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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旧金山对日和约》，对日媾和，英国，英联邦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对日媾和是战后初期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对东亚冷战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学术界对《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对日媾和政策决策过程方面，对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和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忽略。这种研究视角，不可避免地将亚洲冷战主要理解为美国在亚洲推行遏制政策的过程，忽视了英国等国家在亚洲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阐明亚洲冷战的复杂性。
英国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之一，是影响战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理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战后初期日本作为战败国处于盟国占领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前，学者们普遍把盟国对日占领看做是“美国对日占领”或者“日本的美国插曲”，《旧金山对日和约》完全是美国意志的产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等政府档案文献的解密，特别是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相关政府档案文件的解密之后，为学者们重新全面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契机。学者们逐渐突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将英国政府档案文件、日本政府档案文件与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相互校勘，来研究英国等国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的作用，涌现了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研究成果。罗格·巴克雷的《占领外交：英国、美国和日本1945～1952年》，堪称研究英国与对日占领的经典之作，该著作探讨了对日占领时期的美英关系，揭示了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合著者”的地位。戈登·丹尼尔斯的《英国对战后日本的观点，1945～1949年》一文探讨了影响英国对日政策的诸因素，指出英国政府在最初对日政策考虑中，英联邦因素居于重要地位，英国对日政策的考虑超越了英日双边关系；但是随着冷战的加剧，在英国对日政策中，美英关系的考虑逐步取代了英联邦的团结一致，成为英国对日政策决策的主导因素。彼得·洛的《遏制东亚冷战：英国对日本、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8～1953》，以国别政治为主线，分别论述了1948～1953年的英中关系、英日关系和英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以及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美英的冲突与合作。细谷千博的《走向旧金山和约之路》，指出虽然在反对苏联这一点上美英是一致的，但是在美国对日媾和草案同英国确保象征昔日辉煌和残存的亚太地区“英国治下的和平”的殖民利益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英国针对美国的方案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方案。细谷千博考订了“吉田书简”的形成，由于美英两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致使日本在选择大陆和台湾方面举棋不定。美英两国进行了多次交涉，最终达成了《杜勒斯——莫里森协定》。美国政府利用了协定中的“日本政府对媾和对象的选择，由日本政府获得独立后自行抉择”这一点，以和约要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相要挟，迫使吉田主动表态。《吉田书简》是美英达成妥协后，美国对日本施压的结果。木佃洋一是日本研究战后英国亚洲政策的又一重要学者。他的《对日媾和与英国的亚洲政策》一文考察了从1949年秋到1951年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美英双方就日本安保和日本重整军备问题达成了一致；美英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关于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参加和会问题。他的专著《帝国黄昏——冷战下的英国亚洲政策》，上篇是英国对日媾和政策，下篇以马来亚为中心探讨了英国镇压马来亚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如何把反共与冷战结合起来，以及英国对美日安保条约、澳新美条约的反应。
加强英联邦的团结、发挥英国在英联邦中的领导作用，是战后英国外交的重要一环。英国的对日政策决策中，不能不考虑澳、新、印度等英联邦成员国的利益要求。在旧金山和约形成过程中，这些英联邦国家又是美国争取的对象。因此，学者们对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同美、英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安·卓特的《新西兰和日本1945～1952：占领与和平条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对新西兰对日媾和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探讨了相对于大国而言，小国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作用。作者指出《澳新美安全条约》《旧金山对日和约》为以后日新、美新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英国开始战略收缩、传统的战略和经济关系也由此发生改变时，《澳新美条约》《旧金山对日和约》的重要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渡边昭夫、宫里正玄主编的《旧金山议和》中收录的两篇论文菊池努的《在对日媾和中的澳大利亚外交》和莫菲的《印度与对日媾和》，也是研究英联邦国家对日媾和政策的代表作，前者主要探讨了澳大利亚在对日和约形成中的作用，后者探讨了作为重要的英联邦亚洲成员国——印度的对日媾和政策立场。
近年来，对日占领时期英日关系的研究又有新进展，突出表现在学者们的研究不断细化，问世了一些选题新颖、见解独到的著作。
陈肇斌的《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20世纪50年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认为“吉田书简”所确立的政策原则成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重新考订了“吉田书简”的由来。与细谷千博相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美英协商在先，然后美国同日本、台湾当局同时交涉；不同之处集中在美日交涉方面，陈肇斌在通过对散见在日本外务省、国会图书馆的四个标题为“吉田书简”的文件的考证后，得出了在杜勒斯与吉田茂的交涉中，吉田的立场是坚持在政治经济分离的条件下，处理日本同中国海峡两岸的关系。英国也同样希望日本与大陆和台湾都发展经济往来。但是，在这一时期英美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即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承认偏安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权，而吉田则坚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英国与日本经济复兴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自1948年起，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核心目标转向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把日本扶植为美国亚洲冷战的基石。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主要基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压力、防止日本商品在英联邦市场上的竞争危及到英国的东南亚利益等，反对美国的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横井规子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英日关系，1948～1962》一书中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公允，没有反应英国对日经济政策的全貌。作者依据英国内阁、外交部、商务部以及英格兰银行相关档案文件，全面阐述了从1948年到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这一时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指出英国对日经济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英国利用美国对日经济复兴，通过缔结以英镑为结算货币的英镑区与日本的贸易协定，推动日本和英镑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以满足英联邦亚洲各国的市场需求，而这在美元短缺的特定条件下，对日本经济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出于英国自身 利益的考虑，为维护英国商品在英镑区的市场份额，反对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反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正是在英国的坚持下，《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没有规定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突破了以往认为英国政府出卖英国人民利益、奉行对美顺从政策的僵化思维模式，开始依据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研究英国的亚洲冷战政策。对英国对日政策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国内较早涉及战后初期英国对日政策研究的是《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年卷)》，该卷第6章从美英关系的角度，涉及了英国对日媾和政策的一些观点。孟庆龙的《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一文提到了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构成了对英国亚洲利益的潜在威胁，并没有展开论述。该文主要从美英在亚洲的矛盾和分歧角度，重点论述了英国在对华政策、朝鲜战争及印度支那问题上对美抑制作用。于群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一书中的第5章论及了1951年美英联合对日和约草案的出台过程。进入新千年后，国内学者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的代表权问题上美英间的交涉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史料运用上，不单单依据美国政府档案文件，而且开始利用英国内阁、外交部的解密档案文件展开研究。王建朗的《台湾法律地位的扭曲——英国有关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1949～1951)》和徐友珍的《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是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前者论述了在缔结对日和约的过程中，英国曾坚持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并在和约中规定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但在美国的反对下，英国最终退让，英美达成国共双方均不参与和约签署、和约只言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而不明确台湾的归属。后者阐述了旧金山会议前后，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立场一度严重对立，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使英国就范。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张玉栋的《从“宽容”到“严格限制”的演变——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1945～1951)》是国内从经济方面论述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唯一篇论文。该文论述了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的变化过程，最初英国主张对日本采取宽容的政策，既要剪除日本对外侵略的威胁，又要复兴日本经济。但是由于亚洲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开始全面扶植日本，而且美国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寻找经济出路，这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英国调整对日经济政策，强调限制日本的经济扩张以维护本国利益。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地位作用展开了多维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在历史认识方面，他们偏重强调英国参加制定对日媾和政策的动机是重建在亚洲失去的威信，忽视了英国重建殖民大国地位这一根本问题；偏重强调美英之间的分歧，而忽视其协调的一面；偏重强调英联邦内部离心倾向，而忽视这一时期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方法论方面，在英国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英国从没有孤立的考虑某一地区问题，应将英国的对日政策与英国的对华政策、东南亚政策，以及欧洲政策、中东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英帝国整体的角度揭示英国的对日媾和政策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对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作用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不能完整地反映英国亚洲政策中冷战意识和帝国意识并存的两重性特点。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仍局限于个案研究上，还没有对战后初期英国对日政策决策过程展开全面、综合的分析，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此，研究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和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仍大有可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对日媾和是战后初期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对东亚冷战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学术界对《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对日媾和政策决策过程方面，对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和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忽略。这种研究视角，不可避免地将亚洲冷战主要理解为美国在亚洲推行遏制政策的过程，忽视了英国等国家在亚洲冷战起源中的作用，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阐明亚洲冷战的复杂性。
英国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家之一，是影响战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理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战后初期日本作为战败国处于盟国占领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前，学者们普遍把盟国对日占领看做是“美国对日占领”或者“日本的美国插曲”，《旧金山对日和约》完全是美国意志的产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等政府档案文献的解密，特别是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相关政府档案文件的解密之后，为学者们重新全面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契机。学者们逐渐突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将英国政府档案文件、日本政府档案文件与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相互校勘，来研究英国等国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的作用，涌现了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研究成果。罗格·巴克雷的《占领外交：英国、美国和日本1945～1952年》，堪称研究英国与对日占领的经典之作，该著作探讨了对日占领时期的美英关系，揭示了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合著者”的地位。戈登·丹尼尔斯的《英国对战后日本的观点，1945～1949年》一文探讨了影响英国对日政策的诸因素，指出英国政府在最初对日政策考虑中，英联邦因素居于重要地位，英国对日政策的考虑超越了英日双边关系；但是随着冷战的加剧，在英国对日政策中，美英关系的考虑逐步取代了英联邦的团结一致，成为英国对日政策决策的主导因素。彼得·洛的《遏制东亚冷战：英国对日本、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8～1953》，以国别政治为主线，分别论述了1948～1953年的英中关系、英日关系和英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以及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美英的冲突与合作。细谷千博的《走向旧金山和约之路》，指出虽然在反对苏联这一点上美英是一致的，但是在美国对日媾和草案同英国确保象征昔日辉煌和残存的亚太地区“英国治下的和平”的殖民利益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英国针对美国的方案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方案。细谷千博考订了“吉田书简”的形成，由于美英两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致使日本在选择大陆和台湾方面举棋不定。美英两国进行了多次交涉，最终达成了《杜勒斯——莫里森协定》。美国政府利用了协定中的“日本政府对媾和对象的选择，由日本政府获得独立后自行抉择”这一点，以和约要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相要挟，迫使吉田主动表态。《吉田书简》是美英达成妥协后，美国对日本施压的结果。木佃洋一是日本研究战后英国亚洲政策的又一重要学者。他的《对日媾和与英国的亚洲政策》一文考察了从1949年秋到1951年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美英双方就日本安保和日本重整军备问题达成了一致；美英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关于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参加和会问题。他的专著《帝国黄昏——冷战下的英国亚洲政策》，上篇是英国对日媾和政策，下篇以马来亚为中心探讨了英国镇压马来亚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如何把反共与冷战结合起来，以及英国对美日安保条约、澳新美条约的反应。
加强英联邦的团结、发挥英国在英联邦中的领导作用，是战后英国外交的重要一环。英国的对日政策决策中，不能不考虑澳、新、印度等英联邦成员国的利益要求。在旧金山和约形成过程中，这些英联邦国家又是美国争取的对象。因此，学者们对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同美、英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安·卓特的《新西兰和日本1945～1952：占领与和平条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对新西兰对日媾和政策决策过程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探讨了相对于大国而言，小国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作用。作者指出《澳新美安全条约》《旧金山对日和约》为以后日新、美新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英国开始战略收缩、传统的战略和经济关系也由此发生改变时，《澳新美条约》《旧金山对日和约》的重要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渡边昭夫、宫里正玄主编的《旧金山议和》中收录的两篇论文菊池努的《在对日媾和中的澳大利亚外交》和莫菲的《印度与对日媾和》，也是研究英联邦国家对日媾和政策的代表作，前者主要探讨了澳大利亚在对日和约形成中的作用，后者探讨了作为重要的英联邦亚洲成员国——印度的对日媾和政策立场。
近年来，对日占领时期英日关系的研究又有新进展，突出表现在学者们的研究不断细化，问世了一些选题新颖、见解独到的著作。
陈肇斌的《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20世纪50年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认为“吉田书简”所确立的政策原则成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重新考订了“吉田书简”的由来。与细谷千博相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美英协商在先，然后美国同日本、台湾当局同时交涉；不同之处集中在美日交涉方面，陈肇斌在通过对散见在日本外务省、国会图书馆的四个标题为“吉田书简”的文件的考证后，得出了在杜勒斯与吉田茂的交涉中，吉田的立场是坚持在政治经济分离的条件下，处理日本同中国海峡两岸的关系。英国也同样希望日本与大陆和台湾都发展经济往来。但是，在这一时期英美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即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承认偏安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权，而吉田则坚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英国与日本经济复兴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自1948年起，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核心目标转向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把日本扶植为美国亚洲冷战的基石。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主要基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压力、防止日本商品在英联邦市场上的竞争危及到英国的东南亚利益等，反对美国的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横井规子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英日关系，1948～1962》一书中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公允，没有反应英国对日经济政策的全貌。作者依据英国内阁、外交部、商务部以及英格兰银行相关档案文件，全面阐述了从1948年到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这一时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指出英国对日经济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英国利用美国对日经济复兴，通过缔结以英镑为结算货币的英镑区与日本的贸易协定，推动日本和英镑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以满足英联邦亚洲各国的市场需求，而这在美元短缺的特定条件下，对日本经济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出于英国自身 利益的考虑，为维护英国商品在英镑区的市场份额，反对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反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正是在英国的坚持下，《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没有规定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
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突破了以往认为英国政府出卖英国人民利益、奉行对美顺从政策的僵化思维模式，开始依据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研究英国的亚洲冷战政策。对英国对日政策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国内较早涉及战后初期英国对日政策研究的是《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年卷)》，该卷第6章从美英关系的角度，涉及了英国对日媾和政策的一些观点。孟庆龙的《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一文提到了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构成了对英国亚洲利益的潜在威胁，并没有展开论述。该文主要从美英在亚洲的矛盾和分歧角度，重点论述了英国在对华政策、朝鲜战争及印度支那问题上对美抑制作用。于群的《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一书中的第5章论及了1951年美英联合对日和约草案的出台过程。进入新千年后，国内学者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的代表权问题上美英间的交涉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史料运用上，不单单依据美国政府档案文件，而且开始利用英国内阁、外交部的解密档案文件展开研究。王建朗的《台湾法律地位的扭曲——英国有关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1949～1951)》和徐友珍的《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是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前者论述了在缔结对日和约的过程中，英国曾坚持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并在和约中规定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但在美国的反对下，英国最终退让，英美达成国共双方均不参与和约签署、和约只言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而不明确台湾的归属。后者阐述了旧金山会议前后，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立场一度严重对立，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使英国就范。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张玉栋的《从“宽容”到“严格限制”的演变——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政策(1945～1951)》是国内从经济方面论述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唯一篇论文。该文论述了战后初期英国对日经济的变化过程，最初英国主张对日本采取宽容的政策，既要剪除日本对外侵略的威胁，又要复兴日本经济。但是由于亚洲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开始全面扶植日本，而且美国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寻找经济出路，这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英国调整对日经济政策，强调限制日本的经济扩张以维护本国利益。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地位作用展开了多维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在历史认识方面，他们偏重强调英国参加制定对日媾和政策的动机是重建在亚洲失去的威信，忽视了英国重建殖民大国地位这一根本问题；偏重强调美英之间的分歧，而忽视其协调的一面；偏重强调英联邦内部离心倾向，而忽视这一时期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方法论方面，在英国对外政策形成过程中，英国从没有孤立的考虑某一地区问题，应将英国的对日政策与英国的对华政策、东南亚政策，以及欧洲政策、中东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英帝国整体的角度揭示英国的对日媾和政策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对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形成中的作用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不能完整地反映英国亚洲政策中冷战意识和帝国意识并存的两重性特点。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仍局限于个案研究上，还没有对战后初期英国对日政策决策过程展开全面、综合的分析，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因此，研究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在《旧金山和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仍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