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这是班固在著名的《西都赋》中对汉长安城繁华街市的描绘。长安是西汉的商业中心，长安的市场上商品种类极为丰富，大约涵盖了当时人们生活生产所需的绝大多数物品，从果蔬盐酒到刀剑文具。在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之后，长安的市场上甚至还有许多胡商，他们向汉人贩卖来自西域的特产毛皮、香料等。
　　然而，汉代这种工商业繁荣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制度层面的保障。从事商品贩卖的商贾如果想在市场上合法经营货物，需要到官府进行登记。政府将这部分人单立户籍，即“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人与从事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的社会地位不同。即便在鼓励私营工商手工业发展的西汉初年，汉高祖也明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时甚至征发七种“贱民”出击匈奴，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可见，商人，或者曾经做过商人，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是商人的人，都属于“贱民”之列。
　　重本抑末，政府强力打压工商业的社会能发展起来的只有小农经济。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不过，前提是国家必须轻徭薄赋，统治者能做到“不折腾”，同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很显然，如此条件之下，这种“自给自足”是非常脆弱的。而即便实现了“自给自足”，完全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家庭也不可能致富。一个五口之家，再是起早贪黑、精耕细作，最多也只能种植百亩土地。
　　当然，将所有的人都牢牢地束缚在土地劳作上，让所有的人终日只能为衣食奔忙，对统治者而言，这是最好的御民之道。于是，从秦汉开始，每一个想要长治久安的中原王朝都走上了重本抑末的道路。然而，這注定是一条充满了饥荒、贫穷以及不安定的道路。
　　孟子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在孟子看来，田租能实现十税一已经是很好的社会了。而在整个两汉时期，国家规定的田租为十五税一，文景时期减为三十税一，文帝时代还一度免掉了田租。统治者如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汉武帝继位第三年，黄河泛滥，史书上便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足见单纯依靠农业生产的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多么的薄弱。
　　工商业如同社会经济的血脉，将营养运输至每一个细胞，滋养着社会的繁荣。尽管统治者们刻意打压，汉代的工商业仍旧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今天的我们才能在班固、张衡的辞赋中读到汉长安城的富庶与繁华。
　　可惜的是，商人们发家致富有了钱还会愿意从事社会末业，做“贱民”吗？既然土地和农业才是社会的根本，那对古代有钱人来说，最可靠的投资便是置办土地。于是，土地兼并逐渐成为每一个中原王朝难以解决的顽症。
　　说起来，中国人彻底解决吃饭问题还是最近的三十年。很多人把问题归因于人口的庞大，认为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但至少，在古代社会，养不活中国人的不是土地，而是强行将所有人捆绑在土地上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