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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之战是对第三帝国的最后进攻。数万名孩子被希特勒当成“最后的希望”推向战场……一名妇女回忆道：“尽管有钢盔遮挡，但我仍能看见他们稚嫩的脸，六年来我们看腻了死亡，但当亲眼见证孩子们奔向战场时，我依旧会感到痛苦和辛酸。鱼类和昆虫为了生存会吞噬后代，但这不是人类应有的本能，我深信，任何驱使他们战斗的人都不配谈荣誉和道德。”
当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柏林正在弹雨下烈焰熊熊，巨大的黑色烟柱笼罩了市区，让饱经摧残的街道显得格外恐怖——这些景象令12岁的威廉·格伦似曾相识，那是战争爆发伊始，敌国城市的废墟曾不止一次在电影院的纪录片中出现，1939年是华沙，1941年是贝尔格莱德，1942年是塞瓦斯托波尔，而且第6集团军正在攻向斯大林格勒。每当这些场景出现于银幕之上，解说员便用歇斯底里的声调赞颂军队的“功绩”，而雷鸣般的欢呼则会从观众席响起。但现在，那些城市的苦难都被返还给了柏林，仿佛是在“报应”市民的幸灾乐祸。
从1944年秋开始，柏林几乎每天都要遭受轰炸，1亿立方米的瓦砾随处洒落，足以垒起一座300米高的小山。有人私下将城市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尽管最后的审判还没有降临。在东方，红色巨熊已经苏醒，正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展示它的强大。
1944年底，苏军先头部队攻入了德国本土，与此同时，旨在占领柏林的总攻击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它既是对第三帝国的最后进攻，也将是对法西斯的总清算，此外，还是两个民族之间宿怨的最终解决。这注定了柏林战役将以惨烈留名史册，而身处其中的儿童士兵，只能无助地被卷进杀戮的漩涡。
步枪、袖章和“铁拳”火箭筒
与维斯瓦-奥得河行动针锋相对的是“总体战”，这一概念由鲁登道夫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但当它于1944年施行时，手足无措的人们突然发现，其内涵乃是用一切无情的手段为现实服务。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动员是整个蓝图的关键，这一成立于1922年的组织是纳粹党的分支，同时也是德国唯一合法的青年团体，其存在完全是为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需要。毫不奇怪，当战火烧到德国本土时，少年们首当其冲地卷入了“总体战”的洪流，并从动员伊始就沦为一种廉价的牺牲品。
1945年3月，柏林市中心进行了城防演习，装满石块的电车被开上街道中心，几乎每个路口都挖掘了掩体。手持反坦克武器的少年随处可见，人数至少有上万人，但战斗力根本无法与正规军相提并论。因为教官数量不足，军事训练被政治教育代替，装备同样十分悲观：步枪是陈旧的，制服是宽大的，而人手一支的“铁拳”火箭筒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它能对操作者和敌人制造同样可怕的杀伤。为取得命中，射手必须非常接近目标，而且尾焰经常致人死命。可是当上级命令青年团员们战斗时，他们的态度还是坚决而狂热：其中一些是受到了宣传机器的蛊惑；而另一些则满怀着对“红色暴行”的恐惧。换言之，他们并不是痴迷于战争，而是在战争之中，他们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苏军也加快了增援步伐，仅在屈斯特林，他们就集中了60万名士兵，3000辆坦克、16万辆汽车以及40万匹马。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双方都不停向前线调兵遣将。仓促成军的“希特勒青年团坦克歼击旅”和“希特勒青年团坦克歼击补充旅”从市区启程，每个旅都包括2000名12到14岁的新兵，另外还有一些独立分队，“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宣称：“青年团应当成为抵抗的支柱。”但很多人只接受了一周训练，甚至连枪也无法端稳，无论从哪种角度，这“支柱”都显得异常脆弱。
俄国人来了！
——用牺牲拯救“元首和祖国”
1945年4月16日凌晨，持续数周的和平假象被完全打破。在柏林东方，朱可夫的总攻在雷鸣般的炮击中开始，他使用的是传统的进攻方式，即坦克和步兵排成紧密的纵队推进。在更南面，科涅夫元帅则将炮击延长到两个多小时，随后部队才陆续整装待发。奥得河畔的泽劳高地被誉为“柏林之锁”，当地是苏联人的重要目标之一。4月16日上午，年轻的汉斯·汉森蜷缩在散兵坑中，漫无止境的炮击让他无比绝望。汉森后来这样回忆道：“密不透风的炮火震耳欲聋，时光似乎停滞，每一分钟都像一年一样漫长，让我们置身于一座无形的牢狱。随着战友挨个死去，情况急转直下，大家心里都很明白：美好的童年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炮击结束之后，幸存的守军立刻猛烈还击。很多历史学家将战斗场景形容为地狱，但这只是显示了他们的词汇匮乏。直到垂暮之年，战斗的惨状还经常在幸存者的脑海中浮现，一名少年士兵写道：“燃烧的坦克和烧焦的尸体混杂，伤者抱着残肢默默发呆，我们被恐怖的场面震惊，请求到阵地后方去呕吐，但军官拒绝了我们，因为战争就应该如此残忍！”
苏军在泽劳高地损失了20000人，德军的损失几乎与这笔巨数相等，但红色巨人的血液是无穷无尽的，更何况朱可夫有的是人。赫尔穆特·魏德林上将的第56装甲军抵挡了大约48个小时，随后开始溃散。魏德林本人被迫两次撤离司令部，夜幕降临时，他在一座地下掩体里接见了青年团领导人阿克斯曼。阿克斯曼宣布，小伙子们整装待发，正在装甲军的后方待命，魏德林听后怒不可遏：“你不能为注定失败的事业牺牲这些孩子，这道荒谬的命令必须停止！”但前线有他的手伸不到的地方，而中下级指挥官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丢失阵地可能会被枪毙，他们宁可承受良心上的不安，也不愿鼓起抗命的勇气。
4月19日，朱可夫的装甲部队开上通往明谢贝格的公路，前锋离柏林只有不到50公里，公路两侧，坦克歼击旅第1营隐蔽在灌木中，等到目标逼近至30米时才开火。这种战术几乎等同于自杀，即使袭击者有机可乘，也有可能被赶来的苏联援军打死。但在那个疯狂的时刻，还是有无数人进行了尝试。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死亡的可怕，只是坚信自己的牺牲能够拯救“元首和祖国”。
在加尔津，威利·费尔德海姆与130名同伴被击溃，他们仓皇退却，终于在一座地堡里停了下来。威利由于精疲力竭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同伴说道：“出了什么事情？竟然这样安静。”活着的孩子纷纷冲出了地堡，眼前的景象令他们瞠目结舌：“太阳在照耀，房屋成了废墟，尸体堆积如山。原来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睡觉。直到此时，我才了解到生命是如此渺小和可悲。” 撤退已不可避免，当坦克歼击旅抵达施特劳斯贝格时，原先的500名少年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党部用12～17岁的孩子匆忙组建了一个团，但这个团严重缺乏装备。因为没有救护车，伤员只能在担架上等死。当部队于19日抵达柏林外围时，大部分人已经因为精疲力竭而无法作战，尽管真正的血雨腥风还没有降临。
在科涅夫的进攻地段，并没有成建制的“儿童士兵”参战，但其伤亡率却和其他区域毫无差别，霍尔茨特拉格尔神父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来自古本的50人反坦克小组两天就有30人阵亡。一些母亲得到了将孩子领回的许可，因为很多军官亲历过丧子之痛，他们不愿看到悲剧在他人身上重演。在包岑，80多名孩子拒绝了家长的请求，结果仅一个小时后，就有14人在空袭中殒命。
逐屋巷战
——当孩子奔向战场
4月20日是柏林战役第5天，此时朱可夫的军队已经突破了奥得河防线，而在南面，科涅夫也进军神速。战火烧到了城市外围，而这一天恰好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往常，他要在菩提树下大街检阅雄壮的军队，但这次他甚至没有发表任何演讲。地下室里，将军们小心翼翼地描述着惨淡的战局。希姆莱、邓尼茨和戈林建议元首趁早离开柏林，在阿尔卑斯山，他们还可以凭借地势继续抵抗。只有宣传部长戈培尔表示反对，他认为元首必须留下，“一起迎接最后的胜利或毁灭”。
第一批炮弹在近郊落下，而在施特劳斯贝格和弗里德里希斯哈根，坦克歼击旅第1营正无望地对抗着T-34坦克；东南郊区，第2营被击溃，第3和第4营伤亡惨重，但血淋淋的报告并没有遏制疯狂的举动，直到4月21日，坦克歼击旅才离开前线，前往第12集团军麾下与盟军作战。
在城市东面，经过一天交火，部署在诺因哈根和霍佩加滕的坦克猎杀分队击毁了一些坦克，但苏军的猛烈火力令少年们伤亡惨重。对于内层防线上的青年团员来说，这一天也同样恐怖，空袭的硝烟尚未散尽，苏军炮火的零星独奏骤然演变为合唱：“喀秋莎”发出犀利的长音，加农炮低沉而又不祥地作出回应，楼宇间腾起熊熊烈火，它掩盖住了空袭城市上空的探照灯光，将大地映得如同噩梦一般。
4月22日，第56装甲军军长魏德林接管了柏林防务，“柏林”团和“施潘道”师在绝望的形势下开始武装。这些部队均由狂热的纳粹党员带领，普通士兵都是16岁以下的孩子，上级坚信，凭借敏捷的身手和对环境的熟悉，他们可以在巷战中出奇制胜。一名党卫军士兵写道：“青年团总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他们攀爬跳跃，用‘铁拳’火箭筒发起伏击，或是扔手榴弹消灭冲锋中的苏军部队。战役期间，他们击毁了大量坦克。”
同一天，苏军占领柏林北部的蒂格尔区，并从东突入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儿童士兵和正规军一道退入防空要塞，依托工事拼死抵抗。同时，施特格利茨和里希特菲尔德区的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一名妇女回忆道：“尽管有钢盔遮挡，但我仍能看见他们稚嫩的脸，六年来我们看腻了死亡，但当亲眼见证孩子们奔向战场时，我依旧会感到痛苦和辛酸。鱼类和昆虫为了生存会吞噬后代，但这不是人类应有的本能，我深信，任何驱使他们战斗的人都不配谈荣誉和道德。”
但少年们却不以为然，很多人坚信自己有义务在战场上牺牲，即使不幸被枪弹击中，死亡也不过是瞬间的事。《希特勒青年团作战部队，1944-1945》举了这样一个事例：13岁的福斯特击毁了两辆坦克，连长批评了他的鲁莽，但福斯特却天真地说，子弹根本打不中我。和福斯特抱有同样想法的男孩不在少数，党卫军第33师的一名士兵写道：“前来增援的几百名孩子满怀着对杀戮的渴望。在新克尔恩市政厅，士官在穹顶下训话：‘不要急躁，苏联人经验丰富！’但他们拒绝听从任何警告，而是端着步枪和火箭筒进军，仿佛耳畔回荡着鼓点或军号。”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希尔德加德·克奈夫见证了青年团向施马根多夫的反击，他们最初进展顺利，但苏联狙击手突然开火：“一名男孩倒在碎石堆前，神情痛苦而无助，他挣扎着发出惨叫：‘妈妈，我不想死……’”
费希特山水塔是俯瞰城区的重要据点，施特格利茨区的青年团负隅顽抗，直到被猛烈的炮火歼灭；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防空要塞的指挥官作出了投降的决定，因为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4月24日至25日，战斗进入白热化，街区一个接一个陷落。在城市南部，瓦西里·崔可夫指挥第8近卫集团军向蒂尔加滕区推进，大约400名儿童攻击了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狂热令这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老兵震惊：“穿黑色衬衫的敌军没有一个大于15岁，他们扛着‘铁拳’迎面冲来。‘怎么办？’前线指挥官在无线电中呼叫，我的回答很明确：‘不要开火，缴他们的械！’但警告没有起任何作用，对方已经逼近了阵地，当看到大炮和牵引车时，他们立刻疯狂地展开冲击，横飞的火箭弹把士兵和马匹一同撕碎。虽然大部分进攻者在交火中殒命，但我仍不禁扪心自问：把这些男孩引向死亡的是不是一群疯子！”
由于所有能扛枪的男人都被征召，甚至连女孩也拿起武器，作为在离世前保全体面的一种方式，每当行动前，她们都无一例外在涂抹唇膏。
“Alles Kaupt”
——被战争剥夺的不只是童年
尽管负隅顽抗的少年为数众多，但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无法确保战线的连贯。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军的战术：为避免巷战，他们经常把整栋建筑炸掉，同时还会用空前密集的炮火为先头部队开路。科尼利厄斯·瑞恩描述道：“在滕佩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火炮的炮管挨着炮管。”这意味着抵抗越凶猛，孩子们的伤亡就越惨重，仅25日，就有约500名少年丧生。
但这一天被铭记并不是因为伤亡巨大，而是当天中午，盟军和苏军在易北河会师。很多人开始动摇。一名叫冯·哈尔特的连长命令部下集合，宣布“所有人的义务解除”，因为他们用的是德国来复枪，可配发的是意大利子弹：“我们还能做什么，朝俄国坦克扔石子么？”
包围圈越来越紧。到4月28日，苏军攻入了政府区。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的边缘进行着血腥的巷战，而在夏洛滕堡，一道由弹幕组成的铜墙铁壁封锁了街道，并且缓缓地向市中心移动。城市西部，青年团的主力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据守，30日，来自元首地堡的命令要求他们进攻，尽管知道此举不会有任何意义，但2000多名孩子还是毫不犹豫地走向坟墓。赫尔穆特·阿尔特纳写道：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越来越多的青年团赶来。很多人甚至期待同伴受伤，这样他就可以捡到武器。但问题在于，受过训练的人并不多，即使能得到一把步枪，他们也有可能被巨大的后坐力震倒。上午10点，进攻的时刻来临，我们缓步在体育场上前进，来自运动员休息室的机枪子弹如镰刀般横扫过来。幸存者躲在死人身后开火，伤者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呼救，枪口焰照亮了成群的人，赛道上血流成河。所有人被迫向兵营撤退，市长下达了解散命令，仅在几个小时里，我们就有2000人伤亡。”
“儿童士兵”的战斗随着这次惨败画上了句点，4月30日21时50分，红军将胜利旗插上国会大厦，而希特勒则在午夜自尽。随着城防司令下令停火，响彻一周的枪声渐渐平息。当和平突然降临时，孩子们却感到恐惧，阿尔特纳和同伴流下眼泪，但这不是为了灰飞烟灭的帝国，而是此时他们才意识到现实有多么悲惨，在两周里，他们看尽了血腥、残忍和生离死别，这些剥夺了他们童年的幸福。
投降的孩子们聚集在炊事车前，讨要一小块面包或一碗粥。其中一些非常幸运，苏联人仅仅缴了他们的械，当发誓不再与红军为敌之后，他们都被送回家中，每个人的胳膊下都夹着面包。但另一些的命运则截然相反，他们被送往德国东部和乌克兰的战俘营，充当苦役长达两年。即使获得自由，幸存者还是要面对喜忧参半的人生，并重新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废墟上需要建起新房，饱经摧残的工业和农业需要恢复运转，为获得微薄的收入，工人一周要至少工作48个小时，此外还有强制的废墟清理。支撑他们的只有坚定的意志。但历史就是如此讽刺，赋予他们这种品质的，恰恰是残酷的战争。
生命如何凯旋？
——废墟上的反思
20世纪以来，没有哪场战役像柏林一样制造了如此巨大的破坏，苏军的代价高达35万人，在每八个参与战斗的官兵之中，就有一个倒在了通向胜利的路上，而德国方面至少有75万人死伤和被俘，250万幢建筑化为残垣断壁，考虑到死伤者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老人和孩童，这就更加令人惊愕。
无论是哪场战争，儿童都被看作脆弱的群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理应享有幸福的童年，更是因为其身体和心灵根本无法经得起战火的摧残。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各国始终在避免儿童参战的悲剧上演，但对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而言，所有道德根本一文不值。在他们眼中，儿童作为士兵的价值更大，因为他们没有形成自主意识，比成年人更容易操纵，而且他们年龄还小，对危险并不容易觉察。尽管这些仓促组建的部队只能阻滞敌军很短时间，但希特勒早已做好了让他们大量伤亡的打算。尽管纳粹党有句著名的口号“民族社会主义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民”，但真实情况却表明，在这位独裁者眼中，数以万计的牺牲不过是一组统计数字。
但希特勒的儿童士兵真的是一群被蒙骗的炮灰吗？情况或许无法一概而论，更何况很多人亲历过恐怖的战略空袭，父辈的经历也使他们对战争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战斗既是普通人的挣扎，又是整个民族的绝望与无奈，由于缺乏理性和盲目信仰，他们也注定无法寻找到正确的出路。换言之，除了战斗并死去，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另一些则模糊地预见到，他们与纳粹的羁绊太深，只有从世界上消失，德国才能获得未来，而这对他们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正如一位士兵在最后一封家信中写的那样：“我们终将死去，死后化为白骨，但新芽将从白骨中长出，象征着新生命的凯旋。”
人们始终不能确定儿童士兵的伤亡，各种统计差异很大，最少的只有6000人，最多的则是这个数字的三倍，直到60年代，仍有尸骨在废墟中不断被发现。浅浅的墓坑显示了掩埋的仓促，而在炮火中进行的葬礼也注定没有号角和鼓乐。很多德国人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但儿童士兵的灵魂却不会飞向瓦尔哈拉，而是在故乡上空游荡，并化为梦魇盘桓在整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直到今天，其悲剧仍在警示着世人，并展示着那些鼓吹“秩序”和“荣誉”的政权的真实面目，无论其如何辩解，也注定无法掩盖其本质上的阴险和残忍。
当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柏林正在弹雨下烈焰熊熊，巨大的黑色烟柱笼罩了市区，让饱经摧残的街道显得格外恐怖——这些景象令12岁的威廉·格伦似曾相识，那是战争爆发伊始，敌国城市的废墟曾不止一次在电影院的纪录片中出现，1939年是华沙，1941年是贝尔格莱德，1942年是塞瓦斯托波尔，而且第6集团军正在攻向斯大林格勒。每当这些场景出现于银幕之上，解说员便用歇斯底里的声调赞颂军队的“功绩”，而雷鸣般的欢呼则会从观众席响起。但现在，那些城市的苦难都被返还给了柏林，仿佛是在“报应”市民的幸灾乐祸。
从1944年秋开始，柏林几乎每天都要遭受轰炸，1亿立方米的瓦砾随处洒落，足以垒起一座300米高的小山。有人私下将城市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尽管最后的审判还没有降临。在东方，红色巨熊已经苏醒，正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展示它的强大。
1944年底，苏军先头部队攻入了德国本土，与此同时，旨在占领柏林的总攻击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它既是对第三帝国的最后进攻，也将是对法西斯的总清算，此外，还是两个民族之间宿怨的最终解决。这注定了柏林战役将以惨烈留名史册，而身处其中的儿童士兵，只能无助地被卷进杀戮的漩涡。
步枪、袖章和“铁拳”火箭筒
与维斯瓦-奥得河行动针锋相对的是“总体战”，这一概念由鲁登道夫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但当它于1944年施行时，手足无措的人们突然发现，其内涵乃是用一切无情的手段为现实服务。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动员是整个蓝图的关键，这一成立于1922年的组织是纳粹党的分支，同时也是德国唯一合法的青年团体，其存在完全是为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需要。毫不奇怪，当战火烧到德国本土时，少年们首当其冲地卷入了“总体战”的洪流，并从动员伊始就沦为一种廉价的牺牲品。
1945年3月，柏林市中心进行了城防演习，装满石块的电车被开上街道中心，几乎每个路口都挖掘了掩体。手持反坦克武器的少年随处可见，人数至少有上万人，但战斗力根本无法与正规军相提并论。因为教官数量不足，军事训练被政治教育代替，装备同样十分悲观：步枪是陈旧的，制服是宽大的，而人手一支的“铁拳”火箭筒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它能对操作者和敌人制造同样可怕的杀伤。为取得命中，射手必须非常接近目标，而且尾焰经常致人死命。可是当上级命令青年团员们战斗时，他们的态度还是坚决而狂热：其中一些是受到了宣传机器的蛊惑；而另一些则满怀着对“红色暴行”的恐惧。换言之，他们并不是痴迷于战争，而是在战争之中，他们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苏军也加快了增援步伐，仅在屈斯特林，他们就集中了60万名士兵，3000辆坦克、16万辆汽车以及40万匹马。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双方都不停向前线调兵遣将。仓促成军的“希特勒青年团坦克歼击旅”和“希特勒青年团坦克歼击补充旅”从市区启程，每个旅都包括2000名12到14岁的新兵，另外还有一些独立分队，“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宣称：“青年团应当成为抵抗的支柱。”但很多人只接受了一周训练，甚至连枪也无法端稳，无论从哪种角度，这“支柱”都显得异常脆弱。
俄国人来了！
——用牺牲拯救“元首和祖国”
1945年4月16日凌晨，持续数周的和平假象被完全打破。在柏林东方，朱可夫的总攻在雷鸣般的炮击中开始，他使用的是传统的进攻方式，即坦克和步兵排成紧密的纵队推进。在更南面，科涅夫元帅则将炮击延长到两个多小时，随后部队才陆续整装待发。奥得河畔的泽劳高地被誉为“柏林之锁”，当地是苏联人的重要目标之一。4月16日上午，年轻的汉斯·汉森蜷缩在散兵坑中，漫无止境的炮击让他无比绝望。汉森后来这样回忆道：“密不透风的炮火震耳欲聋，时光似乎停滞，每一分钟都像一年一样漫长，让我们置身于一座无形的牢狱。随着战友挨个死去，情况急转直下，大家心里都很明白：美好的童年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炮击结束之后，幸存的守军立刻猛烈还击。很多历史学家将战斗场景形容为地狱，但这只是显示了他们的词汇匮乏。直到垂暮之年，战斗的惨状还经常在幸存者的脑海中浮现，一名少年士兵写道：“燃烧的坦克和烧焦的尸体混杂，伤者抱着残肢默默发呆，我们被恐怖的场面震惊，请求到阵地后方去呕吐，但军官拒绝了我们，因为战争就应该如此残忍！”
苏军在泽劳高地损失了20000人，德军的损失几乎与这笔巨数相等，但红色巨人的血液是无穷无尽的，更何况朱可夫有的是人。赫尔穆特·魏德林上将的第56装甲军抵挡了大约48个小时，随后开始溃散。魏德林本人被迫两次撤离司令部，夜幕降临时，他在一座地下掩体里接见了青年团领导人阿克斯曼。阿克斯曼宣布，小伙子们整装待发，正在装甲军的后方待命，魏德林听后怒不可遏：“你不能为注定失败的事业牺牲这些孩子，这道荒谬的命令必须停止！”但前线有他的手伸不到的地方，而中下级指挥官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丢失阵地可能会被枪毙，他们宁可承受良心上的不安，也不愿鼓起抗命的勇气。
4月19日，朱可夫的装甲部队开上通往明谢贝格的公路，前锋离柏林只有不到50公里，公路两侧，坦克歼击旅第1营隐蔽在灌木中，等到目标逼近至30米时才开火。这种战术几乎等同于自杀，即使袭击者有机可乘，也有可能被赶来的苏联援军打死。但在那个疯狂的时刻，还是有无数人进行了尝试。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死亡的可怕，只是坚信自己的牺牲能够拯救“元首和祖国”。
在加尔津，威利·费尔德海姆与130名同伴被击溃，他们仓皇退却，终于在一座地堡里停了下来。威利由于精疲力竭睡着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同伴说道：“出了什么事情？竟然这样安静。”活着的孩子纷纷冲出了地堡，眼前的景象令他们瞠目结舌：“太阳在照耀，房屋成了废墟，尸体堆积如山。原来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睡觉。直到此时，我才了解到生命是如此渺小和可悲。” 撤退已不可避免，当坦克歼击旅抵达施特劳斯贝格时，原先的500名少年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党部用12～17岁的孩子匆忙组建了一个团，但这个团严重缺乏装备。因为没有救护车，伤员只能在担架上等死。当部队于19日抵达柏林外围时，大部分人已经因为精疲力竭而无法作战，尽管真正的血雨腥风还没有降临。
在科涅夫的进攻地段，并没有成建制的“儿童士兵”参战，但其伤亡率却和其他区域毫无差别，霍尔茨特拉格尔神父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来自古本的50人反坦克小组两天就有30人阵亡。一些母亲得到了将孩子领回的许可，因为很多军官亲历过丧子之痛，他们不愿看到悲剧在他人身上重演。在包岑，80多名孩子拒绝了家长的请求，结果仅一个小时后，就有14人在空袭中殒命。
逐屋巷战
——当孩子奔向战场
4月20日是柏林战役第5天，此时朱可夫的军队已经突破了奥得河防线，而在南面，科涅夫也进军神速。战火烧到了城市外围，而这一天恰好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往常，他要在菩提树下大街检阅雄壮的军队，但这次他甚至没有发表任何演讲。地下室里，将军们小心翼翼地描述着惨淡的战局。希姆莱、邓尼茨和戈林建议元首趁早离开柏林，在阿尔卑斯山，他们还可以凭借地势继续抵抗。只有宣传部长戈培尔表示反对，他认为元首必须留下，“一起迎接最后的胜利或毁灭”。
第一批炮弹在近郊落下，而在施特劳斯贝格和弗里德里希斯哈根，坦克歼击旅第1营正无望地对抗着T-34坦克；东南郊区，第2营被击溃，第3和第4营伤亡惨重，但血淋淋的报告并没有遏制疯狂的举动，直到4月21日，坦克歼击旅才离开前线，前往第12集团军麾下与盟军作战。
在城市东面，经过一天交火，部署在诺因哈根和霍佩加滕的坦克猎杀分队击毁了一些坦克，但苏军的猛烈火力令少年们伤亡惨重。对于内层防线上的青年团员来说，这一天也同样恐怖，空袭的硝烟尚未散尽，苏军炮火的零星独奏骤然演变为合唱：“喀秋莎”发出犀利的长音，加农炮低沉而又不祥地作出回应，楼宇间腾起熊熊烈火，它掩盖住了空袭城市上空的探照灯光，将大地映得如同噩梦一般。
4月22日，第56装甲军军长魏德林接管了柏林防务，“柏林”团和“施潘道”师在绝望的形势下开始武装。这些部队均由狂热的纳粹党员带领，普通士兵都是16岁以下的孩子，上级坚信，凭借敏捷的身手和对环境的熟悉，他们可以在巷战中出奇制胜。一名党卫军士兵写道：“青年团总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现，他们攀爬跳跃，用‘铁拳’火箭筒发起伏击，或是扔手榴弹消灭冲锋中的苏军部队。战役期间，他们击毁了大量坦克。”
同一天，苏军占领柏林北部的蒂格尔区，并从东突入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儿童士兵和正规军一道退入防空要塞，依托工事拼死抵抗。同时，施特格利茨和里希特菲尔德区的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一名妇女回忆道：“尽管有钢盔遮挡，但我仍能看见他们稚嫩的脸，六年来我们看腻了死亡，但当亲眼见证孩子们奔向战场时，我依旧会感到痛苦和辛酸。鱼类和昆虫为了生存会吞噬后代，但这不是人类应有的本能，我深信，任何驱使他们战斗的人都不配谈荣誉和道德。”
但少年们却不以为然，很多人坚信自己有义务在战场上牺牲，即使不幸被枪弹击中，死亡也不过是瞬间的事。《希特勒青年团作战部队，1944-1945》举了这样一个事例：13岁的福斯特击毁了两辆坦克，连长批评了他的鲁莽，但福斯特却天真地说，子弹根本打不中我。和福斯特抱有同样想法的男孩不在少数，党卫军第33师的一名士兵写道：“前来增援的几百名孩子满怀着对杀戮的渴望。在新克尔恩市政厅，士官在穹顶下训话：‘不要急躁，苏联人经验丰富！’但他们拒绝听从任何警告，而是端着步枪和火箭筒进军，仿佛耳畔回荡着鼓点或军号。”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希尔德加德·克奈夫见证了青年团向施马根多夫的反击，他们最初进展顺利，但苏联狙击手突然开火：“一名男孩倒在碎石堆前，神情痛苦而无助，他挣扎着发出惨叫：‘妈妈，我不想死……’”
费希特山水塔是俯瞰城区的重要据点，施特格利茨区的青年团负隅顽抗，直到被猛烈的炮火歼灭；而弗里德里希斯海因防空要塞的指挥官作出了投降的决定，因为抵抗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4月24日至25日，战斗进入白热化，街区一个接一个陷落。在城市南部，瓦西里·崔可夫指挥第8近卫集团军向蒂尔加滕区推进，大约400名儿童攻击了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狂热令这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老兵震惊：“穿黑色衬衫的敌军没有一个大于15岁，他们扛着‘铁拳’迎面冲来。‘怎么办？’前线指挥官在无线电中呼叫，我的回答很明确：‘不要开火，缴他们的械！’但警告没有起任何作用，对方已经逼近了阵地，当看到大炮和牵引车时，他们立刻疯狂地展开冲击，横飞的火箭弹把士兵和马匹一同撕碎。虽然大部分进攻者在交火中殒命，但我仍不禁扪心自问：把这些男孩引向死亡的是不是一群疯子！”
由于所有能扛枪的男人都被征召，甚至连女孩也拿起武器，作为在离世前保全体面的一种方式，每当行动前，她们都无一例外在涂抹唇膏。
“Alles Kaupt”
——被战争剥夺的不只是童年
尽管负隅顽抗的少年为数众多，但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无法确保战线的连贯。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军的战术：为避免巷战，他们经常把整栋建筑炸掉，同时还会用空前密集的炮火为先头部队开路。科尼利厄斯·瑞恩描述道：“在滕佩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火炮的炮管挨着炮管。”这意味着抵抗越凶猛，孩子们的伤亡就越惨重，仅25日，就有约500名少年丧生。
但这一天被铭记并不是因为伤亡巨大，而是当天中午，盟军和苏军在易北河会师。很多人开始动摇。一名叫冯·哈尔特的连长命令部下集合，宣布“所有人的义务解除”，因为他们用的是德国来复枪，可配发的是意大利子弹：“我们还能做什么，朝俄国坦克扔石子么？”
包围圈越来越紧。到4月28日，苏军攻入了政府区。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的边缘进行着血腥的巷战，而在夏洛滕堡，一道由弹幕组成的铜墙铁壁封锁了街道，并且缓缓地向市中心移动。城市西部，青年团的主力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据守，30日，来自元首地堡的命令要求他们进攻，尽管知道此举不会有任何意义，但2000多名孩子还是毫不犹豫地走向坟墓。赫尔穆特·阿尔特纳写道：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越来越多的青年团赶来。很多人甚至期待同伴受伤，这样他就可以捡到武器。但问题在于，受过训练的人并不多，即使能得到一把步枪，他们也有可能被巨大的后坐力震倒。上午10点，进攻的时刻来临，我们缓步在体育场上前进，来自运动员休息室的机枪子弹如镰刀般横扫过来。幸存者躲在死人身后开火，伤者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呼救，枪口焰照亮了成群的人，赛道上血流成河。所有人被迫向兵营撤退，市长下达了解散命令，仅在几个小时里，我们就有2000人伤亡。”
“儿童士兵”的战斗随着这次惨败画上了句点，4月30日21时50分，红军将胜利旗插上国会大厦，而希特勒则在午夜自尽。随着城防司令下令停火，响彻一周的枪声渐渐平息。当和平突然降临时，孩子们却感到恐惧，阿尔特纳和同伴流下眼泪，但这不是为了灰飞烟灭的帝国，而是此时他们才意识到现实有多么悲惨，在两周里，他们看尽了血腥、残忍和生离死别，这些剥夺了他们童年的幸福。
投降的孩子们聚集在炊事车前，讨要一小块面包或一碗粥。其中一些非常幸运，苏联人仅仅缴了他们的械，当发誓不再与红军为敌之后，他们都被送回家中，每个人的胳膊下都夹着面包。但另一些的命运则截然相反，他们被送往德国东部和乌克兰的战俘营，充当苦役长达两年。即使获得自由，幸存者还是要面对喜忧参半的人生，并重新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废墟上需要建起新房，饱经摧残的工业和农业需要恢复运转，为获得微薄的收入，工人一周要至少工作48个小时，此外还有强制的废墟清理。支撑他们的只有坚定的意志。但历史就是如此讽刺，赋予他们这种品质的，恰恰是残酷的战争。
生命如何凯旋？
——废墟上的反思
20世纪以来，没有哪场战役像柏林一样制造了如此巨大的破坏，苏军的代价高达35万人，在每八个参与战斗的官兵之中，就有一个倒在了通向胜利的路上，而德国方面至少有75万人死伤和被俘，250万幢建筑化为残垣断壁，考虑到死伤者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老人和孩童，这就更加令人惊愕。
无论是哪场战争，儿童都被看作脆弱的群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理应享有幸福的童年，更是因为其身体和心灵根本无法经得起战火的摧残。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各国始终在避免儿童参战的悲剧上演，但对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而言，所有道德根本一文不值。在他们眼中，儿童作为士兵的价值更大，因为他们没有形成自主意识，比成年人更容易操纵，而且他们年龄还小，对危险并不容易觉察。尽管这些仓促组建的部队只能阻滞敌军很短时间，但希特勒早已做好了让他们大量伤亡的打算。尽管纳粹党有句著名的口号“民族社会主义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民”，但真实情况却表明，在这位独裁者眼中，数以万计的牺牲不过是一组统计数字。
但希特勒的儿童士兵真的是一群被蒙骗的炮灰吗？情况或许无法一概而论，更何况很多人亲历过恐怖的战略空袭，父辈的经历也使他们对战争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战斗既是普通人的挣扎，又是整个民族的绝望与无奈，由于缺乏理性和盲目信仰，他们也注定无法寻找到正确的出路。换言之，除了战斗并死去，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另一些则模糊地预见到，他们与纳粹的羁绊太深，只有从世界上消失，德国才能获得未来，而这对他们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正如一位士兵在最后一封家信中写的那样：“我们终将死去，死后化为白骨，但新芽将从白骨中长出，象征着新生命的凯旋。”
人们始终不能确定儿童士兵的伤亡，各种统计差异很大，最少的只有6000人，最多的则是这个数字的三倍，直到60年代，仍有尸骨在废墟中不断被发现。浅浅的墓坑显示了掩埋的仓促，而在炮火中进行的葬礼也注定没有号角和鼓乐。很多德国人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但儿童士兵的灵魂却不会飞向瓦尔哈拉，而是在故乡上空游荡，并化为梦魇盘桓在整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直到今天，其悲剧仍在警示着世人，并展示着那些鼓吹“秩序”和“荣誉”的政权的真实面目，无论其如何辩解，也注定无法掩盖其本质上的阴险和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