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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商品经济时代物质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媒介，过度“物化”则容易导致奥林匹克精神的迷失，奥运会追求和平的意识及教育导向是其生存之本。适度弱化物质奖励将会使人们逐渐从“见物不见人”的迷雾中走出来，逐渐摆脱与消除“唯金牌论”，促进竞技体育更加“自觉”，从而实现我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精神；物质奖励；精神衰落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1-0029-05
The loss and return of the Olympic spirit
——A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material reward
LIU Y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516007，China）
Abstract： In the commodity economy era， material become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excessive “materialization” tends to cause the loss of the Olympic spirit； the peace pursuing consciousness and education orient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are its survival foundation. Weakening material reward moderately will enable people to gradually walk out of the mist of “materials visible but people invisible” and get rid of and eliminate the “gold medal or nothing theory”， and make competitive sports more “conscious”， thus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 Olympic movement；Olympic spirit；material reward；mental decline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奥林匹克精神的传递一定程度上也需要经济基础作铺垫，但过度地追求物质则会削弱精神的力量。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和职业化导致奥林匹克精神迷失，金牌背后的物质奖励挤占了奥林匹克精神的高尚地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通过回顾奥运发展历程，分析物质奖励与精神衰落之间的关系，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归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
1 中外体育史上的物质奖励与精神衰落
1.1 物质奖励的渊源
1）古希腊物质奖励的出现。
城邦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按照神的旨意实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是人们希望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进友谊、促进和平的愿望。古代奥运会早期对冠军几乎没有物质奖励，只有由希腊少年用金镰刀从宙斯神庙后圣山上砍下的橄榄枝编成的桂冠和一支棕榈，它象征着神圣的荣誉，体现出竞赛是为了精神而不是金钱的意志。奥运会的冠军被视为宙斯最喜爱的勇士，希腊人一般要用盛大的游行和艺术表演的庆祝活动表示对冠军的敬意，同时诗人要为其谱写诗篇，冠军还有资格把自己塑像放入奥林匹亚神殿，永远供世人瞻仰[1]。古希腊奥运会的衰落开始于人们对高尚精神追求的淡漠，由于奥运会冠军的巨大荣誉导致许多城邦开始对奥运会冠军进行物质奖励。中央电视台系列奥运特别节目《奥运传奇》中提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第一个把物质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引入奥运会，他宣布冠军将得到500银币的奖金（在当时可买500只羊）。在斯巴达，很多运动员享有终身的津贴和特权，并终身由国家供养，其他城邦纷纷效仿，奥运会崇高的精神追求开始黯淡。”伴随着金钱奖励风气，古希腊出现专门为金钱而出售体力和运动技术的职业运动员，如两度夺得公元前488年和484年奥运会冠军的克罗顿运动员阿斯太拉斯，在公元前480年的奥运会上卖身于叙拉主斯城邦，他们无视奥运会的神圣精神和为城邦争胜荣誉感[2]250，被哲学家柏拉图称为“愚蠢的巨人”，这象征古奥运精神开始陨落。
2）中国古代的物质奖励。
我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比赛，大多是具有表演和娱乐性质的游戏活动，很多民族传统项目的比赛获胜者依然有较为可观的奖励，与今天的体育奖励颇为相似。如“田忌赛马”，利用灵活的排列顺序赢得了胜利，获取“千斤”黄金。据《北史·魏宗诸室列传》记载，北魏孝武帝便曾在洛阳都城御花园的华林园内举行过一次射箭比赛。当时的奖品是一只能盛二升酒的“银酒卮”，卮是古人常用的盛酒器皿，实际就是一只超大酒杯，其外形与现代体育奖杯十分相似[3]。此外，每个朝代都会有不同的奖励方式，但奖励一般都带有随意性和君王专制性，并没有明确的奖励制度。有些君王会把皇宫通行证作为奖励，有些达官贵族会直接以奖金的形式奖励，而且当时的奖励数额与现代货币不相上下。当然，这只是中国官宦文化中的一个射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体育比赛的物质奖励。
1.2 过度“物化”与古奥运精神的衰落
古代奥运精神的衰落原因很多，但是社会的“物化”与人的“物化”可谓是重要原因之一，其衰落过程是从娱神到娱人的转变。古代奥运会从兴起到衰落持续了千年之久，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这项赛事只在希腊举办，是披着宗教外衣下举行的，具有民族统一性和神圣的精神崇拜性，也是古希腊奥运会不断持续发展的动力。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乱得到统一的核心力量来源于对神灵的崇拜，随着物质奖励的过度膨胀和获胜者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社会的“物化”力量逐渐超越了神灵的实际作用。如李力研[4]谈到：“到了公元前4世纪，奥运会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实的人们发现，‘神’的名义并不那么神圣，眼前的利益才是最大的福祉……‘神’的名义开始褪色，奥运会也不再神圣，裁判屡有贿赂，运动员之间开始不择手段。”当物质交换变得更加手段化时，人的工具理性将会超越精神追求，在物质面前精神将会此长彼消，古奥运精神的教育意义逐渐淡薄。 青奥会的举办使得“唯金牌论”受到挑战，希望能够摆脱追逐金牌和金钱的控制，使运动员在无压力的竞赛环境中接受教育活动和相互交流，促进各国文化传播，告诉全世界的运动员与体育有关的危险，比如兴奋剂、训练过度和惰性等。然而，在第1届青奥会期间，两名年仅17岁的摔跤选手因利尿剂药检呈阳性，从而被取消新加坡青奥会成绩[18]。兴奋剂在青奥会竞赛中出现，足以说明人们对金牌的渴望和已经失衡的心态，追求身体健康、促进交流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体育精神仍然处于理想化状态。
4.4 中国竞技体育需要文化自觉
我国竞技体育起步较晚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在获取竞赛成绩方面位于世界前列，但体育基础仍然很薄弱，这与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体育形式有关。中国传统体育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奥林匹克体育以工业文明为依托[19]。儒家思想重视文化、轻视体育，提倡谦让、反对竞争；道家思想的精华是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提倡“静”主张“不挣”，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竞技运动发展。中国古代的球类游戏、棋类游戏、风筝、踢毽等都以娱乐为主，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定，也压制体育、禁止民间练武。竞技体育底蕴的薄弱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孕育环境，这才是根本所在。由国家落后时奥运金牌的强大精神寄托到今天国家繁荣富强，奥运冠军的政治意义不断减小但其精神价值应该得到普及与传承，金牌意识和物质奖励使奥运冠军价值倍增，物质利益光彩夺目，各省竞相发展金牌项目，相反群众基础愈加薄弱，这样只能造成少数人参与的体育大国而不能实现全民参与的体育强国。正如任海[20]所说：“中国的竞技体育一直是把追赶和超越对手作为自己的使命，夺标的观念太重，但在怎样实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上却显得考虑不足”。物质奖励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种长期的策略执行和实施，放开思想、淡化金牌意识、弱化物质奖励则能够有效的避免兴奋剂、假球、黑哨等“异化”现象，因为没有利益背后操作就会失去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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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晓正，陈剑. 奥林匹克大全[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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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熊斗寅. 熊斗寅体育文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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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mmodity economy era， material become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excessive “materialization” tends to cause the loss of the Olympic spirit； the peace pursuing consciousness and education orient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are its survival foundation. Weakening material reward moderately will enable people to gradually walk out of the mist of “materials visible but people invisible” and get rid of and eliminate the “gold medal or nothing theory”， and make competitive sports more “conscious”， thus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China.
Key words： Olympic movement；Olympic spirit；material reward；mental decline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奥林匹克精神的传递一定程度上也需要经济基础作铺垫，但过度地追求物质则会削弱精神的力量。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和职业化导致奥林匹克精神迷失，金牌背后的物质奖励挤占了奥林匹克精神的高尚地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通过回顾奥运发展历程，分析物质奖励与精神衰落之间的关系，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归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
1 中外体育史上的物质奖励与精神衰落
1.1 物质奖励的渊源
1）古希腊物质奖励的出现。
城邦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按照神的旨意实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制度”，是人们希望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进友谊、促进和平的愿望。古代奥运会早期对冠军几乎没有物质奖励，只有由希腊少年用金镰刀从宙斯神庙后圣山上砍下的橄榄枝编成的桂冠和一支棕榈，它象征着神圣的荣誉，体现出竞赛是为了精神而不是金钱的意志。奥运会的冠军被视为宙斯最喜爱的勇士，希腊人一般要用盛大的游行和艺术表演的庆祝活动表示对冠军的敬意，同时诗人要为其谱写诗篇，冠军还有资格把自己塑像放入奥林匹亚神殿，永远供世人瞻仰[1]。古希腊奥运会的衰落开始于人们对高尚精神追求的淡漠，由于奥运会冠军的巨大荣誉导致许多城邦开始对奥运会冠军进行物质奖励。中央电视台系列奥运特别节目《奥运传奇》中提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第一个把物质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引入奥运会，他宣布冠军将得到500银币的奖金（在当时可买500只羊）。在斯巴达，很多运动员享有终身的津贴和特权，并终身由国家供养，其他城邦纷纷效仿，奥运会崇高的精神追求开始黯淡。”伴随着金钱奖励风气，古希腊出现专门为金钱而出售体力和运动技术的职业运动员，如两度夺得公元前488年和484年奥运会冠军的克罗顿运动员阿斯太拉斯，在公元前480年的奥运会上卖身于叙拉主斯城邦，他们无视奥运会的神圣精神和为城邦争胜荣誉感[2]250，被哲学家柏拉图称为“愚蠢的巨人”，这象征古奥运精神开始陨落。
2）中国古代的物质奖励。
我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比赛，大多是具有表演和娱乐性质的游戏活动，很多民族传统项目的比赛获胜者依然有较为可观的奖励，与今天的体育奖励颇为相似。如“田忌赛马”，利用灵活的排列顺序赢得了胜利，获取“千斤”黄金。据《北史·魏宗诸室列传》记载，北魏孝武帝便曾在洛阳都城御花园的华林园内举行过一次射箭比赛。当时的奖品是一只能盛二升酒的“银酒卮”，卮是古人常用的盛酒器皿，实际就是一只超大酒杯，其外形与现代体育奖杯十分相似[3]。此外，每个朝代都会有不同的奖励方式，但奖励一般都带有随意性和君王专制性，并没有明确的奖励制度。有些君王会把皇宫通行证作为奖励，有些达官贵族会直接以奖金的形式奖励，而且当时的奖励数额与现代货币不相上下。当然，这只是中国官宦文化中的一个射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体育比赛的物质奖励。
1.2 过度“物化”与古奥运精神的衰落
古代奥运精神的衰落原因很多，但是社会的“物化”与人的“物化”可谓是重要原因之一，其衰落过程是从娱神到娱人的转变。古代奥运会从兴起到衰落持续了千年之久，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这项赛事只在希腊举办，是披着宗教外衣下举行的，具有民族统一性和神圣的精神崇拜性，也是古希腊奥运会不断持续发展的动力。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乱得到统一的核心力量来源于对神灵的崇拜，随着物质奖励的过度膨胀和获胜者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社会的“物化”力量逐渐超越了神灵的实际作用。如李力研[4]谈到：“到了公元前4世纪，奥运会中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实的人们发现，‘神’的名义并不那么神圣，眼前的利益才是最大的福祉……‘神’的名义开始褪色，奥运会也不再神圣，裁判屡有贿赂，运动员之间开始不择手段。”当物质交换变得更加手段化时，人的工具理性将会超越精神追求，在物质面前精神将会此长彼消，古奥运精神的教育意义逐渐淡薄。 青奥会的举办使得“唯金牌论”受到挑战，希望能够摆脱追逐金牌和金钱的控制，使运动员在无压力的竞赛环境中接受教育活动和相互交流，促进各国文化传播，告诉全世界的运动员与体育有关的危险，比如兴奋剂、训练过度和惰性等。然而，在第1届青奥会期间，两名年仅17岁的摔跤选手因利尿剂药检呈阳性，从而被取消新加坡青奥会成绩[18]。兴奋剂在青奥会竞赛中出现，足以说明人们对金牌的渴望和已经失衡的心态，追求身体健康、促进交流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体育精神仍然处于理想化状态。
4.4 中国竞技体育需要文化自觉
我国竞技体育起步较晚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在获取竞赛成绩方面位于世界前列，但体育基础仍然很薄弱，这与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体育形式有关。中国传统体育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奥林匹克体育以工业文明为依托[19]。儒家思想重视文化、轻视体育，提倡谦让、反对竞争；道家思想的精华是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提倡“静”主张“不挣”，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竞技运动发展。中国古代的球类游戏、棋类游戏、风筝、踢毽等都以娱乐为主，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定，也压制体育、禁止民间练武。竞技体育底蕴的薄弱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孕育环境，这才是根本所在。由国家落后时奥运金牌的强大精神寄托到今天国家繁荣富强，奥运冠军的政治意义不断减小但其精神价值应该得到普及与传承，金牌意识和物质奖励使奥运冠军价值倍增，物质利益光彩夺目，各省竞相发展金牌项目，相反群众基础愈加薄弱，这样只能造成少数人参与的体育大国而不能实现全民参与的体育强国。正如任海[20]所说：“中国的竞技体育一直是把追赶和超越对手作为自己的使命，夺标的观念太重，但在怎样实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上却显得考虑不足”。物质奖励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种长期的策略执行和实施，放开思想、淡化金牌意识、弱化物质奖励则能够有效的避免兴奋剂、假球、黑哨等“异化”现象，因为没有利益背后操作就会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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