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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乃“木棉之地，素不产米”，除少量依靠沪郊生产外，大部分依靠外地输入。
上海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变身”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场，使得沉寂多年的昔日上海港散粮装卸的专业码头重返大众视野。
上海开埠后，人口日渐稠密，“米之需要，为额甚巨”。然而，上海乃“木棉之地，素不产米”，除少量依靠沪郊生产外，大部分都依靠外地输入，粮食储藏对这个城市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际上，上海地区大规模粮食储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初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但是，那时储粮并非为了上海本地需要，而是为了转运京师。
据史料记载，时任宰相伯颜监造大船数十艘，从长江口出发，将4万石粮食由海路运往京师。之后，伴随京杭大运河的重新修通，朝廷开始在今日上海附近设立都漕运万户府。
元朝初年，在上海县城西南首西仓桥处建有太平仓，成为上海境内最早的大规模粮仓。
明宣德七年（1432年），有巡抚周忱建造济农仓。次年又在今南市区小南门外建南仓，此仓于清顺治九年（1653年）由知县阎绍庆在小南门薛家浜之北改建更名为水次仓，又在薛家浜之南建造敏惠二仓。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任知府鲁超檄增建常平仓。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拨库银由知县于本宏、张涛在县府西首建仓48间，储谷定额达到2万石。知县王世睿又在县仪门内东西首建仓10间；雍正十二年由巡抚高其倬在县城及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九保建立社仓4处，以补常平仓之不足。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随即迅速发展为中外运输枢纽，也开始更大规模的粮食储备。上海是“南粮北运”的始发地，清廷为此专门在此设立“海运局”，从事“官督商运”：从上海出发，通过海路将江南粮食运至天津并供给京师。
除向京津转运南方粮食外，进口粮食也开始从上海登陆中国。同治三年（1864年）1月，上海首次从缅甸进口大米，至年底共进口大米8998.78万公斤，开创了先河。
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市人口日益增多，周遭地区所产米粮已无法满足需求。
于是，上海滩的米商渐有囤积之势，粮仓业开始形成雏形。但是，起初并没有专存米粮的仓库，原因是上海交通运输便捷，房租甚贵，且米粮容积大，商人不愿大量存货，只是或在店旁略赁余屋，或临时向银行、钱庄、铁路、轮船公司等租赁仓库、堆栈。
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政局动荡或战事，就很容易造成上海出现米荒。
抗战之前，上海最大规模的米荒出现在1920年。当时安徽、江西以及两湖地区兵灾频仍，金融停滞，长江流域粮食运输不畅，直接导致上海米粮来源减少。
1920年夏，上海米价出现“灾难性的高价”，“上海米价在欧战以前，每石约5元，到去年（1919年）12月已涨到7元2角，今年（1920）四月初间，到了8月5角，六月初间，到了11元，二十日以后，居然涨到了十六七元”。吃不起的贫苦百姓甚至編出了一首“米荒小调”：“一更里月照湘江，上海滩米价飞涨，昂贵非常，每石要卖十呀十呀十六洋……二更里月照米仓，私囤着许多米粮，斗斛难量，都是那些坏呀坏奸商……”
造成当时上海米价飞涨的直接原因，就是上海粮食储量见底。
抗战爆发后，上海粮食供应出现短缺，由于大量仓库被征为军用，一般粮食存储空间开始紧张。
上海沦陷后，为稳定供应、维持统治，汪伪当局一度租用中央市场南市分场库房（今南市董家渡处）成立南市仓库，可储粮2000吨；又租用瑞泰石粉厂机房（今曹家渡西首，曹杨路桥处）成立沪西仓库，可储粮1000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曾尝试完善上海的粮食储备状况。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间，先后建立12座储量仓库，由上海粮食总仓库管辖。
同年7月1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粮食部上海总仓库，地点位于上海吴淞路1号。然而，上海的粮食供应状况依旧持续恶化，匆忙成立的粮食紧急购储会通过进口、美援等渠道囤积粮食以缓解“米潮”的蔓延。为此，又特别设立了4个固定仓库与3个临时仓库。
20世纪40年代，上海粮食储备虽有改善，但终究有限。1947年，上海还是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1947年10月12日，蒋介石要求在上海市实行粮食配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若不实行配给，经济与社会崩溃必出于此，只有束手待毙矣！”
实际上，自国共内战爆发以来，上海市就一直处于粮食储备紧张的境地。当时上海人口从400万猛增至600万，每月至少需要6万吨粮食，而上海近郊又供米不足，不得不仰仗外省米运输和洋米进口。
根据配给制，当时上海市民只能凭户口证购买平价米，每户每次5升（每升约0.75公斤），每五天才能购买一次。为应付这个局面，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召开紧急会议，限令粮商三日内向社会局登记存粮，逾期不报者没收，以及出台非米商不得经营、违者严办等命令，但收效甚微。
1947年春，国民党当局曾调集各地粮食汇集上海，希望通过政府抛售来降低上海市面上的飞涨的粮价。当时上海粮食总仓库的负责人信誓旦旦地告诉媒体：政府在本市握有四五十万包粮食。4月12日，粮食部上海总仓库已奉令拨交给上海市府 2 万大包白粳、2 万大包红籼及1万大包二号西贡米以备抛售。
上万包粮食投入市场后，仍未能遏制涨势。到了1948年初，上海不得不全面实施粮食配给制度。与此同时，还成立粮食紧急购储会来强化米粮采购，但收效甚微。至上海解放前，全市粮食供应几乎全都仰仗外援。
上海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变身”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场，使得沉寂多年的昔日上海港散粮装卸的专业码头重返大众视野。
上海开埠后，人口日渐稠密，“米之需要，为额甚巨”。然而，上海乃“木棉之地，素不产米”，除少量依靠沪郊生产外，大部分都依靠外地输入，粮食储藏对这个城市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规模储粮始自元朝
实际上，上海地区大规模粮食储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初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但是，那时储粮并非为了上海本地需要，而是为了转运京师。
据史料记载，时任宰相伯颜监造大船数十艘，从长江口出发，将4万石粮食由海路运往京师。之后，伴随京杭大运河的重新修通，朝廷开始在今日上海附近设立都漕运万户府。
元朝初年，在上海县城西南首西仓桥处建有太平仓，成为上海境内最早的大规模粮仓。
明宣德七年（1432年），有巡抚周忱建造济农仓。次年又在今南市区小南门外建南仓，此仓于清顺治九年（1653年）由知县阎绍庆在小南门薛家浜之北改建更名为水次仓，又在薛家浜之南建造敏惠二仓。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任知府鲁超檄增建常平仓。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拨库银由知县于本宏、张涛在县府西首建仓48间，储谷定额达到2万石。知县王世睿又在县仪门内东西首建仓10间；雍正十二年由巡抚高其倬在县城及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九保建立社仓4处，以补常平仓之不足。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随即迅速发展为中外运输枢纽，也开始更大规模的粮食储备。上海是“南粮北运”的始发地，清廷为此专门在此设立“海运局”，从事“官督商运”：从上海出发，通过海路将江南粮食运至天津并供给京师。
除向京津转运南方粮食外，进口粮食也开始从上海登陆中国。同治三年（1864年）1月，上海首次从缅甸进口大米，至年底共进口大米8998.78万公斤，开创了先河。
1920年那场大规模米荒
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市人口日益增多，周遭地区所产米粮已无法满足需求。
于是，上海滩的米商渐有囤积之势，粮仓业开始形成雏形。但是，起初并没有专存米粮的仓库，原因是上海交通运输便捷，房租甚贵，且米粮容积大，商人不愿大量存货，只是或在店旁略赁余屋，或临时向银行、钱庄、铁路、轮船公司等租赁仓库、堆栈。
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政局动荡或战事，就很容易造成上海出现米荒。
抗战之前，上海最大规模的米荒出现在1920年。当时安徽、江西以及两湖地区兵灾频仍，金融停滞，长江流域粮食运输不畅，直接导致上海米粮来源减少。
1920年夏，上海米价出现“灾难性的高价”，“上海米价在欧战以前，每石约5元，到去年（1919年）12月已涨到7元2角，今年（1920）四月初间，到了8月5角，六月初间，到了11元，二十日以后，居然涨到了十六七元”。吃不起的贫苦百姓甚至編出了一首“米荒小调”：“一更里月照湘江，上海滩米价飞涨，昂贵非常，每石要卖十呀十呀十六洋……二更里月照米仓，私囤着许多米粮，斗斛难量，都是那些坏呀坏奸商……”
造成当时上海米价飞涨的直接原因，就是上海粮食储量见底。
应急的粮仓
抗战爆发后，上海粮食供应出现短缺，由于大量仓库被征为军用，一般粮食存储空间开始紧张。
上海沦陷后，为稳定供应、维持统治，汪伪当局一度租用中央市场南市分场库房（今南市董家渡处）成立南市仓库，可储粮2000吨；又租用瑞泰石粉厂机房（今曹家渡西首，曹杨路桥处）成立沪西仓库，可储粮1000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曾尝试完善上海的粮食储备状况。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间，先后建立12座储量仓库，由上海粮食总仓库管辖。
同年7月1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粮食部上海总仓库，地点位于上海吴淞路1号。然而，上海的粮食供应状况依旧持续恶化，匆忙成立的粮食紧急购储会通过进口、美援等渠道囤积粮食以缓解“米潮”的蔓延。为此，又特别设立了4个固定仓库与3个临时仓库。
1947年的粮食供应危机
20世纪40年代，上海粮食储备虽有改善，但终究有限。1947年，上海还是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1947年10月12日，蒋介石要求在上海市实行粮食配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若不实行配给，经济与社会崩溃必出于此，只有束手待毙矣！”
实际上，自国共内战爆发以来，上海市就一直处于粮食储备紧张的境地。当时上海人口从400万猛增至600万，每月至少需要6万吨粮食，而上海近郊又供米不足，不得不仰仗外省米运输和洋米进口。
根据配给制，当时上海市民只能凭户口证购买平价米，每户每次5升（每升约0.75公斤），每五天才能购买一次。为应付这个局面，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召开紧急会议，限令粮商三日内向社会局登记存粮，逾期不报者没收，以及出台非米商不得经营、违者严办等命令，但收效甚微。
1947年春，国民党当局曾调集各地粮食汇集上海，希望通过政府抛售来降低上海市面上的飞涨的粮价。当时上海粮食总仓库的负责人信誓旦旦地告诉媒体：政府在本市握有四五十万包粮食。4月12日，粮食部上海总仓库已奉令拨交给上海市府 2 万大包白粳、2 万大包红籼及1万大包二号西贡米以备抛售。
上万包粮食投入市场后，仍未能遏制涨势。到了1948年初，上海不得不全面实施粮食配给制度。与此同时，还成立粮食紧急购储会来强化米粮采购，但收效甚微。至上海解放前，全市粮食供应几乎全都仰仗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