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含泪读完了《傅雷家书》，一个刚正、高洁、真诚、勤奋、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矗立在我面前，使我受到鼓舞、鞭策。
我边读边回顾长期和他交往的经过，证明他所写的，字字发自肺腑，没有一句空谈，更没有半句矫情的话。他就是这样一个“书生”，正如他自己说的：“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感情第二。”对于学术和艺术，他广博精深，勤于探索，永不满足。对于真理，他努力追求，而决不人云亦云，等到自己认为看清楚了，就执着地热爱，衷心加以维护。对于黑暗和他看不顺眼的事物，“如蝇在食，不吐不快”；有时纵使不容许大声揭斥，也必暗中唾弃，由衷鄙恶。这些高尚的品质，在我过去的接触中，特别在他每一封家书中，处处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和傅雷认识，开始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是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初，国民党中宣部商请美军派一架飞机，运送重庆各报记者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每报只限一人。《大公报》当局派我参加，主要是赶到上海，筹备复刊上海版。五日晚到南京，听说受降延期了，马上乘夜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上海。
所以，我虽不是“劫收”英雄，却是文化人中“天上飞来的”最早的一个。
大约在到后的第二天，老友柯灵同志对我说：“有些潜居上海的朋友，听到你来了，想请你叙叙，谈谈后方的情况。”翌日傍晚，柯灵陪我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傅雷的寓所。
已到和陆续到的，还有马叙伦、夏弓尊、周煦良、徐中舒诸先生，酒过三巡后，好象是马先生先开口，大意说抗战终于胜利，我们该打起精神，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多贡献力量；铸成兄刚从后方来，我们很想了解后方最近的消息。我先介绍了湘桂大溃乱那一段耳闻，又把一年来加紧压制进步势力、反对组织联合政府以及小民生活凄苦的情况谈了个大概。傅雷听了首先忍不住地说：“那样，我们还得好好看看。”并愤愤地说：“想不到国民党已腐烂到这步田地？”其他各位先生，也先后谈了类似的意见。
这一夕谈，傅雷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豪爽，博学多才。
来接管上海的“国军”，是汤恩伯部队，看到他们的皇皇布告以及军官们的神气，俨然是一副征服者的面孔，我十分气愤；在汤恩伯到沪——曾举行盛大的欢迎游行那天，我在已复刊的《文汇报》上写了一篇社论：《希望大家不要脸红》。大意说：抗战八年，终于胜利，沦陷区人民热烈欢迎国军的来临，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乘此机会，大家应认真回忆。上海人民，在敌伪八年蹂躏下，绝大多数坚贞不屈，备历苦难，他们面对胜利，是无愧无疚的。被欢迎的胜利英雄，似乎也应严肃反省，回顾八年，是否会有些脸红呢？
经过匆促筹备，《大公报》上海版于是年十一月一日复刊，我决心对“传统”作一些突破，以“民主第一”为言论的中心思想。我在先后主持香港、桂林《大公报》时，星期论文全是由重庆版组织，同时刊载，重要国内问题社论，亦多转载渝版。这次，我特地商请马叙伦及上述诸先生撰写星期论文，傅雷对我支持尤力，星期论文外，还不时撰译专文赐寄。
当时，又是“多事之秋”，昆明血案、重庆沧白堂事件等先后发生，徐盈、子冈、高杰诸同志，多以渝报不发表的真实新闻，拍寄上海，我也每天自己写社论、短评，不再转载渝版的。
那时，马先生等已组织民主促进会，并创刊《民主》等刊物，积极参加争民主的斗争。傅雷没有参加组织，而同样勤于写作，抨击日益浓重的黑暗。他还是学问第一，艺术第一，对于真理第一，他要经过探索，自己去证实。
翌年三月间，我终于向《大公报》当局辞职，重新回到《文汇报》编辑部工作。在筹划改版的过程中，我多次向傅雷请教，我越来越钦敬他对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渊博，见解透辟。对办好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进步报纸，他提供我很多宝贵意见。
《文汇报》于五月一日改版，扩充篇幅，丰富内容，以崭新姿态出现。得到党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受到读者的爱护，在反动政府的高压和右翼报纸的重围中，冲开一条出路。
郭沫若、翦伯赞、吴晗、邓初民以及上海的马叙伦等诸先生，经常为《文汇报》写稿，其他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包达三、张炯伯等也给予十分关切。
傅雷的寓所，我是常客，不时去就教和索稿。
有一天，他对我说，“新看到根室的一本《苏联内幕》，谈到了不少我们全然不知道的问题。当然他有偏见，但有些问题，我看可以引为教训，将来注意防止。他写的那篇序言，比较客观。我想写一篇读后感，《文汇报》敢不敢登？”我说：“只要写的是事实，我当然敢登。”他下笔勤快，第二天就送来了。我细细拜读，觉得态度很诚恳，而且字斟句酌，深恐引起误解。
当时，已出现一个公式：苏联是光明的象征，而且是白璧无暇的，如果说太阳里有些黑的斑点，那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反人民，至少是想走第三条道路。
果然，傅雷的读后感刊出后，立刻遭到了围攻，只有少数人予以支持。这些义正词严的围攻文章，我都一字不改加以披载。
那时，傅雷对我说：“你把这些文章都照登是对的。我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但今天还不是自由讨论、真理愈辩愈明的时候，我宁可沉默，宁可背黑锅，大敌当前，不要为亲者痛，仇者快，说进步营垒中分裂了。我看，这种讨论，从长远看，还是有益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就被封了。
翌年，我准备去香港筹创香港《文汇报》，他十分高兴，给了我很多鼓励。
香港《文汇报》于九月初创刊，大约在十月中，忽然接到他从昆明来信，说已全家移住昆明。我很奇怪，为什么上海快要解放，他要移住昆明呢？如果是因为他思想上还背着这个“黑锅”，我太对不起朋友了。
以后又来信说，昆明什么也看不到，希望我把新出的中外文书刊，寄给他一些。我根据他的爱好，收罗了一批新出的书刊，寄赠给他。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离港到京，五月底，回到上海，听说傅雷已由滇去港。一九五○年初，一位也是他好友的我的亲戚，说傅雷一家已回到上海，觅寓在离我家不远的江苏路。那时，我忙于办报和开会，他则闭门勤于翻译文学名著。我们很少见面，而经常由这位亲戚互通音问，互致慰勉。那几年，他每出版一本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克利斯朵夫》等，必先寄赠给我。我是不懂法文的，从他的“信、雅、达”的译文中，获得优美的文学欣赏，也看出他偿付了多大的劳动和心血，对人民作了多大的贡献。
一九五六年春，我奉命结束《文汇报》，去京参加创刊《教师报》，不久，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方针，我又奉命筹备复刊《文汇报》。我向党内几位富有办报经验的朋友请教，拟订了编辑方针，得到批准。决定复刊后的读者对象，以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这样，内容也该偏重文化、教育和艺术。在筹备期间，就分别征询京沪这方面的专家意见，以后，还组织了馆外编委会，请党内外的专家如罗竹风、周谷城、周予同，陈虞孙、傅雷、周煦良等为委员，除每月开一次会外，时常分别登门征询意见。在北京，也请三位党员专家为编委，着重指导北京办事处的工作。
在文学、艺术方面，我多次去向傅雷讨教。那时，他已不再专门闭户翻书，开始参加作协工作，也参加上海市政协的学习和其他活动，正如那年六月一封家书所记，他曾去安徽参观煤矿和水库，看到了国家现代化的前景，十分兴奋。
他给我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但他很谦虚，说他对绘画艺术是“半瓶醋”，在这方面，他建议我多访问林风眠先生和沈知白先生。
有一次，当我在他的书斋里和他及梅馥夫人畅谈的时候，客厅里忽然传来悠扬的钢琴声。我知道这是傅聪在练习。傅雷微笑地告诉我，傅聪正在休假，准备出国表演。他还说：“这孩子有天才，从小我就注意严格要求，这几年，我经常要他多读中外的名著，特别是我国古代文学家诗词，欣赏古代绘画，以培养他的情操。一个音乐工作者没有高尚的情操和文学素养，是无法攀登高峰的。”现在，读到他的家书，更证实他对培养儿子灌注了多大的心血，他细心介绍外国音乐、艺术家的长处和缺点，对李、杜及苏、辛、白居易等古代文学家的一诗一句，指点、比较，多么周详细致。正如楼适夷同志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为了教育儿子，也为了提高国家的音乐艺术，灌注如此大量的心血，我看，在中外古今是罕见的。
那时，他的社会活动多了，更激起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也带来了新的苦恼。“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真有冲突，……不可得而兼，……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也不会多于二十四小时。……自己的兴趣又广：美术界的事又要多嘴，音乐界的更要多嘴。……而且一般社会上的情况，我也关心，也常提意见，提了意见常常追问下落。”(《家书》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但是，在翌年夏季匝地掀起的一场大风暴中，这位认真加天真的人被“扩大”进去了。
到一九五九年底，第一批“右派”摘去“帽子”。傅雷呢，既不参加开会、“学习”，更拒绝任何检查。不知经过哪一位领导的好意，说只要他形式来参加一次会，就给他摘帽，但傅雷拒绝了，说他根本不承认是什么右派，不需要这个形式。最后，还是由一位政协负责同志，到他家里作一个宣布。
记得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和傅雷都应邀赴京参加，住在百万庄招待所，先去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录音，后来又在会议中听到毛主席的两次讲话，与会者都十分兴奋。康生几乎天天来百万庄招待所“启发”“辅导”，鼓励帮助整风。有一天，会议休息，我和傅雷相约到中山公园茶叙，我们互谈心得体会，结果一致认为，毛主席真英明，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党正确的领导下，应该更加竭尽智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那年三月十八日的家书中，他给儿子谈了自己的心情：“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又说：“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这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不正代表当时千千万万正直、爱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吗？他又说：“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有丝毫的迹象，能说明是“各取所需”、“向党进攻”吗？
“帽子”虽然摘去，帽痕宛然还在，还被编入另册，紧箍咒还时常发挥威力，我是不想做也不想写，只是奉命学习，按指示工作，不敢发挥一点主动性。
这次读了《家书》，才知他在那几年还是拚命工作，竭力和病痛搏斗。“不病不头痛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只能抓紧时间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精疲力尽，无心再做旁的事。……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多做一天工作”。(一九六○年八月五日)
一九六五年初，当年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魏文伯同志，特地邀宴文化界人士，有我和傅雷，还有魏金枝等同志，征询对于江青正在号召的现代题材京戏——当时还不叫样板戏——的意见，我和傅雷都踊跃发了言，并相互补充，他态度开朗，对我依然是老朋友的态度。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晤。
这样不顾利害，不计冤屈，始终想尽力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工作到底的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还不被四人帮放过，“文革”初期就被抄家、狠批狠斗。“士可杀而不可辱”，终于和梅馥夫人双双含屈逝世了，呜呼！
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含冤受屈的人都得到平反或改正，傅雷夫妇的追悼会，也已隆重开过了。一位朋友写信给我：“活下来就是胜利”。这是不错的。但幸存下来的人，必须真正吸取教训，尽力使这种惨局不致再现。同时，只要一息尚存，要为国家多做些工作，才能不愧对已看不到光明重临、充满希望的今天的死者。
这几年，我在重握秃笔时，就常常记起傅雷、平心、邓拓、姚溱、仲华、逸群、熙修、云彬，这些死友的形态笑貌，鞭策着我。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我边读边回顾长期和他交往的经过，证明他所写的，字字发自肺腑，没有一句空谈，更没有半句矫情的话。他就是这样一个“书生”，正如他自己说的：“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感情第二。”对于学术和艺术，他广博精深，勤于探索，永不满足。对于真理，他努力追求，而决不人云亦云，等到自己认为看清楚了，就执着地热爱，衷心加以维护。对于黑暗和他看不顺眼的事物，“如蝇在食，不吐不快”；有时纵使不容许大声揭斥，也必暗中唾弃，由衷鄙恶。这些高尚的品质，在我过去的接触中，特别在他每一封家书中，处处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和傅雷认识，开始于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是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初，国民党中宣部商请美军派一架飞机，运送重庆各报记者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每报只限一人。《大公报》当局派我参加，主要是赶到上海，筹备复刊上海版。五日晚到南京，听说受降延期了，马上乘夜快车，第二天清晨到了上海。
所以，我虽不是“劫收”英雄，却是文化人中“天上飞来的”最早的一个。
大约在到后的第二天，老友柯灵同志对我说：“有些潜居上海的朋友，听到你来了，想请你叙叙，谈谈后方的情况。”翌日傍晚，柯灵陪我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傅雷的寓所。
已到和陆续到的，还有马叙伦、夏弓尊、周煦良、徐中舒诸先生，酒过三巡后，好象是马先生先开口，大意说抗战终于胜利，我们该打起精神，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多贡献力量；铸成兄刚从后方来，我们很想了解后方最近的消息。我先介绍了湘桂大溃乱那一段耳闻，又把一年来加紧压制进步势力、反对组织联合政府以及小民生活凄苦的情况谈了个大概。傅雷听了首先忍不住地说：“那样，我们还得好好看看。”并愤愤地说：“想不到国民党已腐烂到这步田地？”其他各位先生，也先后谈了类似的意见。
这一夕谈，傅雷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豪爽，博学多才。
来接管上海的“国军”，是汤恩伯部队，看到他们的皇皇布告以及军官们的神气，俨然是一副征服者的面孔，我十分气愤；在汤恩伯到沪——曾举行盛大的欢迎游行那天，我在已复刊的《文汇报》上写了一篇社论：《希望大家不要脸红》。大意说：抗战八年，终于胜利，沦陷区人民热烈欢迎国军的来临，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乘此机会，大家应认真回忆。上海人民，在敌伪八年蹂躏下，绝大多数坚贞不屈，备历苦难，他们面对胜利，是无愧无疚的。被欢迎的胜利英雄，似乎也应严肃反省，回顾八年，是否会有些脸红呢？
经过匆促筹备，《大公报》上海版于是年十一月一日复刊，我决心对“传统”作一些突破，以“民主第一”为言论的中心思想。我在先后主持香港、桂林《大公报》时，星期论文全是由重庆版组织，同时刊载，重要国内问题社论，亦多转载渝版。这次，我特地商请马叙伦及上述诸先生撰写星期论文，傅雷对我支持尤力，星期论文外，还不时撰译专文赐寄。
当时，又是“多事之秋”，昆明血案、重庆沧白堂事件等先后发生，徐盈、子冈、高杰诸同志，多以渝报不发表的真实新闻，拍寄上海，我也每天自己写社论、短评，不再转载渝版的。
那时，马先生等已组织民主促进会，并创刊《民主》等刊物，积极参加争民主的斗争。傅雷没有参加组织，而同样勤于写作，抨击日益浓重的黑暗。他还是学问第一，艺术第一，对于真理第一，他要经过探索，自己去证实。
翌年三月间，我终于向《大公报》当局辞职，重新回到《文汇报》编辑部工作。在筹划改版的过程中，我多次向傅雷请教，我越来越钦敬他对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渊博，见解透辟。对办好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进步报纸，他提供我很多宝贵意见。
《文汇报》于五月一日改版，扩充篇幅，丰富内容，以崭新姿态出现。得到党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受到读者的爱护，在反动政府的高压和右翼报纸的重围中，冲开一条出路。
郭沫若、翦伯赞、吴晗、邓初民以及上海的马叙伦等诸先生，经常为《文汇报》写稿，其他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包达三、张炯伯等也给予十分关切。
傅雷的寓所，我是常客，不时去就教和索稿。
有一天，他对我说，“新看到根室的一本《苏联内幕》，谈到了不少我们全然不知道的问题。当然他有偏见，但有些问题，我看可以引为教训，将来注意防止。他写的那篇序言，比较客观。我想写一篇读后感，《文汇报》敢不敢登？”我说：“只要写的是事实，我当然敢登。”他下笔勤快，第二天就送来了。我细细拜读，觉得态度很诚恳，而且字斟句酌，深恐引起误解。
当时，已出现一个公式：苏联是光明的象征，而且是白璧无暇的，如果说太阳里有些黑的斑点，那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反人民，至少是想走第三条道路。
果然，傅雷的读后感刊出后，立刻遭到了围攻，只有少数人予以支持。这些义正词严的围攻文章，我都一字不改加以披载。
那时，傅雷对我说：“你把这些文章都照登是对的。我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但今天还不是自由讨论、真理愈辩愈明的时候，我宁可沉默，宁可背黑锅，大敌当前，不要为亲者痛，仇者快，说进步营垒中分裂了。我看，这种讨论，从长远看，还是有益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文汇报》就被封了。
翌年，我准备去香港筹创香港《文汇报》，他十分高兴，给了我很多鼓励。
香港《文汇报》于九月初创刊，大约在十月中，忽然接到他从昆明来信，说已全家移住昆明。我很奇怪，为什么上海快要解放，他要移住昆明呢？如果是因为他思想上还背着这个“黑锅”，我太对不起朋友了。
以后又来信说，昆明什么也看不到，希望我把新出的中外文书刊，寄给他一些。我根据他的爱好，收罗了一批新出的书刊，寄赠给他。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离港到京，五月底，回到上海，听说傅雷已由滇去港。一九五○年初，一位也是他好友的我的亲戚，说傅雷一家已回到上海，觅寓在离我家不远的江苏路。那时，我忙于办报和开会，他则闭门勤于翻译文学名著。我们很少见面，而经常由这位亲戚互通音问，互致慰勉。那几年，他每出版一本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克利斯朵夫》等，必先寄赠给我。我是不懂法文的，从他的“信、雅、达”的译文中，获得优美的文学欣赏，也看出他偿付了多大的劳动和心血，对人民作了多大的贡献。
一九五六年春，我奉命结束《文汇报》，去京参加创刊《教师报》，不久，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方针，我又奉命筹备复刊《文汇报》。我向党内几位富有办报经验的朋友请教，拟订了编辑方针，得到批准。决定复刊后的读者对象，以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这样，内容也该偏重文化、教育和艺术。在筹备期间，就分别征询京沪这方面的专家意见，以后，还组织了馆外编委会，请党内外的专家如罗竹风、周谷城、周予同，陈虞孙、傅雷、周煦良等为委员，除每月开一次会外，时常分别登门征询意见。在北京，也请三位党员专家为编委，着重指导北京办事处的工作。
在文学、艺术方面，我多次去向傅雷讨教。那时，他已不再专门闭户翻书，开始参加作协工作，也参加上海市政协的学习和其他活动，正如那年六月一封家书所记，他曾去安徽参观煤矿和水库，看到了国家现代化的前景，十分兴奋。
他给我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但他很谦虚，说他对绘画艺术是“半瓶醋”，在这方面，他建议我多访问林风眠先生和沈知白先生。
有一次，当我在他的书斋里和他及梅馥夫人畅谈的时候，客厅里忽然传来悠扬的钢琴声。我知道这是傅聪在练习。傅雷微笑地告诉我，傅聪正在休假，准备出国表演。他还说：“这孩子有天才，从小我就注意严格要求，这几年，我经常要他多读中外的名著，特别是我国古代文学家诗词，欣赏古代绘画，以培养他的情操。一个音乐工作者没有高尚的情操和文学素养，是无法攀登高峰的。”现在，读到他的家书，更证实他对培养儿子灌注了多大的心血，他细心介绍外国音乐、艺术家的长处和缺点，对李、杜及苏、辛、白居易等古代文学家的一诗一句，指点、比较，多么周详细致。正如楼适夷同志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为了教育儿子，也为了提高国家的音乐艺术，灌注如此大量的心血，我看，在中外古今是罕见的。
那时，他的社会活动多了，更激起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也带来了新的苦恼。“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真有冲突，……不可得而兼，……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也不会多于二十四小时。……自己的兴趣又广：美术界的事又要多嘴，音乐界的更要多嘴。……而且一般社会上的情况，我也关心，也常提意见，提了意见常常追问下落。”(《家书》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但是，在翌年夏季匝地掀起的一场大风暴中，这位认真加天真的人被“扩大”进去了。
到一九五九年底，第一批“右派”摘去“帽子”。傅雷呢，既不参加开会、“学习”，更拒绝任何检查。不知经过哪一位领导的好意，说只要他形式来参加一次会，就给他摘帽，但傅雷拒绝了，说他根本不承认是什么右派，不需要这个形式。最后，还是由一位政协负责同志，到他家里作一个宣布。
记得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和傅雷都应邀赴京参加，住在百万庄招待所，先去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录音，后来又在会议中听到毛主席的两次讲话，与会者都十分兴奋。康生几乎天天来百万庄招待所“启发”“辅导”，鼓励帮助整风。有一天，会议休息，我和傅雷相约到中山公园茶叙，我们互谈心得体会，结果一致认为，毛主席真英明，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党正确的领导下，应该更加竭尽智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那年三月十八日的家书中，他给儿子谈了自己的心情：“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又说：“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这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不正代表当时千千万万正直、爱国、力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吗？他又说：“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有丝毫的迹象，能说明是“各取所需”、“向党进攻”吗？
“帽子”虽然摘去，帽痕宛然还在，还被编入另册，紧箍咒还时常发挥威力，我是不想做也不想写，只是奉命学习，按指示工作，不敢发挥一点主动性。
这次读了《家书》，才知他在那几年还是拚命工作，竭力和病痛搏斗。“不病不头痛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只能抓紧时间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精疲力尽，无心再做旁的事。……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多做一天工作”。(一九六○年八月五日)
一九六五年初，当年的上海市政协主席魏文伯同志，特地邀宴文化界人士，有我和傅雷，还有魏金枝等同志，征询对于江青正在号召的现代题材京戏——当时还不叫样板戏——的意见，我和傅雷都踊跃发了言，并相互补充，他态度开朗，对我依然是老朋友的态度。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晤。
这样不顾利害，不计冤屈，始终想尽力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工作到底的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还不被四人帮放过，“文革”初期就被抄家、狠批狠斗。“士可杀而不可辱”，终于和梅馥夫人双双含屈逝世了，呜呼！
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含冤受屈的人都得到平反或改正，傅雷夫妇的追悼会，也已隆重开过了。一位朋友写信给我：“活下来就是胜利”。这是不错的。但幸存下来的人，必须真正吸取教训，尽力使这种惨局不致再现。同时，只要一息尚存，要为国家多做些工作，才能不愧对已看不到光明重临、充满希望的今天的死者。
这几年，我在重握秃笔时，就常常记起傅雷、平心、邓拓、姚溱、仲华、逸群、熙修、云彬，这些死友的形态笑貌，鞭策着我。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