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首往事》稿子里回忆大跃进时期反、正两方面的文字，任何时候看都是有教育意义和警示作用的。只是感到在探讨和总结经验教训方面，还是有些可说的话。比如对总路线的贯彻问题就可作些具体的分析。总路线无论作为方针，还是作为口号，并非是错误的，而是较好的。问题在于没有把它贯彻好，其原因是没有正确处理多、快、好、省之间的关系。那时无论干部还是群众大都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强调了多和快，对好和省重视不够，甚至忽视。从哲学上说，多、快、好、省是矛盾的统一体。“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紧紧抓住好，然后强调多、快和省，才真正有实际意义。我想，当初若是把“多快好省”四个字变换一下，将“好”提到第一的位置，变成“好快多省”，效果就可能不一样。
　　大跃进过后，人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才充分认识到“好”的重要性，提出了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的指导思想。后来，工业战线更提出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的口号。其实，现在强调科学发展，仍然是在多、快、好、省几个方面做文章。比如常在媒体上看到“步入快车道”的语言，仍然说的是快，但此时“快”的内涵已与大跃进时期的“快”不同，它一定是以“好”为前提的。
　　二
　　“文革”结束后，文艺界形成了一个反思过去的潮流，其中有些文章写得不错，有些文章则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大约是在2004年，某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天斗地”不足夸》的署名文章，该文简单地否定了大跃进时期很流行的“战天斗地”的口号，把科学发展和革命精神对立起来，使人感到很是奇怪。我为此写了一篇争辩文章，分两次发表在《东风》杂志，后来收入《我的论与评》一书。
　　我认为，大跃进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水利建设上，林县红旗渠、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密云水库、新安江水利工程，都是那时的产物。作家徐刚的一篇散文里，有一个资料说，现有的水利工程，90%以上是大跃进时期建成的。在工业战线，大庆油田也是那时建成的。
　　三
　　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提，说它们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尚需斟酌。我以为还是分开说好。说大跃进总体上的不成功（或说失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否比较恰当？大跃进可说是一个“欲速则不达”的典型实例。
　　四
　　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在其所著《邓小平时代》中，写到邓小平关于怎样写大跃进的意见。傅高义说：“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看法，起草人别无选择必须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与‘文革’不同，邓小平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但他坚持认为，起草人在谈到‘大跃进’时，要先讲明这个时期的一些积极成就，然后再承认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