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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把文化诗学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些学者追求的目标；同样，把文化诗学引入华文文学研究，也是我们的理论期待与批评尝试。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与方法学，文化诗学将在何种程度和哪些方面给予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以启发和丰富？这是我们所关切的。这里，我们尝试提出“华人文化诗学”概念和初步构想，期待华文学界的批评。
突出华人性与批评重心的转移
提升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品质的关键，在于加强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它包括形式诗学和文化诗学两个层面。文化诗学是近年文学研究从形式分析向文化深入的一种新的范式转移。虽然华文文学的形式分析远未充分和成熟，但仍然无法回避文化诗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诱惑。因为它是进入华文文学内面世界的一个有效通道，是华文文学自洽性的理论需要。
“华人文化诗学”是由“文化诗学”延伸出来的概念。当我们尝试以文化诗学的观念和方法进入华人文学的批评实践时，我们首先遇到两个问题：一、华人文学何为？作为少数、弱势的华人族群，为何执着于自己母语或非母语的文学？二、华人文学书写如何迥异于其他“散居族裔”文学的“华人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答案的寻索，把我们导向华人文化诗学。在这个意义上，华人文化诗学不是论者随意的附加，而是内在于华人历史变迁和华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之中的。
环顾当今世界，华人和黑人、犹太人，都是影响最大的“散居族裔”。战后半个多世纪来，黑人学、犹太学和华人学的相继兴起，是后殖民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各有自己族裔形成的特定历史和命运遭遇。在以白人为中心的权力话语结构中，后崛起的这些少数族裔，都以他们强烈的族性文化，为自己在这个多元和多极的世界中定位。因此，对他们历史的研究，也是对他们文化和文化行为的研究。美国的非裔黑人文学研究者，曾经引入怀特、詹姆逊、福科的理论，分析非裔美国黑人文学的叙述文本。在《蓝调、意识形态和非裔美国文学》、《非裔美国文学》等著作中，成功地揭示出非裔美国文学中的“潜文本/潜文化”，从而以对“黑人性”和黑人文化行为的分析，把黑人文学批评提升到黑人文化诗学的境界。同样，犹太文学以其享誉世界的崇高成就日益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从犹太族裔流散的历史、文化渊源、身份变移、母题转换以及文化融合和文化超越等方面，来揭示犹太文学中的文化政治行为和族性表现，从而走向犹太文化诗学。这些研究都启示我們，作为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不仅只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还包含着更复杂的文化政治意蕴。在研究华人族裔文学时，分析和认识其表现文化中的“华人性”和文化行为的政治意义以及“华人性”的诗学呈现方式，是华人文化诗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题中之义。
“华人文化诗学”的提出首先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主体性、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我们认为华文文学是华人性的一种表征方式，华文书写是最为重要的华人表征文化实践之一，对华文文学“华人性”的形成、变迁、结构形态及其美学呈现形式的研究构成“华人文化诗学”的核心命题。华人文化诗学是凸显华人主体的诗学建构。华人在文学书写中的主体性地位，构成“华人性”的首要涵义。华人散居世界的历史波折、身份变移、文化迁易、生存吁求、冲突和融合等，形塑了华人文学的主要内容。华人既是这一文学书写的创造主体，又是这一文学的书写的描绘客体。它从文学创造的精神层面和文学表现的对象层面共同构成了华人文学的主体性内涵。其次，“华人性”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它是在华人从原乡到异邦身份变移和文化迁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之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第三，“华人性”还是华人文学反映华人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学命题。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文化中国）的审美想象问题；华人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和世界性关系问题；华人原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问题；华人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游子/乡愁母题的联系与变化问题；华人家族母题中父子符号的文化冲突象征与母子符号的文化融和象征问题；华人文学意象系统（如东南亚华人文学的热带草木意象和欧美华人文学的都市意象）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特殊命题所呈现的“华人性”特征，为华人文化诗学拓展了广阔的批评空间。对这些问题的充分诠释，不是单纯的审美分析所能完成，而必须打通文本内外，将文本分析放诸具体历史语境的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即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才能抵达这些特殊命题诠释的深层。
“华人文化诗学”强调“共同诗学”、“地方知识”以及“个人知识”的整合，既重视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诗学规律，从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的文学创作中抽象出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美学与普遍的特征，又关注不同地域、国别、不同阶层、性别、个体的文化差异即特殊性。长期以来，华文文学研究一直偏重于对以抽象的“中华性”为中心的“共同诗学”的追寻，而多少忽视了对“地方知识”和“个人知识”的具体阐释。在这种普遍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对“华人性”的认识有可能产生同质化和抽象化的弊端。在“华人文化诗学”的视域中，“华人性”则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统一的概念，它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概念。一方面，“华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华性”，也蕴涵着“本土性”、“个人性”等具体的特殊的内涵；另一方面，“华人性”又是不断建构的历史性范畴。对“华人性”的认识与阐释必须返回到海外华人生存的具体性之中，返回到华文文学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场域之中。
华人叙事的文化政治诠释
“文化诗学”强调重新认识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文学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与记忆方式之一。按照葛林伯雷的看法，在复杂的文化网络中，通过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文学自身对于构成行为规范的密码的表现以及文学对这些密码的反省观照，文学承担着话语的流播、论辩与文化的塑造功能，这种塑造是双向的政治性的活动。文学是一种建构活动即格林布拉特所谓的“自我塑造”，而自我的建构是主体与社会文化网络之间的斗争与协商。一方面，文化网络以“一整套摄控机制”（control mechanisms）对个体进行摄控；另一方面，文学以一种特殊的感性形式瓦解或者巩固文化系统的“摄控机制”。这就是文学话语的文化政治功能或意识形态性。 同样的，“华人文化诗学”也把海外华人的华文书写视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它尤其关注与“华人性”密切相关的华人身份政治命题，关注华人主体与其置身其中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之间的斗争与协商。
研究新叙事理论的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谈到“身份的制造”这一隐含着文化政治的命题时，对于身份的建构持有两个基本观点：一、身份由差异造成、二、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华人文学尤其是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家族史和自传书写文本。这一现象说明，家族母题的选择与偏爱有其内在的文化动力———通过叙事阐释华人华裔与其他族群共同创造的历史，实现族群建构的自我认同。
按照马克·柯里的理论，叙事建构身份，而身份由差异构成。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建构身份的叙事，应是一种“差异叙事”。对于不同的族群，“差异叙事”是族性的表现。华人文学正是通过差异的族性叙事，呈现出华人族裔迥异于其他族裔的“华人性”特征。这里所谓的“华人性”，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的文化积淀之中，是溶解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信仰、习俗与行为之中的一种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同时，“华人性”又是华人离散的独特命运和生存现实所酿造。华人的离散与聚合，导致华人文化的“散存结构”。分布于异邦文化夹缝之中的华人文化，必须通过对于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构和播散，表现出强烈鲜明的“华人性”，才能在异邦文化的夹缝中建构自我和获得存在的位置。华人文学作为散居华人播迁历史和生存状态的心灵记录和精神依托，成为“华人性”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因此，“华人性”又不仅是单纯的文化命题，而有了丰富的文化政治意蕴。
长期以来，对华文文学政治纬度的忽视，一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大缺陷。成功的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批评，其重要的突破是打通形式诗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的门阈，实现新批评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学批评的对话，辩证和统合。这个被有些学者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或“意识形态形式诗学”，成为文化诗学最基本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诚如美国著名的黑人文学研究者裴克所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存在于话语之中。人们可以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追寻其形式的谱系和发现其形式的规则。因此，对于裴克的研究来说，如果没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修练，就不可能精妙地分析黑人叙事文本中的内面形式结构；如果没有后结构主义的视域，也就难以穿透文本的盔甲，抵达幽暗的“政治无意识”。相同的道理，从华人文学的印象批评到华人美学的建构再到华人文化诗学的形塑，“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无疑是必经之路。它直接开启了研究华人文学书写与华人政治的关系之门，有助于我们理解“华人文学何为”这一关键性问题。
把华人文学书写不仅视为海外华人的审美创作活动，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记忆政治的层面看，华人文学作为一种少数族裔的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争取华族和华族文化的地位从臣属进入正统，使华人离散的经验，进入历史的记忆。如果没有“天使岛诗歌”的铭刻与再现，那么美国华人移民的一段悲惨历史，将可能被遗忘或遮蔽。恰如单德兴所言：“天使岛及《埃仑诗集》一方面印记了‘当时典型的华裔美国经验’，另一方面也成为‘记忆场域’。”（何文敬、单德兴：《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版第6页）《埃仑诗集》整理、出版和写入历史无疑是美国华裔经验被历史记载的标志。对于美国华人而言，天使岛书写显然具有记忆政治的意义。其二，從认同政治的角度看，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面临认同的重新建构，华人文学既作为华人历史文化的产物，又参与了华人历史/文化的建构，华人文学书写便具有了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意义。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马克·柯里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与认识“华文文学何为”这一关涉到华文文学批评命脉的根本问题。
我们提出“华人文化诗学”概念，意图之一在于终结华文文学研究的纯文学批评传统，终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华文文学批评的“中国学派”相比，近年来海外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文学批评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突破。陈鹏翔的《政治/他者的偷窥仪式》、何国忠的《马华文学———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变奏》、黄锦树的《中国性与表演性》、林建国的《方修论》、刘育龙的《诗与政治的辩证式对话》、安焕然的《马华文学的背后》以及许文龙的《召唤民族文化与政治抵抗资本》等一系列文章的相继出现，表明马华的马华文学批评已经大步走出传统批评的格局。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方面，这一转向表现得同样显明。单德兴的专著《铭刻与再现》以及与何文敬合编的《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都体现出对华人文化政治的高度关切。在这些研究中，华裔叙事成为再现华裔美国史、建构少数话语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文化政治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的确，“政治的回归”无疑是建构“华人文化诗学”的必经之路。“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很长一段时期，华文文学批评受到形式主义的纯审美观念的统治，偏向于以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观念为依据评判华文文学，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华人文本与政治的关联。这无疑导致华文文学批评的贫血症。其实所谓“纯审美”只是一种虚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所以审美问题实际上是发生在感性领域的规训与反规训的文化政治问题。这里的“政治”显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内在于所有的生活领域并决定人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即包括阶级（阶层）、性别、族群、文化等等在内的某种权力结构关系。这种权力结构关系是“华人文本”生产与传播的存在论条件，而且内在于华人文本的叙事结构、抒情形式、文类偏好、修辞风格乃至更加隐蔽的语言纹理之中。不同于传统的华文文学批评，“华人文化诗学”致力于揭示这种隐蔽的权力结构关系，或力图把华人文本的生产与传播重新置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构成的充满历史张力的场域与脉络中予以阐释，并且把华文文学视为在复杂的权力结构网络中华人表征实践的文本化形式，视为意义生产与华人主体发明的重要场所。 华人文化诗学的阐释策略
伊格尔顿和杰姆逊都用“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建构了文学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隐秘关联，打通了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后结构主义则打破了结构主义和新批评那种稳定而静态的文本结构，瓦解了二元对立原则所构成的稳定系统，封闭的文本被文本间性和意义的播散所取代。在福科看来，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因而，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性话语、法律话语、历史知识、文学乃至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话语都是如此。“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批评事实上是后结构主义的遗产，美国学者弗兰克·林特利查曾经直接把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称为“福科的遗产”。因而，“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构成了“文化诗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华人文学诗学提倡“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并非是倒退回旧历史主义的阐释框架中去，而是主张从文本到政治和从政治到文化的双向互通：“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无疑是以形式诗学为分析基础的，但与传统的形式诗学研究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寻求如詹姆逊所说的“揭示文本内部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的功能存在。”（[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即华人文学在文类、美学修辞、形式结构、情节、意象、母题以及各种文化符码的选择模式中，隐含着的华族意识形态和政治无意识。美国华裔文学书写中的杂粹文化符码（杂粹食物、杂种人、杂粹语言、杂粹神话和传说，等等），便隐含着建构华裔文化属性，重写美国历史的华裔意识形态内容。菲华文学中父与子的主题（典型如柯清淡的小说），呈现着菲华社会的文化冲突。而马华文学中的漫游书写（如李永平的小说）以及“失踪与寻找”的情节模式（如黄锦树的小说），所隐含的潜文本则是“离心与隐匿”的华人身份；马华文学文本中大面积呈现的民族文化符码，正如许文荣所分析的，具有抵抗官方同质文化霸权的政治意味。而在泰华文学的大家族中，湄南河的书写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湄南河形象”是泰华文学的一个典型的标识；它是泰华文学情感与想象的发源地，也是构成泰华文学写实主义传统的重要的历史风俗画的背景，更是形塑泰华文学独特的地缘美学的人文地理要素，与潮汕文化共同构成泰华文学的精神原乡。至于新加坡华人文学文本中常见的鱼尾狮意象的文化政治意味，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形式本身所潜隐的意识形态，使华人文学书写同时具有着复杂的文化政治意味。
为此，华人文化诗学还应选择自己诠释的策略。格林布拉特指出：“办法是不断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社科院外文所编：《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文版社1993年版，第81页）这段话提出了文化诗学两个互相关联的阐释策略：其一是历史语境的重建；其二是文本互涉的阐释方法，这也是华人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所谓“不断地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强调的是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这里，格林布拉特显然吸取了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的阐释》和《地方知识》中提出的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策略，即以“文化特有者的内部眼界”重建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在不同的研究个案中，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特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是必须的，但不能完全沉缅于文化特有者的心境和理解，而是“文化特有者的内部眼界”与批评阐释语境的交叠、对话与论辩。的确，华人文化诗学对华文文学的阐释，也需這种交叠语境的建构。一方面努力获取各种社会历史材料，不断返回到文化生产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另一方面不断反思阐释者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反省批评的位置。在中国从事华人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学术背景而产生的独特立场与视域，从而形成迥异于域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样的立场和视域，可能产生对华人文学深刻的洞见，也可能出现某种盲视。正如域外的华人文学研究学派所同样也可能在优势与劣势并具的情况下，产生洞见和存在盲视。反省批评因位置而产生的洞见与盲视对于华人文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文本上”指的是文本互涉的批评方法。这一互文性的分析，包括文学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的建立，也包括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性的社会文本间关系的建立。将华人文学文本放置“/还原”到其生产与传播的历史场景之中，阐释诸文本之间的相互对话、呼应、质疑与解构关系，或许正是分析华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变迁以及“流动的华人性”的一个有效方法。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例，华美女作家创造了一系列“共鸣性文本”———如汤婷婷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伍慧明的《骨》以及任璧莲的《梦娜在应许之乡》等等———这些文本显然构成某种呼应与对话关系：这一系列的以母与女之间的世代冲突与文化纠葛为核心的“家庭叙事”之间具有或显或隐的“共鸣”关系，是可以彼此参读的。“沉降到这些共鸣性的文本上”，是阐释华美女性文学自我属性建构和族裔属性重建主题的一个有效方法。许多时候，阐释诸文本之间的质疑与解构关系更是饶有兴味的———它更能凸显不同世代、阶层、性别乃至不同背景的个体对“华人性”的认知差异。赵健秀与汤婷婷之间的论争以及文本中所显示出的中国性想象的巨大差异已经人所共知。在马华文学史上，新世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旅台作家群的文本与温瑞安、温任平兄弟作品之间的质疑与解构关系，以及以小黑为代表的马来本土作家与旅台文学的南洋历史叙事之间的共鸣与分歧，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代马华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在新世代的文本中（如黄锦树的小说与林幸谦的诗文之间）这种彼此质疑的关系同样存在。华人文本之间的相互质疑与解构关系，表明“华人属性”是多元复杂的没有终点的历史建构，它是流动的、复调的，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某种同质化的静态的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隐含着自我与它者的结构关系的密码。因而“互文性”的阐释可以提供我们真正进入华人文本及其生存状态的有效路径。
华文文学作为“散居”的世界华人播迁历史和生存状态的精神记录和心灵化石，只有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才能有效地解读。因此，把华文文学的文本历史化和文化化，对文本进行互文性的双重解读，即透过文本进入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再返回文本，这种互文性对于华文文学文本多重价值的充分揭示和发挥，有着根本的意义。这是文化诗学对华文文学理论建构最重要的启示。
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
突出华人性与批评重心的转移
提升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品质的关键，在于加强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它包括形式诗学和文化诗学两个层面。文化诗学是近年文学研究从形式分析向文化深入的一种新的范式转移。虽然华文文学的形式分析远未充分和成熟，但仍然无法回避文化诗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诱惑。因为它是进入华文文学内面世界的一个有效通道，是华文文学自洽性的理论需要。
“华人文化诗学”是由“文化诗学”延伸出来的概念。当我们尝试以文化诗学的观念和方法进入华人文学的批评实践时，我们首先遇到两个问题：一、华人文学何为？作为少数、弱势的华人族群，为何执着于自己母语或非母语的文学？二、华人文学书写如何迥异于其他“散居族裔”文学的“华人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答案的寻索，把我们导向华人文化诗学。在这个意义上，华人文化诗学不是论者随意的附加，而是内在于华人历史变迁和华人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之中的。
环顾当今世界，华人和黑人、犹太人，都是影响最大的“散居族裔”。战后半个多世纪来，黑人学、犹太学和华人学的相继兴起，是后殖民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各有自己族裔形成的特定历史和命运遭遇。在以白人为中心的权力话语结构中，后崛起的这些少数族裔，都以他们强烈的族性文化，为自己在这个多元和多极的世界中定位。因此，对他们历史的研究，也是对他们文化和文化行为的研究。美国的非裔黑人文学研究者，曾经引入怀特、詹姆逊、福科的理论，分析非裔美国黑人文学的叙述文本。在《蓝调、意识形态和非裔美国文学》、《非裔美国文学》等著作中，成功地揭示出非裔美国文学中的“潜文本/潜文化”，从而以对“黑人性”和黑人文化行为的分析，把黑人文学批评提升到黑人文化诗学的境界。同样，犹太文学以其享誉世界的崇高成就日益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从犹太族裔流散的历史、文化渊源、身份变移、母题转换以及文化融合和文化超越等方面，来揭示犹太文学中的文化政治行为和族性表现，从而走向犹太文化诗学。这些研究都启示我們，作为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不仅只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还包含着更复杂的文化政治意蕴。在研究华人族裔文学时，分析和认识其表现文化中的“华人性”和文化行为的政治意义以及“华人性”的诗学呈现方式，是华人文化诗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题中之义。
“华人文化诗学”的提出首先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主体性、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我们认为华文文学是华人性的一种表征方式，华文书写是最为重要的华人表征文化实践之一，对华文文学“华人性”的形成、变迁、结构形态及其美学呈现形式的研究构成“华人文化诗学”的核心命题。华人文化诗学是凸显华人主体的诗学建构。华人在文学书写中的主体性地位，构成“华人性”的首要涵义。华人散居世界的历史波折、身份变移、文化迁易、生存吁求、冲突和融合等，形塑了华人文学的主要内容。华人既是这一文学书写的创造主体，又是这一文学的书写的描绘客体。它从文学创造的精神层面和文学表现的对象层面共同构成了华人文学的主体性内涵。其次，“华人性”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它是在华人从原乡到异邦身份变移和文化迁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之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第三，“华人性”还是华人文学反映华人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学命题。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文化中国）的审美想象问题；华人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和世界性关系问题；华人原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问题；华人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游子/乡愁母题的联系与变化问题；华人家族母题中父子符号的文化冲突象征与母子符号的文化融和象征问题；华人文学意象系统（如东南亚华人文学的热带草木意象和欧美华人文学的都市意象）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特殊命题所呈现的“华人性”特征，为华人文化诗学拓展了广阔的批评空间。对这些问题的充分诠释，不是单纯的审美分析所能完成，而必须打通文本内外，将文本分析放诸具体历史语境的权力话语结构之中，即通过文化诗学的路径，才能抵达这些特殊命题诠释的深层。
“华人文化诗学”强调“共同诗学”、“地方知识”以及“个人知识”的整合，既重视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诗学规律，从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的文学创作中抽象出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美学与普遍的特征，又关注不同地域、国别、不同阶层、性别、个体的文化差异即特殊性。长期以来，华文文学研究一直偏重于对以抽象的“中华性”为中心的“共同诗学”的追寻，而多少忽视了对“地方知识”和“个人知识”的具体阐释。在这种普遍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对“华人性”的认识有可能产生同质化和抽象化的弊端。在“华人文化诗学”的视域中，“华人性”则是一个普遍与特殊统一的概念，它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概念。一方面，“华人性”包含了普遍的“中华性”，也蕴涵着“本土性”、“个人性”等具体的特殊的内涵；另一方面，“华人性”又是不断建构的历史性范畴。对“华人性”的认识与阐释必须返回到海外华人生存的具体性之中，返回到华文文学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政治场域之中。
华人叙事的文化政治诠释
“文化诗学”强调重新认识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文学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与记忆方式之一。按照葛林伯雷的看法，在复杂的文化网络中，通过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文学自身对于构成行为规范的密码的表现以及文学对这些密码的反省观照，文学承担着话语的流播、论辩与文化的塑造功能，这种塑造是双向的政治性的活动。文学是一种建构活动即格林布拉特所谓的“自我塑造”，而自我的建构是主体与社会文化网络之间的斗争与协商。一方面，文化网络以“一整套摄控机制”（control mechanisms）对个体进行摄控；另一方面，文学以一种特殊的感性形式瓦解或者巩固文化系统的“摄控机制”。这就是文学话语的文化政治功能或意识形态性。 同样的，“华人文化诗学”也把海外华人的华文书写视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它尤其关注与“华人性”密切相关的华人身份政治命题，关注华人主体与其置身其中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之间的斗争与协商。
研究新叙事理论的英国学者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谈到“身份的制造”这一隐含着文化政治的命题时，对于身份的建构持有两个基本观点：一、身份由差异造成、二、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华人文学尤其是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家族史和自传书写文本。这一现象说明，家族母题的选择与偏爱有其内在的文化动力———通过叙事阐释华人华裔与其他族群共同创造的历史，实现族群建构的自我认同。
按照马克·柯里的理论，叙事建构身份，而身份由差异构成。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建构身份的叙事，应是一种“差异叙事”。对于不同的族群，“差异叙事”是族性的表现。华人文学正是通过差异的族性叙事，呈现出华人族裔迥异于其他族裔的“华人性”特征。这里所谓的“华人性”，首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的文化积淀之中，是溶解在民族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信仰、习俗与行为之中的一种共同文化心理、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同时，“华人性”又是华人离散的独特命运和生存现实所酿造。华人的离散与聚合，导致华人文化的“散存结构”。分布于异邦文化夹缝之中的华人文化，必须通过对于自己族性文化的建构和播散，表现出强烈鲜明的“华人性”，才能在异邦文化的夹缝中建构自我和获得存在的位置。华人文学作为散居华人播迁历史和生存状态的心灵记录和精神依托，成为“华人性”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因此，“华人性”又不仅是单纯的文化命题，而有了丰富的文化政治意蕴。
长期以来，对华文文学政治纬度的忽视，一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大缺陷。成功的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批评，其重要的突破是打通形式诗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的门阈，实现新批评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学批评的对话，辩证和统合。这个被有些学者称为“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或“意识形态形式诗学”，成为文化诗学最基本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诚如美国著名的黑人文学研究者裴克所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认为，知识存在于话语之中。人们可以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追寻其形式的谱系和发现其形式的规则。因此，对于裴克的研究来说，如果没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修练，就不可能精妙地分析黑人叙事文本中的内面形式结构；如果没有后结构主义的视域，也就难以穿透文本的盔甲，抵达幽暗的“政治无意识”。相同的道理，从华人文学的印象批评到华人美学的建构再到华人文化诗学的形塑，“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无疑是必经之路。它直接开启了研究华人文学书写与华人政治的关系之门，有助于我们理解“华人文学何为”这一关键性问题。
把华人文学书写不仅视为海外华人的审美创作活动，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记忆政治的层面看，华人文学作为一种少数族裔的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争取华族和华族文化的地位从臣属进入正统，使华人离散的经验，进入历史的记忆。如果没有“天使岛诗歌”的铭刻与再现，那么美国华人移民的一段悲惨历史，将可能被遗忘或遮蔽。恰如单德兴所言：“天使岛及《埃仑诗集》一方面印记了‘当时典型的华裔美国经验’，另一方面也成为‘记忆场域’。”（何文敬、单德兴：《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版第6页）《埃仑诗集》整理、出版和写入历史无疑是美国华裔经验被历史记载的标志。对于美国华人而言，天使岛书写显然具有记忆政治的意义。其二，從认同政治的角度看，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面临认同的重新建构，华人文学既作为华人历史文化的产物，又参与了华人历史/文化的建构，华人文学书写便具有了认同政治和身份政治的意义。身份存在于叙事之中，“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马克·柯里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与认识“华文文学何为”这一关涉到华文文学批评命脉的根本问题。
我们提出“华人文化诗学”概念，意图之一在于终结华文文学研究的纯文学批评传统，终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二元对立思维。与华文文学批评的“中国学派”相比，近年来海外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华文文学批评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突破。陈鹏翔的《政治/他者的偷窥仪式》、何国忠的《马华文学———政治和文化语境下的变奏》、黄锦树的《中国性与表演性》、林建国的《方修论》、刘育龙的《诗与政治的辩证式对话》、安焕然的《马华文学的背后》以及许文龙的《召唤民族文化与政治抵抗资本》等一系列文章的相继出现，表明马华的马华文学批评已经大步走出传统批评的格局。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方面，这一转向表现得同样显明。单德兴的专著《铭刻与再现》以及与何文敬合编的《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都体现出对华人文化政治的高度关切。在这些研究中，华裔叙事成为再现华裔美国史、建构少数话语的一种重要方式，其文化政治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的确，“政治的回归”无疑是建构“华人文化诗学”的必经之路。“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很长一段时期，华文文学批评受到形式主义的纯审美观念的统治，偏向于以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观念为依据评判华文文学，却有意无意地忽视华人文本与政治的关联。这无疑导致华文文学批评的贫血症。其实所谓“纯审美”只是一种虚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所以审美问题实际上是发生在感性领域的规训与反规训的文化政治问题。这里的“政治”显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内在于所有的生活领域并决定人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即包括阶级（阶层）、性别、族群、文化等等在内的某种权力结构关系。这种权力结构关系是“华人文本”生产与传播的存在论条件，而且内在于华人文本的叙事结构、抒情形式、文类偏好、修辞风格乃至更加隐蔽的语言纹理之中。不同于传统的华文文学批评，“华人文化诗学”致力于揭示这种隐蔽的权力结构关系，或力图把华人文本的生产与传播重新置于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构成的充满历史张力的场域与脉络中予以阐释，并且把华文文学视为在复杂的权力结构网络中华人表征实践的文本化形式，视为意义生产与华人主体发明的重要场所。 华人文化诗学的阐释策略
伊格尔顿和杰姆逊都用“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解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建构了文学形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隐秘关联，打通了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后结构主义则打破了结构主义和新批评那种稳定而静态的文本结构，瓦解了二元对立原则所构成的稳定系统，封闭的文本被文本间性和意义的播散所取代。在福科看来，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因而，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性话语、法律话语、历史知识、文学乃至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话语都是如此。“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批评事实上是后结构主义的遗产，美国学者弗兰克·林特利查曾经直接把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称为“福科的遗产”。因而，“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构成了“文化诗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华人文学诗学提倡“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并非是倒退回旧历史主义的阐释框架中去，而是主张从文本到政治和从政治到文化的双向互通：“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无疑是以形式诗学为分析基础的，但与传统的形式诗学研究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批评”寻求如詹姆逊所说的“揭示文本内部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的功能存在。”（[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即华人文学在文类、美学修辞、形式结构、情节、意象、母题以及各种文化符码的选择模式中，隐含着的华族意识形态和政治无意识。美国华裔文学书写中的杂粹文化符码（杂粹食物、杂种人、杂粹语言、杂粹神话和传说，等等），便隐含着建构华裔文化属性，重写美国历史的华裔意识形态内容。菲华文学中父与子的主题（典型如柯清淡的小说），呈现着菲华社会的文化冲突。而马华文学中的漫游书写（如李永平的小说）以及“失踪与寻找”的情节模式（如黄锦树的小说），所隐含的潜文本则是“离心与隐匿”的华人身份；马华文学文本中大面积呈现的民族文化符码，正如许文荣所分析的，具有抵抗官方同质文化霸权的政治意味。而在泰华文学的大家族中，湄南河的书写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湄南河形象”是泰华文学的一个典型的标识；它是泰华文学情感与想象的发源地，也是构成泰华文学写实主义传统的重要的历史风俗画的背景，更是形塑泰华文学独特的地缘美学的人文地理要素，与潮汕文化共同构成泰华文学的精神原乡。至于新加坡华人文学文本中常见的鱼尾狮意象的文化政治意味，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形式本身所潜隐的意识形态，使华人文学书写同时具有着复杂的文化政治意味。
为此，华人文化诗学还应选择自己诠释的策略。格林布拉特指出：“办法是不断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美]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社科院外文所编：《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文版社1993年版，第81页）这段话提出了文化诗学两个互相关联的阐释策略：其一是历史语境的重建；其二是文本互涉的阐释方法，这也是华人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所谓“不断地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强调的是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这里，格林布拉特显然吸取了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的阐释》和《地方知识》中提出的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策略，即以“文化特有者的内部眼界”重建文本生产的历史语境———在不同的研究个案中，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特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是必须的，但不能完全沉缅于文化特有者的心境和理解，而是“文化特有者的内部眼界”与批评阐释语境的交叠、对话与论辩。的确，华人文化诗学对华文文学的阐释，也需這种交叠语境的建构。一方面努力获取各种社会历史材料，不断返回到文化生产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另一方面不断反思阐释者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反省批评的位置。在中国从事华人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学术背景而产生的独特立场与视域，从而形成迥异于域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样的立场和视域，可能产生对华人文学深刻的洞见，也可能出现某种盲视。正如域外的华人文学研究学派所同样也可能在优势与劣势并具的情况下，产生洞见和存在盲视。反省批评因位置而产生的洞见与盲视对于华人文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所谓“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文本上”指的是文本互涉的批评方法。这一互文性的分析，包括文学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的建立，也包括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性的社会文本间关系的建立。将华人文学文本放置“/还原”到其生产与传播的历史场景之中，阐释诸文本之间的相互对话、呼应、质疑与解构关系，或许正是分析华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变迁以及“流动的华人性”的一个有效方法。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例，华美女作家创造了一系列“共鸣性文本”———如汤婷婷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伍慧明的《骨》以及任璧莲的《梦娜在应许之乡》等等———这些文本显然构成某种呼应与对话关系：这一系列的以母与女之间的世代冲突与文化纠葛为核心的“家庭叙事”之间具有或显或隐的“共鸣”关系，是可以彼此参读的。“沉降到这些共鸣性的文本上”，是阐释华美女性文学自我属性建构和族裔属性重建主题的一个有效方法。许多时候，阐释诸文本之间的质疑与解构关系更是饶有兴味的———它更能凸显不同世代、阶层、性别乃至不同背景的个体对“华人性”的认知差异。赵健秀与汤婷婷之间的论争以及文本中所显示出的中国性想象的巨大差异已经人所共知。在马华文学史上，新世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旅台作家群的文本与温瑞安、温任平兄弟作品之间的质疑与解构关系，以及以小黑为代表的马来本土作家与旅台文学的南洋历史叙事之间的共鸣与分歧，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代马华文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而在新世代的文本中（如黄锦树的小说与林幸谦的诗文之间）这种彼此质疑的关系同样存在。华人文本之间的相互质疑与解构关系，表明“华人属性”是多元复杂的没有终点的历史建构，它是流动的、复调的，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某种同质化的静态的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说，“互文性”隐含着自我与它者的结构关系的密码。因而“互文性”的阐释可以提供我们真正进入华人文本及其生存状态的有效路径。
华文文学作为“散居”的世界华人播迁历史和生存状态的精神记录和心灵化石，只有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才能有效地解读。因此，把华文文学的文本历史化和文化化，对文本进行互文性的双重解读，即透过文本进入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再返回文本，这种互文性对于华文文学文本多重价值的充分揭示和发挥，有着根本的意义。这是文化诗学对华文文学理论建构最重要的启示。
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