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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文物大国,尤其是地下文物异常丰富。已经挖掘出来的和尚未挖掘出来的地下文物,数量十分惊人。众所周知,自1899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世以来,考古新发现就一直不断公布。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银雀山、三星堆、良渚、河姆渡、郭店竹简问世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纷纷发表了连续不断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由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懿荣、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黄然伟、濮茅左等研究者对殷墟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据研究者公布的材料,仅殷墟研究方面,最近百年中有关论著超过万种,作者队伍总共加起来达到3833人,分布于中国内地、港、澳、台湾,以及世界14个国家。一些学者充满信心地预言,甲骨学殷商史作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学术前景正方兴未艾,不可估量。也有学者根据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认为中国的文学史和学术史都应该改写。
不可否认,出土文献确实为改写学术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很多出土文献证明了一个真理: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过去,黄河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源头,但是根据新的考古发现,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也被证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很大的震动。1994年10月23日,他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四年后,他发表了《中国历史必须重写》一文,重申应该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中。他建议重写《中国通史》的原因在于,几十年以前,中国的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等,都编撰过《中国通史》。尽管名称不同,其为《中国通史》则一也。这些大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详尽地搜集资料,学风谨严、立论有据。他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成绩远迈前古,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获得了同声的赞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后人决不会忘记。但是,沧海桑田,时移世迁。到了今天,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均显得过时了,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了。季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考古发掘工作日新月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某些认识。过去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现在看来,不行了。有人说六千年,甚至说七千年。总之,中国历史的时间上限没法封顶了。在地域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过去,大家几乎都认为,中华文化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但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却证明了,南方的吴、越、楚等地,甚至僻远如云南等地,也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发展一元观难以自圆其说,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发展的多元观。
其次,上述诸大师的《中国通史》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印记。不管这个烙印多么轻微,恐怕总会是有一点的。因此,季先生建议由有关单位,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或《历史研究》编辑部,出面组织力量,重新撰写一部能适应今天情况的《中国通史》。
虽然季羡林先生建议改写的是中国通史,但也适合学术史。那么能不能就乐观地估计学术史改写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时机和思想都不成熟。原因何在呢?
其一,中国的历史线索基本已经确定。与印度不同,中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历史线索,这个线索起码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了一个基本清楚的轮廓。经过历代史学家的努力考证,中国以往的历史基本上是信史。还有,每个朝代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都会十分详细地总结前朝的历史。所以二十四史的系统完整无缺。有学者提出疑问,从黄帝开始的《史记》中,看不到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发达的上古文明位列其中,比如河姆渡、凌家滩、良渚古城、三星堆、金沙,还有河南贾湖遗址等等。中国传统历史与现代考古学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鸿沟,各种疑古思潮层出不穷。难道是我们的祖先错误记录了历史,确实普遍出现了族群起源遗忘或者是集体性出现了所谓的族群认同危机吗?这种疑问不无道理。这种历史传统和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至少现在看来是暂时无法统一的。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历史传统已经抢得了天下。而印度则不一样。印度人的历史线索,只是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后,才借玄奘提供的资料得以确定。所以印度的学术史改写就相对容易,我们的学术史改写就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忆太清楚了。
其二,中国人易于“跟风”,常常宁愿以讹传讹,也不乐意去纠正过去的错误。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名字的读音。陈寅恪刚到北京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念,是不清楚的。吴宓、赵元任夫妇与陈寅恪闲谈时,赵元任对吴宓问道:“雨僧,是叫陈寅kè,还是陈寅què?”吴宓诧异道:“大家都叫他寅què,难道不对吗?”一面看着陈寅恪。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样念,也就没有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è,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的德文,是写作YinKo Tsc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陈寅恪微笑着说:“我的江西口音比较重,其实这个字是应该念Kè,不念què。”
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常用的成语,就是说办某一件事情“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其实这个成语从一开始翻译成中文,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圣经》的翻译。《圣经》的最早文本当然是希伯莱文。在阿拉伯文和希伯莱文里,“骆驼”和“棕绳”同用一词,所以本意是说办某一件事情比棕绳穿针眼还难,但却被想当然误译成“棕绳”的同用词“骆驼”,结果就出现了“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个大家都习以为常使用的成语了。骆驼穿针眼,不可理解;棕绳穿针眼才是正确的。因为平常是线绳穿针眼,而棕绳是非常粗的,不容易穿针眼。1978年,我的老师马坚先生在出版《古兰经》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比棕绳穿针眼还难”。这种正确的译法至今没有被国人接受,许多人依然是使用“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鉴于这种现实,我觉得即使再多的出土文献被公布,我们的学术史改写也是不易很快被普遍承认的。我们从孔夫子以来就已经形成了的“吾从众”的民族心理习惯,这种巨大的惯性束缚着我们改写学术史。更不用说,对很多出土文献的研究,就是专家也不能统一意见,专家们意见多,争议也最大。比方说,金杖与青铜雕像,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是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而对这种珍宝,专家们意见分歧也最多,争议也最大,不能得出统一的结论。试想,连专家们都不能一致,怎么能够较快让学术界普遍接受呢?
作者简介:蔡德贵,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行 健
不可否认,出土文献确实为改写学术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很多出土文献证明了一个真理: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过去,黄河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源头,但是根据新的考古发现,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区的文化,也被证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很大的震动。1994年10月23日,他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四年后,他发表了《中国历史必须重写》一文,重申应该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中。他建议重写《中国通史》的原因在于,几十年以前,中国的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等,都编撰过《中国通史》。尽管名称不同,其为《中国通史》则一也。这些大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详尽地搜集资料,学风谨严、立论有据。他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成绩远迈前古,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获得了同声的赞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后人决不会忘记。但是,沧海桑田,时移世迁。到了今天,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均显得过时了,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了。季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考古发掘工作日新月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某些认识。过去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现在看来,不行了。有人说六千年,甚至说七千年。总之,中国历史的时间上限没法封顶了。在地域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过去,大家几乎都认为,中华文化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但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却证明了,南方的吴、越、楚等地,甚至僻远如云南等地,也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发展一元观难以自圆其说,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发展的多元观。
其次,上述诸大师的《中国通史》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印记。不管这个烙印多么轻微,恐怕总会是有一点的。因此,季先生建议由有关单位,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或《历史研究》编辑部,出面组织力量,重新撰写一部能适应今天情况的《中国通史》。
虽然季羡林先生建议改写的是中国通史,但也适合学术史。那么能不能就乐观地估计学术史改写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时机和思想都不成熟。原因何在呢?
其一,中国的历史线索基本已经确定。与印度不同,中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历史线索,这个线索起码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了一个基本清楚的轮廓。经过历代史学家的努力考证,中国以往的历史基本上是信史。还有,每个朝代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都会十分详细地总结前朝的历史。所以二十四史的系统完整无缺。有学者提出疑问,从黄帝开始的《史记》中,看不到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发达的上古文明位列其中,比如河姆渡、凌家滩、良渚古城、三星堆、金沙,还有河南贾湖遗址等等。中国传统历史与现代考古学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鸿沟,各种疑古思潮层出不穷。难道是我们的祖先错误记录了历史,确实普遍出现了族群起源遗忘或者是集体性出现了所谓的族群认同危机吗?这种疑问不无道理。这种历史传统和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至少现在看来是暂时无法统一的。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历史传统已经抢得了天下。而印度则不一样。印度人的历史线索,只是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后,才借玄奘提供的资料得以确定。所以印度的学术史改写就相对容易,我们的学术史改写就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忆太清楚了。
其二,中国人易于“跟风”,常常宁愿以讹传讹,也不乐意去纠正过去的错误。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名字的读音。陈寅恪刚到北京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念,是不清楚的。吴宓、赵元任夫妇与陈寅恪闲谈时,赵元任对吴宓问道:“雨僧,是叫陈寅kè,还是陈寅què?”吴宓诧异道:“大家都叫他寅què,难道不对吗?”一面看着陈寅恪。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样念,也就没有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è,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的德文,是写作YinKo Tsc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陈寅恪微笑着说:“我的江西口音比较重,其实这个字是应该念Kè,不念què。”
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常用的成语,就是说办某一件事情“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其实这个成语从一开始翻译成中文,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圣经》的翻译。《圣经》的最早文本当然是希伯莱文。在阿拉伯文和希伯莱文里,“骆驼”和“棕绳”同用一词,所以本意是说办某一件事情比棕绳穿针眼还难,但却被想当然误译成“棕绳”的同用词“骆驼”,结果就出现了“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个大家都习以为常使用的成语了。骆驼穿针眼,不可理解;棕绳穿针眼才是正确的。因为平常是线绳穿针眼,而棕绳是非常粗的,不容易穿针眼。1978年,我的老师马坚先生在出版《古兰经》的时候,把这句话改为“比棕绳穿针眼还难”。这种正确的译法至今没有被国人接受,许多人依然是使用“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鉴于这种现实,我觉得即使再多的出土文献被公布,我们的学术史改写也是不易很快被普遍承认的。我们从孔夫子以来就已经形成了的“吾从众”的民族心理习惯,这种巨大的惯性束缚着我们改写学术史。更不用说,对很多出土文献的研究,就是专家也不能统一意见,专家们意见多,争议也最大。比方说,金杖与青铜雕像,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是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而对这种珍宝,专家们意见分歧也最多,争议也最大,不能得出统一的结论。试想,连专家们都不能一致,怎么能够较快让学术界普遍接受呢?
作者简介:蔡德贵,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