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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往关于双廊的研究中，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居多，对于生活其中的原住民的关注则较少。本研究借助“地方依恋”本土化研究的两个子概念：即“经济依赖”“地方认同”对旅游背景下的双廊大建旁村原住民地方依恋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旅游活动进入前，原住民对大建旁的依恋是以经济依赖作为核心的依恋关系，随着渔业资源的枯竭，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建旁在外面的城市寻找新的生计方式，原住民对大建旁依恋减弱。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认同成为维系原住民与大建旁依恋关系的最为重要的纽带，文化作为大建旁渔业文明遗存一方面充当着建构与旅游者差异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基于文化的认同在不断的加深。同时应该警惕旅游开发中的文化移植倾向，避免原住民文化的败落。
【关键词】原住民；旅游开发；经济依赖；文化认同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5.00x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描述了“人与地方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特殊的相互依附关系” [1] ，可以说是人对某一地的依恋，涵盖了个体对住宅及家的联系，而后逐渐将依附的空间延伸至邻里及城市区域等空间尺度[2]。地方依恋最初源于环境心理学对情感依附的研究，80年代以来，地方依恋这一概念被引入到对旅游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其分解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我国学者在引入地方依恋概念之后，以古村落、遗产地、旅游地等案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对西方理论借用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与本土化实践。以唐文跃、张婕、罗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地方依恋主要受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大小的影响” [3]，首次提出了“经济依赖”的因素，这与国外学术界提出的“地方依赖”有很大的不同。保继刚教授认为“地方认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依附[4]，是人与环境之间在情感、认知和实践层面交互作用下对地方产生的心理上的归属和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是地方认同的核心。以上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大建旁作为洱海东岸的传统渔村，其发展经历了“辉煌—失落—复兴”的历程。如今，大建旁村在内外力量的建构下成为大理旅游发展新形象，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原住民又呈现怎样的依恋关系？本研究借助“地方依恋”本土化研究的两个子概念：即“经济依赖”“地方认同”，通过第一次田野调查发现大建旁原住民对地方认同最直观、核心的表现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上，基于此本文侧重对“文化认同”的关注，对旅游背景下的大建旁村原住民——世代居住在大建旁的族群地方依恋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尝试对就旅游开发背景之下地方依恋研究的实际功能进行理论分析，为地方政府制订规划管理方案提供一定参考；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拓展地方依恋理论体系，提供实证成果。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近年来对阳朔原住民地方依恋变迁研究，提供了对旅游开发背景下旅游地原住民地方依恋的理想研究范式。本课题在充分学习以往研究基础上，根据大建旁村旅游开发的自身实际，通过实地的田野调研在对大建旁村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开始课题的研究。
首先在文献梳理上，本课题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料，利用知网数据库对早期发表的文献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同时借用“word”关键词功能对文献进行了关键词筛选，这些技术与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平台。其次，田野调查对双廊大建旁村进行前后两次的田野调查。第一次的调查为2014年5月8日至13日，共计6天；第二次为10月16日到26日共计11天。主要运用参与观察法与访谈法，搜集一手资料，我们的访谈涉及本地原住民、村委会工作人员、游客及务工人员，调查主要涉及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村民的生产、生活变化，包括生计方式变化，民俗（民居建筑、服饰、宗教信仰等等）变化。形成了大量的一手访谈、图片资料，在资料的收集中，研究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大建旁村历史发展的老资料、老照片，这些资料对原住民依恋变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论证。
三、研究结果评析
（一）田野点及其旅游开发现状
双廊镇大建旁村是洱海边上一个自然风光优美的白族聚落，双廊大建旁一地，东接连佛教名山鸡足，西可眺巍巍苍山，门迎洱海碧水清波，自古就有“苍洱风光第一乡”“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双廊”之说，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造就了其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优势；自然馈赠之外，大建旁村人文历史资源丰富，传统的白族民居建筑民族特色鲜明，白族服饰异彩纷呈，洱海渔业文明的“大门留言”风格古朴，本主崇拜历经数百年不断。大建旁原住民世代以捕鱼为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渔村，大建旁原住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渔业文化传统，目前大建旁村已经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近年来随着双廊古镇的旅游开发，大建旁村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走在了“海东”旅游开发的前列，大建旁村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依托自然与人文两大核心资源，使其成为“海东”旅游线上的明珠。
大建旁村的旅游开发，要晚于双廊村的开发，真正的规模化开发，始于近几年。以杨丽萍、赵青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定居双廊为契机点，大建旁村旅游迎来了规模化的时代。大建旁目前的旅游发展集中于特色客栈、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两大模块，形成了家家开客栈或是从事旅游贸易的格局，传统的渔业生计方式逐渐被“旅游经营”活动所取代。旅游开发大背景下的大建旁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旅游开发、经济发展使大建旁村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大建旁传统文化在与旅游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面临重构。
（二）田野调查实践
1. 经济依赖：从“摇橹、耕作”到“旅游经营”
走进大建旁村，本主庙第一个进入视线，这里是大建旁原住民祖先居住的地方，通过本主庙各种雕刻的石鱼，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到这个民族对于鱼的热爱与依赖。 从辉煌到失落：摇橹捕鱼是大建旁原住民最开始的生计方式，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就了他们灿烂的渔业文明。根据当地老人的介绍，大建旁原住民在洱海一带捕鱼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当时的洱海渔业资源丰富，加之人口少，捕鱼的产值远大于耕作，那时的大建旁是别人眼中的富足村子。70年代由于人口增多、洱海渔业资源锐减，单靠捕鱼已经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很多人开始在极为有限的土地上尝试种植稻谷。改革开放之后，村子中有年轻人开始走出村子，外出寻求新的生计。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洱海渔业资源锐减，当地政府处于对洱海自然生态的保护开始实施季节性休渔，这一政策使更多世代捕鱼为业大建旁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计方式，更多的人被迫走出村子，在城里寻求新的生计。生态环境的改变，渔业资源的枯竭，人口的增多，传统的生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大建旁原住民的生存需求，大建旁辉煌的渔业文明由辉煌到没落。
失落到复兴：2003年双廊镇被评定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大建旁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旅游开发时代随之到来。借助祖辈创造的渔业文化遗产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大建旁村的旅游产业迅速做大，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收入远远超出了他们祖辈从事的渔业活动，那些曾经走出大建旁村漂泊在外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的变迁。目前大建旁绝大部分原住民都在经营自己家的客栈，或是经营特色餐饮以及从事民族旅游产品、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的买卖等。
旅游开发情境下，大建旁村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摇橹、耕作”转到“旅游经营”，传统的生活方式变成了老年人的记忆，年轻人的想象。旅游经营活动的回报远远大于传统的生计方式，洱海捕鱼变成传统生活方式的展演。大多数人一心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对捕鱼割舍不下的老人会偶尔出海，全做记忆的回味，自然环境绝佳的渔村转变成旅游场。从倚重渔业资源到文化资源的开发，自然经济依赖作为大建旁原住民地方依恋的核心地位开始转变。
2.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移植
（1）文化认同。关于“文化认同”，有学者认为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旅游活动介入前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以隐形的形式作用于知识持有者的内心与行为方式。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文化在遭到外来文化冲击的同时，大建旁原住民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对原住民的文化认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外来游客的赞叹中，原住民的认同感得到提升。
以白族传统服饰为例，传统白族特色服饰崇尚白色，金花的头饰则更加讲究：白穗代表下关的风、花是上关的山茶花、冒顶上的白色代表苍山的雪、帽子弯弯代表着洱海上的月亮这些构成了大理的“风花雪月”。可以说这些服饰上的文化元素是白族人最真实的“地方性知识”，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海东”沿线公路的修建，大建旁与外交流更加活跃，现代风格的着装审美渐渐取代了他们对传统服饰的热爱，一些年轻人甚至抛弃了他们的传统服饰。旅游开发之后大建旁人渐渐意识到他们与旅游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这传统的服饰，而旅游者也喜欢他们的服饰。在与游客进行买卖交易的时候，旅游者则更倾向于接受穿着白族传统服装的人，游客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白族。随着旅游发展，在旅游者的凝视中，白族服饰元素开始增多，目前在大建旁巷间弄堂，随处可见白族传统服饰的身影。而在大建旁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接本主”“开海节”中绝大部分人会在这一天着穿白族民族盛装。我们看到旅游开发的进入，白族最显著文化元素白族服饰一方面被作为文化成为东道主建构与旅游者差异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旅游者的欣赏与赞叹中东道主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渐渐加深。旅游场中白族传统文化被旅游者关注，重新介入到文化交流中，在认同的基础上，大建旁原住民对自我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也呈现在旅游场域中。
地方传统文化是地方居民的精神纽带，是地方文化认同的根基。以白族服饰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呈现的文化复兴与文化交流展现了大建旁地方民族文化借助旅游复兴的势头，巷头弄里流动着的着装白族服饰的身影，民艺店里的土陶工艺品，开海节中的白族文化展演等等，这些传统文化重新介入现实的文化交往结构中，展现出被压抑已久的活力，他们在向外界展示自我文化的同时，也在诉说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认同。
（2）文化移植。旅游时代文化通常被当做旅游吸引物，旅游东道主往往在游客的凝视中建构旅游文化，因此出现了一些重开发轻保护、传承的文化移植现象。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村在对传统文化显现认同与依恋的关系同时，在“旅游者凝视下”建构的旅游文化有文化移植的倾向。以大建旁民居建筑为例，传统的白族民居建筑大多遵循“三坊一照壁”的格局，建筑以石木材料为主，画壁会有精美的白族特色装饰与家风、家训，讲求优雅整洁体现白族民族特色。大建旁村的白族建筑多在画壁装饰“鱼”的形象，可以说是大建旁人对鱼的独特偏爱。大建旁民居门楼建筑艺术是白族建筑图案的一个综合表现，一般都采用殿阁造型，飞檐串角，再以泥塑、木雕、彩画、石刻、大理石屏、凸花青砖等组合成丰富多彩的立体图案，显得富丽堂皇，又不失古朴大方的整体风格。而民居大门留言风俗则是个人、名望、荣耀、地位的象征，同时它又是社会结构对内的秩序表述。大建旁传统民居作为大建旁原住民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它古朴素雅的外观之下，是大建旁原住民数百年生命哲学、文化精神的符号承载。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村民居建筑呈现出的文化移植的倾向。首先，村民自发的民居建设采用大量的新形式与新材料。形式上大量模仿西式建筑风格追求现代式的简约风尚，材料上钢筋水泥取代了传统的石木结构，不少民居客栈合一的建筑故意营造“小资”情调，以迎合游客的审美取向。其次，新建、改建的民居，在选址上刻意追求洱海沿岸、险峻的峭壁，建设中造成环境的破坏，同时使大建旁民居整体视觉上造成异质感。在大建旁白族文化精英眼里“以前，这里的白族传统民居建筑非常独特，保存的也很完整，这些民居建筑是白族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近些年旅游开发，打破了这种宁静，现代化的楼房出现在传统民居丛中，显得不伦不类，也破坏了整体的文化景观”。在外来白族打工者来看“看看他们现在的房子真不是以前白族的房子喽，我们瓦色那边没有这样，他们建的不伦不类”。在外来打工者，尤其是近邻瓦色镇村民的来看，通过旅游大建旁村民的经济收入得到提高，生活富足；同时旅游开发文化交流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尤其体现在白族特色民居建筑上的变异，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变异。“很美的地方，和想象的有些差距，整个村子都在进行大规模的修建，现代化的建筑太多了，老房子拆掉太可惜了，还是希望看到白族的传统建筑”在远道而来旅游者看来，他们更加愿意看到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而不是标榜“小资情调”的不伦不类的客栈。 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认同成为维系原住民与大建旁最为核心的纽带。同时旅游开发中的文化移植倾向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国内太多的旅游开发失败案例警示我们“任何为迎合游客而产生的旅游文化移植，任其发展，不加以规范约束则最终会致使东道主文化的败落[5]。”
四、结束语
本文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大理双廊大建旁村原住民地方依恋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其变迁过程进行分析。以旅游开发为节点，研究发现，旅游开发前，原住民对大建旁的依恋是以经济依赖作为核心的依恋，其中自然资源的禀赋—渔业资源是原住民地方依恋的核心。随着渔业资源的枯竭，原住民对大建旁经济依赖关系减弱，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建旁在外面的城市寻找新的生计方式，原住民对大建旁依恋减弱。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作为大建旁渔业文明遗存一方面充当着建构与旅游者差异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认同在不断的加深。通过旅游开发原住民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原住民对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增强。案例研究表明，在旅游发展上升期的大建旁村，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成为维系原住民与大建旁依恋关系的最为核心的纽带。
研究发现，目前大建旁旅游开发中存在文化移植倾向。一方面大建旁旅游开发依托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文化认同成为大建旁原住民地方依恋的核心纽带，一旦大建旁传统文化遭到旅游文化的解构，大建旁的地方特色、文脉的延续与发展势必遭到不可修复的破坏。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在不违背原住民合理意愿的前提下，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对旅游场域中的原住民旅游开发活动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范约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
本研究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上，抽离出文化认同与经济依赖，作为切入点，虽然非常契合本案例的实际情况，但是否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正如保继刚教授所指出的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难于把握，本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抽象呈现，现实情况更加复杂，实际上，地方依恋本身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中。从文化层面上，赵世林教授曾指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该民族社会发展中积淀而成并反映其民族特质的文化形态，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宗教、信仰和风俗等[6]。” 基于上述研究，即使是文化认同的考察也是多维度的，因此后续跟进的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最后，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场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正如本案例，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基于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成为维系原住民与大建旁依恋关系的最为核心的纽带。这也间接回答了在云南这样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具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缩影的当今社会，怎样运用好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向，保继刚，Geoffrey Wall.场所依赖：一种休憩行为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6（9）：19-24.
[2]杨昀，保继刚.旅游社区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的特征分析—以阳朔西街为例[J].人文地理，2012（6）：81-86.
[3]唐文跃，张婕，罗浩.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旅游学刊，2008（10）：87-92.
[4]保继刚，杨昀.旅游商业化背景下本地居民地方依恋的变迁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7）：49-54.
[5]陈修岭，杨家娣，张颖.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的测定与调查[J].旅游研究，2014（1）：57-63.
[6]赵世林.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1）：20-21.
Investigation on Indigenous’ Place Attachment around Tourism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Village Dajianpang in Dali City
LIN Liwen； YAN Meilin； HAO Yunhua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Shuanglang， with morn concerning for tourism and tourists and less for indigenous people. By dint of the two concepts of place attachment of indigenous research，which are the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Place Identit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quo of indigenous’ place attachment on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digenous’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studies found by the researchers reported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Dependency as core before the tourism activities coming. With the depletion of fisheries resources， young people excited out of Dajianpang to find new framework of livelihood， this caused indigenous people weakened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Dajianpang. On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that binds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 and Dajianpang. As Dajianpang’s remains of fisheries civilization，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serves as being different resources from tourist， on the other hand deeps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lso should be wary of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void the decline of indigenous-culture.
Keywords： Indigenous； Tourism Development； Economic Dependency； Cultural Identity
【关键词】原住民；旅游开发；经济依赖；文化认同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5.05.00x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描述了“人与地方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特殊的相互依附关系” [1] ，可以说是人对某一地的依恋，涵盖了个体对住宅及家的联系，而后逐渐将依附的空间延伸至邻里及城市区域等空间尺度[2]。地方依恋最初源于环境心理学对情感依附的研究，80年代以来，地方依恋这一概念被引入到对旅游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其分解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我国学者在引入地方依恋概念之后，以古村落、遗产地、旅游地等案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对西方理论借用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与本土化实践。以唐文跃、张婕、罗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地方依恋主要受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大小的影响” [3]，首次提出了“经济依赖”的因素，这与国外学术界提出的“地方依赖”有很大的不同。保继刚教授认为“地方认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依附[4]，是人与环境之间在情感、认知和实践层面交互作用下对地方产生的心理上的归属和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是地方认同的核心。以上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
大建旁作为洱海东岸的传统渔村，其发展经历了“辉煌—失落—复兴”的历程。如今，大建旁村在内外力量的建构下成为大理旅游发展新形象，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原住民又呈现怎样的依恋关系？本研究借助“地方依恋”本土化研究的两个子概念：即“经济依赖”“地方认同”，通过第一次田野调查发现大建旁原住民对地方认同最直观、核心的表现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上，基于此本文侧重对“文化认同”的关注，对旅游背景下的大建旁村原住民——世代居住在大建旁的族群地方依恋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尝试对就旅游开发背景之下地方依恋研究的实际功能进行理论分析，为地方政府制订规划管理方案提供一定参考；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拓展地方依恋理论体系，提供实证成果。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中山大学保继刚教授近年来对阳朔原住民地方依恋变迁研究，提供了对旅游开发背景下旅游地原住民地方依恋的理想研究范式。本课题在充分学习以往研究基础上，根据大建旁村旅游开发的自身实际，通过实地的田野调研在对大建旁村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开始课题的研究。
首先在文献梳理上，本课题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料，利用知网数据库对早期发表的文献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同时借用“word”关键词功能对文献进行了关键词筛选，这些技术与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平台。其次，田野调查对双廊大建旁村进行前后两次的田野调查。第一次的调查为2014年5月8日至13日，共计6天；第二次为10月16日到26日共计11天。主要运用参与观察法与访谈法，搜集一手资料，我们的访谈涉及本地原住民、村委会工作人员、游客及务工人员，调查主要涉及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村民的生产、生活变化，包括生计方式变化，民俗（民居建筑、服饰、宗教信仰等等）变化。形成了大量的一手访谈、图片资料，在资料的收集中，研究得到了大量的反映大建旁村历史发展的老资料、老照片，这些资料对原住民依恋变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论证。
三、研究结果评析
（一）田野点及其旅游开发现状
双廊镇大建旁村是洱海边上一个自然风光优美的白族聚落，双廊大建旁一地，东接连佛教名山鸡足，西可眺巍巍苍山，门迎洱海碧水清波，自古就有“苍洱风光第一乡”“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双廊”之说，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造就了其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优势；自然馈赠之外，大建旁村人文历史资源丰富，传统的白族民居建筑民族特色鲜明，白族服饰异彩纷呈，洱海渔业文明的“大门留言”风格古朴，本主崇拜历经数百年不断。大建旁原住民世代以捕鱼为业，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渔村，大建旁原住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渔业文化传统，目前大建旁村已经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近年来随着双廊古镇的旅游开发，大建旁村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走在了“海东”旅游开发的前列，大建旁村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依托自然与人文两大核心资源，使其成为“海东”旅游线上的明珠。
大建旁村的旅游开发，要晚于双廊村的开发，真正的规模化开发，始于近几年。以杨丽萍、赵青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定居双廊为契机点，大建旁村旅游迎来了规模化的时代。大建旁目前的旅游发展集中于特色客栈、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两大模块，形成了家家开客栈或是从事旅游贸易的格局，传统的渔业生计方式逐渐被“旅游经营”活动所取代。旅游开发大背景下的大建旁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旅游开发、经济发展使大建旁村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大建旁传统文化在与旅游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面临重构。
（二）田野调查实践
1. 经济依赖：从“摇橹、耕作”到“旅游经营”
走进大建旁村，本主庙第一个进入视线，这里是大建旁原住民祖先居住的地方，通过本主庙各种雕刻的石鱼，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到这个民族对于鱼的热爱与依赖。 从辉煌到失落：摇橹捕鱼是大建旁原住民最开始的生计方式，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就了他们灿烂的渔业文明。根据当地老人的介绍，大建旁原住民在洱海一带捕鱼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当时的洱海渔业资源丰富，加之人口少，捕鱼的产值远大于耕作，那时的大建旁是别人眼中的富足村子。70年代由于人口增多、洱海渔业资源锐减，单靠捕鱼已经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很多人开始在极为有限的土地上尝试种植稻谷。改革开放之后，村子中有年轻人开始走出村子，外出寻求新的生计。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洱海渔业资源锐减，当地政府处于对洱海自然生态的保护开始实施季节性休渔，这一政策使更多世代捕鱼为业大建旁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计方式，更多的人被迫走出村子，在城里寻求新的生计。生态环境的改变，渔业资源的枯竭，人口的增多，传统的生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大建旁原住民的生存需求，大建旁辉煌的渔业文明由辉煌到没落。
失落到复兴：2003年双廊镇被评定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大建旁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旅游开发时代随之到来。借助祖辈创造的渔业文化遗产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大建旁村的旅游产业迅速做大，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收入远远超出了他们祖辈从事的渔业活动，那些曾经走出大建旁村漂泊在外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的变迁。目前大建旁绝大部分原住民都在经营自己家的客栈，或是经营特色餐饮以及从事民族旅游产品、民族文化体验旅游的买卖等。
旅游开发情境下，大建旁村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摇橹、耕作”转到“旅游经营”，传统的生活方式变成了老年人的记忆，年轻人的想象。旅游经营活动的回报远远大于传统的生计方式，洱海捕鱼变成传统生活方式的展演。大多数人一心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对捕鱼割舍不下的老人会偶尔出海，全做记忆的回味，自然环境绝佳的渔村转变成旅游场。从倚重渔业资源到文化资源的开发，自然经济依赖作为大建旁原住民地方依恋的核心地位开始转变。
2.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移植
（1）文化认同。关于“文化认同”，有学者认为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旅游活动介入前传统文化更多的是以隐形的形式作用于知识持有者的内心与行为方式。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文化在遭到外来文化冲击的同时，大建旁原住民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这对原住民的文化认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外来游客的赞叹中，原住民的认同感得到提升。
以白族传统服饰为例，传统白族特色服饰崇尚白色，金花的头饰则更加讲究：白穗代表下关的风、花是上关的山茶花、冒顶上的白色代表苍山的雪、帽子弯弯代表着洱海上的月亮这些构成了大理的“风花雪月”。可以说这些服饰上的文化元素是白族人最真实的“地方性知识”，然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海东”沿线公路的修建，大建旁与外交流更加活跃，现代风格的着装审美渐渐取代了他们对传统服饰的热爱，一些年轻人甚至抛弃了他们的传统服饰。旅游开发之后大建旁人渐渐意识到他们与旅游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这传统的服饰，而旅游者也喜欢他们的服饰。在与游客进行买卖交易的时候，旅游者则更倾向于接受穿着白族传统服装的人，游客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白族。随着旅游发展，在旅游者的凝视中，白族服饰元素开始增多，目前在大建旁巷间弄堂，随处可见白族传统服饰的身影。而在大建旁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接本主”“开海节”中绝大部分人会在这一天着穿白族民族盛装。我们看到旅游开发的进入，白族最显著文化元素白族服饰一方面被作为文化成为东道主建构与旅游者差异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旅游者的欣赏与赞叹中东道主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渐渐加深。旅游场中白族传统文化被旅游者关注，重新介入到文化交流中，在认同的基础上，大建旁原住民对自我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也呈现在旅游场域中。
地方传统文化是地方居民的精神纽带，是地方文化认同的根基。以白族服饰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呈现的文化复兴与文化交流展现了大建旁地方民族文化借助旅游复兴的势头，巷头弄里流动着的着装白族服饰的身影，民艺店里的土陶工艺品，开海节中的白族文化展演等等，这些传统文化重新介入现实的文化交往结构中，展现出被压抑已久的活力，他们在向外界展示自我文化的同时，也在诉说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认同。
（2）文化移植。旅游时代文化通常被当做旅游吸引物，旅游东道主往往在游客的凝视中建构旅游文化，因此出现了一些重开发轻保护、传承的文化移植现象。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村在对传统文化显现认同与依恋的关系同时，在“旅游者凝视下”建构的旅游文化有文化移植的倾向。以大建旁民居建筑为例，传统的白族民居建筑大多遵循“三坊一照壁”的格局，建筑以石木材料为主，画壁会有精美的白族特色装饰与家风、家训，讲求优雅整洁体现白族民族特色。大建旁村的白族建筑多在画壁装饰“鱼”的形象，可以说是大建旁人对鱼的独特偏爱。大建旁民居门楼建筑艺术是白族建筑图案的一个综合表现，一般都采用殿阁造型，飞檐串角，再以泥塑、木雕、彩画、石刻、大理石屏、凸花青砖等组合成丰富多彩的立体图案，显得富丽堂皇，又不失古朴大方的整体风格。而民居大门留言风俗则是个人、名望、荣耀、地位的象征，同时它又是社会结构对内的秩序表述。大建旁传统民居作为大建旁原住民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它古朴素雅的外观之下，是大建旁原住民数百年生命哲学、文化精神的符号承载。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大建旁村民居建筑呈现出的文化移植的倾向。首先，村民自发的民居建设采用大量的新形式与新材料。形式上大量模仿西式建筑风格追求现代式的简约风尚，材料上钢筋水泥取代了传统的石木结构，不少民居客栈合一的建筑故意营造“小资”情调，以迎合游客的审美取向。其次，新建、改建的民居，在选址上刻意追求洱海沿岸、险峻的峭壁，建设中造成环境的破坏，同时使大建旁民居整体视觉上造成异质感。在大建旁白族文化精英眼里“以前，这里的白族传统民居建筑非常独特，保存的也很完整，这些民居建筑是白族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近些年旅游开发，打破了这种宁静，现代化的楼房出现在传统民居丛中，显得不伦不类，也破坏了整体的文化景观”。在外来白族打工者来看“看看他们现在的房子真不是以前白族的房子喽，我们瓦色那边没有这样，他们建的不伦不类”。在外来打工者，尤其是近邻瓦色镇村民的来看，通过旅游大建旁村民的经济收入得到提高，生活富足；同时旅游开发文化交流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尤其体现在白族特色民居建筑上的变异，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变异。“很美的地方，和想象的有些差距，整个村子都在进行大规模的修建，现代化的建筑太多了，老房子拆掉太可惜了，还是希望看到白族的传统建筑”在远道而来旅游者看来，他们更加愿意看到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而不是标榜“小资情调”的不伦不类的客栈。 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认同成为维系原住民与大建旁最为核心的纽带。同时旅游开发中的文化移植倾向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国内太多的旅游开发失败案例警示我们“任何为迎合游客而产生的旅游文化移植，任其发展，不加以规范约束则最终会致使东道主文化的败落[5]。”
四、结束语
本文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大理双廊大建旁村原住民地方依恋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其变迁过程进行分析。以旅游开发为节点，研究发现，旅游开发前，原住民对大建旁的依恋是以经济依赖作为核心的依恋，其中自然资源的禀赋—渔业资源是原住民地方依恋的核心。随着渔业资源的枯竭，原住民对大建旁经济依赖关系减弱，年轻人开始走出大建旁在外面的城市寻找新的生计方式，原住民对大建旁依恋减弱。旅游开发背景下，文化作为大建旁渔业文明遗存一方面充当着建构与旅游者差异的资源，另一方面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认同在不断的加深。通过旅游开发原住民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原住民对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增强。案例研究表明，在旅游发展上升期的大建旁村，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成为维系原住民与大建旁依恋关系的最为核心的纽带。
研究发现，目前大建旁旅游开发中存在文化移植倾向。一方面大建旁旅游开发依托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文化认同成为大建旁原住民地方依恋的核心纽带，一旦大建旁传统文化遭到旅游文化的解构，大建旁的地方特色、文脉的延续与发展势必遭到不可修复的破坏。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在不违背原住民合理意愿的前提下，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对旅游场域中的原住民旅游开发活动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范约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
本研究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上，抽离出文化认同与经济依赖，作为切入点，虽然非常契合本案例的实际情况，但是否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正如保继刚教授所指出的地方依恋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难于把握，本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抽象呈现，现实情况更加复杂，实际上，地方依恋本身也处在动态的变化中。从文化层面上，赵世林教授曾指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该民族社会发展中积淀而成并反映其民族特质的文化形态，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宗教、信仰和风俗等[6]。” 基于上述研究，即使是文化认同的考察也是多维度的，因此后续跟进的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最后，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场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正如本案例，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基于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成为维系原住民与大建旁依恋关系的最为核心的纽带。这也间接回答了在云南这样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具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缩影的当今社会，怎样运用好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向，保继刚，Geoffrey Wall.场所依赖：一种休憩行为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6（9）：19-24.
[2]杨昀，保继刚.旅游社区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的特征分析—以阳朔西街为例[J].人文地理，2012（6）：81-86.
[3]唐文跃，张婕，罗浩.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旅游学刊，2008（10）：87-92.
[4]保继刚，杨昀.旅游商业化背景下本地居民地方依恋的变迁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7）：49-54.
[5]陈修岭，杨家娣，张颖.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的测定与调查[J].旅游研究，2014（1）：57-63.
[6]赵世林.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1）：20-21.
Investigation on Indigenous’ Place Attachment around Tourism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Village Dajianpang in Dali City
LIN Liwen； YAN Meilin； HAO Yunhua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on Shuanglang， with morn concerning for tourism and tourists and less for indigenous people. By dint of the two concepts of place attachment of indigenous research，which are the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Place Identit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quo of indigenous’ place attachment on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digenous’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studies found by the researchers reported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Dependency as core before the tourism activities coming. With the depletion of fisheries resources， young people excited out of Dajianpang to find new framework of livelihood， this caused indigenous people weakened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Dajianpang. On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that binds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 and Dajianpang. As Dajianpang’s remains of fisheries civilization，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serves as being different resources from tourist， on the other hand deeps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lso should be wary of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void the decline of indigenous-culture.
Keywords： Indigenous； Tourism Development； Economic Dependency； Cultural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