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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电影娱乐类杂志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为摆脱危机,包括《大众电影》在内的电影娱乐类杂志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商业化操作。在进行商业操作的同时,《大众电影》编辑们并没有放弃精英立场和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在对国家电影进行监督、提升读者的欣赏水平以及关注国家热点新闻等方面都有明显体现。
【关键词】 《大众电影》
商业化
精英立场
【Dol】10.3969/j.issn.1002-6916.2010.18.005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传统的社会格局开始崩溃和解体。这期间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是,金钱越来越取代权力,成为整个社会内部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强力黏合剂,社会格局趋于松散。”90年代市场化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向以及世俗化的大众生活价值取向,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状况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转变,知识分子必须对重新布局的文化结构做出探寻。在电影杂志领域,《大众电影》的编辑方针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由80年代“不可动摇的政治逻辑与坚实的群众性基础的结合”到90年代不可动摇的市场逻辑与增加销量的结合。因为“只有与资本共舞才能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大众电影》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由《大众电影》倡导讨论的话题正触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道德困惑和价值选择。
一、对国家电影进行监督
1、监督影片内容
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开放尺度的增大和思想进一步解放,尤其是是受港台和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中也出现了性爱、裸体镜头。对此问题,从1989年第3期开始,《大众电影》开辟“电影怎样表现性爱?能否展现裸体?”专栏,集中讨论电影中的性爱表现问题。其编者按:
我们电影怎样表现性爱?能否展现裸体?以及是否需要建立分级制度?这是潜伏已久,而又长期不得公开讨论的问题。……把它们发表出来,让社会各界参与讨论。
1990年《大众电影》设置“欣赏”栏目,由专业人士撰文就影片中的镜头、色彩、声音等应用进行赏析,指导观众如何欣赏电影中的艺术美。借助这些专业赏析,读者能更好地欣赏影片、探究影片意义。杂志中心彩页除了刊登明星照以外,另一重要内容为向读者普及电影专业知识,提高读者的电影欣赏水平。如1989年第1期刊登《联邦德国影片选介》,同年第3期刊登《外国名片剧照欣赏》介绍包括《红与黑》、《罗马假日》等优秀影片剧照。除了零星介绍之外,《大众电影》于1989年第3期——1992年第3期,相继发表了32期《世界电影画史》。《世界电影画史》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勾画出自1895年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主要电影生产大国的重要导演、影片及其流派,意在使读者通过对世界电影历史的回顾,加深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
除此之外,《大众电影》广泛开展征文活动,鼓励观众对影片进行评论。90年代初,《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大决战》、《周恩来》、《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一系列经典主旋律电影完成,主旋律电影创作风直接引起了主旋律批评的高潮。《大众电影》于1991年第10期-1992年第1期开展“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评论征文”活动,共发表影评17篇。与传统影评重思想性不同,这些群众影评从人物形象塑造、时代氛围、意境处理、声音的运用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专业程度之高令人惊叹。
三、关注国家热点新闻
《大众电影》作为体制内的一 本专业电影杂志,它履行上传下达的职责:传达会议精神、领导讲话:召开群众座谈会,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它在第一栏目报道电影界热点新闻,如每年第一期总结上年电影界十大新闻,对于国家热点新闻,它虽不做新闻报道,但以它独到的方式体现出来。正如童道明所说:“尊重主流意识,但不做官样文章:关注时尚新潮,但不会随波逐流”,我们以电影体制改革和中苏恢复建交,这两件国内国际大事来洞察《大众电影》编辑们作为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电影体制改革
呼吁电影体制改革虽不是《大众电影》的主要任务,但《大众电影》的编辑们在杂志中忠实履行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职责,持续关注电影体制改革,积极召开群众座谈会,寻求多方意见,为国家电影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表2:1989-1993年《大众电影》涉及到电影体制改革的文章数量和相关栏目
这些文章的位置基本都是位于杂志的第一栏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电影体制改革,《大众电影》传达国家最高指示,采访相关领导和专业人士,召开群众座谈会。虽然《大众电影》没有专门的体制改革栏目,但事实上那些关注中国电影当前困境的栏目和文章都必然指向中国电影的体制问题。在这之中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身受商品经济大潮之中也并未受到;中击。
2、中苏恢复建交
1989年是中苏关系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这年的《大众电影》可谓是“苏联电影专号”。详见下表:
表3:《大众电影》1989年刊1989年《大众电影》介绍苏联影片、刊登苏片剧照,这是“驿动的中苏关系落实到文化产品上的实效性影响”。此后,《大众电影》对苏联电影尽管也有详细介绍,但再也没有像1989年那样持续关注苏联影坛。对中苏恢复建交的高度关注,《大众电影》编辑们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为国家效命的使命感展现无余。
从70年代末因“接吻照”引发的社会争论,到90年代初因“设抽票中彩”而引发的非议,《大众电影》试图引导观众的价值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电影》再也没有了80年代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不仅如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大众电影》等杂志不得不对市场妥协,如用“明星效应”、“美女策略”、“明星崇拜”等来增加销量,但是编辑们并没有对社会妥协。编辑们对社会还有批判,尽管这种批判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经济大潮中。“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自己的岗位,他们希望在专业领域中寻找精神寄托和慰藉。”《大众电影》编辑们在专业领域内固执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并在专业领域内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大众电影》
商业化
精英立场
【Dol】10.3969/j.issn.1002-6916.2010.18.005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传统的社会格局开始崩溃和解体。这期间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是,金钱越来越取代权力,成为整个社会内部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强力黏合剂,社会格局趋于松散。”90年代市场化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向以及世俗化的大众生活价值取向,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状况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转变,知识分子必须对重新布局的文化结构做出探寻。在电影杂志领域,《大众电影》的编辑方针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由80年代“不可动摇的政治逻辑与坚实的群众性基础的结合”到90年代不可动摇的市场逻辑与增加销量的结合。因为“只有与资本共舞才能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大众电影》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由《大众电影》倡导讨论的话题正触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道德困惑和价值选择。
一、对国家电影进行监督
1、监督影片内容
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开放尺度的增大和思想进一步解放,尤其是是受港台和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中也出现了性爱、裸体镜头。对此问题,从1989年第3期开始,《大众电影》开辟“电影怎样表现性爱?能否展现裸体?”专栏,集中讨论电影中的性爱表现问题。其编者按:
我们电影怎样表现性爱?能否展现裸体?以及是否需要建立分级制度?这是潜伏已久,而又长期不得公开讨论的问题。……把它们发表出来,让社会各界参与讨论。
1990年《大众电影》设置“欣赏”栏目,由专业人士撰文就影片中的镜头、色彩、声音等应用进行赏析,指导观众如何欣赏电影中的艺术美。借助这些专业赏析,读者能更好地欣赏影片、探究影片意义。杂志中心彩页除了刊登明星照以外,另一重要内容为向读者普及电影专业知识,提高读者的电影欣赏水平。如1989年第1期刊登《联邦德国影片选介》,同年第3期刊登《外国名片剧照欣赏》介绍包括《红与黑》、《罗马假日》等优秀影片剧照。除了零星介绍之外,《大众电影》于1989年第3期——1992年第3期,相继发表了32期《世界电影画史》。《世界电影画史》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勾画出自1895年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主要电影生产大国的重要导演、影片及其流派,意在使读者通过对世界电影历史的回顾,加深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
除此之外,《大众电影》广泛开展征文活动,鼓励观众对影片进行评论。90年代初,《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大决战》、《周恩来》、《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一系列经典主旋律电影完成,主旋律电影创作风直接引起了主旋律批评的高潮。《大众电影》于1991年第10期-1992年第1期开展“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评论征文”活动,共发表影评17篇。与传统影评重思想性不同,这些群众影评从人物形象塑造、时代氛围、意境处理、声音的运用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专业程度之高令人惊叹。
三、关注国家热点新闻
《大众电影》作为体制内的一 本专业电影杂志,它履行上传下达的职责:传达会议精神、领导讲话:召开群众座谈会,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它在第一栏目报道电影界热点新闻,如每年第一期总结上年电影界十大新闻,对于国家热点新闻,它虽不做新闻报道,但以它独到的方式体现出来。正如童道明所说:“尊重主流意识,但不做官样文章:关注时尚新潮,但不会随波逐流”,我们以电影体制改革和中苏恢复建交,这两件国内国际大事来洞察《大众电影》编辑们作为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电影体制改革
呼吁电影体制改革虽不是《大众电影》的主要任务,但《大众电影》的编辑们在杂志中忠实履行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职责,持续关注电影体制改革,积极召开群众座谈会,寻求多方意见,为国家电影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表2:1989-1993年《大众电影》涉及到电影体制改革的文章数量和相关栏目
这些文章的位置基本都是位于杂志的第一栏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电影体制改革,《大众电影》传达国家最高指示,采访相关领导和专业人士,召开群众座谈会。虽然《大众电影》没有专门的体制改革栏目,但事实上那些关注中国电影当前困境的栏目和文章都必然指向中国电影的体制问题。在这之中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身受商品经济大潮之中也并未受到;中击。
2、中苏恢复建交
1989年是中苏关系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这年的《大众电影》可谓是“苏联电影专号”。详见下表:
表3:《大众电影》1989年刊1989年《大众电影》介绍苏联影片、刊登苏片剧照,这是“驿动的中苏关系落实到文化产品上的实效性影响”。此后,《大众电影》对苏联电影尽管也有详细介绍,但再也没有像1989年那样持续关注苏联影坛。对中苏恢复建交的高度关注,《大众电影》编辑们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为国家效命的使命感展现无余。
从70年代末因“接吻照”引发的社会争论,到90年代初因“设抽票中彩”而引发的非议,《大众电影》试图引导观众的价值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电影》再也没有了80年代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不仅如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大众电影》等杂志不得不对市场妥协,如用“明星效应”、“美女策略”、“明星崇拜”等来增加销量,但是编辑们并没有对社会妥协。编辑们对社会还有批判,尽管这种批判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经济大潮中。“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自己的岗位,他们希望在专业领域中寻找精神寄托和慰藉。”《大众电影》编辑们在专业领域内固执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并在专业领域内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