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对以斯特拉奇传记为代表的“新传记”进行专题研究。此类研究在国内尚属首例。论文以历史与文化的视角透视上个世纪在英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发展与消亡的“新传记”现象。通过考察“新传记”的历史语境与思想资源，将“新传记”研究纳入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之中。在此背景下，着重探讨了“新传记”的两个主要特征:反抗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重视传记艺术的形式实验，揭示出“新传记”反叛性与实验性关系的本质内涵。　　全文分作导论、正文三个章节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评介了斯特拉奇与“新传记”，描述与界定了“新传记”的内涵与外延。本文认为“新传记”是思想上反叛、形式上实验的现代传记。在此基础上，论文回顾了几十年来“新传记”研究的成果，明确在历史语境里考察“新传记”的反叛性与实验性是本论文深入探讨的内容。　　第一章“‘新传记’的历史与思想资源”考察了“新传记”产生的历史语境，挖掘了“新传记”的三个思想资源:G·E·穆尔的伦理学、罗杰·弗莱的审美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历史语境为“新传记”提供了两种世界观:自我观照与质疑权威的思想。穆尔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审美享受包括了最大的善”的观点为“新传记”提供了反叛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伦理思想，罗杰·弗莱的“任何形式都是有意味的”观点为“新传记”的形式实验提供了审美哲学观的支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新传记”提供了阐释传记事实的有利工具。　　第二章“‘新传记’的反叛性”具体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新传记”在思想上对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反抗，以及爱德华时代的社会变化对“新传记”的直接影响。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由于建立在福音派的基督教与功利主义的矛盾基础上，而呈现出教义严格但讲求实际的虚假伪善的道德特征。“新传记”以传主的象征意义抨击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体系，揭露其虚假伪善的实质，重新解释历史。“新传记”的反叛性是爱德华时代以来反叛精神的延续。在爱德华时代宗教观发生根本变化，人代替了神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生活成为新宗教。此外，文学传统帮助“新传记”实现了它的反叛性目标。　　第三章“‘新传记’的实验性”通过考察“新传记”主要作家的传记观，探讨了“新传记”的传记艺术。与维多利亚时代旧传记相比，“新传记”的突出特点是主张传记作者的“精神自由”。针对真实性的目标，“新传记”强调必须对传记进行设计、对事实进行选材、篇幅须简短。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有权入传。与此同时，“新传记”作家主张，传记作家必须保持超然性，免受道德、自我等外在因素影响。传记作家保持独立的判断，因为传记本身就是艺术，而艺术和道德一样都是向善之路。同时传记追求真实性但不能过度讲求科学性，科学性中的机械因素会毁灭传记的文学性。　　结束语认为，斯特拉奇的《名人传》之所以能够引发“新传记”的历史现象，思想的反叛性是主要原因，形式的实验性因素是第二位的。“新传记”以激进的传记艺术实验性表现猛烈的社会价值观的反叛性，与唯美派文学似有相同之处。与唯美派截然不同的是，“新传记”是入世的，而不是逃避社会的，它希求影响和改变社会。从深层结构看，“新传记”是张扬自我的艺术，其目的一方面反抗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治人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另一方面反抗以父亲为中心的老一代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