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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曾经的同学在大城市读书、奋斗，自己手中只有“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他们并不甘心。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桢都羞于与别人谈起自己的学历，“觉得憋屈”。他想不通自己当年以陕西富平全县中考第5名的成绩考入的中专学校，才过了10多年，地位一落千丈，倒成了“差生才会去上的学校”。
像他一样心有不甘的人不在少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批天资聪颖的十五六岁少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农林、财税中等专业学校，姿态风光，受尽了周围同学和家长的羡慕。在中专录取率低至不足10%的背景下，早早转成城镇户口，等待他们的是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3年后，当年的初中同学参加高考，有的考上重点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他们则回到小城市或者农村，走上不同的基层工作岗位，成为小学老师、乡镇医生、财政所职工……
等到中专教育不再“包分配”之后，这一学制瞬间急剧贬值。最初一批回到基层的毕业生渐渐被人遗忘，失去了往昔荣光。眼看曾经的同学在大城市读书、奋斗，自己手中只有“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他们并不甘心。
家庭选择
得知自己被中专录取的那一天，来自安徽一个落后县份的杨昊记得“全家都很开心”。那年中考，杨昊考了全县第一名，“可以上省重点高中”。但欣喜之后，他还是选择进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帮家里减轻负担”。不少中专生的出身与杨昊类似，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比之下，中专的优势明显表现了出来。中专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铁饭碗”，进校就保证毕业会分配到中小学当教师，拥有干部身份。同时，还能跳出“农门”，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高于重点高中，凡是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佼佼者。“这些人如果当初没有进入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讲，那些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人就会落榜。”孙文桢略显骄傲地评价道。
孙文桢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1982年，该校招录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孙文桢为其中一员，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中专”。
那还是中专生颇感优越的年代，毕业时的分配和待遇都很好。虽然在15、16岁的年纪，孙文桢和同学多因家庭安排懵懂选了中专，但他们进校学习时仍“满怀热情和热血”。
素质教育
对于在中等师范的学习经历，多位毕业生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
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的张涛甫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3年“非功利”學习的时光。“师资配备是全六安王牌的老师，定位不是高考，教材跟高中不太一样”。在六安师范学校学习，以成为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为目标，应试压力并不大。
在不以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张涛甫记得，同学们中有喜欢美术、音乐的，也有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而他自己则对高等数学和物理有着纯粹的喜欢。“那段时间充分满足了十几岁小孩对求知的渴望”。
周碧华曾在1984年担任中专讲师，那时候他从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教学第一线，在湖南桃源师范学校担任班主任。想起那时与21岁的自己年纪相差不大的学生们，周碧华颇为感慨。“他们是常德和张家界市各县初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他们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许多同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默、郁闷、茫然、朴实”。
中师生注重实用技能的培育，如音乐课的识谱弹琴、语文课的三笔字书写、体育课的各类竞赛、美术课的素描与色彩等。处在可塑性强的年纪，学生们除了专业所学，还掌握了绘画、跳舞、朗诵。“只有若干年后，他们才体会到中师教育真的是素质教育，让他们受用终身，良好的综合素质，谁一旦改行，一定脱颖而出；大部分没改行的同学，也绝对是各地的教学骨干”。
自学成才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对于不熟悉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很多人而言，“差生去的地方”成为了中专的标签。
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出路。
“人都会追求进步，可能对于别人就是去大医院进修一下，但对我来说就是想走得远一点。”目前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钱海燕说。由于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只有14周岁。家庭虽不至于贫困，但父母仍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不一定考得上大学”。
“本来填的是财校，阴差阳错之下进了卫校。”他随后在安庆卫生学校医士班读了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回老家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同一时期，他从前的初中同学已经进入大学学习。上班后不久，钱海燕开始搜集各种自学考试的信息。
首先是参加自学考试大专，钱海燕从上学开始成绩一直很好，对医学专业一度不感兴趣的他在中专3年始终名列前茅。在中医自考大专通过率极低的情况下，他的12门考试科目都是“一次过”，但拿到大专证书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接着又准备专升本，通过勤奋学习，他随后以第12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以考研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3年后考博进入阜外医院。
另类人生
在忙碌的个人工作之外，继续自学并有所成绩，不少已经成功的中专生回首往事，都给出了“要耐得住寂寞”的评价。
杨昊在考研的时候还是一名基层教师，也正是适婚年纪，不少人都看重他的才华和能力，给他说媒。有的人笑话他“读什么书啊”，家人也向他施加压力。
“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能不断地适应，慢慢地拒绝，后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考研，也就不打扰了”。工作之外，杨昊每天晚上就一门心思把自己关起来，挑灯夜战，“跟高考很像”。
好胜、刻苦，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比起同龄人求学就业的顺遂，这些家境贫寒的中专生“起点比较低”，在后来的岁月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走过更多的弯路。
“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一想到自己曾经荒废了几年时间，就不敢懈怠。”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当年中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高考时都去了北大。”
仍有大批中专生则留在了基层，选择了另一种奋斗之路。师范类中专毕业生在学成之后被分配到基层的中小学任教，有的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今年5月重回母校时，一位叫杨冬云的毕业生给周碧华留言，周碧华看后忍不住落泪。“周老师，我还在当时分配的那所乡村小学，30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我没有给您丢脸”。
作为老师，周碧华面对学生们的人生经历时情绪很复杂。“我深深知道，全国的中师生特别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中师生，都有着相同的特殊心路历程：他们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
选自《华声》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桢都羞于与别人谈起自己的学历，“觉得憋屈”。他想不通自己当年以陕西富平全县中考第5名的成绩考入的中专学校，才过了10多年，地位一落千丈，倒成了“差生才会去上的学校”。
像他一样心有不甘的人不在少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批天资聪颖的十五六岁少年，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农林、财税中等专业学校，姿态风光，受尽了周围同学和家长的羡慕。在中专录取率低至不足10%的背景下，早早转成城镇户口，等待他们的是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3年后，当年的初中同学参加高考，有的考上重点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他们则回到小城市或者农村，走上不同的基层工作岗位，成为小学老师、乡镇医生、财政所职工……
等到中专教育不再“包分配”之后，这一学制瞬间急剧贬值。最初一批回到基层的毕业生渐渐被人遗忘，失去了往昔荣光。眼看曾经的同学在大城市读书、奋斗，自己手中只有“不值钱”的中专文凭，他们并不甘心。
家庭选择
得知自己被中专录取的那一天，来自安徽一个落后县份的杨昊记得“全家都很开心”。那年中考，杨昊考了全县第一名，“可以上省重点高中”。但欣喜之后，他还是选择进入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帮家里减轻负担”。不少中专生的出身与杨昊类似，继续念高中甚至大学，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比之下，中专的优势明显表现了出来。中专生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铁饭碗”，进校就保证毕业会分配到中小学当教师，拥有干部身份。同时，还能跳出“农门”，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一般高于重点高中，凡是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佼佼者。“这些人如果当初没有进入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讲，那些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人就会落榜。”孙文桢略显骄傲地评价道。
孙文桢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1982年，该校招录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养目标是小学教师，孙文桢为其中一员，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中专”。
那还是中专生颇感优越的年代，毕业时的分配和待遇都很好。虽然在15、16岁的年纪，孙文桢和同学多因家庭安排懵懂选了中专，但他们进校学习时仍“满怀热情和热血”。
素质教育
对于在中等师范的学习经历，多位毕业生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
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的张涛甫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3年“非功利”學习的时光。“师资配备是全六安王牌的老师，定位不是高考，教材跟高中不太一样”。在六安师范学校学习，以成为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为目标，应试压力并不大。
在不以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张涛甫记得，同学们中有喜欢美术、音乐的，也有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而他自己则对高等数学和物理有着纯粹的喜欢。“那段时间充分满足了十几岁小孩对求知的渴望”。
周碧华曾在1984年担任中专讲师，那时候他从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教学第一线，在湖南桃源师范学校担任班主任。想起那时与21岁的自己年纪相差不大的学生们，周碧华颇为感慨。“他们是常德和张家界市各县初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他们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许多同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默、郁闷、茫然、朴实”。
中师生注重实用技能的培育，如音乐课的识谱弹琴、语文课的三笔字书写、体育课的各类竞赛、美术课的素描与色彩等。处在可塑性强的年纪，学生们除了专业所学，还掌握了绘画、跳舞、朗诵。“只有若干年后，他们才体会到中师教育真的是素质教育，让他们受用终身，良好的综合素质，谁一旦改行，一定脱颖而出；大部分没改行的同学，也绝对是各地的教学骨干”。
自学成才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对于不熟悉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很多人而言，“差生去的地方”成为了中专的标签。
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出路。
“人都会追求进步，可能对于别人就是去大医院进修一下，但对我来说就是想走得远一点。”目前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钱海燕说。由于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只有14周岁。家庭虽不至于贫困，但父母仍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不一定考得上大学”。
“本来填的是财校，阴差阳错之下进了卫校。”他随后在安庆卫生学校医士班读了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回老家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同一时期，他从前的初中同学已经进入大学学习。上班后不久，钱海燕开始搜集各种自学考试的信息。
首先是参加自学考试大专，钱海燕从上学开始成绩一直很好，对医学专业一度不感兴趣的他在中专3年始终名列前茅。在中医自考大专通过率极低的情况下，他的12门考试科目都是“一次过”，但拿到大专证书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接着又准备专升本，通过勤奋学习，他随后以第12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以考研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3年后考博进入阜外医院。
另类人生
在忙碌的个人工作之外，继续自学并有所成绩，不少已经成功的中专生回首往事，都给出了“要耐得住寂寞”的评价。
杨昊在考研的时候还是一名基层教师，也正是适婚年纪，不少人都看重他的才华和能力，给他说媒。有的人笑话他“读什么书啊”，家人也向他施加压力。
“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能不断地适应，慢慢地拒绝，后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考研，也就不打扰了”。工作之外，杨昊每天晚上就一门心思把自己关起来，挑灯夜战，“跟高考很像”。
好胜、刻苦，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比起同龄人求学就业的顺遂，这些家境贫寒的中专生“起点比较低”，在后来的岁月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走过更多的弯路。
“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一想到自己曾经荒废了几年时间，就不敢懈怠。”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当年中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高考时都去了北大。”
仍有大批中专生则留在了基层，选择了另一种奋斗之路。师范类中专毕业生在学成之后被分配到基层的中小学任教，有的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今年5月重回母校时，一位叫杨冬云的毕业生给周碧华留言，周碧华看后忍不住落泪。“周老师，我还在当时分配的那所乡村小学，30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我没有给您丢脸”。
作为老师，周碧华面对学生们的人生经历时情绪很复杂。“我深深知道，全国的中师生特别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中师生，都有着相同的特殊心路历程：他们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
选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