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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及其政治哲学的的研究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院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评价称,李光耀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观察家。在他刚刚庆祝完90岁大寿之际,李光耀的新书中文版在中国推出,内容与他所持续关注的中国有关,题为《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这本书的形式相当特别,由李光耀口述,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以及阿里·温尼(Ali Wyne)三位哈佛学者共同编著。
另一位与中国同样有着深刻渊源的政治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本书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自古以来,关于个人究竟是历史的创造者,还是历史的记录者,一直存在争论,但就李光耀而言,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
早在两年半之前,艾利森和他的两位同事就开始酝酿这本书。由于李光耀之前的著作大都聚焦在新加坡的建设,三位哈佛学者想做一个全新的尝试——大多数人都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正在发生什么,而“由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来回答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在与李光耀相关的卷帙浩繁的著作、采访稿、讲话稿,以及大量的演讲中,提炼出最有趣的部分,再据此整理提问并赴新加坡采访。他们着力避免做出任何评论或发表个人见解,只提出他们认为“国际人士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对话体形式直接记录李光耀的回答。
艾利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本书中最困难的部分,莫过于“将一本原可能是上千页的大部头书籍提炼至100多页”。书中仅用了15页文字就将中国的未来章节阐述完毕,在艾利森看来,这归结于李光耀有着“积极主动并成功概括观点的能力”。
事实上,早在45年前,还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生的艾利森第一次见到李光耀。1968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到哈佛大学进修,艾利森因此有机会在咖啡厅与他会面。此后,艾利森曾在访问新加坡时拜访过李光耀。在70年代,新加坡现任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还成为了艾利森的学生。多年后,当艾利森等人联系上李光耀并提出采访邀请,也就顺理成章得到了他爽快的答应。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的英文原版为《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在新加坡成为畅销书后,该书的中文版也终于在中国面世。中文版保留了英文版的全部章节,并最大限度保留了李光耀的原话。
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领导人真的准备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国吗?”
李光耀则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中国人复兴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中国希望世界接受它本来的模样,而不是以西方社会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
在艾利森看来,政治家口中很难给出这样毫不含糊直白的回答,也只有李光耀敢这样说。
在他眼中,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全球首席中国问题观察家。事实上,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李光耀曾会见过五代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据统计,李光耀自1976年首次访华至今,在37年间共访华33次。
“他是华人,他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艾利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关注中国,总觉得不够透彻。”除此之外,艾利森还认为,李光耀知道新加坡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夹在东西方大国之间,新加坡只能随时保持警惕、机敏和灵活应变,才能存活发展。此外,李光耀还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战略家,他以超前的思维思考过很多问题,包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使得他对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见解。
有一段李光耀与邓小平的谈话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李光耀在晚宴上对邓小平说,“我在想,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会怎样?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而棘手得多。
谈及中国实施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时,李光耀在书中说道,“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
艾利森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觉得十分惊讶——这是一个他闻所未闻的角度和观点。
在其回忆录中,李光耀曾强调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地位。他说,“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尽管李光耀一直推崇儒家文化,近年也一直大力号召学习汉语,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英语从新加坡建立之初就在这个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描述过一个理想城邦的图景:首先需要有一位卫国者,这个人也是哲学家式的王者。他能力超群,为众人拥戴而成其领袖。在艾利森看来,李光耀与柏拉图所述之人有相似之处。
艾利森眼中的李光耀“独裁又自信”,有着广阔的视野,这能使他保持对事物开明而好奇的态度。“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一旦受到批评或反对就必须要予以回击了。他变得越来越冷静。”
2005年,李显龙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宣布撤销40年的赌禁,并计划耗资50亿新加坡元在国内兴建两个世界级赌场度假村。对此,时任新加坡资政的李光耀表示反对。父子俩为此事有过很大的争论。但最终李光耀还是决定,由儿子及其领导的政府自行决定。 艾利森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李光耀家庭的一件趣事:李光耀的孙子李弘毅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求学时,李光耀就曾告诫他毕业后应该回国。但李弘毅却说,我想为谷歌公司工作。最后,李光耀也拿这个思想独立的孙儿没有办法,只好随他去了。
不少政治观察家评论称,李光耀就像一位“封建大家长”。中国学者秦晖也曾指出,李光耀所主张的政治在制度上是一种家长式政体。而在艾利森看来,李光耀的这种特质在新加坡的建立阶段起到了十分必要的作用。但显然,李光耀现在已经意识到,他的儿子李显龙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形势: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居民收入水平比大多数美国人还高的富足国家了,下一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这是新加坡的下一个篇章。对于李光耀而言,年届90的他已经不再是故事的主角。
“李光耀的思维仍然很活跃,但是精力却大不如前了。”艾利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使是在采访的两年半时间内,艾利森也明显感觉到李光耀在日渐衰老。
夫人柯玉芝中风、病逝是对李光耀最大的打击。他曾坦言,太太的疾病带给他的压力是持续不断的,这比他这些年在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压力更沉重。他们的婚姻历经61载,一直恩爱。在妻子卧床两年期间,他每晚都会给妻子读她最喜欢的诗,尽量长时间地陪伴她。然而,89岁的柯玉芝还是在2010年离世了。
“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何时落下?”这是李光耀三年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年华流逝所发出的感叹。
当今,许多人都在感慨世界级的政治战略大师都在老去,而新一代政治哲学家中仍然缺乏能与前人比肩的大师级人物。在艾利森看来,李光耀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全球化、地缘政治、民主等众多话题的战略观察。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学生说,“如果说当今世界谁有这种洞察力,李光耀、基辛格都是。可惜他们都已经老迈了。”
李光耀曾候选成为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其资深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在85岁高龄时仍然对当今世界(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有着独到深刻的理解,令我惊讶不已。”
时过5年,90岁高龄的李光耀仍然以他的思想火花启发众人。
这本书的形式相当特别,由李光耀口述,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以及阿里·温尼(Ali Wyne)三位哈佛学者共同编著。
另一位与中国同样有着深刻渊源的政治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本书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自古以来,关于个人究竟是历史的创造者,还是历史的记录者,一直存在争论,但就李光耀而言,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
“让伟大的战略家来回答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
早在两年半之前,艾利森和他的两位同事就开始酝酿这本书。由于李光耀之前的著作大都聚焦在新加坡的建设,三位哈佛学者想做一个全新的尝试——大多数人都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正在发生什么,而“由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来回答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在与李光耀相关的卷帙浩繁的著作、采访稿、讲话稿,以及大量的演讲中,提炼出最有趣的部分,再据此整理提问并赴新加坡采访。他们着力避免做出任何评论或发表个人见解,只提出他们认为“国际人士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对话体形式直接记录李光耀的回答。
艾利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本书中最困难的部分,莫过于“将一本原可能是上千页的大部头书籍提炼至100多页”。书中仅用了15页文字就将中国的未来章节阐述完毕,在艾利森看来,这归结于李光耀有着“积极主动并成功概括观点的能力”。
事实上,早在45年前,还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生的艾利森第一次见到李光耀。1968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到哈佛大学进修,艾利森因此有机会在咖啡厅与他会面。此后,艾利森曾在访问新加坡时拜访过李光耀。在70年代,新加坡现任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还成为了艾利森的学生。多年后,当艾利森等人联系上李光耀并提出采访邀请,也就顺理成章得到了他爽快的答应。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的英文原版为《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在新加坡成为畅销书后,该书的中文版也终于在中国面世。中文版保留了英文版的全部章节,并最大限度保留了李光耀的原话。
“全球首席中国问题观察家”
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领导人真的准备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国吗?”
李光耀则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为什么不?中国人复兴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中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实力。中国希望世界接受它本来的模样,而不是以西方社会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
在艾利森看来,政治家口中很难给出这样毫不含糊直白的回答,也只有李光耀敢这样说。
在他眼中,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全球首席中国问题观察家。事实上,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李光耀曾会见过五代中国领导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良好关系。据统计,李光耀自1976年首次访华至今,在37年间共访华33次。
“他是华人,他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艾利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关注中国,总觉得不够透彻。”除此之外,艾利森还认为,李光耀知道新加坡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夹在东西方大国之间,新加坡只能随时保持警惕、机敏和灵活应变,才能存活发展。此外,李光耀还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战略家,他以超前的思维思考过很多问题,包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都使得他对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见解。
有一段李光耀与邓小平的谈话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李光耀在晚宴上对邓小平说,“我在想,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会怎样?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而棘手得多。
谈及中国实施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时,李光耀在书中说道,“从内部看,主要挑战是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
艾利森听到这个观点的时候觉得十分惊讶——这是一个他闻所未闻的角度和观点。
在其回忆录中,李光耀曾强调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地位。他说,“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尽管李光耀一直推崇儒家文化,近年也一直大力号召学习汉语,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英语从新加坡建立之初就在这个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
老兵不老,只在凋谢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描述过一个理想城邦的图景:首先需要有一位卫国者,这个人也是哲学家式的王者。他能力超群,为众人拥戴而成其领袖。在艾利森看来,李光耀与柏拉图所述之人有相似之处。
艾利森眼中的李光耀“独裁又自信”,有着广阔的视野,这能使他保持对事物开明而好奇的态度。“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一旦受到批评或反对就必须要予以回击了。他变得越来越冷静。”
2005年,李显龙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宣布撤销40年的赌禁,并计划耗资50亿新加坡元在国内兴建两个世界级赌场度假村。对此,时任新加坡资政的李光耀表示反对。父子俩为此事有过很大的争论。但最终李光耀还是决定,由儿子及其领导的政府自行决定。 艾利森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李光耀家庭的一件趣事:李光耀的孙子李弘毅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求学时,李光耀就曾告诫他毕业后应该回国。但李弘毅却说,我想为谷歌公司工作。最后,李光耀也拿这个思想独立的孙儿没有办法,只好随他去了。
不少政治观察家评论称,李光耀就像一位“封建大家长”。中国学者秦晖也曾指出,李光耀所主张的政治在制度上是一种家长式政体。而在艾利森看来,李光耀的这种特质在新加坡的建立阶段起到了十分必要的作用。但显然,李光耀现在已经意识到,他的儿子李显龙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形势: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居民收入水平比大多数美国人还高的富足国家了,下一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这是新加坡的下一个篇章。对于李光耀而言,年届90的他已经不再是故事的主角。
“李光耀的思维仍然很活跃,但是精力却大不如前了。”艾利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使是在采访的两年半时间内,艾利森也明显感觉到李光耀在日渐衰老。
夫人柯玉芝中风、病逝是对李光耀最大的打击。他曾坦言,太太的疾病带给他的压力是持续不断的,这比他这些年在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压力更沉重。他们的婚姻历经61载,一直恩爱。在妻子卧床两年期间,他每晚都会给妻子读她最喜欢的诗,尽量长时间地陪伴她。然而,89岁的柯玉芝还是在2010年离世了。
“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何时落下?”这是李光耀三年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年华流逝所发出的感叹。
当今,许多人都在感慨世界级的政治战略大师都在老去,而新一代政治哲学家中仍然缺乏能与前人比肩的大师级人物。在艾利森看来,李光耀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全球化、地缘政治、民主等众多话题的战略观察。这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学生说,“如果说当今世界谁有这种洞察力,李光耀、基辛格都是。可惜他们都已经老迈了。”
李光耀曾候选成为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其资深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在85岁高龄时仍然对当今世界(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有着独到深刻的理解,令我惊讶不已。”
时过5年,90岁高龄的李光耀仍然以他的思想火花启发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