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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1880—1936年），浙江绍兴人，早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1912年出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麾下参谋长，并与蒋介石、陈其美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
1915—1921年黄郛赴美考察，回国后移居天津。他于1918—1919年完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等著作，引起较大反响，因此与冯玉祥结成友好。1923年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照会日本大使“废除21条”，同意金法郎赔款；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出任代理内阁总理，“修正清室优惠条件”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其深厚的政治资历，颇受蒋氏青睐。
1924年黄郛与蒋介石分别十多年后，又恢复了通讯联系。蒋一再坚持要介绍黄加入国民党，同时请黄出山担任政府公职，但黄郛对此却没有什么兴趣。他既不愿入党，也不愿担任政府公职。一次，蒋介石、张静江亲自作黄郛的入党介绍人,在志愿书上签好字，然后由张亲自送去给黄，只要他在志愿书上签个名字就行了，但黄就是不签,将志愿书原件退回。以后蒋又再三劝黄入党，黄仍坚持不入，成为蒋介石身边极其少见的、不是国民党员的幕僚。对于蒋屡次邀他出任政府公职，他也一再婉言谢绝，大多数时间愿以超脱的姿态向蒋进言献策。这可以看出黄郛与众不同的一面，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那种微妙而特殊的关系。
然而，蒋介石却不愿盟兄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始终要把黄郛拉入自己的阵营。黄郛有几次推辞不掉而先后赴任上海市特别市长、外交部长、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正是这几次赴任，使黄郛深陷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
处理“济南惨案”失败，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1927年7月4日，黄郛应蒋介石邀请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一职。上任后他拟定了许多规划、章程，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料蒋因派系之争而被迫下野，刚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一个半月的黄郛即随蒋的下野而辞职。
1928年1月7日，蒋正式复出，组织新的政府，自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还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重揽党、政、军大权。再邀黄郛入政府一事，又被蒋提上议事日程。几日之后，国民政府特任黄郛为外交部长。此时正是中日外交麻烦不断的时候。日本在与美、英争夺中国利益中，不断制造事端，意欲迫使中国方面做出更大让步以取得更多利益。
1928年5月2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济南，而后黄郛也抵济南。次日，驻济日军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恣意屠杀中国军民，交涉员蔡公时被割耳挖鼻后残杀，酿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面对此种局势，蒋只想与日妥协又怕担亲日议和之名，于是让黄与日谈判，并在电文中说：“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之名义如何？”黄的背景、日本情结、以及与蒋的特殊关系，都使黄对济案处理无法强硬起来，因而备受公众强烈谴责而被迫辞职。蒋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即于5月20日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蒋的态度完全出乎黄的预料，其中大有推卸、责怪之意。5月22日黄郛很快复电给蒋，辞去包括兼职在内的各项职务。蒋再致电黄郛解释，并劝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再辞兼职，并派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出面致电黄郛慰留，但无济于事。黄郛执意坚辞包括兼职在内的各项职务，恼怒之情溢于言表。黄郛后来的继任者王正廷也承认“外交较前数年略困难”，但大部分人还是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他多次流露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最终惨淡下台，归隐莫干山。
与日秘密谈判，签订城下之盟
黄郛在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背景，自然能引起日本方面的高度注意。1932年8月，蒋因对主政华北的张学良不满，又竭力邀黄郛北上，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准备与日本谈判。黄以华北局势不明为由，加以拒绝。但蒋仍建议黄尝试和日方接触，并将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送给黄参考。于是黄便开始与日方驻沪人员接触。
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在对日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但反对各国调停，也反对与日直接谈判，成为蒋、汪实施妥协缓和路线的一大障碍。汪精卫无法说服罗，便与蒋合谋绕过外交部，力荐启用黄郛秘密进行直接对日谈判。
1933年4月中下旬，在蒋授意之下，尚未复命的黄郛，事先便多次与日公使馆武官辅助官根本博等人秘密会晤，打探日本关东军的态度。同时，他还在与日驻华公使有吉明面谈时表明，将改善华北国民党部，实行稳健政策，并表达愿做中日友好的中间人，改善中日关系等愿望。4月13日，日方有吉明便将与黄晤面情况向内田康哉外相报告，并建议应给予黄支持。同时还按黄的意思，希望外相转告日各媒体，低调处理黄出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以利和谈顺利进行。次日，日外相即表同意。
黄通过这些私下活动得到日方默许后，才于5月14日北上就职。5月22日黄郛即在北平日本海军武官司宿舍接连与书记官中山、武官永津等人展开会谈，议定停战协定方案，写成“停战概要备忘录”。5月23日中山详一将与黄郛所谈停战协定内容、方案电告外相内田康哉和公使有吉明。5月24日黄的密使殷同到达长春与日方关东军高层会面；5月30日，黄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长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冈村宁次在塘沽开始停战谈判，31日即签订《塘沽协定》。
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在应对黄郛复出谈判问题上，开始存在明显的分岐。军方一直坚持依靠其军事威胁力量的强硬立场，迫使中方让步，承认伪满，同时扶持与国民党无关的华北独立政权；外务省的态度则稍有不同，主张以和缓、渐进的方式诱使国民党改善中日关系，支持黄的政整会，成立以黄郛为中心的独立政权。策略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日军方采取强硬蛮横态度，逼使中方在他们事先拟好、不得更改的协定上签字。黄的对日妥协，遭到日方的强硬回应。而黄郛此次与日谈判，是否意欲华北另立虽不能确证，但日方的拉拢利用却是十分明显。
此协定签订几天后，外交部长罗文干才知道，但木已成舟，事情已无可挽回。之后，黄郛、何应钦又受蒋指派，与冈村宁次进行华北善后的通商、通邮谈判。黄仍希望悄悄地谈，尽量不露痕迹、不露风声、不受舆论抨击。虽只是一个会谈记录，既没有答复，也未换文，但照样遭到舆论的强烈抨击。对于这种后果，黄郛也感到十分沮丧，他给蒋的电文中说：“我既无实力以取消伪国之存在，我又何能以口舌阻止伪国之进行，深盼各方能了解此实际环境，外瞻内审，共济艰危。”
稳定华北未成，深陷亲日外交漩涡难以自拔
1932年，汪精卫与张学良矛盾加剧，致使中央、华北政局多变。日本大举进攻华北后，有文章认为，蒋介石并不放心张学良，意欲假日本人之手以削弱张的势力，并下令张学良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2004年1月20日《作家文摘》披露，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说，“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剌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与蒋无关。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对苏、对日关系，平时我有权作主，不能说有了事情推卸责任。传说，蒋的不抵抗手渝存在于凤至手中，根本没有那回事，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不论上述说法孰是孰非，但张学良不抵抗，以保存自己实力却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还有一件与此紧密关联的事情：黄郛在负有与日直接谈判使命的同时，也带有中央意欲填补华北权力真空的使命，蒋要黄总领华北党、政、军务大权以收稳定华北之效。黄以自己不是国民党员为由，让何应钦负责军务，自己只负政务之责。虽是如此，但黄在和日本人谈判时所说，将改善华北国民党，整顿军队，也可以证明他的确重任在肩。
然而，恰是这种不抵抗、妥协的行动和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和恣意妄为。《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形势表面短暂缓和，实际却潜藏着更大的危机。
深陷对日外交漩涡中的黄郛，面对日本高压、逼迫的谈判结果，自知力薄难以回天；面对国人如潮般的唾骂，实感悲凉。1933年11月14日，黄郛致电汪精卫要求辞职。汪复电称，“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1934年4月，黄再向蒋提出辞职，蒋对黄说：“你在华北辛苦了，请你一定要坚持，不要管别人怎样议论。”6月再提辞职事，蒋仍未同意。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1935年春，拖着病体回到莫干山的黄郛，又听到日本人在华北挑起“张北事件”、“河北事件”，逼迫何应钦签署“何梅协定”的消息，他竟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专门到南京向蒋介石建议，改变对日政策，加紧对日作战准备。
1936年，黄郛病死于上海医院，后移葬莫干山，他没有看到全国一致抗日的那一天。
以“日本通”著称、又在对日外交漩涡中辗转反侧多年而不能自拔的黄郛，死了！他虽有妥协媚日之心，确无割地卖国之胆。但不管怎么说，他留给人们“亲日分子”的印象，却始终无法抹掉。
责任编辑 钟海连
1915—1921年黄郛赴美考察，回国后移居天津。他于1918—1919年完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等著作，引起较大反响，因此与冯玉祥结成友好。1923年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照会日本大使“废除21条”，同意金法郎赔款；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出任代理内阁总理，“修正清室优惠条件”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其深厚的政治资历，颇受蒋氏青睐。
1924年黄郛与蒋介石分别十多年后，又恢复了通讯联系。蒋一再坚持要介绍黄加入国民党，同时请黄出山担任政府公职，但黄郛对此却没有什么兴趣。他既不愿入党，也不愿担任政府公职。一次，蒋介石、张静江亲自作黄郛的入党介绍人,在志愿书上签好字，然后由张亲自送去给黄，只要他在志愿书上签个名字就行了，但黄就是不签,将志愿书原件退回。以后蒋又再三劝黄入党，黄仍坚持不入，成为蒋介石身边极其少见的、不是国民党员的幕僚。对于蒋屡次邀他出任政府公职，他也一再婉言谢绝，大多数时间愿以超脱的姿态向蒋进言献策。这可以看出黄郛与众不同的一面，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那种微妙而特殊的关系。
然而，蒋介石却不愿盟兄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始终要把黄郛拉入自己的阵营。黄郛有几次推辞不掉而先后赴任上海市特别市长、外交部长、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正是这几次赴任，使黄郛深陷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
处理“济南惨案”失败，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1927年7月4日，黄郛应蒋介石邀请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一职。上任后他拟定了许多规划、章程，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不料蒋因派系之争而被迫下野，刚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一个半月的黄郛即随蒋的下野而辞职。
1928年1月7日，蒋正式复出，组织新的政府，自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还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重揽党、政、军大权。再邀黄郛入政府一事，又被蒋提上议事日程。几日之后，国民政府特任黄郛为外交部长。此时正是中日外交麻烦不断的时候。日本在与美、英争夺中国利益中，不断制造事端，意欲迫使中国方面做出更大让步以取得更多利益。
1928年5月2日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济南，而后黄郛也抵济南。次日，驻济日军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恣意屠杀中国军民，交涉员蔡公时被割耳挖鼻后残杀，酿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面对此种局势，蒋只想与日妥协又怕担亲日议和之名，于是让黄与日谈判，并在电文中说：“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之名义如何？”黄的背景、日本情结、以及与蒋的特殊关系，都使黄对济案处理无法强硬起来，因而备受公众强烈谴责而被迫辞职。蒋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即于5月20日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蒋的态度完全出乎黄的预料，其中大有推卸、责怪之意。5月22日黄郛很快复电给蒋，辞去包括兼职在内的各项职务。蒋再致电黄郛解释，并劝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再辞兼职，并派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出面致电黄郛慰留，但无济于事。黄郛执意坚辞包括兼职在内的各项职务，恼怒之情溢于言表。黄郛后来的继任者王正廷也承认“外交较前数年略困难”，但大部分人还是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他多次流露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最终惨淡下台，归隐莫干山。
与日秘密谈判，签订城下之盟
黄郛在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背景，自然能引起日本方面的高度注意。1932年8月，蒋因对主政华北的张学良不满，又竭力邀黄郛北上，出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准备与日本谈判。黄以华北局势不明为由，加以拒绝。但蒋仍建议黄尝试和日方接触，并将驻日公使蒋作宾的往返电文抄送给黄参考。于是黄便开始与日方驻沪人员接触。
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在对日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但反对各国调停，也反对与日直接谈判，成为蒋、汪实施妥协缓和路线的一大障碍。汪精卫无法说服罗，便与蒋合谋绕过外交部，力荐启用黄郛秘密进行直接对日谈判。
1933年4月中下旬，在蒋授意之下，尚未复命的黄郛，事先便多次与日公使馆武官辅助官根本博等人秘密会晤，打探日本关东军的态度。同时，他还在与日驻华公使有吉明面谈时表明，将改善华北国民党部，实行稳健政策，并表达愿做中日友好的中间人，改善中日关系等愿望。4月13日，日方有吉明便将与黄晤面情况向内田康哉外相报告，并建议应给予黄支持。同时还按黄的意思，希望外相转告日各媒体，低调处理黄出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以利和谈顺利进行。次日，日外相即表同意。
黄通过这些私下活动得到日方默许后，才于5月14日北上就职。5月22日黄郛即在北平日本海军武官司宿舍接连与书记官中山、武官永津等人展开会谈，议定停战协定方案，写成“停战概要备忘录”。5月23日中山详一将与黄郛所谈停战协定内容、方案电告外相内田康哉和公使有吉明。5月24日黄的密使殷同到达长春与日方关东军高层会面；5月30日，黄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长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冈村宁次在塘沽开始停战谈判，31日即签订《塘沽协定》。
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在应对黄郛复出谈判问题上，开始存在明显的分岐。军方一直坚持依靠其军事威胁力量的强硬立场，迫使中方让步，承认伪满，同时扶持与国民党无关的华北独立政权；外务省的态度则稍有不同，主张以和缓、渐进的方式诱使国民党改善中日关系，支持黄的政整会，成立以黄郛为中心的独立政权。策略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日军方采取强硬蛮横态度，逼使中方在他们事先拟好、不得更改的协定上签字。黄的对日妥协，遭到日方的强硬回应。而黄郛此次与日谈判，是否意欲华北另立虽不能确证，但日方的拉拢利用却是十分明显。
此协定签订几天后，外交部长罗文干才知道，但木已成舟，事情已无可挽回。之后，黄郛、何应钦又受蒋指派，与冈村宁次进行华北善后的通商、通邮谈判。黄仍希望悄悄地谈，尽量不露痕迹、不露风声、不受舆论抨击。虽只是一个会谈记录，既没有答复，也未换文，但照样遭到舆论的强烈抨击。对于这种后果，黄郛也感到十分沮丧，他给蒋的电文中说：“我既无实力以取消伪国之存在，我又何能以口舌阻止伪国之进行，深盼各方能了解此实际环境，外瞻内审，共济艰危。”
稳定华北未成，深陷亲日外交漩涡难以自拔
1932年，汪精卫与张学良矛盾加剧，致使中央、华北政局多变。日本大举进攻华北后，有文章认为，蒋介石并不放心张学良，意欲假日本人之手以削弱张的势力，并下令张学良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2004年1月20日《作家文摘》披露，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说，“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剌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与蒋无关。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对苏、对日关系，平时我有权作主，不能说有了事情推卸责任。传说，蒋的不抵抗手渝存在于凤至手中，根本没有那回事，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不论上述说法孰是孰非，但张学良不抵抗，以保存自己实力却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还有一件与此紧密关联的事情：黄郛在负有与日直接谈判使命的同时，也带有中央意欲填补华北权力真空的使命，蒋要黄总领华北党、政、军务大权以收稳定华北之效。黄以自己不是国民党员为由，让何应钦负责军务，自己只负政务之责。虽是如此，但黄在和日本人谈判时所说，将改善华北国民党，整顿军队，也可以证明他的确重任在肩。
然而，恰是这种不抵抗、妥协的行动和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人的嚣张和恣意妄为。《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形势表面短暂缓和，实际却潜藏着更大的危机。
深陷对日外交漩涡中的黄郛，面对日本高压、逼迫的谈判结果，自知力薄难以回天；面对国人如潮般的唾骂，实感悲凉。1933年11月14日，黄郛致电汪精卫要求辞职。汪复电称，“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1934年4月，黄再向蒋提出辞职，蒋对黄说：“你在华北辛苦了，请你一定要坚持，不要管别人怎样议论。”6月再提辞职事，蒋仍未同意。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1935年春，拖着病体回到莫干山的黄郛，又听到日本人在华北挑起“张北事件”、“河北事件”，逼迫何应钦签署“何梅协定”的消息，他竟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专门到南京向蒋介石建议，改变对日政策，加紧对日作战准备。
1936年，黄郛病死于上海医院，后移葬莫干山，他没有看到全国一致抗日的那一天。
以“日本通”著称、又在对日外交漩涡中辗转反侧多年而不能自拔的黄郛，死了！他虽有妥协媚日之心，确无割地卖国之胆。但不管怎么说，他留给人们“亲日分子”的印象，却始终无法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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