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20世纪的一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眼中、心中的日本是什么样子呢?细读他们的作品，发现他们有细腻的感受、深刻的理解，但也不乏误读误判。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人眼里，日本真可谓“日色曚昽”。于是，应编辑部之邀，我把这些往事写下来，不妨就从徐志摩写起。
　　说起来，徐志摩与日本并没有什么渊源，一曲脍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却将他定格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这不能不归功于1924年夏的东瀛之行。该年4月，印度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来华访问，徐志摩担任翻译。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一直伴随左右，出色的表现，深得老人欢心，泰戈尔给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素思玛”，徐志摩则亲热地称泰戈尔“老戈爹”，两人成了忘年交。访华结束，泰戈尔接着访问日本，徐志摩恋恋不舍，陪同老戈爹继续日本之行。
　　日本是一个景色秀丽、充满“人情美”的国度，这一切被徐志摩记录在《沙扬娜拉》十八首里。那是一种被催眠了的感觉，无论是沐浴在金色朝阳中翡翠般的群岛，还是神户山的清风、松馨、流云，大阪城的花雨、连翩的蛱蝶、满街艳丽的灯影，都投射着诗人幸福的灵性，连那一声声木屐敲地，听上去都是“殷勤”的!在这种酣醉的状态下，一曲歌颂东瀛女子的绝唱涌出——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
　　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是留日作家一再描写的主题，然而，像《沙扬娜拉》那样，将东瀛女子的温柔演绎得如此美妙、空灵，达到美的极致的，却是罕见。当年，深谙日本的才女凌叔华曾婉讽徐志摩，认为他对日本的印象充满幻想，是中了“人情美”的“糖衣炮弹”，因为“日本人原本最会作东道主人，他们有心招待人，真是体贴入微，使宾至如归一样舒适，尤其是女性，她们都值得小泉八云(英国的日本通)的赞美”。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徐志摩欣赏日本女子的眼光里，有着英国“康桥”的投影，他是以贵族气十足的英国浪漫主义眼光欣赏日本的，这与他神仙一样的康桥留学生活是分不开的。现在，他在东瀛也发现“康桥”那样的“优美的生活”，怎能不诗兴大发?
　　然而，日本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另一面。大名鼎鼎的“武士道”产生于这里，绝非偶然，近代以降的军国主义扩张，更是令人瞠目，“菊与刀”的互补互动，才是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可惜沉迷于“康桥”情结的徐志摩无法看透这一点。
　　的确，徐志摩对日本的观察，外形的准确与内涵的错位总是胶着在一起，同时给人美妙的启示与深刻的误导。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现炒现卖，拿不久前的日本之行说事，对关东大地震中日本人的勇敢表现，极尽赞美之能事，将此归结为勇于向命运宣战的“精神的胜利”与人道之光的闪耀。然而，了解真相的人却知道，在这场大地震中，数千名朝鲜人和几百名中国人并非死于天灾，而是被自发组织起来的日本民众杀害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大杉荣夫妇及其孩子，是被日本宪兵杀死的!日本人丑陋野蛮愚昧的岛国根性。在这场大地震中暴露无遗。在嚴酷的历史事实面前，徐志摩一厢情愿的人道主义想像不能不显得天真。这同样表现在对富士山的解读上。在徐志摩看来，富士山的爆发“从伟大的破坏中指示一个伟大的建设”，这完全是西方式的理解。对于日本人来说，富士是一座令人敬畏的神山，日本人在地震面前处惊不乱，与其说是出于那种西方式的抗争命运的进取心，不如说是顺从“自然神”的认命与达观。
　　徐志摩对日本的误读有深刻的文化思想背景。近代以降，在西方文明不可抗拒的攻势下，中日两国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盛一衰的巨大反差，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深思，对日本的认识，也由传统的“大中华”眼光转为西方近代的进化论和人道主义视角。徐志摩的特殊性在于，他是站在西方贵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根据“人生是艺术”的生活理想赞美日本，这与其贵族士绅家庭的出身背景与浪漫诗人的性情有很大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24年夏陪同泰戈尔访问日本之前，日本并不在徐志摩的视野中，翻阅他的全部著作，几乎找不到有关日本的内容，而在一篇充满民族虚无主义的文章中，徐志摩引述法国作家埃里库对日本裸体舞蹈者的歧视性描写，看得出他是完全赞同其观点的。而一个月的“蓬莱仙境”之旅，就俘虏了徐志摩，这足以证明浪漫诗人的天真与东方“康桥”的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