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如此评价自己的著作《农民的终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文明是它自身的组成部分。
　　这里的文明指的是由千千万万户小农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在大规模工商业文明出现以前，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形态，而且迄今仍在那些后发国家里顽强地存在着。作者在阐述写作本书的目的时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社会科学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呢？“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孟德拉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反传统的“田野教学派”的一员，孟德拉斯强调研究必须建立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为此，他和他的团队花了12年时间“上山下乡”进行这项调查。孟德拉斯认为法国的农村给社会学家“提供了一种实验室，那里收集了很多可供进行各种分析的‘自发性试验’”，因此虽然所论述的仅仅是法国，但读者可以“自由地探索可能的推论和借鉴”。
　　对于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命题显然具有浓厚的现实意义，那些先行者的进退得失足以为中国这样的后来者鉴。
　　在本书写就的1967年的法国，以小农户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的消亡进入尾声。从1946年到1965年，法国的拖拉机停车场从2万处左右发展到100多万处，新技术直接来自实验室的研究，而不是来自进步农业劳动者的摸索。
　　冲击不仅仅来自技术层面。那些沉迷于“个人主义”和“土地恋”的法国农民一度怀有这样的梦想：在吸收了一些新技术和接受了一些经济制约之后，也即适应期的危机过去之后，他们可以重新创立一种能够和以前一样持久的耕作与经营体制，进而重新找到类似他们父辈熟悉的那种平衡。
　　然而技术文明有着自己的节拍。像其他生产领域一样，农业也必须服从工业社会中技术和工业变化的节奏。一切农业生产都受消费者的欲望和市场的变化所支配。农民不仅远未重新找到传统的稳定，而且将经受技术革新和经济趋势带来的长期变动。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应对这一长期变动，法国农民或主动或被动走上了农业现代化和经营集中化的道路，从而“被卷入了”一场从变革“技术结构”始，至变革“社会结构”终的历史性事业。
　　在孟德拉斯看来，法国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具有惊人的适应性，一旦对经济的前途和“乡村职业的高尚”重新确立信心，他们可以按照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则行事，利用邻居外流的时机扩展自身，并以“惊人的可靠直觉去创立一些全新的和非常符合现代要求的机构（农业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集体利益协会、家庭乡村培训所等等）”。
　　在这里，不难看出，“邻居外流”和农民的“自组织”是“终结”小农户的两个关键前提，前者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结束对农民工进城的“欲迎还拒”，尽快放开对农民自我组织的限制，同样是顺遂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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