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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语伴随着华夏文明走过了五千年历程。西学东渐请进德赛二先生以来，汉语得到了空前普及提高。共和国成立后，普通话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对古人食而不化，于西方囫囵吞枣，现代汉语跟普通话与古代汉语、国语、华语的逻辑关系众说纷纭，以假乱真。在提出文化大繁荣的今天，采取科学理性的方法客观认识分析汉文化，融汇古今，中西合璧。避免古今中外言说方式差异引发误读。学习古贤的思想精髓并采用现代科学话语形式、运用系统观点真正传承弘扬汉学的文化精华。
关键词：普通话 古汉语 母语 国语 官话 华语 语音学 等韵学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05-02
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普通话的学术名称叫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制定的官方权威定义。学术暴力阴影几十年挥之不去，中国学术界就这样照本宣科循环论证了60余年。其实中国自明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之后，就开始推广“官话”。不过明初定都南京，其间萌芽的官话概念按理还不是如今的北京话。以北京话为正宗官话，应该是在朱棣迁都北京后逐步定型的。到清代，满清朝廷没有强制推行满语，而是明智地主动学习和使用汉语。满人入关取得政权后，不是宣布自身比汉人优秀，也没有声称自己代表了大中华的先进文化。满人学习应用汉语知识，积极推广官话，从而顺利地实现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也促使中国的科技文化水平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巅峰。
明清两朝皇上狂妄认定，自己就是统领世界的真龙天子，而文人也心安理得妄称天朝国朝。国朝使用的官话理所当然就叫“国语”，那时孑遗的国语之名迄今可以令我们感受到“天朝”的狭隘与自大。幸得走出国门的华夏儿女认知了世界之大，才有可能构想出了“华语”这么一种明亮显豁的名称。但港澳台爱国人士坚称自己说的是国语，却暗含明清两朝遗老的亡国念旧遗风。如果中国人称自己的语言为国语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华人到了世界各国，向友人声称自己能够“使用国语”岂不可笑。须知英格兰人的国语是英语、意志民族的国语是德语、法兰西共和国的国语是法语。上世纪中叶，新中国的语言研究不属于学术而是政治运动，泥腿子使用枪杆子“保卫”祖国语言健康。在将华语改称汉语的同时，一直在不断解释：汉语不是汉族语言而是汉民族共同语，又叫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又不是普普通通的话云云。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这句本身不知其可的废话，我们不便说它跟国语之名一样荒诞不经，不过它自身还是有些显得朝三暮四滑稽可笑的。华语被改称汉语，除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学术意味已经黯然消逝。在古老的中华文明日益受到世人尊重的文化背景下，仁人志士想必终会择机恢复“华语”之名，意为“华人共同语”，才能做到名归实至。
毋庸置辩不由分说，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现代汉语才是我国大中专学校讲授母语的教学科研标准名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共五个部分的有机结合。“普通话”往往只能表达北京方言为主的语音，比如说“请讲普通话”，并非指出对方所用不是汉语，而仅仅意味着没有采用北京语音说汉语罢了。语文教师在教授古代汉语时，很多人出于表达之需，比如说为了呈现先秦两汉魏晋唐宋诗词歌赋曲的韵律，那是不能采用北京语音的。中国有不可计数的语文教师，我们可否因此认为他们讲的不是汉语呢。这个简单的类比，应该足以令学界分清汉语跟普通话二者的天壤之别。现在叫我们说粤语、吴语、赣方言、闽南话、客家话是汉语方言，让人深感牵强而底气不足。如果表述成包括汉语在内的七大方言，都属华语方言，其中汉语是华语主方言，其他属于次方言。这样才符合现代语言科学的分类规则，也才叫天衣无缝令人折服。
国内现行语言教学科研理论体系认为，汉语共有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含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三种次方言）、吴方言（也称吴语）、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也称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也称粤语）。我们无暇在这里展开讨论共同语跟方言、次方言之间的用语规范问题，我们面临更为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探讨。几乎所有教材、论著都是众口一辞信誓旦旦地说，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和分支。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悖论。首先我们不知道学术界认为北方方言跟普通话谁是谁的变体或分支。不过仅凭常识大家都知道；无论世界各国以何种语言作为官方用语，那一定是发生在先有多种方言之后的事。不然就毫无必要去选择采用某种基础方言或外来语言为官方用语了。问题是，无论何种方言，都绝不可能是官方语言的“地方变体和分支”。地方方言跟官方语言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这是毋庸苦辩的简单事实。汉语界所称的“蓝青官话、西南官话”等等，都是不明就里的人采用的术语。所谓官话，其实质就是地方自治时期的官府通用语。早在汉语之名还未出现的时候，在民族地区就称之为“客话”或“明话”。揶揄人一点就说成“官腔、京腔”，时髦说法就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变体说或分支说找到一点似是而非的依据。关于地方变体说，可以追溯到西方社会流传甚广的《圣经·旧约·创世纪》：“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Babel）在欧美语言中至今仍然是“变乱”的意思。 至于分支说，则可以从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的语言谱系分类法中寻到踪影。著名的谱系树理论是受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观点启发而建立的。它将人类语言描述为一株谱系树，方言就是由这株大树分蘖出的若干枝桠。新的方言随着谱系树的繁衍壮大不断形成，自然而然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分支”。 不过今天依然存活的最顶端的枝桠才是各种语言。 由于许许多多的枝桠难以穷尽于画面，谱系树也因此很难画完。基于这样的思维前提，施莱赫尔提出许多语言都有共同的起源，即共同的“母语”。他设想相似语言都是从某个母语派生出来的亲属语，而方言彼此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有所不同。属于相同语族或语支的语言，亲属关系就十分亲近。以斯拉夫语族中的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为例，三种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十分相似，所以讲俄语的人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据此认定它们属于该同一语族的相同语支。至于属于不同语族或语支的语言，亲属关系则相对比较疏远。他认为各种语言都有其原始的语言形式，并根据来源对语言进行分类，因为从语言发生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所以也被称作发生学分类。
一如早期的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视为有机体，认为它也有生老盛衰病死腐败的过程，语言谱系树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忽略了人类语言一定是先有方言，而后众多方言向经济文化发达政治成熟的方言区学习汇流的基本事实。必须指出地方变体跟支流两种说辞都存在本末倒置的错误。将方言说成是共同语的“地方变体和分支”，是有违常识的语言学悖论。我们不妨将方言跟共同语与河流进行类比，方言跟共同语就俨如源与流的关系。河流是先有若干源流，而后向有利地势汇合集中的。源流固然没有干流那样的浩荡磅礴，但众多支流却是干流的源泉。因此应该说方言是共同语的源泉，共同语是各种方言的汇流、集中与提高。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究竟选取何种主流方言作为官方用语，跟文化、经济、政治甚至交通有着极大的关系。当然世界上的确也存在一种完全脱离于方言之外的官方语言。那就是早期殖民国家强制使用的殖民语。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至今不难找到，例如印度以及中国香港广泛使用的英语。但也像马来西亚人同时使用马来语跟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一样，尽管在某些地方可能流行两种官方语言，但民族语仍然是本地世居居民的通用语言。从语言学角度观察，这种通过政治或经济优势强行推广的语言，简直无异于人工语言，它跟土著语或民族语之间永远不可能产生丝毫的亲缘关系。地方变体说或分支说的理论缺陷还在于，以日本为例，东京音大阪音同为日本的官方语言，那么我们的学者将如何表达东京音与大阪音之间谁是谁的分支或地方变体呢。还可以找到很多此类的例证：巴布亚新几内亚官方语为英语，在700余种方言中，新几内亚多讲皮金语，巴布亚则多用莫土语。我们能否告诉大家，三种语言孰为所谓的支流或地方变体呢。
上述那种类人工语言与汉语跟方言的关系还无法加以以上的类比。粤语、吴语、闽语实际上不仅在语法方面跟专家所说的普通话差距甚大，就是语音、词汇也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变体”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出现和形成的，他们又属于何种官话的“分支”。都是学者无法回答的悖论。再看其他民族，俄罗斯全境通用俄语，但各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当然，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之利，各国也会主动将俄语与“方言”一起使用，以此满足不同社会阶层民众交流之需。
汉字是一个表意文化符号系统，它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十里不同音”的各民族借助文化同源的基础，经由汉字就能实现互相交流传承；地域并不比中国大多少的欧洲，各国使用的是表音文字。众多民族拥有各自的语言文字，也顺势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表意文字展现的这种超方言功能，只要直接转写就能实现交流传承，表音文字显示的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进行借鉴吸收。亚细亚语言文字的这种超方言功能跟欧罗巴语言文字的那种跨文化现象是毫不相同的。介于亚欧毗邻地带的前苏联能够对36个加盟共和国实施有效控制，并不是凭借优越的政治制度，而是得益于超方言俄语的使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大量的典籍辞章，都不是采用不到千年的近现代汉语写就的。无论《诗经》《楚辞》还是《春秋》《论语》，都不会是普通话作品。我们当然不会说它们是普通话的“地方变文”，同样也不能说它们是汉语的分支。著名的唐代陆法言《切韵》，其中的“东，德红切”，其实那就是鲁方言的真实记录。现实中的网络俚语辽宁方言“草泥马”、河南方言“吉跋猫”也是利用方言记音而逃脱了严格审查流行于世。
汉字超方言功能形成的“文白两读”是异域学者难以理喻的。这里不能不说中国特色的语音学——等韵学了。方言带来的空间因素和时间造成的时间因素混为一体，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性共时性交错而扑朔迷离的等韵学。中国读书人案头枕边多见的是《泰律篇》《拙庵韵悟》《类音》《同文异声故》《等韵精要》《音韵逢源》《等韵一得》诸书，把古今学者搅进了五里雾中。而兼收新旧音的《音韵明灯》《切韵正音经纬图》《等子述》《音切谱》《切音捷诀》《幼学切音便读》，以及并蓄南北音的《李氏音鉴》《横切五声图》《双声叠韵一贯图》《古今中外声韵通例》《张氏音括》《刘氏切韵指掌》等。这些古今不分、南北莫辩的等韵学论著，令中国传统语音学要么使前人皓首无成，要么令后人望而却步。在成就了一代代学者的同时，更贻误了一批批专家。说古代某些汉语方言存在复辅音、还有七个九个甚至十一种声调，就是误读误信了此类跨南北、越古今的韵书被误导所致。
不过其间也出现过许多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上乘佳作，如以历时性方法描写古音的著作《韵镜》《七音略》《古韵通》《声类表》《韵谱略观》《声音表》《上古音手册》《古音手册》，表现明清“官话”标准音的《青郊杂著》《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交泰韵》《元韵谱》《韵通》《切韵声原》《切法辨疑》《翻切简可编》《正音切韵指掌》《山门新语》《正音通俗表》《空谷传声》《等韵切音指南》。属于共时性研究著作，表现明清时期“读书音”的《韵学集成》《声韵会通》《韵学大成》《并音连声字学集要》《字学元元》《韵表》《音声纪元》《音韵阐微韵谱》《韵学经纬》《掲韵摄法》《诗韵析》《韵谱汇编》《诗韵歌诀初步》《诗韵四声谱广注》《同音字辨》《四音定切》《一日通韵》，专讲南方语音的《等韵便读》《五声反切正韵》《射声小谱》《戚林八音》《汇音妙语》《拍掌知音》《击掌知音》《雅俗通十五音》《潮声十五音》，还有记述北方语音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七音谱》。总之，现代汉语或普通话之名，如果不能涵盖古代语言及现代方言，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普通话 古汉语 母语 国语 官话 华语 语音学 等韵学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05-02
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普通话的学术名称叫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制定的官方权威定义。学术暴力阴影几十年挥之不去，中国学术界就这样照本宣科循环论证了60余年。其实中国自明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之后，就开始推广“官话”。不过明初定都南京，其间萌芽的官话概念按理还不是如今的北京话。以北京话为正宗官话，应该是在朱棣迁都北京后逐步定型的。到清代，满清朝廷没有强制推行满语，而是明智地主动学习和使用汉语。满人入关取得政权后，不是宣布自身比汉人优秀，也没有声称自己代表了大中华的先进文化。满人学习应用汉语知识，积极推广官话，从而顺利地实现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也促使中国的科技文化水平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巅峰。
明清两朝皇上狂妄认定，自己就是统领世界的真龙天子，而文人也心安理得妄称天朝国朝。国朝使用的官话理所当然就叫“国语”，那时孑遗的国语之名迄今可以令我们感受到“天朝”的狭隘与自大。幸得走出国门的华夏儿女认知了世界之大，才有可能构想出了“华语”这么一种明亮显豁的名称。但港澳台爱国人士坚称自己说的是国语，却暗含明清两朝遗老的亡国念旧遗风。如果中国人称自己的语言为国语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华人到了世界各国，向友人声称自己能够“使用国语”岂不可笑。须知英格兰人的国语是英语、意志民族的国语是德语、法兰西共和国的国语是法语。上世纪中叶，新中国的语言研究不属于学术而是政治运动，泥腿子使用枪杆子“保卫”祖国语言健康。在将华语改称汉语的同时，一直在不断解释：汉语不是汉族语言而是汉民族共同语，又叫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又不是普普通通的话云云。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这句本身不知其可的废话，我们不便说它跟国语之名一样荒诞不经，不过它自身还是有些显得朝三暮四滑稽可笑的。华语被改称汉语，除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学术意味已经黯然消逝。在古老的中华文明日益受到世人尊重的文化背景下，仁人志士想必终会择机恢复“华语”之名，意为“华人共同语”，才能做到名归实至。
毋庸置辩不由分说，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现代汉语才是我国大中专学校讲授母语的教学科研标准名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共五个部分的有机结合。“普通话”往往只能表达北京方言为主的语音，比如说“请讲普通话”，并非指出对方所用不是汉语，而仅仅意味着没有采用北京语音说汉语罢了。语文教师在教授古代汉语时，很多人出于表达之需，比如说为了呈现先秦两汉魏晋唐宋诗词歌赋曲的韵律，那是不能采用北京语音的。中国有不可计数的语文教师，我们可否因此认为他们讲的不是汉语呢。这个简单的类比，应该足以令学界分清汉语跟普通话二者的天壤之别。现在叫我们说粤语、吴语、赣方言、闽南话、客家话是汉语方言，让人深感牵强而底气不足。如果表述成包括汉语在内的七大方言，都属华语方言，其中汉语是华语主方言，其他属于次方言。这样才符合现代语言科学的分类规则，也才叫天衣无缝令人折服。
国内现行语言教学科研理论体系认为，汉语共有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含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三种次方言）、吴方言（也称吴语）、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也称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也称粤语）。我们无暇在这里展开讨论共同语跟方言、次方言之间的用语规范问题，我们面临更为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探讨。几乎所有教材、论著都是众口一辞信誓旦旦地说，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和分支。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悖论。首先我们不知道学术界认为北方方言跟普通话谁是谁的变体或分支。不过仅凭常识大家都知道；无论世界各国以何种语言作为官方用语，那一定是发生在先有多种方言之后的事。不然就毫无必要去选择采用某种基础方言或外来语言为官方用语了。问题是，无论何种方言，都绝不可能是官方语言的“地方变体和分支”。地方方言跟官方语言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这是毋庸苦辩的简单事实。汉语界所称的“蓝青官话、西南官话”等等，都是不明就里的人采用的术语。所谓官话，其实质就是地方自治时期的官府通用语。早在汉语之名还未出现的时候，在民族地区就称之为“客话”或“明话”。揶揄人一点就说成“官腔、京腔”，时髦说法就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变体说或分支说找到一点似是而非的依据。关于地方变体说，可以追溯到西方社会流传甚广的《圣经·旧约·创世纪》：“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Babel）在欧美语言中至今仍然是“变乱”的意思。 至于分支说，则可以从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的语言谱系分类法中寻到踪影。著名的谱系树理论是受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观点启发而建立的。它将人类语言描述为一株谱系树，方言就是由这株大树分蘖出的若干枝桠。新的方言随着谱系树的繁衍壮大不断形成，自然而然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分支”。 不过今天依然存活的最顶端的枝桠才是各种语言。 由于许许多多的枝桠难以穷尽于画面，谱系树也因此很难画完。基于这样的思维前提，施莱赫尔提出许多语言都有共同的起源，即共同的“母语”。他设想相似语言都是从某个母语派生出来的亲属语，而方言彼此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有所不同。属于相同语族或语支的语言，亲属关系就十分亲近。以斯拉夫语族中的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为例，三种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十分相似，所以讲俄语的人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据此认定它们属于该同一语族的相同语支。至于属于不同语族或语支的语言，亲属关系则相对比较疏远。他认为各种语言都有其原始的语言形式，并根据来源对语言进行分类，因为从语言发生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所以也被称作发生学分类。
一如早期的社会学家将人类社会视为有机体，认为它也有生老盛衰病死腐败的过程，语言谱系树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忽略了人类语言一定是先有方言，而后众多方言向经济文化发达政治成熟的方言区学习汇流的基本事实。必须指出地方变体跟支流两种说辞都存在本末倒置的错误。将方言说成是共同语的“地方变体和分支”，是有违常识的语言学悖论。我们不妨将方言跟共同语与河流进行类比，方言跟共同语就俨如源与流的关系。河流是先有若干源流，而后向有利地势汇合集中的。源流固然没有干流那样的浩荡磅礴，但众多支流却是干流的源泉。因此应该说方言是共同语的源泉，共同语是各种方言的汇流、集中与提高。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究竟选取何种主流方言作为官方用语，跟文化、经济、政治甚至交通有着极大的关系。当然世界上的确也存在一种完全脱离于方言之外的官方语言。那就是早期殖民国家强制使用的殖民语。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至今不难找到，例如印度以及中国香港广泛使用的英语。但也像马来西亚人同时使用马来语跟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一样，尽管在某些地方可能流行两种官方语言，但民族语仍然是本地世居居民的通用语言。从语言学角度观察，这种通过政治或经济优势强行推广的语言，简直无异于人工语言，它跟土著语或民族语之间永远不可能产生丝毫的亲缘关系。地方变体说或分支说的理论缺陷还在于，以日本为例，东京音大阪音同为日本的官方语言，那么我们的学者将如何表达东京音与大阪音之间谁是谁的分支或地方变体呢。还可以找到很多此类的例证：巴布亚新几内亚官方语为英语，在700余种方言中，新几内亚多讲皮金语，巴布亚则多用莫土语。我们能否告诉大家，三种语言孰为所谓的支流或地方变体呢。
上述那种类人工语言与汉语跟方言的关系还无法加以以上的类比。粤语、吴语、闽语实际上不仅在语法方面跟专家所说的普通话差距甚大，就是语音、词汇也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变体”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出现和形成的，他们又属于何种官话的“分支”。都是学者无法回答的悖论。再看其他民族，俄罗斯全境通用俄语，但各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当然，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之利，各国也会主动将俄语与“方言”一起使用，以此满足不同社会阶层民众交流之需。
汉字是一个表意文化符号系统，它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十里不同音”的各民族借助文化同源的基础，经由汉字就能实现互相交流传承；地域并不比中国大多少的欧洲，各国使用的是表音文字。众多民族拥有各自的语言文字，也顺势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表意文字展现的这种超方言功能，只要直接转写就能实现交流传承，表音文字显示的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进行借鉴吸收。亚细亚语言文字的这种超方言功能跟欧罗巴语言文字的那种跨文化现象是毫不相同的。介于亚欧毗邻地带的前苏联能够对36个加盟共和国实施有效控制，并不是凭借优越的政治制度，而是得益于超方言俄语的使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大量的典籍辞章，都不是采用不到千年的近现代汉语写就的。无论《诗经》《楚辞》还是《春秋》《论语》，都不会是普通话作品。我们当然不会说它们是普通话的“地方变文”，同样也不能说它们是汉语的分支。著名的唐代陆法言《切韵》，其中的“东，德红切”，其实那就是鲁方言的真实记录。现实中的网络俚语辽宁方言“草泥马”、河南方言“吉跋猫”也是利用方言记音而逃脱了严格审查流行于世。
汉字超方言功能形成的“文白两读”是异域学者难以理喻的。这里不能不说中国特色的语音学——等韵学了。方言带来的空间因素和时间造成的时间因素混为一体，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性共时性交错而扑朔迷离的等韵学。中国读书人案头枕边多见的是《泰律篇》《拙庵韵悟》《类音》《同文异声故》《等韵精要》《音韵逢源》《等韵一得》诸书，把古今学者搅进了五里雾中。而兼收新旧音的《音韵明灯》《切韵正音经纬图》《等子述》《音切谱》《切音捷诀》《幼学切音便读》，以及并蓄南北音的《李氏音鉴》《横切五声图》《双声叠韵一贯图》《古今中外声韵通例》《张氏音括》《刘氏切韵指掌》等。这些古今不分、南北莫辩的等韵学论著，令中国传统语音学要么使前人皓首无成，要么令后人望而却步。在成就了一代代学者的同时，更贻误了一批批专家。说古代某些汉语方言存在复辅音、还有七个九个甚至十一种声调，就是误读误信了此类跨南北、越古今的韵书被误导所致。
不过其间也出现过许多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上乘佳作，如以历时性方法描写古音的著作《韵镜》《七音略》《古韵通》《声类表》《韵谱略观》《声音表》《上古音手册》《古音手册》，表现明清“官话”标准音的《青郊杂著》《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交泰韵》《元韵谱》《韵通》《切韵声原》《切法辨疑》《翻切简可编》《正音切韵指掌》《山门新语》《正音通俗表》《空谷传声》《等韵切音指南》。属于共时性研究著作，表现明清时期“读书音”的《韵学集成》《声韵会通》《韵学大成》《并音连声字学集要》《字学元元》《韵表》《音声纪元》《音韵阐微韵谱》《韵学经纬》《掲韵摄法》《诗韵析》《韵谱汇编》《诗韵歌诀初步》《诗韵四声谱广注》《同音字辨》《四音定切》《一日通韵》，专讲南方语音的《等韵便读》《五声反切正韵》《射声小谱》《戚林八音》《汇音妙语》《拍掌知音》《击掌知音》《雅俗通十五音》《潮声十五音》，还有记述北方语音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西儒耳目资》《七音谱》。总之，现代汉语或普通话之名，如果不能涵盖古代语言及现代方言，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