨共同朗诵了纪念周恩来的散文诗《中南海的灯光》，作为“文革”后首次复出的见面礼。
赵丹总想在银幕上扮演亿万人民心中的周恩来。1977年，当北京电影制片厂请赵丹饰演《大河奔流》中的周恩来时，他激动万分。黄宗英陪他去了北京，住在北影厂招待所的一个小房间。导演谢铁骊让工人搬来一个大穿衣镜，为他订制了周总理的服装、道具。第一次试镜时，给他剃掉半寸鬓角，又装了两只假槽牙，以显脸宽。第二次试镜时，导演说周总理的人中比赵丹长，就以塑胶制作人中，贴在上唇上，照相还好，就是不能说话了。直到第五次试妆，试拍周总理办公批阅文件镜头，神形兼备的周总理复现了。赵丹对演好周总理充满激情和信心。为能出演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赵丹从邓颖超那里拿到许多宝贵资料日夜研读。最后拍出“试妆照”，张瑞芳看了惊喜地大叫：“周总理复活了！” 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赵丹最终未能如愿参演这部影片。
赤胆忠心
为世间留下千古绝唱 “文革”期间，赵丹受到残酷迫害，被捕入狱5年零3个月。据黄宗英回忆，1973年春，赵丹被假释出来了。孩子们见过爸爸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 “爸爸完了，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黄宗英被赵丹的自言自语惊醒了。黄宗英对他说： “阿丹，你想说话，就把我叫醒，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吓人的。”他说：“我在里面关着时，就怕自己以后不会说话，演不成戏，总练着自己跟自己说话，已成习惯了！”
又是一夜，黄宗英问赵丹： “你在里面是怎么活过来的？”“我想戏啊，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短笛、牛群，牧牛的孩子们站在牛背上过河，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
在关“牛棚子”的岁月，赵丹同上海中国画院创办人之一的富华住在同室。他俩避开造反派监视，躲在破草棚里挥毫泼墨。富华刻了两方印章：一方刻“哥俩好”;一方刻“二度囹圄”，供两人在合作的画上使用。赵丹写了一首诗：
大起大落有奇福，
两度囹圄发尚乌。
酸甜苦辣极变化，
地狱天堂索艺珠。
晚年的赵丹闲居家中，画得一手好山水、好花鸟，写得一手好书法。一般人如此也许是修身养性，对赵丹来说为了减轻极端的精神痛苦。在他手绘的一幅芍药图上，赵丹题了一首诗：
一生多蹉跎，
老来复坎坷。
不羡大富贵，
泼墨写白芍。
赵丹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来客对其画作夸好，他自语道： “我是演员，我是演员啊！”眼泪抑制不住涔涔流了下来。
1980年9月， 《人民日报》文艺版开展了“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当时，赵丹患胰腺癌在北京住院治疗。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秘书、子女，都先后来探望。当时，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望赵丹，问他有什么要求。赵丹说： “有些话想和乔木谈。”陈荒煤说： “我来联系。”
于是，赵丹将要和胡乔木说的话，口授出来让黄宗英用笔记下来。一天下午，胡乔木和贺敬之来到病房，赵丹因为身体太虚弱，让黄宗英代自己讲话。
黄宗英拿着笔记本，重点说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二是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三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胡乔木认真地听了，说： “不简单，整理成文字吧。”黄宗英和胡乔木讲完话后，赵丹像办成一件大事，松弛了下来呼呼睡去。
10月8日， 《人民日报》第五版头条发表了赵丹署名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后有人将此文称作“赵丹遗言”），其中講到“‘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丁都管，管得8亿人民只剩下8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正在抢救。当黄宗英含泪告诉赵丹“文章发表了”时，赵丹眼珠轻轻地动了一下。
1980年10月10日凌晨2时40分，赵丹安静地辞别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