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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催眠的说服力
希特勒是个典型的“魅力超凡的领导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不会承诺降低税率，提升医疗水平之类的政策，而是一个准宗教领袖，为人民提供精神目标的救赎和救恩。他被一种个人命运的感觉驱使前行，这种感觉被他称作为“天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没有亲密朋友，和别人辩论从来没赢过，内心充满了仇恨和偏见的怪人。
在德国战败后的那个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宫发表了演说，这个时候他的弱点突然被人们看作是强势。
他的仇恨和那些成千上万为凡尔赛和约感到羞耻的德国人的感情连在了一起，并为战争的损失寻找替罪羔羊。他在辩论上的无能被看做是性格上的优点，他拒绝发表很小的演说被看做是不愿与平凡人打交道的伟人表现。
更甚的是，希特勒发现他可以把他的观众都联系起来，这是他未来所有的成功的基础。好多人把这种联系称作是“魅力”。
希特勒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凡的口才。也许乍一看普通寻常——但走上演讲台后他就变成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煽動家。希特勒懂得像“灵敏的膜片”一样充当群众最隐秘的愿望和冲动的传声器。“他能感觉到群众的渴望并把它打造成火辣辣的口号。他唤醒在潜意识中打盹的本能，并给予他们某种满足。”德国伯爵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评论说：“信徒们追随着他，他们和他一起大笑，和他一起感受；他们和他一起讥讽法国人，和他一起对魏玛共和国发出不屑的嘘声。8000人如同一架乐器，希特勒用它演奏出民族激情的交响乐。”
希特勒的演说自然不仅能迷住他的信徒。希特勒的同时代人留下了很多相关的记录：他们本身反对希特勒及其政党，可是在群众大会上他们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才抵御得住此人雄辩滔滔的征服攻略，有人干脆缴械投降了。作家之子戈洛·曼在回忆录中写到，1928年秋季他去参加希特勒的群众大会，那时他还是个19岁的大学生，“我努力抗拒着他的能量和说服力，我带去的朋友是个纯血统的犹太人，他却附在我耳边悄悄说：‘他说得有道理。’——后来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出这句话，从身边听众的嘴里，从意想不到的人嘴里听到这句话。”
凭借富有暗示意味的演说技巧，希特勒能对群众施加近乎催眠的影响力。他不同寻常的铿锵多变的嗓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见识过后期群众大会上的希特勒的人——当他们看到麦克风前狂吼乱叫的煽动者和独裁者时，很难想象出他早年在政治讲台上用并不刻意提高的自然的嗓音发出抑扬顿挫的洪亮的音节。”他的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以前听过的演讲家……他的声音低沉嘶哑，具有大提琴般的共鸣质感。他的口音——我们认为那是奥地利口音，其实是下巴伐利亚的口音——在德国中部人听来有点陌生，所以听众正好需要聚精会神地听。
爆发户的自卑心态
作为一个暴发户，希特勒一直担心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举止显得可笑。他努力适应社会的礼仪规范，在20年代他还显得有些不自信。按照1923年11月9日在统帅堂前殒命的朔伊布纳尔·里希特的遗孀的说法，希特勒在社交时“显得有些压抑”。当他不认识给他上的菜肴——比如龙虾或洋蓟时，他会对她说：“尊敬的夫人，请您指点我，这道菜应该怎么吃。”
1927年初，希特勒还让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拍了一系列皮裤和褐色衬衫造型的照片。后来他逐渐放弃了这类服装，因为它不符合德国人未来救世主的自我定位。他还保持着把新买的衣服穿到公众场合之前先让霍夫曼照相的习惯。他从没有拍过穿泳裤的摆拍照。除了他不会游泳而且不想学之外，他还指出一个可怕的先例：1919年8月《柏林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国家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和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在波罗的海特拉弗明德海滩的泳装照片，右翼报纸把照片当作攻击魏玛共和国领导人的把柄。
就像他拒绝学外语一样，希特勒也拒绝为了在社交场合跳舞而上舞蹈课。他认为“跳舞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是有失体面的活动”，在1933年2月9日帝国总统接待外国使团的招待会上，大家都注意到，新上任的帝国总理在不熟悉的舞池地板上迈出第一步时显得多么不安甚至尴尬。这位前二等兵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和笨手笨脚，显然不太适应他的角色。燕尾服背后的燕尾影响他的行动。他总是不断伸手去摸身上原来应该束腰带的位置，每次当他没能找到平素能让他冷静下来并给予他鼓励的撑手时，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恶劣了。他把手绢捏得皱巴巴的，看上去明显怯场。
“我不喜欢这家伙”，他习惯于这么说。如果哪个人试图进入他小心保护的私生活领域，他心中始终存在的不信任感立刻就会发作；如果哪个人看到他的软弱之态或者让他陷入尴尬，他肯定会寻求报复。在他如大象一样好的记忆里也保存着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内心不安的暴发户其实是个小心眼的人。
“冰与火”：希特勒的双重个性
在私人的小圈子里希特勒摆出另外一副面孔。他可以是个可爱的聊天对象，从不教训人，而是谈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战争中的经历——“他始终谈不够的最爱的话题”，谈建党初期的事或者1923年11月的政变。他像个会照顾人的“慈父”——和善，喜欢开玩笑，对别人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一笑置之。从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扮演的角色有多迷人：希特勒“像父亲一样体贴。我很喜欢他。所有人都热爱他，因为他的心地善良，很热心”，他在1929年6月写道。1931年1月他又强调说：“和希特勒共进午餐……席间气氛相当愉快，领导像个慈父，他非常照顾我。”
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家中也受到家人般的款待。施佩尔注意到，希特勒“在这个圈子里比平时轻松”，“在瓦格纳家中他明显觉得安全，没有摆架子的必要”。他不仅和女主人从1926年开始就以“你”互稱，而且和瓦格纳家的四个孩子也相处得如一家人。他愿意让他们给自己拍照，带他们乘着奔驰增压型汽车去旅行，晚上在育儿室里给他们讲故事。“他关怀备至地对待孩子们”，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回忆说。
莉泽洛特·施密特描述1936年5月初希特勒对拜罗伊特的一次私人访问：“他满脸幸福地从孩子们看向母亲，又从母亲看向孩子们。他心中明白，他在世界上能找到的最美的家乡就在瓦恩弗里德，在身边这些人中间。”
一个笔迹学家在1924年6月分析过希特勒的笔迹。向下倾斜的笔画暴露出“内心沉重的思虑”，它无疑说明一种“也许算得上强大，但是在关键时刻会出岔子的”个性。
“按照笔迹学判断，他是个明显的自杀者类型。他在求死，因而他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某种特征——沉迷于死亡，这也是尼伯龙根式困境（北欧神话中意指“死人之国”）一再重演的原因。”但是没有多少德国人这么看待希特勒，恰恰相反，1933年1月30日之后不久，这位新入主总理府的人已出人意料地广受好评。
（《希特勒传：跃升年代》，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希特勒是个典型的“魅力超凡的领导人”。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不会承诺降低税率，提升医疗水平之类的政策，而是一个准宗教领袖，为人民提供精神目标的救赎和救恩。他被一种个人命运的感觉驱使前行，这种感觉被他称作为“天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没有亲密朋友，和别人辩论从来没赢过，内心充满了仇恨和偏见的怪人。
在德国战败后的那个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宫发表了演说，这个时候他的弱点突然被人们看作是强势。
他的仇恨和那些成千上万为凡尔赛和约感到羞耻的德国人的感情连在了一起，并为战争的损失寻找替罪羔羊。他在辩论上的无能被看做是性格上的优点，他拒绝发表很小的演说被看做是不愿与平凡人打交道的伟人表现。
更甚的是，希特勒发现他可以把他的观众都联系起来，这是他未来所有的成功的基础。好多人把这种联系称作是“魅力”。
希特勒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凡的口才。也许乍一看普通寻常——但走上演讲台后他就变成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煽動家。希特勒懂得像“灵敏的膜片”一样充当群众最隐秘的愿望和冲动的传声器。“他能感觉到群众的渴望并把它打造成火辣辣的口号。他唤醒在潜意识中打盹的本能，并给予他们某种满足。”德国伯爵施韦伯林·冯·克罗西克评论说：“信徒们追随着他，他们和他一起大笑，和他一起感受；他们和他一起讥讽法国人，和他一起对魏玛共和国发出不屑的嘘声。8000人如同一架乐器，希特勒用它演奏出民族激情的交响乐。”
希特勒的演说自然不仅能迷住他的信徒。希特勒的同时代人留下了很多相关的记录：他们本身反对希特勒及其政党，可是在群众大会上他们必须花费很大力气才抵御得住此人雄辩滔滔的征服攻略，有人干脆缴械投降了。作家之子戈洛·曼在回忆录中写到，1928年秋季他去参加希特勒的群众大会，那时他还是个19岁的大学生，“我努力抗拒着他的能量和说服力，我带去的朋友是个纯血统的犹太人，他却附在我耳边悄悄说：‘他说得有道理。’——后来我经常听到人们说出这句话，从身边听众的嘴里，从意想不到的人嘴里听到这句话。”
凭借富有暗示意味的演说技巧，希特勒能对群众施加近乎催眠的影响力。他不同寻常的铿锵多变的嗓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见识过后期群众大会上的希特勒的人——当他们看到麦克风前狂吼乱叫的煽动者和独裁者时，很难想象出他早年在政治讲台上用并不刻意提高的自然的嗓音发出抑扬顿挫的洪亮的音节。”他的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以前听过的演讲家……他的声音低沉嘶哑，具有大提琴般的共鸣质感。他的口音——我们认为那是奥地利口音，其实是下巴伐利亚的口音——在德国中部人听来有点陌生，所以听众正好需要聚精会神地听。
爆发户的自卑心态
作为一个暴发户，希特勒一直担心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同时也担心自己的举止显得可笑。他努力适应社会的礼仪规范，在20年代他还显得有些不自信。按照1923年11月9日在统帅堂前殒命的朔伊布纳尔·里希特的遗孀的说法，希特勒在社交时“显得有些压抑”。当他不认识给他上的菜肴——比如龙虾或洋蓟时，他会对她说：“尊敬的夫人，请您指点我，这道菜应该怎么吃。”
1927年初，希特勒还让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拍了一系列皮裤和褐色衬衫造型的照片。后来他逐渐放弃了这类服装，因为它不符合德国人未来救世主的自我定位。他还保持着把新买的衣服穿到公众场合之前先让霍夫曼照相的习惯。他从没有拍过穿泳裤的摆拍照。除了他不会游泳而且不想学之外，他还指出一个可怕的先例：1919年8月《柏林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国家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和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在波罗的海特拉弗明德海滩的泳装照片，右翼报纸把照片当作攻击魏玛共和国领导人的把柄。
就像他拒绝学外语一样，希特勒也拒绝为了在社交场合跳舞而上舞蹈课。他认为“跳舞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是有失体面的活动”，在1933年2月9日帝国总统接待外国使团的招待会上，大家都注意到，新上任的帝国总理在不熟悉的舞池地板上迈出第一步时显得多么不安甚至尴尬。这位前二等兵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和笨手笨脚，显然不太适应他的角色。燕尾服背后的燕尾影响他的行动。他总是不断伸手去摸身上原来应该束腰带的位置，每次当他没能找到平素能让他冷静下来并给予他鼓励的撑手时，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恶劣了。他把手绢捏得皱巴巴的，看上去明显怯场。
“我不喜欢这家伙”，他习惯于这么说。如果哪个人试图进入他小心保护的私生活领域，他心中始终存在的不信任感立刻就会发作；如果哪个人看到他的软弱之态或者让他陷入尴尬，他肯定会寻求报复。在他如大象一样好的记忆里也保存着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内心不安的暴发户其实是个小心眼的人。
“冰与火”：希特勒的双重个性
在私人的小圈子里希特勒摆出另外一副面孔。他可以是个可爱的聊天对象，从不教训人，而是谈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战争中的经历——“他始终谈不够的最爱的话题”，谈建党初期的事或者1923年11月的政变。他像个会照顾人的“慈父”——和善，喜欢开玩笑，对别人无伤大雅的玩笑话一笑置之。从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扮演的角色有多迷人：希特勒“像父亲一样体贴。我很喜欢他。所有人都热爱他，因为他的心地善良，很热心”，他在1929年6月写道。1931年1月他又强调说：“和希特勒共进午餐……席间气氛相当愉快，领导像个慈父，他非常照顾我。”
希特勒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家中也受到家人般的款待。施佩尔注意到，希特勒“在这个圈子里比平时轻松”，“在瓦格纳家中他明显觉得安全，没有摆架子的必要”。他不仅和女主人从1926年开始就以“你”互稱，而且和瓦格纳家的四个孩子也相处得如一家人。他愿意让他们给自己拍照，带他们乘着奔驰增压型汽车去旅行，晚上在育儿室里给他们讲故事。“他关怀备至地对待孩子们”，维妮弗蕾德·瓦格纳回忆说。
莉泽洛特·施密特描述1936年5月初希特勒对拜罗伊特的一次私人访问：“他满脸幸福地从孩子们看向母亲，又从母亲看向孩子们。他心中明白，他在世界上能找到的最美的家乡就在瓦恩弗里德，在身边这些人中间。”
一个笔迹学家在1924年6月分析过希特勒的笔迹。向下倾斜的笔画暴露出“内心沉重的思虑”，它无疑说明一种“也许算得上强大，但是在关键时刻会出岔子的”个性。
“按照笔迹学判断，他是个明显的自杀者类型。他在求死，因而他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某种特征——沉迷于死亡，这也是尼伯龙根式困境（北欧神话中意指“死人之国”）一再重演的原因。”但是没有多少德国人这么看待希特勒，恰恰相反，1933年1月30日之后不久，这位新入主总理府的人已出人意料地广受好评。
（《希特勒传：跃升年代》，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