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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刘毓兰（1923-2011），湖北咸宁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2月入党，任新四军5师4团文娱干事、湖北省天门县区委书记。1940年在汉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特支书记。1943年10月回新四军5师，1946年参加“中原突围”。此后在南京、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承担掩护同志和交通联络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市妇联干部科科长、老闸区妇联主任、全国妇联干部学校支部书记、全国政协机关联络处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2011年9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8岁。
大山里走出来的小童星
母亲刘毓兰1923年1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县汀泗桥镇的一户殷实人家。外公刘昌合早年留学美国，学的是体育，回国后曾任国立武汉大学体育教授、重庆陆军学校首席体育教官。
说起来，母亲在她的家乡也是个传奇人物。1936年，湖北省第一次举办了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母亲代表咸宁县第一所完小——泉塘小学，参加了这次盛大的运动会。荣获两块银质奖牌、一面锦旗和一个大银质奖杯，校长高兴地为她捧着奖杯并陪伴其左右。运动会结束后，当时的咸宁县县长亲自率军乐队到火车站迎接，母亲当场把那个大银杯捐了出来。13岁的少女为咸宁县争得殊荣，一时间报纸上对她的赞美之辞铺天盖地，她俨然成为当时湖北家喻户晓的小童星。正因为母亲从小就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方面的天赋，使她后来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里能从容应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武昌湖北省立一女中读书的母亲，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忱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参加了抗日救亡救护队和抗日宣传歌咏队，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唱歌、演戏、宣传抗日。
1938年秋天，母亲的家人让她去重庆读书，她拿着家里给的学费和生活费，瞒着家人，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翻山越岭，几经辗转奔赴鄂豫抗日根据地。在边区，她先是在党校学习，毕业后分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即后来的新四军5师），成为一名新四军女战士。从此，开始了她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39年2月，未满16岁的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为民族兴亡、国家富强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肩负党的重任
1940年秋天，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交给母亲一项特殊任务——潜入敌占城市汉口，将散落在那里的共产党员重新联系起来，建立党的组织。行前，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5师副政委兼组织部长陈少敏大姐亲自找母亲谈话，叮嘱母亲说：“小刘，这是党交给你的特殊任务，责任大、担子重、工作艰难，要有思想准备。你是学生，到了汉口还是上学，以此作为掩护，以后会派人来找你。”母亲当时只有17岁，一个女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要孤身一人潜伏到日寇占领的沦陷区，无疑会有很多风险。但母亲没有丝毫害怕和犹豫，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勇敢地踏上了征途。
母亲通过关系，弄到一张“良民证”，化装成老百姓，只身一人回到武汉，住在一个同乡的亲戚家里。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她在远房堂兄的帮助下进入一所意大利人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女子中学，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利用家里在武汉的各种社会关系秘密开展活动。白天，她在学校读书学文化，学英语、音乐、绘画、手工、家政等，晚上一個人悄悄溜出学校，秘密联络失散的地下党员，结交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工人、店员、知识分子，从中发展新党员，建立了汉口党支部并担任了支部书记。母亲他们在日伪眼皮子底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护送大批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到边区参加抗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1年夏天，母亲回根据地汇报工作，返回时领导批准她到鄂南中心县委看望未婚夫何功济（县组织部长）。何功济与母亲是同乡，年长母亲2岁。他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字，1935年夏从咸宁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在中学时期，他思想进步，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是学生运动的领袖。1938年，母亲与他一起奔赴鄂豫边区参加革命，又一起在边区党校学习，他还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他们是门当户对、志同道合，双方家庭都认可的未婚夫妻。
母亲乘船沿江而下，又转小木筏上岸来到县城一家小药铺（系地下联络站）时却被告知：几天前因汉奸告密，200多个日本鬼子偷袭了县委的营地，县委书记等18人落入敌手，惨遭杀害。这位青年人以崇敬的口吻告诉母亲，有位姓何的烈士被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绑在大树上，一刀刀地挖去腿上的肉，日本鬼子还放狼犬去咬他，但他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向乡亲们宣传“抗日必胜”，高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气急败坏的鬼子往他身上浇了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并将尸体丢入长江。
母亲一听惊呆了，大脑一片空白。片刻之后，她失声痛哭……
这位同志不明白她是怎么了，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听说烈士的未婚妻叫小刘，是不是就是你呀？”
这位烈士正是母亲的未婚夫何功济，刚满20岁的他，牺牲得那么壮烈！就这样，妈妈失去了她的初恋。
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母亲满含深情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怀念何功济烈士》。文中写道：“人们常说，‘时间是治愈伤痛的最好良药’，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时间丝毫没有冲淡我失去功济同志的伤痛和对他的怀念……我总是想：功济同志还活着，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正为国为民战斗着哩！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在敌人面前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鞭策和鼓舞着我不断前进，并以此教育我的后代……”
组织部长做红娘
未婚夫的壮烈牺牲，更坚定了母亲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念。她擦干眼泪，强忍住失去初恋爱人的悲痛，返回武汉，继续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
1941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敌占区城市工作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派王锡珍同志到汉口建立特委。王锡珍是一个满怀激情，富有理想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1931年，18岁的王锡珍在《长江日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命运》。1935年，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学生向政府请愿，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当时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湘鄂西特委书记、新四军江陵独立营政委等职。 王锡珍到汉口后，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通过母亲，与地下党的其他成员建立了联系，组建了汉口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1942年初，王锡珍返回鄂豫边区党委所在地大悟山，向他的直接领导陈少敏大姐汇报工作。汇报结束时，陈大姐突然问：“你结婚了吗？”王锡珍奇怪地反问：“我跟谁结婚？”陈大姐哈哈大笑，说：“你这傻瓜，你身边有那么一位好姑娘小刘，你不会找她结婚？回去就告诉她，大姐让你和我结婚！”王锡珍道：“她还是个小姑娘，我怎么开口？”陈大姐对随同去边区的汉口地下党机要交通员说：“你回去对小刘说，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他们结婚。”
这年春天，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让王锡珍能够安全、稳定地在汉口站住脚跟，根据组织的决定，母亲与王锡珍结为夫妻。鉴于母亲的家族在武汉有一些社会关系，便于广交社会各界人士，有利于全面开展活动，陈大姐指示他们公开办婚礼，大宴宾客，广交朋友，造成社会影响。
为此，父母亲在家人和同学的操办下，在汉口六渡桥会宾楼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高朋贵友”请了不少，婚礼办得有模有样。通过这次婚礼，他们不仅沟通了已有的社会关系，还结识了一些新关系，就连日伪人员中也有了可利用的关系，为下一步在汉口进行地下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当年的结婚照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照片中妈妈身披婚纱，爸爸身着长袍，手持礼帽，每人身边都站着一位伴童。这是那个年代结婚的经典造型。
母亲与父亲结成革命伴侣后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度过了27个春秋。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战友、挚友。在母亲眼里，父亲儒雅谦和，正直坦荡，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可惜，1968年，在“文革”中父亲受到迫害英年早逝（年仅54岁），给母亲留下了无尽的思念。晚年的母亲满含深情地撰写了多篇回忆录，记述了他们共同战斗的难忘岁月。她写道：“从他不平凡的经历中，我看到了他献给党的一颗炽热真诚的心，他为人正直的秉性，襟怀坦白的作风，严谨的政治态度，坚韧求索的精神，忍冤含屈时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令人佩服，是我三生有幸！”
中原突围历艰辛
1943年10月，父母亲结束了在武汉的地下工作，奉命回到鄂豫边区。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纠集30万重兵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6万余人包围在鄂东宣化店地区。为保存实力，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原局决定分三路突围。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母亲当时正怀着大姐玲治，身怀六甲的她和扮作盐商的父亲，领着不到2岁的哥哥海治踏上了突围的征程。一路上历尽坎坷，备尝艰辛。一天，他们搭乘一艘长江上的运棉船，母亲坐在高高的棉花包上，突然船身晃动起来，母亲一下子失去重心，从船上掉了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灵活敏捷的母亲一把抓住了捆绑棉花的绳子，挺着大肚子，蹭蹭几下，竟然爬了上来。试想，一艘夜间行驶在长江上的货船，掉下去一个人，根本就不会被人发现，若不是母亲具有良好的体育天赋，身手敏捷，后果将不堪设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每当说起此事，还心有余悸。
1946年9月，父母亲历尽艰辛辗转几个月到达南京，到达的当晚，在一家小旅馆里母亲生下大姐玲治。晚年的母亲每当回忆起这次突围的经历，总是夸奖大姐争气，没有生在路上，而大姐则调皮地说：“我也参加了中原突围，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了吧。”
到南京的第二天，父亲就急切地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接洽，准备前往解放区。到了办事处后，组织部长钱瑛大姐（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见到父亲十分高兴，紧握着父亲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们要来了，组织决定将你们留在南京，负责同大后方随国民党‘光复迁都’回南京的我党潜伏人员和进步人士联系。”她告诉父亲，这些人是分布在国民党内的党、政、军、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重要人物，他们从重庆大西南到南京的时间都有一年或半年以上，一直无合适的人选去接头联络。
“你们初到南京，没人认识你们，又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括小刘也都受到过严格的考验，所以派你们去最合适。”
当晚钱瑛大姐给父亲一批文件阅读，第二天又给他详细讲形势和南京的情况，布置具体任务。钱大姐工作细致周到，让父亲和母亲在南京先找房子掩护下来，并要他们将外婆接到南京来，这样祖孙三代住在一起，对外更像个家庭，再行建立社会关系，等等。
父亲接受这一重大任务后于第二天天黑返回小旅馆，他一进门满面春风，抱起刚出世的大女儿玲治说：“今天是你出生第4天了，小宝贝，你也参加战斗了呀！”随后父亲告诉母亲：“钱大姐叫你去梅园新村，由她跟你谈话并亲自交代任务。”
第二天，母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出门寻找组织，几经周折在黄昏时分到达办事处驻地。一见“梅园新村”4个字，母亲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但她按捺住兴奋，机警地观察了周边环境：只见附近有擦皮鞋、摆小摊的，对门一座二层小楼的阳台上，有一个戴墨镜的男子坐在那里，一看那股架势就知道是特务在盯梢。母親沉着冷静，快步进了办事处，藏入门后暗处，再看外面是否有人跟踪。正在此时，有人从母亲身后抓住她，问：“你干什么？”母亲正要开口说明情况，在屋内等候她的钱大姐问道：“是小刘吗？”母亲高兴地应声跳了起来，开心得不得了，回答道：“大姐，是我！”大姐把母亲抱住，让进屋。
钱瑛大姐与母亲是同乡，也是湖北咸宁人，她1927年参加革命，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我党早期优秀的女干部，是母亲青年时期的偶像。由于父母从“蒋管区”化装突围，一路上很难见到自己的同志，现在终于见到了，并且是朝思暮想的钱大姐，母亲欢喜得心里像开了花一样。钱大姐给母亲倒了一杯茶，和蔼地问：“小刘，你在汉口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任支部书记？特支书记？……”见大姐什么都了解，母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傻笑着……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监察部长的钱大姐见到母亲时还问：“怎么不见你笑了？”
在特殊环境下遇见自己的同志，母亲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但当大姐向母亲布置任务时，母亲立刻就冷静下来。钱大姐交给母亲一个姓严的新闻记者的联系方式，让母亲找他帮忙租房子安家。严先生的太太有个姐姐，是个姓蒋的军阀的姨太太，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在南京没有了生活来源，打算回昆明老家，因而想将房子出租。这样由蒋太太出面找了她丈夫原来的部下王先生，给父亲和母亲作了担保。父亲和母亲也因此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关系基础。 父亲和母亲住下后借王先生的关系，又认识了一位曹先生，他们看父亲年轻、老实，就拉父亲合资在镇江开采煤矿，并且一致推举他当经理。这样父亲在南京就有了合法身份，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先行建立社会关系”这一任务。后来煤矿虽未开成，但父亲取得了经理这一合法身份，从此就能踏实为党工作。1947年1月，钱大姐离开南京调中共上海局，行前她向父亲交代说，她去上海后会派人来和他们接关系。
战斗在黎明前的黑夜
1947年初，上海局派人来南京和父母接头，把南京地下党的一部分——由西南返回来无合适人接头的重要关系交父亲負责联系。联系人多是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及教育界、文艺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父亲接下这批名单一看，真是非同小可。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大都在国民党各部官居重要位子。
南京是国民党的老巢，到处是军统、中统的便衣特务。要将潜伏在国民党各部门的人员联系上，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非凡的胆略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对党的事业绝对的忠诚，是很难完成这一重任的。这些同志身处极端险境，情况十分复杂，而且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较长（半年或一年以上），联系地点和接头暗号都是以前约定的。尤其危险的是，对他们现在的情况概不知道。按组织原则他们之间只能发生垂直关系，不能发生横向关系。每每为找一个人，都要先熟悉对方所在的地方，了解大概情况，才能靠近前去打听。1947年7月，中共上海局决定父亲到上海，于是父亲和母亲结束了在南京的潜伏工作，奔赴上海，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在上海，母亲的公开身份只是家庭妇女，但实际上仍然承担着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的工作。父亲的所有工作，都有母亲在台前幕后的帮助和配合。当时母亲经常抱着哥哥牵着姐姐，串门白相（上海话，意思就是玩儿）。实际上是传送重要文件和情报，有时情报就藏在女儿的尿布下面。
有一次，父亲化装外出行动，不料在大街上迎面碰到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姐姐玲治那时只有两三岁，正是活泼可爱的年纪，她远远地认出了爸爸，一边奔跑着一边呼喊：“爸爸，爸爸！”母亲在后面追着：“认错人了！认错人了！”父亲也装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当玲治扑到父亲面前时发现眼前这个人与平时的父亲截然不同，真的以为认错人了，感到很不好意思，她咬着嘴唇向后退了几步，然后猛地转过身扑到母亲怀里害羞地哭了起来。父亲和母亲顿时松了一口气……
母亲和父亲在南京、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几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作为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以忠诚、勇敢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解放贡献出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他们的名字虽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
刘毓兰（1923-2011），湖北咸宁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2月入党，任新四军5师4团文娱干事、湖北省天门县区委书记。1940年在汉口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特支书记。1943年10月回新四军5师，1946年参加“中原突围”。此后在南京、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承担掩护同志和交通联络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市妇联干部科科长、老闸区妇联主任、全国妇联干部学校支部书记、全国政协机关联络处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2011年9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8岁。
大山里走出来的小童星
母亲刘毓兰1923年1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县汀泗桥镇的一户殷实人家。外公刘昌合早年留学美国，学的是体育，回国后曾任国立武汉大学体育教授、重庆陆军学校首席体育教官。
说起来，母亲在她的家乡也是个传奇人物。1936年，湖北省第一次举办了中小学生体育运动会。母亲代表咸宁县第一所完小——泉塘小学，参加了这次盛大的运动会。荣获两块银质奖牌、一面锦旗和一个大银质奖杯，校长高兴地为她捧着奖杯并陪伴其左右。运动会结束后，当时的咸宁县县长亲自率军乐队到火车站迎接，母亲当场把那个大银杯捐了出来。13岁的少女为咸宁县争得殊荣，一时间报纸上对她的赞美之辞铺天盖地，她俨然成为当时湖北家喻户晓的小童星。正因为母亲从小就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方面的天赋，使她后来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里能从容应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武昌湖北省立一女中读书的母亲，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忱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参加了抗日救亡救护队和抗日宣传歌咏队，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唱歌、演戏、宣传抗日。
1938年秋天，母亲的家人让她去重庆读书，她拿着家里给的学费和生活费，瞒着家人，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翻山越岭，几经辗转奔赴鄂豫抗日根据地。在边区，她先是在党校学习，毕业后分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即后来的新四军5师），成为一名新四军女战士。从此，开始了她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39年2月，未满16岁的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为民族兴亡、国家富强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肩负党的重任
1940年秋天，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交给母亲一项特殊任务——潜入敌占城市汉口，将散落在那里的共产党员重新联系起来，建立党的组织。行前，鄂豫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5师副政委兼组织部长陈少敏大姐亲自找母亲谈话，叮嘱母亲说：“小刘，这是党交给你的特殊任务，责任大、担子重、工作艰难，要有思想准备。你是学生，到了汉口还是上学，以此作为掩护，以后会派人来找你。”母亲当时只有17岁，一个女孩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要孤身一人潜伏到日寇占领的沦陷区，无疑会有很多风险。但母亲没有丝毫害怕和犹豫，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勇敢地踏上了征途。
母亲通过关系，弄到一张“良民证”，化装成老百姓，只身一人回到武汉，住在一个同乡的亲戚家里。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她在远房堂兄的帮助下进入一所意大利人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女子中学，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利用家里在武汉的各种社会关系秘密开展活动。白天，她在学校读书学文化，学英语、音乐、绘画、手工、家政等，晚上一個人悄悄溜出学校，秘密联络失散的地下党员，结交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工人、店员、知识分子，从中发展新党员，建立了汉口党支部并担任了支部书记。母亲他们在日伪眼皮子底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护送大批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到边区参加抗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1年夏天，母亲回根据地汇报工作，返回时领导批准她到鄂南中心县委看望未婚夫何功济（县组织部长）。何功济与母亲是同乡，年长母亲2岁。他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字，1935年夏从咸宁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在中学时期，他思想进步，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是学生运动的领袖。1938年，母亲与他一起奔赴鄂豫边区参加革命，又一起在边区党校学习，他还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他们是门当户对、志同道合，双方家庭都认可的未婚夫妻。
母亲乘船沿江而下，又转小木筏上岸来到县城一家小药铺（系地下联络站）时却被告知：几天前因汉奸告密，200多个日本鬼子偷袭了县委的营地，县委书记等18人落入敌手，惨遭杀害。这位青年人以崇敬的口吻告诉母亲，有位姓何的烈士被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绑在大树上，一刀刀地挖去腿上的肉，日本鬼子还放狼犬去咬他，但他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向乡亲们宣传“抗日必胜”，高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气急败坏的鬼子往他身上浇了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并将尸体丢入长江。
母亲一听惊呆了，大脑一片空白。片刻之后，她失声痛哭……
这位同志不明白她是怎么了，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听说烈士的未婚妻叫小刘，是不是就是你呀？”
这位烈士正是母亲的未婚夫何功济，刚满20岁的他，牺牲得那么壮烈！就这样，妈妈失去了她的初恋。
2005年，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母亲满含深情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怀念何功济烈士》。文中写道：“人们常说，‘时间是治愈伤痛的最好良药’，然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时间丝毫没有冲淡我失去功济同志的伤痛和对他的怀念……我总是想：功济同志还活着，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正为国为民战斗着哩！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在敌人面前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鞭策和鼓舞着我不断前进，并以此教育我的后代……”
组织部长做红娘
未婚夫的壮烈牺牲，更坚定了母亲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念。她擦干眼泪，强忍住失去初恋爱人的悲痛，返回武汉，继续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
1941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敌占区城市工作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派王锡珍同志到汉口建立特委。王锡珍是一个满怀激情，富有理想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1931年，18岁的王锡珍在《长江日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命运》。1935年，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学生向政府请愿，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当时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湘鄂西特委书记、新四军江陵独立营政委等职。 王锡珍到汉口后，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通过母亲，与地下党的其他成员建立了联系，组建了汉口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1942年初，王锡珍返回鄂豫边区党委所在地大悟山，向他的直接领导陈少敏大姐汇报工作。汇报结束时，陈大姐突然问：“你结婚了吗？”王锡珍奇怪地反问：“我跟谁结婚？”陈大姐哈哈大笑，说：“你这傻瓜，你身边有那么一位好姑娘小刘，你不会找她结婚？回去就告诉她，大姐让你和我结婚！”王锡珍道：“她还是个小姑娘，我怎么开口？”陈大姐对随同去边区的汉口地下党机要交通员说：“你回去对小刘说，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他们结婚。”
这年春天，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让王锡珍能够安全、稳定地在汉口站住脚跟，根据组织的决定，母亲与王锡珍结为夫妻。鉴于母亲的家族在武汉有一些社会关系，便于广交社会各界人士，有利于全面开展活动，陈大姐指示他们公开办婚礼，大宴宾客，广交朋友，造成社会影响。
为此，父母亲在家人和同学的操办下，在汉口六渡桥会宾楼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高朋贵友”请了不少，婚礼办得有模有样。通过这次婚礼，他们不仅沟通了已有的社会关系，还结识了一些新关系，就连日伪人员中也有了可利用的关系，为下一步在汉口进行地下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当年的结婚照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照片中妈妈身披婚纱，爸爸身着长袍，手持礼帽，每人身边都站着一位伴童。这是那个年代结婚的经典造型。
母亲与父亲结成革命伴侣后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度过了27个春秋。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战友、挚友。在母亲眼里，父亲儒雅谦和，正直坦荡，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可惜，1968年，在“文革”中父亲受到迫害英年早逝（年仅54岁），给母亲留下了无尽的思念。晚年的母亲满含深情地撰写了多篇回忆录，记述了他们共同战斗的难忘岁月。她写道：“从他不平凡的经历中，我看到了他献给党的一颗炽热真诚的心，他为人正直的秉性，襟怀坦白的作风，严谨的政治态度，坚韧求索的精神，忍冤含屈时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令人佩服，是我三生有幸！”
中原突围历艰辛
1943年10月，父母亲结束了在武汉的地下工作，奉命回到鄂豫边区。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国共双方于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纠集30万重兵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6万余人包围在鄂东宣化店地区。为保存实力，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原局决定分三路突围。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母亲当时正怀着大姐玲治，身怀六甲的她和扮作盐商的父亲，领着不到2岁的哥哥海治踏上了突围的征程。一路上历尽坎坷，备尝艰辛。一天，他们搭乘一艘长江上的运棉船，母亲坐在高高的棉花包上，突然船身晃动起来，母亲一下子失去重心，从船上掉了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灵活敏捷的母亲一把抓住了捆绑棉花的绳子，挺着大肚子，蹭蹭几下，竟然爬了上来。试想，一艘夜间行驶在长江上的货船，掉下去一个人，根本就不会被人发现，若不是母亲具有良好的体育天赋，身手敏捷，后果将不堪设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每当说起此事，还心有余悸。
1946年9月，父母亲历尽艰辛辗转几个月到达南京，到达的当晚，在一家小旅馆里母亲生下大姐玲治。晚年的母亲每当回忆起这次突围的经历，总是夸奖大姐争气，没有生在路上，而大姐则调皮地说：“我也参加了中原突围，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了吧。”
到南京的第二天，父亲就急切地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接洽，准备前往解放区。到了办事处后，组织部长钱瑛大姐（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见到父亲十分高兴，紧握着父亲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们要来了，组织决定将你们留在南京，负责同大后方随国民党‘光复迁都’回南京的我党潜伏人员和进步人士联系。”她告诉父亲，这些人是分布在国民党内的党、政、军、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重要人物，他们从重庆大西南到南京的时间都有一年或半年以上，一直无合适的人选去接头联络。
“你们初到南京，没人认识你们，又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括小刘也都受到过严格的考验，所以派你们去最合适。”
当晚钱瑛大姐给父亲一批文件阅读，第二天又给他详细讲形势和南京的情况，布置具体任务。钱大姐工作细致周到，让父亲和母亲在南京先找房子掩护下来，并要他们将外婆接到南京来，这样祖孙三代住在一起，对外更像个家庭，再行建立社会关系，等等。
父亲接受这一重大任务后于第二天天黑返回小旅馆，他一进门满面春风，抱起刚出世的大女儿玲治说：“今天是你出生第4天了，小宝贝，你也参加战斗了呀！”随后父亲告诉母亲：“钱大姐叫你去梅园新村，由她跟你谈话并亲自交代任务。”
第二天，母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出门寻找组织，几经周折在黄昏时分到达办事处驻地。一见“梅园新村”4个字，母亲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但她按捺住兴奋，机警地观察了周边环境：只见附近有擦皮鞋、摆小摊的，对门一座二层小楼的阳台上，有一个戴墨镜的男子坐在那里，一看那股架势就知道是特务在盯梢。母親沉着冷静，快步进了办事处，藏入门后暗处，再看外面是否有人跟踪。正在此时，有人从母亲身后抓住她，问：“你干什么？”母亲正要开口说明情况，在屋内等候她的钱大姐问道：“是小刘吗？”母亲高兴地应声跳了起来，开心得不得了，回答道：“大姐，是我！”大姐把母亲抱住，让进屋。
钱瑛大姐与母亲是同乡，也是湖北咸宁人，她1927年参加革命，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我党早期优秀的女干部，是母亲青年时期的偶像。由于父母从“蒋管区”化装突围，一路上很难见到自己的同志，现在终于见到了，并且是朝思暮想的钱大姐，母亲欢喜得心里像开了花一样。钱大姐给母亲倒了一杯茶，和蔼地问：“小刘，你在汉口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任支部书记？特支书记？……”见大姐什么都了解，母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傻笑着……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监察部长的钱大姐见到母亲时还问：“怎么不见你笑了？”
在特殊环境下遇见自己的同志，母亲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但当大姐向母亲布置任务时，母亲立刻就冷静下来。钱大姐交给母亲一个姓严的新闻记者的联系方式，让母亲找他帮忙租房子安家。严先生的太太有个姐姐，是个姓蒋的军阀的姨太太，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在南京没有了生活来源，打算回昆明老家，因而想将房子出租。这样由蒋太太出面找了她丈夫原来的部下王先生，给父亲和母亲作了担保。父亲和母亲也因此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关系基础。 父亲和母亲住下后借王先生的关系，又认识了一位曹先生，他们看父亲年轻、老实，就拉父亲合资在镇江开采煤矿，并且一致推举他当经理。这样父亲在南京就有了合法身份，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先行建立社会关系”这一任务。后来煤矿虽未开成，但父亲取得了经理这一合法身份，从此就能踏实为党工作。1947年1月，钱大姐离开南京调中共上海局，行前她向父亲交代说，她去上海后会派人来和他们接关系。
战斗在黎明前的黑夜
1947年初，上海局派人来南京和父母接头，把南京地下党的一部分——由西南返回来无合适人接头的重要关系交父亲負责联系。联系人多是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及教育界、文艺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父亲接下这批名单一看，真是非同小可。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大都在国民党各部官居重要位子。
南京是国民党的老巢，到处是军统、中统的便衣特务。要将潜伏在国民党各部门的人员联系上，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非凡的胆略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对党的事业绝对的忠诚，是很难完成这一重任的。这些同志身处极端险境，情况十分复杂，而且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较长（半年或一年以上），联系地点和接头暗号都是以前约定的。尤其危险的是，对他们现在的情况概不知道。按组织原则他们之间只能发生垂直关系，不能发生横向关系。每每为找一个人，都要先熟悉对方所在的地方，了解大概情况，才能靠近前去打听。1947年7月，中共上海局决定父亲到上海，于是父亲和母亲结束了在南京的潜伏工作，奔赴上海，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在上海，母亲的公开身份只是家庭妇女，但实际上仍然承担着传递情报，掩护同志的工作。父亲的所有工作，都有母亲在台前幕后的帮助和配合。当时母亲经常抱着哥哥牵着姐姐，串门白相（上海话，意思就是玩儿）。实际上是传送重要文件和情报，有时情报就藏在女儿的尿布下面。
有一次，父亲化装外出行动，不料在大街上迎面碰到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姐姐玲治那时只有两三岁，正是活泼可爱的年纪，她远远地认出了爸爸，一边奔跑着一边呼喊：“爸爸，爸爸！”母亲在后面追着：“认错人了！认错人了！”父亲也装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当玲治扑到父亲面前时发现眼前这个人与平时的父亲截然不同，真的以为认错人了，感到很不好意思，她咬着嘴唇向后退了几步，然后猛地转过身扑到母亲怀里害羞地哭了起来。父亲和母亲顿时松了一口气……
母亲和父亲在南京、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几年，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他们作为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以忠诚、勇敢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解放贡献出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他们的名字虽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