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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走进老挝,是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在亚洲司印支处担任副处长,主管越南和老挝事务。
中老1961年建交,在老挝整个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向其爱国战线力量提供了大量援助,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为解决中老边界问题第一次访老
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一段时间,因受地区形势影响,中老关系出现过一些波折。
中老两国有大约500公里的边界线,两国关系困难时,边民往来和边境贸易一度中断,双方对边界线走向也存在一些小的分歧。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尽快举行边境管理和边界划分谈判势在必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双方关系逐渐改善,两国副外长举行了关系正常化谈判,1988年恢复互派大使。根据两国副外长达成的共识,中方于1989年5月底派出一个专家小组赴老磋商。时任条法司许光健副司长担任团长,我和亚洲司主管双边关系的同志也一同前往。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老挝,来回均取道曼谷。老挝是一个内陆国家,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稀少,当时只有300多万。
万象是座美丽、淳朴的城市,大街上汽车、行人不多,甚少商业气息,更见不到曼谷那样的高楼大厦。为数不多的建筑除住宅外,更多的是大小不一的庙宇和亭子,处处笼罩着一种佛国氛围。走在街上,最为显眼的是那些身着袈裟的僧侣,看上去善良和朴素。万象的最大特色是各类树木和花卉很多,且因为建筑物总体不高,所以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花园,稍偏的地方甚至还能看到稻田和鸡鸭。湄公河从万象流过,城市也因此显得灵动了许多。
我们代表团下榻在当时最好、也是老挝唯一的一家星级酒店即澜沧饭店。饭店何时落成无从考证,但取名“澜沧”显系同湄公河有关,因为该河的上游在中国境内就叫澜沧江。推开窗户,美丽、宽阔的湄公河江面一览无余。
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气氛好、务实,重在解决问题。正是那次会谈,为后来全面改善边境管理和解决边界问题开了个好头。
除了正式会谈之外,老方还安排了不少参观活动,一次是去咖啡园,路上走了两三个小时,一方面欣赏沿途景色,一方面也考察了老挝的公路。是几号公路已经记不清了,但一路上看到很多美国飞机轰炸留下的弹坑,给我的印象很深,战争的惨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在越南北方看到的状况。
除首都万象外,我们还去了南部省份占巴塞,搭乘的是二十几座的小飞机,乘客当中有好几位西方人,他们大多来自法国,有的祖先殖民时期曾在印支地区生活过。我们在越、老、柬三国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游客。从万象到占巴塞沿途风光实在太美了,因为是小飞机,下面的青山绿水看得清清楚楚,窗外白云似乎触手可及。占巴塞省会巴色是老挝南部最发达的城市,此地海拔800多米,位于湄公河与色顿河的交汇处,也是老、泰、柬三国接壤处,地势险要,景色迷人。
当年10月,老挝最高领导人凯山·丰威汉主席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旨在恢复双边关系的协议文件,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处理边界事务的临时协定》。
凯山访华非常成功,他分别会见了江泽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话题主要涉及双边关系,同时也就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进而一举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
此后,中老双方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便达成全面谅解,在1991年签署了《中老边界条约》。
回顾中老边界问题的解决进程,两国高层重视固然重要,但双方工作层做出的努力也功不可没。我说的工作层,不仅包括外交部,还有总参、公安部等,以及云南省的同志。
像亲戚一样走动
再返老挝大约是十年之后的事了,当时是陪同国务院领导往访。那时老挝的经济发展已开始走上轨道,中老关系也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一批中国政府援建的项目开始提上日程。当时东南亚正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老挝因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受影响很小。与此同时,中老两国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互利合作的需求进一步上升。访问过程中,我感到老挝党和政府对中国发展情况很熟悉,加强交流的愿望很迫切。我的感觉,中老作为近邻,事实上早就成为“命运共同体”了。
第三次去老挝,是在2006年11月,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工作层则要先商谈一份政治文件即《联合声明》。由于当年6月老挝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刚刚访问过中国,所以双方商谈十分顺利,几个书面来回便达成一致。这是我多年来对外商谈类似文件最为顺利的一次,双方信任和默契程度可见一斑。
老方对胡主席代表团的到访给予了最高规格接待。从机场到下榻酒店都有欢迎人群。虽是晚秋季节,老挝仍是绿树婆娑,欢迎的时间正是夕阳西下时,身着民族服装、手持两国国旗的青年队伍同整个画面的“配搭”十分和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四个字——“亲密邻邦”。
我方就加强两国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老方表示感谢,强调老方想到的中方都想到了,没有想到的中方也想到了,并表示没有特别补充,建议尽早举行晚宴,举杯庆祝访问圆满成功。
从2006年至2011年,我还分别随同温家宝总理、孟建柱国务委员赴老出席地区合作会议或进行工作访问,每次都受到老方热情、友好的款待。另一方面,我们在北京也几乎每年都接待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访。我们经常说邻国之间要勤走动,像走亲戚一样,中老两国的交往实际早已达到这种程度。
2010年,我本人还曾率团赴老参加两国外交磋商,那一次在工作之余我好好地打量了一下万象。同二十年前首次走进老挝时相比,万象这座有着2000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市内主干道宽敞、整洁,新建的政府大楼、议会大厦、国宾馆等建筑富有民族特色。每次访老必去的早市经过规划,已成为一个综合性超市。年轻人衣着自然、时尚,旅游景点的餐馆越来越有特色,本地菜肴加民族小乐队的演奏凸显了老挝民族的好客之情。塔銮寺、玉佛寺等佛教建筑庄严、静谧,信徒和游客安静地出入,保持了佛国特有的一份安详。
那次在老挝外交部的一层大厅里,我还遇到了一位老熟人——前驻华大使蓬沙瓦同志。准确地说,不是遇到,而是他一早就在那儿等我。蓬是老挝资深外交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老关系正常化后出任驻华大使多年,回国后又担任过副外长、常务副外长。可以说,他是老中关系的重要策划者之一。因为是周末,我们没进会客室,在大厅走廊里找了个地方聊了起来。他说因波松总理要见我,外交部主管副部长也将与我举行会谈并设宴款待,他本人是专门过来同我打个招呼,表达欢迎之情的。我对他长期致力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表示赞赏,对老方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那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外交官职业很神圣,工作很辛苦,大家都是为国效劳,为国家交朋友。但人都是有感情的,老挝朋友很重情义,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外长李肇星2006年陪同胡主席访老时写下的一首诗:
《老挝如画》
这样文静,
男士为女士戴斗笠,
没有刻意的矫情。
这样从容,
官员退休回家种地,
没有坐吃老本的昏庸。
这样宽松,
鸡鸭在高楼下斗趣,
与盛装的游客交融……
记得当时我还特意请全国书协副主席苏士澍将上述诗句写了一幅行书,赠送给时任老挝驻华大使维吉同志。维吉大使曾在北京大学上学,中文造诣很深,目前还在担任老中友协副主席一职。
愿中老友谊像澜沧江—湄公河一样奔腾不息,源远流长。
(作者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
中老1961年建交,在老挝整个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向其爱国战线力量提供了大量援助,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为解决中老边界问题第一次访老
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一段时间,因受地区形势影响,中老关系出现过一些波折。
中老两国有大约500公里的边界线,两国关系困难时,边民往来和边境贸易一度中断,双方对边界线走向也存在一些小的分歧。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尽快举行边境管理和边界划分谈判势在必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双方关系逐渐改善,两国副外长举行了关系正常化谈判,1988年恢复互派大使。根据两国副外长达成的共识,中方于1989年5月底派出一个专家小组赴老磋商。时任条法司许光健副司长担任团长,我和亚洲司主管双边关系的同志也一同前往。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老挝,来回均取道曼谷。老挝是一个内陆国家,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稀少,当时只有300多万。
万象是座美丽、淳朴的城市,大街上汽车、行人不多,甚少商业气息,更见不到曼谷那样的高楼大厦。为数不多的建筑除住宅外,更多的是大小不一的庙宇和亭子,处处笼罩着一种佛国氛围。走在街上,最为显眼的是那些身着袈裟的僧侣,看上去善良和朴素。万象的最大特色是各类树木和花卉很多,且因为建筑物总体不高,所以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花园,稍偏的地方甚至还能看到稻田和鸡鸭。湄公河从万象流过,城市也因此显得灵动了许多。
我们代表团下榻在当时最好、也是老挝唯一的一家星级酒店即澜沧饭店。饭店何时落成无从考证,但取名“澜沧”显系同湄公河有关,因为该河的上游在中国境内就叫澜沧江。推开窗户,美丽、宽阔的湄公河江面一览无余。
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气氛好、务实,重在解决问题。正是那次会谈,为后来全面改善边境管理和解决边界问题开了个好头。
除了正式会谈之外,老方还安排了不少参观活动,一次是去咖啡园,路上走了两三个小时,一方面欣赏沿途景色,一方面也考察了老挝的公路。是几号公路已经记不清了,但一路上看到很多美国飞机轰炸留下的弹坑,给我的印象很深,战争的惨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在越南北方看到的状况。
除首都万象外,我们还去了南部省份占巴塞,搭乘的是二十几座的小飞机,乘客当中有好几位西方人,他们大多来自法国,有的祖先殖民时期曾在印支地区生活过。我们在越、老、柬三国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游客。从万象到占巴塞沿途风光实在太美了,因为是小飞机,下面的青山绿水看得清清楚楚,窗外白云似乎触手可及。占巴塞省会巴色是老挝南部最发达的城市,此地海拔800多米,位于湄公河与色顿河的交汇处,也是老、泰、柬三国接壤处,地势险要,景色迷人。
当年10月,老挝最高领导人凯山·丰威汉主席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多项旨在恢复双边关系的协议文件,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处理边界事务的临时协定》。
凯山访华非常成功,他分别会见了江泽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话题主要涉及双边关系,同时也就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进而一举实现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
此后,中老双方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便达成全面谅解,在1991年签署了《中老边界条约》。
回顾中老边界问题的解决进程,两国高层重视固然重要,但双方工作层做出的努力也功不可没。我说的工作层,不仅包括外交部,还有总参、公安部等,以及云南省的同志。
像亲戚一样走动
再返老挝大约是十年之后的事了,当时是陪同国务院领导往访。那时老挝的经济发展已开始走上轨道,中老关系也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一批中国政府援建的项目开始提上日程。当时东南亚正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老挝因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受影响很小。与此同时,中老两国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互利合作的需求进一步上升。访问过程中,我感到老挝党和政府对中国发展情况很熟悉,加强交流的愿望很迫切。我的感觉,中老作为近邻,事实上早就成为“命运共同体”了。
第三次去老挝,是在2006年11月,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工作层则要先商谈一份政治文件即《联合声明》。由于当年6月老挝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刚刚访问过中国,所以双方商谈十分顺利,几个书面来回便达成一致。这是我多年来对外商谈类似文件最为顺利的一次,双方信任和默契程度可见一斑。
老方对胡主席代表团的到访给予了最高规格接待。从机场到下榻酒店都有欢迎人群。虽是晚秋季节,老挝仍是绿树婆娑,欢迎的时间正是夕阳西下时,身着民族服装、手持两国国旗的青年队伍同整个画面的“配搭”十分和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四个字——“亲密邻邦”。
我方就加强两国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老方表示感谢,强调老方想到的中方都想到了,没有想到的中方也想到了,并表示没有特别补充,建议尽早举行晚宴,举杯庆祝访问圆满成功。
从2006年至2011年,我还分别随同温家宝总理、孟建柱国务委员赴老出席地区合作会议或进行工作访问,每次都受到老方热情、友好的款待。另一方面,我们在北京也几乎每年都接待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访。我们经常说邻国之间要勤走动,像走亲戚一样,中老两国的交往实际早已达到这种程度。
2010年,我本人还曾率团赴老参加两国外交磋商,那一次在工作之余我好好地打量了一下万象。同二十年前首次走进老挝时相比,万象这座有着2000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市内主干道宽敞、整洁,新建的政府大楼、议会大厦、国宾馆等建筑富有民族特色。每次访老必去的早市经过规划,已成为一个综合性超市。年轻人衣着自然、时尚,旅游景点的餐馆越来越有特色,本地菜肴加民族小乐队的演奏凸显了老挝民族的好客之情。塔銮寺、玉佛寺等佛教建筑庄严、静谧,信徒和游客安静地出入,保持了佛国特有的一份安详。
那次在老挝外交部的一层大厅里,我还遇到了一位老熟人——前驻华大使蓬沙瓦同志。准确地说,不是遇到,而是他一早就在那儿等我。蓬是老挝资深外交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老关系正常化后出任驻华大使多年,回国后又担任过副外长、常务副外长。可以说,他是老中关系的重要策划者之一。因为是周末,我们没进会客室,在大厅走廊里找了个地方聊了起来。他说因波松总理要见我,外交部主管副部长也将与我举行会谈并设宴款待,他本人是专门过来同我打个招呼,表达欢迎之情的。我对他长期致力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表示赞赏,对老方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那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外交官职业很神圣,工作很辛苦,大家都是为国效劳,为国家交朋友。但人都是有感情的,老挝朋友很重情义,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外长李肇星2006年陪同胡主席访老时写下的一首诗:
《老挝如画》
这样文静,
男士为女士戴斗笠,
没有刻意的矫情。
这样从容,
官员退休回家种地,
没有坐吃老本的昏庸。
这样宽松,
鸡鸭在高楼下斗趣,
与盛装的游客交融……
记得当时我还特意请全国书协副主席苏士澍将上述诗句写了一幅行书,赠送给时任老挝驻华大使维吉同志。维吉大使曾在北京大学上学,中文造诣很深,目前还在担任老中友协副主席一职。
愿中老友谊像澜沧江—湄公河一样奔腾不息,源远流长。
(作者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