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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先例:一次重塑香港录像和新媒体艺术叙述的尝试”(以下简称“没有先例”)由香港录映太奇呈现,于香港亚洲艺术周期间开幕。录映太奇成立于1986年,意在搭建一个展示另类媒介的平台。三十年来,伴随录像、新媒体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录映太奇终于成长为香港成熟的新兴艺术的土壤,它在资本市场中独善其身,为本地新艺术提供了机遇。
展览“没有先例”试图做一次彻底的回溯与重构。香港当代艺术的肇始与录像艺术有着深刻关联,尝试对过去三十年间本地媒体艺术“先行者”构建一个历史纬度,回望录映太奇的发展历史,对于重观、评价香港当代艺术发展非常重要。但更需注意的是,在历史反省与社会逼问之下,通过对于媒体艺术的“重写”,策展人期望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在作品中以挪用、借喻等方式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反思,以及越来越强的焦灼感。展览中,艺术家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要么过度执着于自我的探索,要么对外界过度关注。也许这种无法调和的中间现象,正是策展人想表达的重点——自主意识的崛起与社会政治价值的冲突。
钟纬正的《半百·半白》,其英文名称“50,Shades ofGrey(五十度灰)”有些讨巧的嫌疑。作品以一组六张的程序语言嵌在独立的画框中,语言逐渐消褪。这不仅是回顾了创作者过去研读电脑科学的经历,同时也反映了新媒体创作愈加年轻化、艺术市场的青睐期逐渐缩短的焦虑。最后无人问津的创作方式就像是过时的计算机语言,变成一个黯淡的影子,镶嵌在历史的框架中。同样追问自身的还有冯美华的实验短片《她说为何是我》,视频定格于一刻、一点、一地,艺术家以手滑水波之势,拨开那沉重的空气,将自己逆流推离城市。无可置疑,这两件作品带给观者直观强烈的视觉刺激,在材料和语言上却以自我剖析来表达毫不掩饰的焦虑,但是这种过于自我的情绪很难将作品引向更有深度的方向。
相对于对自身情绪的探查,香港本地艺术家对香港特殊的地缘感情和对社会衰落的深层忧虑也反映在作品中。程展纬的《更改电话号码启事》,尝试从2016年开始,以三年时间更改电话的随机数字,计划于2019年在独立媒体上刊登更改电话号码的启事,旧号码正式取消。作品回溯香港的电话号码,由五位数字开始,到1989年的七位数,再到1995年至今的八位数,侧面反映了香港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在每一个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号码背后,都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叶旭耀的《九龙百哀图》以某一时段流行的电子游戏场景为主,将其中虚拟的“香港”场景抽离而出,汇编为短片。这两件作品看似一个追溯现实的民生变迁,一个将虚拟引入现实,演奏一曲后殖民之歌,但深层的共性都是以艺术家敏感的神经来面对日益粗暴的资本社会。这种我无法改变但我记录、我无法实现但我虚拟的消极抗争,是由特殊社会结构产生的“香港制造”艺术家的通行方式。他们始终游离于中西之间,被双方的意识形态所困扰、挤压,尝试生发出新的艺术语言。但遗憾的是,这种融会的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始终无法跳脱地域性的特征,不能上升到一个更广泛的哲学层面。这也许是香港新媒介艺术家们需要突破的瓶颈。
这次展览中让人惊喜的是毛文羽的系列作品。《行动剧场》由三个监控镜头录下医院的公共走廊,并将其布置为三面环绕的屏幕进行播放。观者在观看时如同站立于一个四面均有门的敞开式电梯中,影片构建了一个门外的世界,可以看到,但无法融入其中。画面如灵魂脱壳,带来“置身事外”之感。而同系列的《消音状况之一:消音弦四重奏》和《消音状况之二:消音舞狮》巧妙地保留了拨弦、踩踏等原本隐性的信号,并将其强化。观看时,这种如在其中却又游离而外的感觉,就像是策展人所指的身处焦灼的社会环境中无能为力之感,带来更加强烈的反抗意识。
“没有先例”确实在表面上呈现了消失于历史中的艺术碎片,作品也明确表达了主体意识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的焦灼、反抗,就像是张开一张虎皮,期望引风而鼓,发出溃人之声。但如果将所有的视角都局限在单一地缘之中,情绪倾泻于一处,我想引发民众思考这股猛烈的东风,尚需一定时日才能刮起吧。
展览“没有先例”试图做一次彻底的回溯与重构。香港当代艺术的肇始与录像艺术有着深刻关联,尝试对过去三十年间本地媒体艺术“先行者”构建一个历史纬度,回望录映太奇的发展历史,对于重观、评价香港当代艺术发展非常重要。但更需注意的是,在历史反省与社会逼问之下,通过对于媒体艺术的“重写”,策展人期望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在作品中以挪用、借喻等方式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反思,以及越来越强的焦灼感。展览中,艺术家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要么过度执着于自我的探索,要么对外界过度关注。也许这种无法调和的中间现象,正是策展人想表达的重点——自主意识的崛起与社会政治价值的冲突。
钟纬正的《半百·半白》,其英文名称“50,Shades ofGrey(五十度灰)”有些讨巧的嫌疑。作品以一组六张的程序语言嵌在独立的画框中,语言逐渐消褪。这不仅是回顾了创作者过去研读电脑科学的经历,同时也反映了新媒体创作愈加年轻化、艺术市场的青睐期逐渐缩短的焦虑。最后无人问津的创作方式就像是过时的计算机语言,变成一个黯淡的影子,镶嵌在历史的框架中。同样追问自身的还有冯美华的实验短片《她说为何是我》,视频定格于一刻、一点、一地,艺术家以手滑水波之势,拨开那沉重的空气,将自己逆流推离城市。无可置疑,这两件作品带给观者直观强烈的视觉刺激,在材料和语言上却以自我剖析来表达毫不掩饰的焦虑,但是这种过于自我的情绪很难将作品引向更有深度的方向。
相对于对自身情绪的探查,香港本地艺术家对香港特殊的地缘感情和对社会衰落的深层忧虑也反映在作品中。程展纬的《更改电话号码启事》,尝试从2016年开始,以三年时间更改电话的随机数字,计划于2019年在独立媒体上刊登更改电话号码的启事,旧号码正式取消。作品回溯香港的电话号码,由五位数字开始,到1989年的七位数,再到1995年至今的八位数,侧面反映了香港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在每一个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号码背后,都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叶旭耀的《九龙百哀图》以某一时段流行的电子游戏场景为主,将其中虚拟的“香港”场景抽离而出,汇编为短片。这两件作品看似一个追溯现实的民生变迁,一个将虚拟引入现实,演奏一曲后殖民之歌,但深层的共性都是以艺术家敏感的神经来面对日益粗暴的资本社会。这种我无法改变但我记录、我无法实现但我虚拟的消极抗争,是由特殊社会结构产生的“香港制造”艺术家的通行方式。他们始终游离于中西之间,被双方的意识形态所困扰、挤压,尝试生发出新的艺术语言。但遗憾的是,这种融会的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始终无法跳脱地域性的特征,不能上升到一个更广泛的哲学层面。这也许是香港新媒介艺术家们需要突破的瓶颈。
这次展览中让人惊喜的是毛文羽的系列作品。《行动剧场》由三个监控镜头录下医院的公共走廊,并将其布置为三面环绕的屏幕进行播放。观者在观看时如同站立于一个四面均有门的敞开式电梯中,影片构建了一个门外的世界,可以看到,但无法融入其中。画面如灵魂脱壳,带来“置身事外”之感。而同系列的《消音状况之一:消音弦四重奏》和《消音状况之二:消音舞狮》巧妙地保留了拨弦、踩踏等原本隐性的信号,并将其强化。观看时,这种如在其中却又游离而外的感觉,就像是策展人所指的身处焦灼的社会环境中无能为力之感,带来更加强烈的反抗意识。
“没有先例”确实在表面上呈现了消失于历史中的艺术碎片,作品也明确表达了主体意识的反思以及对现实的焦灼、反抗,就像是张开一张虎皮,期望引风而鼓,发出溃人之声。但如果将所有的视角都局限在单一地缘之中,情绪倾泻于一处,我想引发民众思考这股猛烈的东风,尚需一定时日才能刮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