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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秦岭深处便走进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当中有诗人、画家、艺术家，也有居士和修行者。他们远离尘世，在山上过着最原始最简单的生活，但他们的影响却像山上的泉水一样流向城市。
“我1988年第一次回大陆，在飞机上睡着了，然后醒来，就看见下面，绿绿的山，绵延不断……然后开始哭，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台湾著名的编舞大师林怀民第一次回大陆的感受。
让林怀民哭得“有声有色”的这座山，正是秦岭。1988年的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却遭受漠视。林怀民决定放弃，他暂时关闭了“云门舞团”，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漫游，从西安、敦煌一路西行，足迹直抵印度。
西行之旅，让林怀民的心安定下来，“生命好像回到了最原本的—个样子”。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座让他泪流满面的秦岭，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还存在隐士的地方。在这个红尘喧嚣的社会，有很多人和他一样，为了寻找内心的安定，舍弃世间的繁华，来到这个静谧的山林精进苦修。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日本和韩国。有的是来学佛问道，有的是为了练气养身，有的仅仅只是找一个清净之处读书做学问。
“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美国人比尔·波特如此描述自己在秦岭认识的隐士朋友们。
心一居士：
守望终南山隐士文化
“现在谈隐士，其实已经是很宽泛的概念了。”和比尔·波特一样，终南山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心一居士了解的终南山隐居者，主要也是佛教道教的修行人。“这些人我们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隐士。”心一认为这最多只能称为一种山居生活，他们更喜欢的一个简单的说法是“住山”。
心一居士本名田洪刚，常住少陵原畔兴教寺内，这里因玄奘法师的灵骨塔而著名。身为长安终南山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心一居士却并非和尚，只是以此为职业的佛教居士，有人也称他“方便和尚”。至于为什么会从事这种神圣却不被常人理解的职业，心一居士说“一切皆是因缘”。
到寺院之前，心一居士经常为应酬朋友而书写一些禅师的诗偈，那种超然出尘的境界令他十分向往。带他进入佛门的师傅是净业寺的本如法师，法名“心一”也是师傅给他起的，源自佛教经典《遗教经》中的话：“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后来他放下俗务来到寺院，一住便是8年。
“这其实就是普通的一份工作而已。”2000年以后，佛教协会这种社会团体性质的工作才慢慢被人们接受。这个草根式的协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保证，没有编制，也没有经费，只能靠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以弥补经费上的不足。
经过几年努力，这个草根协会成为终南山各大寺庙互通有无的一个枢纽单位，心一居士也成为掌握住山资讯较多的人。一些向往终南山，想在终南山修行的人找他，想在山上找茅蓬也找他；有些茅蓬里的师傅需要粮食或药品也会找他。他像一个终南山佛教文化的推介者，不断地把有缘人带进这座山。
因为山上隐居的修行者居住比较分散，从2002年开始，心一开始对他们进行一个摸底式的调查，看他们在哪儿住，生活情况怎样，这个工作全年都在做。走访，调查，了解，然后建立一些基本的数据和档案，目的是给这些人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方便。为此，他踏遍了终南山的大峪小沟。
有时候，他的母亲会说他：“你怎么整天和山里那些脏兮兮的和尚们打交道，也不去亲近那些有权有势的高僧大德?”心一的想法却是：那些能耐得住寂寞的住山僧人，才是真正用生命去体悟佛法的人，所以他很敬重他们。山中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修行人只能靠自己种点粮食维持生活。2005年中秋前夕，心一组织了一场颇具规模的“访道供僧”活动，和同道一起去看望住山的僧人，为他们带去生活必需品。
跟师傅们相熟了以后，心一便不忍心再去打扰。“有时候看到人家用功，我们把东西放到门口就走了。有的住山者直接在门口写的是‘止语’，那就更不能跟人家去探讨了。”一些关于隐私的话题，他都不太愿意跟人透露得太多。“他们确实很不容易，都是生活很简单的修行人，他们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想在人生的体验当中，多一份宁静，让自己内心潜在的一种智慧重新显现出来。”
在佛教基层工作多年，心一居士感触颇深：“好多人对和尚、尼姑、出家人，还有佛教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更谈不到对佛教文化的深入学习。”这也是他创办佛子夏令营活动的初衷。
“现在中国佛教需要的不是大量地去盖宏大的寺庙，不是去办一些功利性、商业化的佛教文化活动，我个人认为佛教要真正走入社会，要一大批人来做佛教文化普及活动。”心一居士认为，“大寺庙的富丽堂皇，反而会给人一种感觉：寺庙是脱离社会的，只是极少数人享有的一个专利，只是为了吸引旅游，这就走入误区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心一居士不希望秦岭被开发。“要寻找一种宗教的纯正的东西，往往不在大庙里面，这也是终南山的茅蓬吸引了不少佛教徒不远万里来参访的原因。”
2003年夏，心一居士组织了第一届终南山佛子夏令营，让大学生零距离体验寺庙生活。7天的时间，这些大学生远离城市喧嚣，重新认识了身后这座静默的大山。此后，心一每年都不遗余力地开展一系列佛教文化的普及活动。
这些活动往往是哪个寺庙提供方便就放在哪个寺庙。“跟办会差不多，谁家愿意承办就放到谁家去做，承办意味着要出场地，要劳这个神，要花一些钱。我们就负责组织。”
“方便和尚”是朋友对心一的调侃。心一说：“在佛门当中，方便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只有聚足了大智慧的人才有一种方便力。所谓方便，就是根据因缘的变化善巧地去把一件事情从不利因素转化成有利因素，从而实现一种目的。而且在佛门当中，作为一个学佛的人，要给人方便，给人信心，给人欢喜。这本身也是在弘扬佛法。”
据不完全统计，隐居终南山的修行人大概有300多人。这个数据是心一居士和几个同道一起搞的，也不算正规。“他们普遍不愿被外界所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掌握了这些资料也不愿意向外界公布的原因。我们这几年不提倡人们去找这些隐士，就是为这些隐士们保守这个秘密。”
但是，这个秘密已经越来越难保守了。“现在的驴友无孔不入，无山不入，只要有山的地方，没路他们都可以上去。”心一说，对于秦岭的开发，他并不乐观，“政府开发的热情远远大于保护的热情。”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给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好是坏，到底是趋于我们生活的理想化，还是远离了我们向往的生活?对心一来说，这样的思考本身就是隐士在当代社会所存在的价值。“他们的存在告诉我们，在工业化时代还有这样田园式生活的人，而且这些人就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终 南山里。”
一位义工的访僧日记
心一居土在2005年中秋前夕组织的“访道供僧”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近30名义工。3天的时间，他们参访了南五台后山以及嘉五台的20多处茅蓬，将从网上募集的生活用品送到那些隐居的修行者手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周玉茹也是参与这次活动的义工之一。访僧归来，她写下了数千字的访僧日记。
在山上，她看到的茅蓬师傅有的住几间旧屋，干树枝编织成的院墙，柴扉；有的住草屋，墙壁是树枝和麦秆，屋顶则覆以茅草和牛毛毡，有的住一两间泥屋：还有一个茅蓬师傅住一间小小的泥房，墙上用墨汁写着“拒访”二字。泥房大小不过十一二平方米，却分割成几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卧室、厨房、佛堂。有的茅蓬宽敞些，有20平方米的院子，用树枝编成篱笆墙。有的茅蓬伫立在半山腰，有的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有的茅蓬在山崖边，一扇木门虚掩着，旁边是石头垒成的围墙……
在嘉五台岱顶，“一位身着芒鞋衲衣的师傅正坐在一个石洞的洞口读书，他的身体侧向一边，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他的脚下，则是飘浮着朵朵白云的万丈山崖。他读的什么书呢?”周玉茹写道。
“不修茅蓬”茅蓬的主人守戒法师是东北人，来终南山住山已经很多年了。有人出声念起墙上所题“不修茅蓬”四个字。是啊，住山，明明是为修行而来，怎么又是不修了?法师告诉他们：所谓不修，就是不著于法。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住山。他答道：每个人的住山发心不同因缘不同，对我自己而言，“住山是为了出山”。
随着海拔的增加，地表水变得越来越少，用水成了困扰山居者的大问题。因此，山上的居民不得不挖水窖把天上的雨水储存下来，用以满足日常饮用洗涤的需要。住山人给收集来的雨水取了极其富有诗意和禅机的名字：“无根水”。
在库峪太兴山进山不远的山坡上，义工们还拜访了磨针观一位90多岁的黄道长。靠路边一进三间大殿，大殿高出路面很多，需耍爬很高的台阶才能上去。黄道长已经90多岁，住山60余年，却依然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来访者曾询之长寿秘诀，黄道长答日：“不贪”。
观音山下的观音禅寺住持悟宣法师曾在终南山石砭峪的梅花洞修炼3年，可谓是当代终南隐士的一个代表。对于隐居修行，他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南方的山秀气，但藏不住人，且多半潮湿温热，不适宜隐居。东北的山太高，且黄鼠狼成精，缺乏圣人教化。终南山不一样。终南山能藏住人。终南山的吸引力在于它有‘道’。虽然道在一切处，但终南山的道容易被领悟，被感受、被吸收。终南山有一种“气场”，能直通人心。另外，终南山有灵气，可以代表华夏文化之灵性。”
在观音祥寺的一个角落，有人发现了一个类似背篓的东西，问了悟宣法师，才知道那是住山人的随身宝贝——背夹。这是一个用几根竹棍和尼龙绳一起编成的类似背囊的东西，和玄奘西行图上所见背篓很相似。这样一个简单的背夹，容纳了住山僧人的全部行头：棕皮垫子、棉被、三衣、芒鞋、钵盂等等，一应俱全，最后用棉被把所有零碎物品包起来，这样，东西就不会半路遗失。一副简单易得的背夹，就是住山僧人生活的全部，他们就这样一肩梵籍，两袖月霞，水边树下，随意栖止。
最后一天，周玉茹和访僧义工们在沣峪口里面参访了几处茅蓬。随着沣峪口的旅游开发，西万路上的游客和车辆一天比一天多，山下已经盖起了别墅和酒店，这里已经越来越不适合隐居了，原本异常清静的茅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搬迁。
“当我们来到她们的茅蓬，说起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面前这几位尼师却并没有表现出和我们一样的愤怒或不平，她们只是静静看着我们，脸上带着微笑，笑容中透出淡定和从容。”周玉茹写道。
江文湛：
终南画隐的山居生活
一进山门便听见水声天籁。沿石条堆砌的山路拾级而上，走过原木铺成的小桥，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坐落于终南山下的“红草园”，是画家江文湛从喧闹的都市中抽身而出，让自己的心灵小憩片刻的地方。从1993年开始征地至今，江文湛在这里治园已十余年，修路避让树木，建房依山傍水。园中自然的气息沁人心脾。
1978年，江文湛在不惑之年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有幸成为了罗铭教授的关门弟子。罗铭教授是共和国诞生后从马来西亚归国，主攻山水、兼顾花鸟的著名画家。罗教授并不要求学生画的像老师，而是强调学生发挥个人的特性，尽力画出本人的情感。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还在学校攻读山水画的江文湛，就大胆地画了幅花鸟画《秋容》，这幅画不但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选为年历出版，还参加了“陕西画家十三人展”。这对一个在校学生来说，可谓是至高的荣誉。
由于学业优异，毕业后的江文湛留校任教。当时，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的花鸟画教学相对于山水画等其它科目来说比较薄弱，江文湛便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山水画，开始了花鸟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打破了传统花鸟画固有的程式，以恣肆的线条和明丽的色彩，开辟了一条创新之路。
在江文湛的眼中：“绘画是画家人格、精神内涵的外化，画家作画绝非一般意义上对生活的直觉体现。在画家的眼睛里，生活不仅仅是精神的参照，客观物象必然触动画家内心那不可名状的情绪，画家才会有绘画的冲动。”
江文湛告诉记者，“童年时候我就生活在农村，家在山东崂山，家里也有地，也有园子。我父亲就是个学农业的，喜欢种各种花各种树，这个可能是遗传。以前没有这个条件，后来有这个条件，就进山了。”江文湛说，“红草园”实现了他儿时的梦。
1993年，江文湛在深山里开始建造别墅，过起了“隐居”生活。“从第一天开始，还是窝棚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住，陆陆续续建了起来。”花了70多个月的时间，一片荒山变成了“艺术家的天堂”。
那几年，朋友们惊异于50多岁的江文湛的蓬勃朝气，“要学车，要远足，要在荒草和乱石堆里掘出自己的乐园。画仍照画不误，数月不见，又捧出50余幅新作办展，煞是撩人妒意。”
从发现这个荒芜的山沟，到历经六个春秋的折腾，江文湛像变了一个人，从艺术家变成了“山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花农”。对此他感到欣慰，甚至觉得只要能与山作伴，以林为友，以清泉为知己，就是做人的福份。
江文湛最喜欢种树，每年都种很多树。园中除了松树和河床边的柳树是原来的，其余都是他自己栽的。当这些树在”红草园“生了根，他也在这里生了根，他的家人、朋友也渐渐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家。
“红草园”在美术界也有了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前来参访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世外桃源”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园子就是我的一个老师，我也不学别人怎么画，向自然学习。”对江文湛来说，这就是生活的积累。有人说，江文湛的画中可看到画家对自然的讴歌，对 自然的依恋，甚至悲哀。
“花鸟画由人自由地想象，像音乐一样。我不喜欢模仿的音乐，如百鸟朝凤，我喜欢二泉映月，人生的全部酸甜苦辣都在里面。“在“红草园”，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江文湛小心翼翼地依着自然，固执地守着这一园野趣。
孟尧夫妇：
带着孩子和自然对话
在孟尧夫妇的眼里，山居生活最大的乐趣，是“带着孩子和自然对话”。
孟尧夫妇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下海经商，家境富裕。他们选择进山隐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商海打拼，虽然挣了些钱，但身心疲惫，并不快乐。“到山里生活，一方面是为了女儿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休整身心，内省自己。”孟尧说。
孟尧告诉记者，他们是在对儿子接受的教育失望之后，决定自己教育女儿的。2005年冬天，在丈夫进山“探路”半年之后，孟尧也带着女儿西西进了山。
在终南山海拔1300米处，一个有三间土屋的农家院子，是孟尧一家隐居的地方。山谷里前后数里不见人烟，他们的“邻居”只是一些散居于山谷中的隐修者。土屋附近的榛子林下，常常传来野猪刨土的声音。离家不远的一个山头，长满了松树，被西西的爸爸修整成了一个茶寮。夏日里坐在磨盘茶桌旁，时有清风徐徐而来。每当有访客，西西便高兴地给他们当向导，奔跑在最前面。这个被妈妈亲昵地称为“别人是爬山，她是跑山”的女孩，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在山上生活了3年，西西已经能背诵完两万多字的《易经》。孟尧认为，孩子如果在13岁前记住一部经典，就可能“和哲人对话”。“但如果只背一肚子儿歌、广告词，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孟尧是让女儿背《论语》，后来决定还是先背《易经》，“因为《易经》里包罗万象，什么都有。”虽然学习内容枯燥，但和上学的孩子相比，西西一天玩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学习并没有硬性的规定，比较随意。
西西虽然已适应山里的生活，并不愿意去学校，但她还是期待着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每个周末，如有山下的孩子来，西西就会和他们一起“疯”上大半天。
来到西西家的游客有不少是父母的朋友，他们爬山休闲，也顺便来看一下这家人的生活。“孩子一直在山里生活，将来怎么办?怎么融入社会?”几乎每个人都会担心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从不担心。都是别人替我们担心。”西西的父亲说。这个50岁的男人说自己在过去的日子，几乎跑遍了天下，“光护照就换了好几本”，但如今，他一天的生活是砍柴和侍弄门前的菜地，以及应付山居生活的所有麻烦。“从孩子目前的表现来看，我们信心百倍。”他说。
孟尧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抗争与逃避，也不认为自己是在拿孩子做“实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品。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古人做的。”孟尧认为，居住在山林中，更适于对西西的“格物”教育。“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是儒家的重要命题之一。“大学”中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孟尧的理解里，终南山给西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格物”条件，认识和浸润于大自然，正是“童蒙养正，扶正性情”的一个重要内容。
孟尧夫妇也一直在观察孩子，并不担心孩子和人交流会有障碍。他们发现，西西无论是和来访的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很好地交流。周末，爬山的学生多，有人乱扔垃圾，西西常会站在路口，提醒他们：“哥哥姐姐，把丢的垃圾捡起来。”别人不捡，她也不说什么，自己就捡了。孟尧说，“担心孩子无法融入社会，其实无非担心孩子吃亏。而我们教孩子要学会的第一点，就是要学会吃亏。其二是懂得忘记，其三是孝顺，孝顺的不仅是父母，还有所有长辈。”
在孟尧夫妇看来，经典教育在西西身上已有效果。进山后西西没有过过生日，去年西西生日时，山下的朋友带了蛋糕来。让孟尧没想到的是，第一块蛋糕，西西端给了妈妈，还说：“谢谢妈妈的养育之恩，妈妈辛苦了。”孟尧说自己在那一刻掉了眼泪，她觉得孩子学会了感谢别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
孟尧承认自己的选择没有可效仿性。“首先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她说，除了殷实的家境保障着他们如今的隐居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使得他们在山中的居住“能安下心来”。
“万丈高楼平地起。当孩子有了完整的人格，她自己去发展，至少不会变成恶人。当她生命的记忆这么雄厚时，安身立命的东西就存在了。有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还担心她对社会不利，对家庭有害吗?”孟尧的这些话，让旁听者有些动容。
比尔·波特：
寻访终南隐士的外国人
几千年来，中国的隐土传统尚在延续，终南山为隐士们默默地保守着这一秘密，直到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面世，很多人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被社会淡忘的群体。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把中国古代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曾经以”赤松”为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菩提达摩禅法》等著作。从1972年起，他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人文的作品，《空谷幽兰》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
上世纪70年代，比尔·波特住在台湾的山上，或住在庙里，或住在山农家中；每周下山三次教英文课，每次两个小时，就可以赚够吃饭的钱。除此之外，他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卖掉，而是留给自己喝茶、看书、练书法、走路、打太极拳。“那不是很了不起的生活，只是很简单，很朴素的生活。”比尔·波特说。
因为喜欢中国文化，也翻译过很多中国古代隐士写的诗，所以比尔·波特一直想知道还有没有这样住在茅蓬、山洞里修行的人。一次，他在北京见到了一位佛教界的负责人，问起这件事，该负责人告诉他，在终南山还有，于是他便来到西安，走进了终南山。
“我走到第一个山沟时，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找到一些茅蓬，住在这里的修行人告诉我，在山谷里还有别的修行人，他们之间有一些来往，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比尔·波特就这样一路寻访下来。
此后30多年间，比尔·波特每隔两三年就要去终南山看望那些修行者，“他们没有电话，不能上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出山后，就无法联系了。”其间不断有新朋友进山，有老朋友出山。他们的生活基本还和千年前一样，喝泉水，吃简单的食物，住茅蓬，和喜欢的人交流。
比尔·波特知道他们分布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一般人去的话，并不好找。有些地方茅蓬多，比方说南五台，还有很多茅蓬建在后山。“一般来说，隐士们会很欢迎客人来访，周末有很多人爬山，也许很巧遇见修行的人。但他们不会欢迎很多人来，如果是三四个人，他们会很高兴地和客人谈话交流，如果是一大堆人来的话，他们会关起茅蓬的门。”
比尔·波特说，现在社会很发达，山里面也不像以前那样安静了，以后说不定也不是修行人的好地方，或许，以后的隐士会在普通乡下，比如陕北的黄土高原上。他认为，不一定是要过苦日子才算修行，而是不要过复杂的日子。他认识的终南山隐士都是快乐的人，不论佛教的道教的，男的女的，都很快乐。这种隐士传统，会帮助社会发展为一个道德社会，但不是有钱社会，他们的修行是过朴素的生活，从朴素的生活中得到快乐。
“如果西安没有终南山，会完全不一样，是终南山在保护西安。从古代到现在，西安都是一个大城市，唐代它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但一个城市只是城市，人会生活得很累，如果每个城市都像西安一样，有一座山在旁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把眼睛展开，那么，这个城市就不会疲劳。”比尔·波特如是说。
“我1988年第一次回大陆，在飞机上睡着了，然后醒来，就看见下面，绿绿的山，绵延不断……然后开始哭，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台湾著名的编舞大师林怀民第一次回大陆的感受。
让林怀民哭得“有声有色”的这座山，正是秦岭。1988年的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文化却遭受漠视。林怀民决定放弃，他暂时关闭了“云门舞团”，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漫游，从西安、敦煌一路西行，足迹直抵印度。
西行之旅，让林怀民的心安定下来，“生命好像回到了最原本的—个样子”。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座让他泪流满面的秦岭，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还存在隐士的地方。在这个红尘喧嚣的社会，有很多人和他一样，为了寻找内心的安定，舍弃世间的繁华，来到这个静谧的山林精进苦修。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日本和韩国。有的是来学佛问道，有的是为了练气养身，有的仅仅只是找一个清净之处读书做学问。
“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美国人比尔·波特如此描述自己在秦岭认识的隐士朋友们。
心一居士：
守望终南山隐士文化
“现在谈隐士，其实已经是很宽泛的概念了。”和比尔·波特一样，终南山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心一居士了解的终南山隐居者，主要也是佛教道教的修行人。“这些人我们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隐士。”心一认为这最多只能称为一种山居生活，他们更喜欢的一个简单的说法是“住山”。
心一居士本名田洪刚，常住少陵原畔兴教寺内，这里因玄奘法师的灵骨塔而著名。身为长安终南山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心一居士却并非和尚，只是以此为职业的佛教居士，有人也称他“方便和尚”。至于为什么会从事这种神圣却不被常人理解的职业，心一居士说“一切皆是因缘”。
到寺院之前，心一居士经常为应酬朋友而书写一些禅师的诗偈，那种超然出尘的境界令他十分向往。带他进入佛门的师傅是净业寺的本如法师，法名“心一”也是师傅给他起的，源自佛教经典《遗教经》中的话：“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后来他放下俗务来到寺院，一住便是8年。
“这其实就是普通的一份工作而已。”2000年以后，佛教协会这种社会团体性质的工作才慢慢被人们接受。这个草根式的协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保证，没有编制，也没有经费，只能靠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以弥补经费上的不足。
经过几年努力，这个草根协会成为终南山各大寺庙互通有无的一个枢纽单位，心一居士也成为掌握住山资讯较多的人。一些向往终南山，想在终南山修行的人找他，想在山上找茅蓬也找他；有些茅蓬里的师傅需要粮食或药品也会找他。他像一个终南山佛教文化的推介者，不断地把有缘人带进这座山。
因为山上隐居的修行者居住比较分散，从2002年开始，心一开始对他们进行一个摸底式的调查，看他们在哪儿住，生活情况怎样，这个工作全年都在做。走访，调查，了解，然后建立一些基本的数据和档案，目的是给这些人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方便。为此，他踏遍了终南山的大峪小沟。
有时候，他的母亲会说他：“你怎么整天和山里那些脏兮兮的和尚们打交道，也不去亲近那些有权有势的高僧大德?”心一的想法却是：那些能耐得住寂寞的住山僧人，才是真正用生命去体悟佛法的人，所以他很敬重他们。山中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修行人只能靠自己种点粮食维持生活。2005年中秋前夕，心一组织了一场颇具规模的“访道供僧”活动，和同道一起去看望住山的僧人，为他们带去生活必需品。
跟师傅们相熟了以后，心一便不忍心再去打扰。“有时候看到人家用功，我们把东西放到门口就走了。有的住山者直接在门口写的是‘止语’，那就更不能跟人家去探讨了。”一些关于隐私的话题，他都不太愿意跟人透露得太多。“他们确实很不容易，都是生活很简单的修行人，他们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想在人生的体验当中，多一份宁静，让自己内心潜在的一种智慧重新显现出来。”
在佛教基层工作多年，心一居士感触颇深：“好多人对和尚、尼姑、出家人，还有佛教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更谈不到对佛教文化的深入学习。”这也是他创办佛子夏令营活动的初衷。
“现在中国佛教需要的不是大量地去盖宏大的寺庙，不是去办一些功利性、商业化的佛教文化活动，我个人认为佛教要真正走入社会，要一大批人来做佛教文化普及活动。”心一居士认为，“大寺庙的富丽堂皇，反而会给人一种感觉：寺庙是脱离社会的，只是极少数人享有的一个专利，只是为了吸引旅游，这就走入误区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心一居士不希望秦岭被开发。“要寻找一种宗教的纯正的东西，往往不在大庙里面，这也是终南山的茅蓬吸引了不少佛教徒不远万里来参访的原因。”
2003年夏，心一居士组织了第一届终南山佛子夏令营，让大学生零距离体验寺庙生活。7天的时间，这些大学生远离城市喧嚣，重新认识了身后这座静默的大山。此后，心一每年都不遗余力地开展一系列佛教文化的普及活动。
这些活动往往是哪个寺庙提供方便就放在哪个寺庙。“跟办会差不多，谁家愿意承办就放到谁家去做，承办意味着要出场地，要劳这个神，要花一些钱。我们就负责组织。”
“方便和尚”是朋友对心一的调侃。心一说：“在佛门当中，方便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只有聚足了大智慧的人才有一种方便力。所谓方便，就是根据因缘的变化善巧地去把一件事情从不利因素转化成有利因素，从而实现一种目的。而且在佛门当中，作为一个学佛的人，要给人方便，给人信心，给人欢喜。这本身也是在弘扬佛法。”
据不完全统计，隐居终南山的修行人大概有300多人。这个数据是心一居士和几个同道一起搞的，也不算正规。“他们普遍不愿被外界所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掌握了这些资料也不愿意向外界公布的原因。我们这几年不提倡人们去找这些隐士，就是为这些隐士们保守这个秘密。”
但是，这个秘密已经越来越难保守了。“现在的驴友无孔不入，无山不入，只要有山的地方，没路他们都可以上去。”心一说，对于秦岭的开发，他并不乐观，“政府开发的热情远远大于保护的热情。”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给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好是坏，到底是趋于我们生活的理想化，还是远离了我们向往的生活?对心一来说，这样的思考本身就是隐士在当代社会所存在的价值。“他们的存在告诉我们，在工业化时代还有这样田园式生活的人，而且这些人就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终 南山里。”
一位义工的访僧日记
心一居土在2005年中秋前夕组织的“访道供僧”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近30名义工。3天的时间，他们参访了南五台后山以及嘉五台的20多处茅蓬，将从网上募集的生活用品送到那些隐居的修行者手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周玉茹也是参与这次活动的义工之一。访僧归来，她写下了数千字的访僧日记。
在山上，她看到的茅蓬师傅有的住几间旧屋，干树枝编织成的院墙，柴扉；有的住草屋，墙壁是树枝和麦秆，屋顶则覆以茅草和牛毛毡，有的住一两间泥屋：还有一个茅蓬师傅住一间小小的泥房，墙上用墨汁写着“拒访”二字。泥房大小不过十一二平方米，却分割成几个不同的区域，分别是卧室、厨房、佛堂。有的茅蓬宽敞些，有20平方米的院子，用树枝编成篱笆墙。有的茅蓬伫立在半山腰，有的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有的茅蓬在山崖边，一扇木门虚掩着，旁边是石头垒成的围墙……
在嘉五台岱顶，“一位身着芒鞋衲衣的师傅正坐在一个石洞的洞口读书，他的身体侧向一边，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他的脚下，则是飘浮着朵朵白云的万丈山崖。他读的什么书呢?”周玉茹写道。
“不修茅蓬”茅蓬的主人守戒法师是东北人，来终南山住山已经很多年了。有人出声念起墙上所题“不修茅蓬”四个字。是啊，住山，明明是为修行而来，怎么又是不修了?法师告诉他们：所谓不修，就是不著于法。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住山。他答道：每个人的住山发心不同因缘不同，对我自己而言，“住山是为了出山”。
随着海拔的增加，地表水变得越来越少，用水成了困扰山居者的大问题。因此，山上的居民不得不挖水窖把天上的雨水储存下来，用以满足日常饮用洗涤的需要。住山人给收集来的雨水取了极其富有诗意和禅机的名字：“无根水”。
在库峪太兴山进山不远的山坡上，义工们还拜访了磨针观一位90多岁的黄道长。靠路边一进三间大殿，大殿高出路面很多，需耍爬很高的台阶才能上去。黄道长已经90多岁，住山60余年，却依然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来访者曾询之长寿秘诀，黄道长答日：“不贪”。
观音山下的观音禅寺住持悟宣法师曾在终南山石砭峪的梅花洞修炼3年，可谓是当代终南隐士的一个代表。对于隐居修行，他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南方的山秀气，但藏不住人，且多半潮湿温热，不适宜隐居。东北的山太高，且黄鼠狼成精，缺乏圣人教化。终南山不一样。终南山能藏住人。终南山的吸引力在于它有‘道’。虽然道在一切处，但终南山的道容易被领悟，被感受、被吸收。终南山有一种“气场”，能直通人心。另外，终南山有灵气，可以代表华夏文化之灵性。”
在观音祥寺的一个角落，有人发现了一个类似背篓的东西，问了悟宣法师，才知道那是住山人的随身宝贝——背夹。这是一个用几根竹棍和尼龙绳一起编成的类似背囊的东西，和玄奘西行图上所见背篓很相似。这样一个简单的背夹，容纳了住山僧人的全部行头：棕皮垫子、棉被、三衣、芒鞋、钵盂等等，一应俱全，最后用棉被把所有零碎物品包起来，这样，东西就不会半路遗失。一副简单易得的背夹，就是住山僧人生活的全部，他们就这样一肩梵籍，两袖月霞，水边树下，随意栖止。
最后一天，周玉茹和访僧义工们在沣峪口里面参访了几处茅蓬。随着沣峪口的旅游开发，西万路上的游客和车辆一天比一天多，山下已经盖起了别墅和酒店，这里已经越来越不适合隐居了，原本异常清静的茅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搬迁。
“当我们来到她们的茅蓬，说起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面前这几位尼师却并没有表现出和我们一样的愤怒或不平，她们只是静静看着我们，脸上带着微笑，笑容中透出淡定和从容。”周玉茹写道。
江文湛：
终南画隐的山居生活
一进山门便听见水声天籁。沿石条堆砌的山路拾级而上，走过原木铺成的小桥，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坐落于终南山下的“红草园”，是画家江文湛从喧闹的都市中抽身而出，让自己的心灵小憩片刻的地方。从1993年开始征地至今，江文湛在这里治园已十余年，修路避让树木，建房依山傍水。园中自然的气息沁人心脾。
1978年，江文湛在不惑之年考入了西安美术学院，有幸成为了罗铭教授的关门弟子。罗铭教授是共和国诞生后从马来西亚归国，主攻山水、兼顾花鸟的著名画家。罗教授并不要求学生画的像老师，而是强调学生发挥个人的特性，尽力画出本人的情感。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还在学校攻读山水画的江文湛，就大胆地画了幅花鸟画《秋容》，这幅画不但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选为年历出版，还参加了“陕西画家十三人展”。这对一个在校学生来说，可谓是至高的荣誉。
由于学业优异，毕业后的江文湛留校任教。当时，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的花鸟画教学相对于山水画等其它科目来说比较薄弱，江文湛便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山水画，开始了花鸟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打破了传统花鸟画固有的程式，以恣肆的线条和明丽的色彩，开辟了一条创新之路。
在江文湛的眼中：“绘画是画家人格、精神内涵的外化，画家作画绝非一般意义上对生活的直觉体现。在画家的眼睛里，生活不仅仅是精神的参照，客观物象必然触动画家内心那不可名状的情绪，画家才会有绘画的冲动。”
江文湛告诉记者，“童年时候我就生活在农村，家在山东崂山，家里也有地，也有园子。我父亲就是个学农业的，喜欢种各种花各种树，这个可能是遗传。以前没有这个条件，后来有这个条件，就进山了。”江文湛说，“红草园”实现了他儿时的梦。
1993年，江文湛在深山里开始建造别墅，过起了“隐居”生活。“从第一天开始，还是窝棚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住，陆陆续续建了起来。”花了70多个月的时间，一片荒山变成了“艺术家的天堂”。
那几年，朋友们惊异于50多岁的江文湛的蓬勃朝气，“要学车，要远足，要在荒草和乱石堆里掘出自己的乐园。画仍照画不误，数月不见，又捧出50余幅新作办展，煞是撩人妒意。”
从发现这个荒芜的山沟，到历经六个春秋的折腾，江文湛像变了一个人，从艺术家变成了“山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花农”。对此他感到欣慰，甚至觉得只要能与山作伴，以林为友，以清泉为知己，就是做人的福份。
江文湛最喜欢种树，每年都种很多树。园中除了松树和河床边的柳树是原来的，其余都是他自己栽的。当这些树在”红草园“生了根，他也在这里生了根，他的家人、朋友也渐渐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家。
“红草园”在美术界也有了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前来参访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世外桃源”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园子就是我的一个老师，我也不学别人怎么画，向自然学习。”对江文湛来说，这就是生活的积累。有人说，江文湛的画中可看到画家对自然的讴歌，对 自然的依恋，甚至悲哀。
“花鸟画由人自由地想象，像音乐一样。我不喜欢模仿的音乐，如百鸟朝凤，我喜欢二泉映月，人生的全部酸甜苦辣都在里面。“在“红草园”，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江文湛小心翼翼地依着自然，固执地守着这一园野趣。
孟尧夫妇：
带着孩子和自然对话
在孟尧夫妇的眼里，山居生活最大的乐趣，是“带着孩子和自然对话”。
孟尧夫妇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下海经商，家境富裕。他们选择进山隐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商海打拼，虽然挣了些钱，但身心疲惫，并不快乐。“到山里生活，一方面是为了女儿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休整身心，内省自己。”孟尧说。
孟尧告诉记者，他们是在对儿子接受的教育失望之后，决定自己教育女儿的。2005年冬天，在丈夫进山“探路”半年之后，孟尧也带着女儿西西进了山。
在终南山海拔1300米处，一个有三间土屋的农家院子，是孟尧一家隐居的地方。山谷里前后数里不见人烟，他们的“邻居”只是一些散居于山谷中的隐修者。土屋附近的榛子林下，常常传来野猪刨土的声音。离家不远的一个山头，长满了松树，被西西的爸爸修整成了一个茶寮。夏日里坐在磨盘茶桌旁，时有清风徐徐而来。每当有访客，西西便高兴地给他们当向导，奔跑在最前面。这个被妈妈亲昵地称为“别人是爬山，她是跑山”的女孩，生活简单而有规律。
在山上生活了3年，西西已经能背诵完两万多字的《易经》。孟尧认为，孩子如果在13岁前记住一部经典，就可能“和哲人对话”。“但如果只背一肚子儿歌、广告词，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孟尧是让女儿背《论语》，后来决定还是先背《易经》，“因为《易经》里包罗万象，什么都有。”虽然学习内容枯燥，但和上学的孩子相比，西西一天玩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学习并没有硬性的规定，比较随意。
西西虽然已适应山里的生活，并不愿意去学校，但她还是期待着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每个周末，如有山下的孩子来，西西就会和他们一起“疯”上大半天。
来到西西家的游客有不少是父母的朋友，他们爬山休闲，也顺便来看一下这家人的生活。“孩子一直在山里生活，将来怎么办?怎么融入社会?”几乎每个人都会担心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从不担心。都是别人替我们担心。”西西的父亲说。这个50岁的男人说自己在过去的日子，几乎跑遍了天下，“光护照就换了好几本”，但如今，他一天的生活是砍柴和侍弄门前的菜地，以及应付山居生活的所有麻烦。“从孩子目前的表现来看，我们信心百倍。”他说。
孟尧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抗争与逃避，也不认为自己是在拿孩子做“实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品。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古人做的。”孟尧认为，居住在山林中，更适于对西西的“格物”教育。“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是儒家的重要命题之一。“大学”中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孟尧的理解里，终南山给西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格物”条件，认识和浸润于大自然，正是“童蒙养正，扶正性情”的一个重要内容。
孟尧夫妇也一直在观察孩子，并不担心孩子和人交流会有障碍。他们发现，西西无论是和来访的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很好地交流。周末，爬山的学生多，有人乱扔垃圾，西西常会站在路口，提醒他们：“哥哥姐姐，把丢的垃圾捡起来。”别人不捡，她也不说什么，自己就捡了。孟尧说，“担心孩子无法融入社会，其实无非担心孩子吃亏。而我们教孩子要学会的第一点，就是要学会吃亏。其二是懂得忘记，其三是孝顺，孝顺的不仅是父母，还有所有长辈。”
在孟尧夫妇看来，经典教育在西西身上已有效果。进山后西西没有过过生日，去年西西生日时，山下的朋友带了蛋糕来。让孟尧没想到的是，第一块蛋糕，西西端给了妈妈，还说：“谢谢妈妈的养育之恩，妈妈辛苦了。”孟尧说自己在那一刻掉了眼泪，她觉得孩子学会了感谢别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
孟尧承认自己的选择没有可效仿性。“首先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她说，除了殷实的家境保障着他们如今的隐居生活，他们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使得他们在山中的居住“能安下心来”。
“万丈高楼平地起。当孩子有了完整的人格，她自己去发展，至少不会变成恶人。当她生命的记忆这么雄厚时，安身立命的东西就存在了。有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还担心她对社会不利，对家庭有害吗?”孟尧的这些话，让旁听者有些动容。
比尔·波特：
寻访终南隐士的外国人
几千年来，中国的隐土传统尚在延续，终南山为隐士们默默地保守着这一秘密，直到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面世，很多人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被社会淡忘的群体。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把中国古代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曾经以”赤松”为笔名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菩提达摩禅法》等著作。从1972年起，他生活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人文的作品，《空谷幽兰》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
上世纪70年代，比尔·波特住在台湾的山上，或住在庙里，或住在山农家中；每周下山三次教英文课，每次两个小时，就可以赚够吃饭的钱。除此之外，他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卖掉，而是留给自己喝茶、看书、练书法、走路、打太极拳。“那不是很了不起的生活，只是很简单，很朴素的生活。”比尔·波特说。
因为喜欢中国文化，也翻译过很多中国古代隐士写的诗，所以比尔·波特一直想知道还有没有这样住在茅蓬、山洞里修行的人。一次，他在北京见到了一位佛教界的负责人，问起这件事，该负责人告诉他，在终南山还有，于是他便来到西安，走进了终南山。
“我走到第一个山沟时，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找到一些茅蓬，住在这里的修行人告诉我，在山谷里还有别的修行人，他们之间有一些来往，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比尔·波特就这样一路寻访下来。
此后30多年间，比尔·波特每隔两三年就要去终南山看望那些修行者，“他们没有电话，不能上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联系，出山后，就无法联系了。”其间不断有新朋友进山，有老朋友出山。他们的生活基本还和千年前一样，喝泉水，吃简单的食物，住茅蓬，和喜欢的人交流。
比尔·波特知道他们分布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一般人去的话，并不好找。有些地方茅蓬多，比方说南五台，还有很多茅蓬建在后山。“一般来说，隐士们会很欢迎客人来访，周末有很多人爬山，也许很巧遇见修行的人。但他们不会欢迎很多人来，如果是三四个人，他们会很高兴地和客人谈话交流，如果是一大堆人来的话，他们会关起茅蓬的门。”
比尔·波特说，现在社会很发达，山里面也不像以前那样安静了，以后说不定也不是修行人的好地方，或许，以后的隐士会在普通乡下，比如陕北的黄土高原上。他认为，不一定是要过苦日子才算修行，而是不要过复杂的日子。他认识的终南山隐士都是快乐的人，不论佛教的道教的，男的女的，都很快乐。这种隐士传统，会帮助社会发展为一个道德社会，但不是有钱社会，他们的修行是过朴素的生活，从朴素的生活中得到快乐。
“如果西安没有终南山，会完全不一样，是终南山在保护西安。从古代到现在，西安都是一个大城市，唐代它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但一个城市只是城市，人会生活得很累，如果每个城市都像西安一样，有一座山在旁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把眼睛展开，那么，这个城市就不会疲劳。”比尔·波特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