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生产与消费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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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女性气质生产和消费的角度对虚拟偶像进行剖析: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依托技术将人物拟象化,通过气质规训和数字编码制造极具真实的完美女性;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处于男权社会中的虚拟偶像满足了消费者对身体、符号、情感的消费需求。
  关键词 虚拟偶像;女性气质;气质规训;消费逻辑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7-0080-03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县级融媒体中心舆论引导力研究”(编号:20BXW115)的阶段性成果。
  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具有特殊性,克里斯汀·维斯勒·德·帕纳菲认为“这些人造的女性通过比生理上的女性更精心设计和执行的女性气质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种有别于现实的“女性气质”,使虚拟偶像更具吸引力。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通过数字编码和机械复制创造出完美女性;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完美女性的诞生满足了消费者对身体、符号及情感的消费需求。虚拟偶像作为对现实的映射和延续,如何认识其女性气质的生产与消费逻辑,是需要关注和讨论的新问题。

1 虚拟偶像:技术合成的数字女性


  虚拟偶像是运用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建构的拟象化符号,它拥有诸多令用户认同的外在和内在特质,具有出众的容貌和完美的性格,所呈现的“人格化”形象,满足了大众对美好女性的幻想。虽然是无生命的实体,但通过技术的运用,可以实现与用户之间的亲密接触和交流。虚拟偶像所展现出来的特性迎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为大众呈现出完美的景观。
  从最早出道的虚拟偶像林明美,到日本大火的初音未来,再到我国的洛天依,都体现出了相比真人女性更加完美的女性气质。借助虚拟的“人格”符号,虚拟偶像也更容易获得大众喜爱。丹尼尔·布莱克认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御宅族所珍视的那种女性特质(同时幼稚化和性感化,可爱而不具威胁性和屈从性)不可能在任何活着的人身上得到令人满意的体现;因此,它最明显地存在于动画人物和人偶等媒体中。活着的偶像可以上演这种女性化的表演,但虚拟偶像就是这样的表演。”[ 2 ]
  “虚拟偶像由技术实现着‘人格化’的形象编码”[ 3 ],通过采用Vocaloid和人声录音进行语音合成“可爱的偶像声线”。作为女性的数字模拟,虚拟偶像体现了女性的理想化状态,如洛天依的年龄设定为15岁,不仅永远青春,还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升其皮肤和毛发的质感,为用户带来愉悦的视觉体验,而不会“显露出岁月流逝、经历、年龄或深刻思想的痕迹”[4]。此外,通过技术的运用可对虚拟偶像的人物性格进行编辑,使其不断满足用户期待,构建完美女性。
  在对虚拟偶像的编码设定中,虚拟的“女性气质”成为象征符号和消费资本。虚拟偶像以表演的形式吸引用户,所展现的“女性气质”成为符号资本和文化生产力。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规训和丰富着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以此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虚拟偶像的开放式运营和粉丝的自主编辑使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女性特质。粉丝群体在虚拟偶像的发展过程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符号生产力,其服装风格和外貌特征都可以由粉丝决定,并通过赋予不同的符码意义丰富着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虚拟偶像采取的开放式运营,使用户能够参与到发展的全过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女性气质规训,更大程度地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

2 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生产


  2.1 机械复制下的完美形象
  机械复制时代通过技术和大众传媒向人们构建超乎现实的完美身体形象,并在数字编码之下将其扩展为一个大规模的身体工业,使身体在技术的操纵之下毫无“灵韵”可言,具有个性化的身体在技术和传媒的操纵之下逐渐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工业产品”。虚拟偶像作为技术合成的工业产品,通过技術编码构建符合大众期待的外在形象和行为举止,使其具有区别于现实女性的突出气质。这种性别气质促进了虚拟偶像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减少了用户对虚拟偶像内在精神的关注,从而不断加强了父权社会的控制。近年来大火的虚拟偶像如虚拟歌姬洛天依、虚拟网红博主Lil Miquela、虚拟主播绊爱等,均为青春靓丽的少女形象,凸显了工业复制下的审美标准和完美形象。
  “虚拟偶像是一个女性身体的数字翻译,因此,她的价值在于她能够捕捉女性特质的某些特征,同时又失去了其他特质,并用数字格式特有的新属性来代替它们。”[ 2 ]数字编码的虚拟偶像在技术与符号的裹挟之下拥有比真人更加突出的女性特质,散发着更加迷人的诱惑力,提升了女性的审美想象,但也模糊了女性对美丽的真正定义,而陷入“美丽的工业产品”无法自拔。洛天依等虚拟偶像拥有比真人女性更加柔软、光滑的皮肤,其所呈现的年轻美丽的女性形象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反而会随着技术的发展有效提升其在镜头前的真实感,打造更加完美的形象,建构符合社会期待的女性形象。
  2.2 符号生产下的气质规训
  在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操控下,虚拟偶像呈现出被规训的趋势,通过技术编码建构完美人格,实现了对社会文化、教育观念以及用户体验的内化,使其自觉地符合社会整体的身体规范和气质规范,满足用户的想象期待,作为一种“景观”被观看和欣赏。
  虚拟偶像将女性身体作为一种符号进行数字编码,使其能够以“符号化”的数字身体感知世界,并成为符号消费的载体。数字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把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改造映射到虚拟偶像之上,通过不断地编辑使其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成为向社会展示的身体符号商品,并通过技术监视进一步沦为全景监狱中被监视的对象,使权力通过技术产生永恒性的作用。无论是洛天依还是初音未来的粉丝均可通过技术的使用对其进行身体上的规训和更加全面的管控,实现从歌曲创作、封面绘制、模型制作、舞蹈动作等全方位的创作,将其建构为符合用户想象的理想女性形象。   数字编码的虚拟偶像是一种技术控制之下被凝视和符号化的物质载体,并被物化为一种具有女性气质的消费符号,在构建社会审美与消费关系之余,也对社会文化和审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既满足了人们对于女性的社会规范和审美消费需求,也进一步实现了对社会审美的驯化。
  2.3 数字编码下的拟象真实
  后现代拟象社会,真实被建构,人们生活在一个“超真实”的世界。这种“超真实”主要表现为媒介技术对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再现。技术参与主体的生产实践对虚拟偶像的外在形象进行编码建构,打造完美的外在形象,并借助大众传媒的强大力量对虚拟偶像进行标签化包装,使其具有更真实的人格化特征。技术的运用使虚拟偶像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现实”和“虚拟”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超真实”的数字女性。
  数字编码的虚拟偶像被塑造的拟象身体,通过技术规训构建为社会榜样,成为女性审美标准,内化为一种社会价值观。虚拟偶像的“超真实”存在通过技术赋权和不同场景中的呈现强化了大众的认知。用户通过技术的运用和想象与虚拟偶像建立亲密关系,对虚拟偶像所呈现的虚幻形象充满期待,并将其建构为标准的审美参照。在这一过程中,用户沉迷在媒介打造的拟真幻想中无法自拔,在不自觉中成为被消费的主体。

3 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消费


  虚拟偶像在生产女性气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符号价值提升自身价值,满足用户对完美女性的符号期待。鲍德里亚认为:“符号价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依据它所代表的权力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其成本或劳动价值来计算。”[5]虚拟偶像的完美女性气质满足了粉丝对身体、符号、情感的消费需求。
  3.1 男权社会中的身体消费
  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话语就是权力,权力通过话语在文化机制中起作用[ 6 ]。技术与权力话语的共同作用将虚拟偶像的身体进行数字编码和符号化,并将其建构为符合用户期待的消费品,使用户可以通过对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建构,以一种更为开放与明目张胆的方式将虚拟偶像置于全场景监视之下进行公开的身体消费,身体异化为一种符号,并被媒体建构为一种“景观”进行消费。虚拟偶像利用技术编码将女性身体视为消费目标,从现实父权社会的审美出发,建构符合男性审美需求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特质,对其着装和话语表达进行构建,将其塑造为符合社会消费需求的完美女性。
  虚拟偶像的数字身体在男权话语与技术建构之下呈现出的完美状态契合了消费社会的审美需求。无论洛天依还是初音未来,其年龄设定均是幼龄化,外在形象设定均为瘦小美丽,性格设定也都从乖巧、懂事、体贴等特质出发贴合消费社会之下迷恋青春、健康以及身体之美的时代需求,成功制造了“驯顺的身体”,满足了用户的身体消费欲望。
  3.2 他者凝视中的符号消费
  美国女性主义者纳奥米·沃尔夫在其著作《美貌神话》中提出,在父权主义的“男性凝视”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打造下,美貌神话成为操控女性的工具[ 7 ]。虚拟偶像通过技术编码建构女性符号,迎合了他者凝视之下用户对特定形象的期待和设想,满足了用户对二次元与女性气质结合之下的符号消费欲望。对于用户而言,洛天依和初音未来等虚拟偶像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技术与文化规训之下虚拟的、完美的、代表美好与纯洁的女性符号,并借由对技术的控制实现对符号的控制和消费。
  在消费社会,男性凝视之下的女性消费更具符号化的特征。虚拟偶像通过媒介和技术赋权建构他者凝视之下具有“诱惑力”的女性气质,使虚拟偶像被“物化”为符号,用户通过对符号的占有和消费,实现从符号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转向。在消费主义和他者凝视的外在推动以及自我规训的内在驱动之下,虚拟偶像的女性气质得以不断开发并被赋予具有个性化的符号意义,满足了用户对符号消费意义的建构,从而实现技术建构下女性气质的流量变现和符号变现。
  3.3 情感劳动中的情感消费
  虚拟偶像采取开放式的运营,使粉丝能够通过自主创作获得一定的认同感和满足感,并且驱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不断获得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 8 ],进一步创作出更具鲜明特征的女性气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大众传媒的发展则为虚拟偶像的粉丝建立了一种“双性的情感消费方式”。这意味着,虚拟偶像的粉丝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着一种不计报酬的情感性工作,即一种情感劳动。他们既是情感服务的生产者,也是情感服务的消费者,集情感劳动与情感消费于一体,并在相互间传达一种情感符号和情感价值,进而在与虚拟偶像的情感关系中获得情感归属和情感寄托。
  虚拟偶像的粉丝通过对技术的掌握,不仅可以实现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视,还可以在编码的过程中对虚拟偶像进行情感消费。具体而言,虚拟偶像的粉丝在进行情感劳动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亲密的情感消费,且所获得的满足感越多就越有利于女性气质生产过程的实现。依托技术发展的虚拟偶像为粉丝提供了同时进行情感劳动和情感消费的双重情感体制交叉,促进了女性气质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體验,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同时实现对女性气质的规训与消费。

4 结论


  虚拟偶像通过技术对女性符号的建构而得以发展,重塑了偶像发展的生产消费逻辑。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将社会对女性的形象要求内化为操作指令并对其进行不断的规训和美化,将理想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秩序在被动服从的数字女性中重新建构,制造符合社会审美的女性形象,以此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从消费的角度来说,虚拟偶像在媒介和技术的作用机制下建构了符合社会期待的身体景观,并通过符码意义的赋权,实现了符号化的情感消费,满足了粉丝的消费需求,但却“依然没有摆脱消费社会流行文本的局限性”[ 9 ]。
  参考文献
  [1]Daniel Black.The virtual ideal:Virtual idols,cute technology and unclean biology[J]. Continuum,2008,22(1):37-50.
  [2]Daniel Black.The Virtual Idol:Producing and Consuming Digital Femininity.from Palgrave Macmillan:Idols and Celebrity in Japanese Media Culture[M].London,2012:218-219.
  [3]付茜茜.偶像符号的编码:人工智能虚拟偶像消费文化研究[J].学习与实践,2021(2):132-140.
  [4]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M].艾晓明,何倩婷,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96.
  [5]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7.
  [6]马藜.视觉文化下的女性身体叙事[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146.
  [7]Naomi Wolf.The Beauty Myth: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nist Women[M].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1991:35-57.
  [8]刘芳儒.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J].新闻界,2019(12):72-84.
  [9]王韵,辛笑颖.建构与消解:身体视域下《乘风破浪的姐姐》解读[J].当代电视,2020(9):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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