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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分为自然“存储”和社会“存储”，其中社会“存储”的有效开拓与补偿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王永江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重要决策人物。在担任奉天省财政厅长和代省长期间锐意推行新政，比较成功地开拓和补偿了曾经一度枯竭的社会“存储”。但是，由于张作霖在“整飭军武”和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物力，使社会“存储”不能够得到再开拓与再补偿，良性经济循环遭到了破坏。王永江的新政也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存储”理论，王永江，奉天省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23-05
赋税征收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物质保证，也是形成国家经济能力的根本途径。王永江在辅佐张作霖期间积极推行税收与财政变革，曾一度促进了奉天省的经济发展。本文拟从“存储”理论的视角探寻王永江的理财思路及其推行的新政与当时奉天省经济发展、衰退的内在联系，以期对我们探究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某些迂回曲折的经济现象有所裨益。
一
“存储”理论又称库存论，其主要内容是确定物资库存量、补货频率和一次补货量，以缓冲调节供求之间的不平衡，避免因此而造成损失。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存储”，即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它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调节的力量而存在，既包括有生产关系的成分，也包含着生产力的因素，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抽象出的某些结晶和沉淀物，并从动态体系上给以新的概括的产物。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然存储”，即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开拓能力以及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方式等；另一类是“社会存储”，即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积聚的财富。如果社会结构中“存储”的“输入”等于或大于“输出”，即“存储”的耗费获得了及时补偿，社会呈现稳定发展局面；如果“存储”的“输出”大于“输入”，即社会耗费没有得到及时补偿，造成“存储”的耗竭，则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可以说，“存储”的多少与补充方法是否完善，是反映一个社会结构是否有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志；而如何在“存储”消耗之后及时进行“存储”的开拓补偿，则成为稳定社会最重要问题。1916年张作霖执政奉天之初，正是奉天省财政、金融最为混乱时期。连年亏空二百到三百万元，并欠债款一千万元。日本人乘机一再掀起“挤兑风潮”，致使奉票跌价，官银号濒临倒闭。1917年5月，张作霖大胆起用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
王永江(1871—1927年)，字岷源，奉天金州人(今属辽宁)，曾任辽阳警务处长、奉天省城税务局长、官地清丈局屯垦局正副局长、奉天省警务局长兼警察厅厅长、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奉天省代省长等职。著名史学家金毓黻为他著传：“曩论近30年东北政治人才，应以永江为巨擘，以其手眼明敏，长于裁断，具有近代政治家之风度为足多也。”
王永江上任伊始，即以“秋霜烈日”精神，大刀阔斧地改革奉天省财政，进行自然”存储”的开拓和社会”存储”的补偿。通过王永江的一系列改革，到1921年，奉天省的财政状况己有好转，不仅偿还了1000余万元的外债、弥补了每年两三百万的亏空，还有1000余万元的结余。“东北财赋之岁增额，有如几何之累进数，库入之丰，允称奇迹”。
从“存储”理论视角分析，王永江主要通过清丈土地、移民招垦、节省财政开支、大力发展实业等方式，成功地开拓和补偿了曾经一度枯竭的社会“存储”。
二
根据“存储”理论，社会结构中“存储”越少，抵抗各种干扰的能力越弱。因此，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要千方百计地对“存储”进行开拓和补偿。不同的“存储”有不同的开拓与补偿方法和途径。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主要靠扩大劳动对象和提高生产技术等方式来获取；而社会“存储”的增加与补偿，则通过减少社会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法来解决。王永江在财政变革过程中采取清丈土地、移民垦殖、发展农业试验场和农业职业教育等方式进行了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
1 清丈土地
张作霖主政东北初期，奉天省工商业不甚发达，所以田赋依然是最重要的税源之一。王永江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必须考虑如何从土地方面增加税收。民国时期，奉天省土地垦殖的重点主要是对各类官地和熟地进行清查丈放。王永江于1916年5月任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长，同年7月兼屯垦局副局长，随即着手奉天省土地一步进行清丈和招垦；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更是积极办理。据统计，从1915年至1924年，奉天省共丈放内务府庄地67万余亩、陵产地7.9万亩、各王公庄田167万亩，总计240余万亩。其中1921年2478亩，1922年17947亩，1923年11132亩，1924年112亩。清室三陵祭田官地、祭果官地等项土地约有七八十万亩，每年可收入租款二十七八万元，以为祭祀岁修之用，于1925年起也逐渐丈放。
民国时期皇庄丈放，皇室仍享有利权，但浮多地亩归国有。奉天省丈放“浮多地亩可直接获有数万元之款”。
在王公庄地的丈放中，奉天省更是从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按照《查丈王公庄地办法》，“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仅1924年，奉天省丈放王公庄地1242692亩，共收入王公庄地八成地价4905017元。1925年奉天省又下令将未经呈请丈放的各王公庄园“一并收为省有”。
另外，1915到1924年十年间，奉天省共丈放余荒140多万亩，按照平均价格2元计算，大约285万余元。显然，通过清丈土地、清理浮多地亩及督促垦地升科，奉天省控制的土地数量大大增加了；由此所获得的收入更成为当时的一项大宗收入。奉天省的自然“存储”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补偿。
2 推行移民垦殖政策
与清丈土地相呼应，王永江推行招徕移民政策。辛亥革命时，“奉天省人口已超过1千万，每方里有150人左右，已超过山西、陕西等省。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人口已成饱和状态”。因此，大量关内移民大都进入黑吉两省。为了吸引移民入奉，王永江尽力给移民提供优惠和方便条件。民国十二年(1923年)，奉天省设立垦务局，分给流民荒地农具种子，新垦驻地三年起科；1925年，奉天省在天津设置移民局，并通过《奉天省垦荒大纲》，规定移民“未到达之前，应由县政府预定地点，分饬各村长详查当地有粮之大户，先令垫借牲畜、籽种及粮食”，解决了移民后顾之忧，从而招徕了许多关内移民。关内移民给奉天省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美国学者薛龙即指出：正是移民的劳动，到20世纪下半期，才使东北成为中国农业最丰产、 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3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土地的开垦和利用程度，是自然”存储”增加与否的主要标志。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程度高，土地利用系数大，自然“存储”则随之增加。关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王永江把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视为最重要的途径。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王永江从发展农业试验场人手。1922年王永江令奉天省实业厅设立棉业试验场，勘定省会大西门外第一苗圃造林隙地51亩为场地，开办费790元，常年经费986元，专门进行棉花的品种和种植技术实验㈣。在王永江的积极倡导下，1924年奉天省洮昌道设立了道立林木场，附设农事试验场，位于辽源卧虎屯地方，占地158垧3亩。该场育有美利奴羊60余头，栽培树木数万株，经费由道属15县均摊，每年1万元。
一批农科职业学校也先后成立。康平县立农科职业学校1923年2月成立，设桑蚕科、园艺科。安东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3月成立，设蚕桑科、园艺科。怀德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8月成立，色水稻科。此后，奉天省又陆续设立了一些农科职业学校。如昌图县立农科职校、绥中县立农科职校等等。
农业试验场和农科职业学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地利用系数，提高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程度，促进了奉天省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
三
社会“存储”的补偿主要靠减少社会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来解决。社会“存储”的耗费之后能否得到正常补偿的关键，剔除突发性的干扰因素，一般决定于社会的自我耗费量。如果社会的自我耗费能限制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存储”的消耗就一般能得到补偿；反之，如果超出了自然“存储”所能提供的限度，“存储”就会逐步消耗而得不到补偿，从而无力调节对结构的干扰，必然导致结构的瓦解。王永江首先从减少社会耗费入手进行社会“存储”的补偿。
1 节省财政开支
王永江节省开支的第一个办法是极力精简机关人员编制，节制冗费。如当时省长公署第一科负责人事、吏治、财政、外交、蒙旗事项。所管之事，相当繁多，除会计、庶务、收发、管卷部分不算在内以外，仅有主任一个、主稿一人、科员四人、办事员三人，一共不足十个人。各机关的经费也甚为节约。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仅奉大洋二至三千元。在王永江任职期间，厅长上班均乘人力车，不准购买汽车。同时王永江认真审查各行政部门财政预算，预算以外用款严格控制，绝难批准。王永江更是以身作则，自己身边不设秘书，凡事亲自批阅。
王永江还提出加强地方财政款项监督来节俭开支。1917年9月，根據王永江财政报告，奉天省公署发出《关于奉省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筹议裁并机关缩减经费》的通知；1921年11月，奉天省公署颁布《统一各县管理地方公款主任办事细则》；1923年1月31日，王永江更是明确下令“大幅度压缩县区行政经费”。
王永江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节省财政开支办法是废止严重亏损且将来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建立有利可图的企业”，并提出“官有财产有归民实之必要者，速归民实，以免损失”。
2 规范税收政策
规范税收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王永江担任财政厅长后，首先加强对财政官员管束。王永江制定奖罚章程制度，按照税捐局所在地的耕地面积、商户、人口数及农副产品生产情况等来决定各税捐局的年应征税额。如果超过规定税额，按照超过的收额数量，提出若干层，作为奖金。奖金归税捐局长以下人员分劈。若果税收定额完不成之税捐，考核其原因，如因自然灾荒等，可酌情减税收定额。如因税收人员办事不力，或有贪污等情，即按章惩处。同时，王永江尽行撤换不良捐局长，改变了以往各县知事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的积弊。由于王永江“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奉天省财政面貌为之一新。
王永江在民国初年税捐收入的基础上，做出预算，厘定税目。把税捐进行更进一步分类，如统捐包括出产税、豆税、销场税、术植税、茧丝税、粮货税和船税等。正杂各税包括契税、矿税、出井煤税、酒税和酒牌照税、烟税和烟牌照税、渔税、剪税等。从而，改变了过去税目繁多、征收不便的积弊，也利于各地规范化管理与征收。
3 发展实业
积极发展实业是王永江一贯主张，尤其是提出了政府应投资于实业，并把官有营业视为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把省内矿山开采完全收为官营”。1923年7月， 奉天纺纱厂开始营业，王永江提出如果生产技术不精良，就抢夺不到市场，“难与日商争衡”，因此，奉天纺纱厂“所用的纺纱机、织布机以及电机，全是从美国购进”，“大半资金由省库支付，其余由私人集股，实为奉天民族工业规模最大之工厂。1923年获纯利奉天大洋30万元。到1926年获纯利竟达奉大洋1665万余元”。
由于王永江鼓励发展实业政策，奉天省先后建立了一批官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如1922年建立了奉天八王寺汽水啤酒有限公司；1922年设立了奉天惠临火柴公司；1923年建立的肇新窑业公司；1923年设立营口火柴厂等等。一些原有企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奉天纯益缫丝公司创办于1918年，在省政府的鼓励下，1922年续招新股22万元(奉票)，并1923年在海城建立缫丝分厂，1924年在安东特设丝庄收买各种等级灰丝。
1924年1月，王永江策动张作霖召开了东北三省军政官员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发展经济问题。会上“决定今后三个月内由三省联合集资2000万元”，一年内在十处建立官办工厂，并开发30处官有良好的采矿业。另外“增加资本200万元，扩充呼兰糖业工厂、沈阳棉花厂、鸭绿江木材公司、裴(本)汐湖煤矿厂。除创办实业以外，又“扩充公用事业，如电力公司，自1923年至1927年，有20所中国人经营的电力公司先后设立，其中有公营的，也有民营的”。
为了扩大资金，稳定金融，王永江还采取了发行公债、抵制北京政府摊派增税、整顿奉票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经过王永江的财政变革，奉天省的工矿业、农副业、商业贸易及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张作霖能够两次人关，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中胜出以及最后入主北京，王永江的功劳实在功不可没。
四
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得到开拓和补偿后，如何征调和分配“存储”依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此，王永江与张作霖出现了分歧。王永江提出削减军用经费，增加民政经费；张作霖则“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从1922年起，除第二次直奉战争约7000万元的额外支出之外，每年的日常军费支出就达1800万元；兵工厂每年支出2300万元；张作霖的个人活动费和机密费 近千万元。而奉天的年总收入较高的1925年也只有2300万元，就是将所有能够加征的赋税再行增加，也难以填平这样一笔巨额开支。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处于枯竭边缘，奉天省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奉票的发行额逐年增加，且呈直线上升。1916年奉票发行额为1508万元，1922年为3600万元，1924年为22328.4万元，1925年为51372.3万元，1928年竟增至130000万元。
1925年奉票发行较1916年增加33倍之多，而1928年较1916年增加数额竟达到86之倍之多。奉票滥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奉票与日本在东北发行的金票的比价直线下降。
1920年奉票的价格与金票相等，到1927年它与金票的比价几乎达到了1比10，到1928年竟然达到了1与25之比，即奉票的价格已经跌倒了1920年原价的25分之。
伴随奉票的贬值，奉天省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近代并称为东北三大工业面粉、油坊、烧锅等，此间均受到打击。如奉天油坊“以前有50余户，到1927年仅存20余户，倒闭了五分之三”。其他行业也不能幸免。新民县1927年“因奉票跌价关系，纱价抬高。出货难售，各厂出入均感困难，其资本微薄者，以无力支持，相率歇业”。营口织布工厂1925年有120家，“现因时局不靖，金融滞塞，停工者多，仅存大小87家”。又据满铁调查课的调查，“仅1927年初3个月，在奉天城内即有400户工商业倒闭”。
农村经济也遭到破坏，这可以从当时田租的变化得到印证。1922-1925年，辽阳县钱租在两年之间，最高上涨150％，平均上涨达76％。
由于战争费用、日常军费、兵工厂支出及张作霖的个人活动费和机密费等社会“存储”过量的耗费，奉天省自然“存储”的结构已遭到破坏，并已经造成生产的萎缩，进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存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毕竟只能起到一种调节结构的功能，动用“存储”调节社会结构的发展并不是无限度的。奉天省在社会结构中“存储”开拓和补偿后，由于对其配置不当，使得“存储”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再开拓与再补偿，良性经济循环遭到了破坏。尤为严重的是，在“存储”配置极不合理、已经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存储”补偿和分配的办法的情况下，王永江裁减军队和军费建议没被采纳，张作霖依然一意孤行，挥师入关并进军华东地区。于是，奉天省处于动荡、混乱状态也在意料之中了。
作者简介 王凤杰，女，辽宁铁岭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渤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于春英，女，山东日照人，东北师范大學博士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北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存储”理论，王永江，奉天省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23-05
赋税征收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物质保证，也是形成国家经济能力的根本途径。王永江在辅佐张作霖期间积极推行税收与财政变革，曾一度促进了奉天省的经济发展。本文拟从“存储”理论的视角探寻王永江的理财思路及其推行的新政与当时奉天省经济发展、衰退的内在联系，以期对我们探究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某些迂回曲折的经济现象有所裨益。
一
“存储”理论又称库存论，其主要内容是确定物资库存量、补货频率和一次补货量，以缓冲调节供求之间的不平衡，避免因此而造成损失。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存储”，即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它作为一种社会自我调节的力量而存在，既包括有生产关系的成分，也包含着生产力的因素，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抽象出的某些结晶和沉淀物，并从动态体系上给以新的概括的产物。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然存储”，即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开拓能力以及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方式等；另一类是“社会存储”，即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积聚的财富。如果社会结构中“存储”的“输入”等于或大于“输出”，即“存储”的耗费获得了及时补偿，社会呈现稳定发展局面；如果“存储”的“输出”大于“输入”，即社会耗费没有得到及时补偿，造成“存储”的耗竭，则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可以说，“存储”的多少与补充方法是否完善，是反映一个社会结构是否有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志；而如何在“存储”消耗之后及时进行“存储”的开拓补偿，则成为稳定社会最重要问题。1916年张作霖执政奉天之初，正是奉天省财政、金融最为混乱时期。连年亏空二百到三百万元，并欠债款一千万元。日本人乘机一再掀起“挤兑风潮”，致使奉票跌价，官银号濒临倒闭。1917年5月，张作霖大胆起用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
王永江(1871—1927年)，字岷源，奉天金州人(今属辽宁)，曾任辽阳警务处长、奉天省城税务局长、官地清丈局屯垦局正副局长、奉天省警务局长兼警察厅厅长、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奉天省代省长等职。著名史学家金毓黻为他著传：“曩论近30年东北政治人才，应以永江为巨擘，以其手眼明敏，长于裁断，具有近代政治家之风度为足多也。”
王永江上任伊始，即以“秋霜烈日”精神，大刀阔斧地改革奉天省财政，进行自然”存储”的开拓和社会”存储”的补偿。通过王永江的一系列改革，到1921年，奉天省的财政状况己有好转，不仅偿还了1000余万元的外债、弥补了每年两三百万的亏空，还有1000余万元的结余。“东北财赋之岁增额，有如几何之累进数，库入之丰，允称奇迹”。
从“存储”理论视角分析，王永江主要通过清丈土地、移民招垦、节省财政开支、大力发展实业等方式，成功地开拓和补偿了曾经一度枯竭的社会“存储”。
二
根据“存储”理论，社会结构中“存储”越少，抵抗各种干扰的能力越弱。因此，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要千方百计地对“存储”进行开拓和补偿。不同的“存储”有不同的开拓与补偿方法和途径。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主要靠扩大劳动对象和提高生产技术等方式来获取；而社会“存储”的增加与补偿，则通过减少社会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法来解决。王永江在财政变革过程中采取清丈土地、移民垦殖、发展农业试验场和农业职业教育等方式进行了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
1 清丈土地
张作霖主政东北初期，奉天省工商业不甚发达，所以田赋依然是最重要的税源之一。王永江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必须考虑如何从土地方面增加税收。民国时期，奉天省土地垦殖的重点主要是对各类官地和熟地进行清查丈放。王永江于1916年5月任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长，同年7月兼屯垦局副局长，随即着手奉天省土地一步进行清丈和招垦；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更是积极办理。据统计，从1915年至1924年，奉天省共丈放内务府庄地67万余亩、陵产地7.9万亩、各王公庄田167万亩，总计240余万亩。其中1921年2478亩，1922年17947亩，1923年11132亩，1924年112亩。清室三陵祭田官地、祭果官地等项土地约有七八十万亩，每年可收入租款二十七八万元，以为祭祀岁修之用，于1925年起也逐渐丈放。
民国时期皇庄丈放，皇室仍享有利权，但浮多地亩归国有。奉天省丈放“浮多地亩可直接获有数万元之款”。
在王公庄地的丈放中，奉天省更是从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按照《查丈王公庄地办法》，“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仅1924年，奉天省丈放王公庄地1242692亩，共收入王公庄地八成地价4905017元。1925年奉天省又下令将未经呈请丈放的各王公庄园“一并收为省有”。
另外，1915到1924年十年间，奉天省共丈放余荒140多万亩，按照平均价格2元计算，大约285万余元。显然，通过清丈土地、清理浮多地亩及督促垦地升科，奉天省控制的土地数量大大增加了；由此所获得的收入更成为当时的一项大宗收入。奉天省的自然“存储”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补偿。
2 推行移民垦殖政策
与清丈土地相呼应，王永江推行招徕移民政策。辛亥革命时，“奉天省人口已超过1千万，每方里有150人左右，已超过山西、陕西等省。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人口已成饱和状态”。因此，大量关内移民大都进入黑吉两省。为了吸引移民入奉，王永江尽力给移民提供优惠和方便条件。民国十二年(1923年)，奉天省设立垦务局，分给流民荒地农具种子，新垦驻地三年起科；1925年，奉天省在天津设置移民局，并通过《奉天省垦荒大纲》，规定移民“未到达之前，应由县政府预定地点，分饬各村长详查当地有粮之大户，先令垫借牲畜、籽种及粮食”，解决了移民后顾之忧，从而招徕了许多关内移民。关内移民给奉天省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美国学者薛龙即指出：正是移民的劳动，到20世纪下半期，才使东北成为中国农业最丰产、 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3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土地的开垦和利用程度，是自然”存储”增加与否的主要标志。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程度高，土地利用系数大，自然“存储”则随之增加。关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王永江把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视为最重要的途径。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王永江从发展农业试验场人手。1922年王永江令奉天省实业厅设立棉业试验场，勘定省会大西门外第一苗圃造林隙地51亩为场地，开办费790元，常年经费986元，专门进行棉花的品种和种植技术实验㈣。在王永江的积极倡导下，1924年奉天省洮昌道设立了道立林木场，附设农事试验场，位于辽源卧虎屯地方，占地158垧3亩。该场育有美利奴羊60余头，栽培树木数万株，经费由道属15县均摊，每年1万元。
一批农科职业学校也先后成立。康平县立农科职业学校1923年2月成立，设桑蚕科、园艺科。安东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3月成立，设蚕桑科、园艺科。怀德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8月成立，色水稻科。此后，奉天省又陆续设立了一些农科职业学校。如昌图县立农科职校、绥中县立农科职校等等。
农业试验场和农科职业学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地利用系数，提高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程度，促进了奉天省自然“存储”的开拓与补偿。
三
社会“存储”的补偿主要靠减少社会耗费、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来解决。社会“存储”的耗费之后能否得到正常补偿的关键，剔除突发性的干扰因素，一般决定于社会的自我耗费量。如果社会的自我耗费能限制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存储”的消耗就一般能得到补偿；反之，如果超出了自然“存储”所能提供的限度，“存储”就会逐步消耗而得不到补偿，从而无力调节对结构的干扰，必然导致结构的瓦解。王永江首先从减少社会耗费入手进行社会“存储”的补偿。
1 节省财政开支
王永江节省开支的第一个办法是极力精简机关人员编制，节制冗费。如当时省长公署第一科负责人事、吏治、财政、外交、蒙旗事项。所管之事，相当繁多，除会计、庶务、收发、管卷部分不算在内以外，仅有主任一个、主稿一人、科员四人、办事员三人，一共不足十个人。各机关的经费也甚为节约。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仅奉大洋二至三千元。在王永江任职期间，厅长上班均乘人力车，不准购买汽车。同时王永江认真审查各行政部门财政预算，预算以外用款严格控制，绝难批准。王永江更是以身作则，自己身边不设秘书，凡事亲自批阅。
王永江还提出加强地方财政款项监督来节俭开支。1917年9月，根據王永江财政报告，奉天省公署发出《关于奉省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筹议裁并机关缩减经费》的通知；1921年11月，奉天省公署颁布《统一各县管理地方公款主任办事细则》；1923年1月31日，王永江更是明确下令“大幅度压缩县区行政经费”。
王永江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节省财政开支办法是废止严重亏损且将来没有收益希望的官营事业，“建立有利可图的企业”，并提出“官有财产有归民实之必要者，速归民实，以免损失”。
2 规范税收政策
规范税收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王永江担任财政厅长后，首先加强对财政官员管束。王永江制定奖罚章程制度，按照税捐局所在地的耕地面积、商户、人口数及农副产品生产情况等来决定各税捐局的年应征税额。如果超过规定税额，按照超过的收额数量，提出若干层，作为奖金。奖金归税捐局长以下人员分劈。若果税收定额完不成之税捐，考核其原因，如因自然灾荒等，可酌情减税收定额。如因税收人员办事不力，或有贪污等情，即按章惩处。同时，王永江尽行撤换不良捐局长，改变了以往各县知事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的积弊。由于王永江“先之以剔除中饱，涓滴归公；决定税收比额，严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一时榷税之吏，皆股栗听命”。奉天省财政面貌为之一新。
王永江在民国初年税捐收入的基础上，做出预算，厘定税目。把税捐进行更进一步分类，如统捐包括出产税、豆税、销场税、术植税、茧丝税、粮货税和船税等。正杂各税包括契税、矿税、出井煤税、酒税和酒牌照税、烟税和烟牌照税、渔税、剪税等。从而，改变了过去税目繁多、征收不便的积弊，也利于各地规范化管理与征收。
3 发展实业
积极发展实业是王永江一贯主张，尤其是提出了政府应投资于实业，并把官有营业视为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把省内矿山开采完全收为官营”。1923年7月， 奉天纺纱厂开始营业，王永江提出如果生产技术不精良，就抢夺不到市场，“难与日商争衡”，因此，奉天纺纱厂“所用的纺纱机、织布机以及电机，全是从美国购进”，“大半资金由省库支付，其余由私人集股，实为奉天民族工业规模最大之工厂。1923年获纯利奉天大洋30万元。到1926年获纯利竟达奉大洋1665万余元”。
由于王永江鼓励发展实业政策，奉天省先后建立了一批官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如1922年建立了奉天八王寺汽水啤酒有限公司；1922年设立了奉天惠临火柴公司；1923年建立的肇新窑业公司；1923年设立营口火柴厂等等。一些原有企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奉天纯益缫丝公司创办于1918年，在省政府的鼓励下，1922年续招新股22万元(奉票)，并1923年在海城建立缫丝分厂，1924年在安东特设丝庄收买各种等级灰丝。
1924年1月，王永江策动张作霖召开了东北三省军政官员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发展经济问题。会上“决定今后三个月内由三省联合集资2000万元”，一年内在十处建立官办工厂，并开发30处官有良好的采矿业。另外“增加资本200万元，扩充呼兰糖业工厂、沈阳棉花厂、鸭绿江木材公司、裴(本)汐湖煤矿厂。除创办实业以外，又“扩充公用事业，如电力公司，自1923年至1927年，有20所中国人经营的电力公司先后设立，其中有公营的，也有民营的”。
为了扩大资金，稳定金融，王永江还采取了发行公债、抵制北京政府摊派增税、整顿奉票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经过王永江的财政变革，奉天省的工矿业、农副业、商业贸易及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张作霖能够两次人关，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中胜出以及最后入主北京，王永江的功劳实在功不可没。
四
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得到开拓和补偿后，如何征调和分配“存储”依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此，王永江与张作霖出现了分歧。王永江提出削减军用经费，增加民政经费；张作霖则“听杨雨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从1922年起，除第二次直奉战争约7000万元的额外支出之外，每年的日常军费支出就达1800万元；兵工厂每年支出2300万元；张作霖的个人活动费和机密费 近千万元。而奉天的年总收入较高的1925年也只有2300万元，就是将所有能够加征的赋税再行增加，也难以填平这样一笔巨额开支。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处于枯竭边缘，奉天省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奉票的发行额逐年增加，且呈直线上升。1916年奉票发行额为1508万元，1922年为3600万元，1924年为22328.4万元，1925年为51372.3万元，1928年竟增至130000万元。
1925年奉票发行较1916年增加33倍之多，而1928年较1916年增加数额竟达到86之倍之多。奉票滥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奉票与日本在东北发行的金票的比价直线下降。
1920年奉票的价格与金票相等，到1927年它与金票的比价几乎达到了1比10，到1928年竟然达到了1与25之比，即奉票的价格已经跌倒了1920年原价的25分之。
伴随奉票的贬值，奉天省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近代并称为东北三大工业面粉、油坊、烧锅等，此间均受到打击。如奉天油坊“以前有50余户，到1927年仅存20余户，倒闭了五分之三”。其他行业也不能幸免。新民县1927年“因奉票跌价关系，纱价抬高。出货难售，各厂出入均感困难，其资本微薄者，以无力支持，相率歇业”。营口织布工厂1925年有120家，“现因时局不靖，金融滞塞，停工者多，仅存大小87家”。又据满铁调查课的调查，“仅1927年初3个月，在奉天城内即有400户工商业倒闭”。
农村经济也遭到破坏，这可以从当时田租的变化得到印证。1922-1925年，辽阳县钱租在两年之间，最高上涨150％，平均上涨达76％。
由于战争费用、日常军费、兵工厂支出及张作霖的个人活动费和机密费等社会“存储”过量的耗费，奉天省自然“存储”的结构已遭到破坏，并已经造成生产的萎缩，进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存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毕竟只能起到一种调节结构的功能，动用“存储”调节社会结构的发展并不是无限度的。奉天省在社会结构中“存储”开拓和补偿后，由于对其配置不当，使得“存储”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再开拓与再补偿，良性经济循环遭到了破坏。尤为严重的是，在“存储”配置极不合理、已经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存储”补偿和分配的办法的情况下，王永江裁减军队和军费建议没被采纳，张作霖依然一意孤行，挥师入关并进军华东地区。于是，奉天省处于动荡、混乱状态也在意料之中了。
作者简介 王凤杰，女，辽宁铁岭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渤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于春英，女，山东日照人，东北师范大學博士生，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东北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