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2月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50周年院庆系列会议之一——“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财政部国际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部、上海金融办公室、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浦东美国研究中心、天大研究院（香港）、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围绕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
在这一节的讨论中，与会学者之间分歧较大，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意义，G20的地位和发展前景，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格局是多元、多极和多变的，不可预测性很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三组力量处于对峙之中：一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二是G20与G8；三是东亚、欧洲与北美三大经济板块中的存量和增量。增量变化显著，新兴大国的地位确实在上升，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亚洲和“金砖四国”转移。但另一些学者强调，权力转移的过程将非常漫长，短期内发达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难以改变。世界格局不会因G20的出现而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各国媒体对权力转移的速度渲染过度。
关于国际格局变动对中国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秩序已经进入大调整时期。从16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两次国际秩序的大调整：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的霸权转移，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全球性国际秩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促成了美国的崛起，这是第二次国际秩序的大调整。而“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和“9•15”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表明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国际秩序大调整开始。中国很可能会乘机崛起。只要国内社会稳定、经济结构调整顺利、国际上没有大的战事，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但更多的学者强调我国还面临许多挑战：（1）经济实力有限，工业水平和贸易结构与美国都有一定差距，在金融领域差距更大；（2）科技创新远远不足；（3）国内存在相当多的社会矛盾；（4）中国突出的国际地位引起许多国家的嫉妒和担忧，国际社会对我国期望上升，但由于我国缺乏话语权，面临很大压力。如果在国际上过于活跃，容易引起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反感。
（二）G20的地位和作用
有学者指出，当前世界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世界经济关系，即全球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须要适应这一变化，因此G20的生成有其必然性，它反映了发达国家实力下降，新兴大国实力上升的现实。G20本质上已经从国际经济问题上升到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问题。但有的学者认为，G20是由美国和G7选定的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美国选择G20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担国际责任，重建并强化其实力地位，将新兴大国纳入其规则和框架之内，使中国承担责任并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达国家在G20中占有明显优势，它们之间分歧较小，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利益有限，分歧较大。G20议程的提出者是发达国家。中国只是受邀参与，尚没有上升到可以决定G20议程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地步。
有的学者认为，G20的代表性较好，包括10个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利益一致性，我国应该积极推动G20机制化，G20机制化后可以有效地反映新兴大国的诉求。我们可以通过定期举行会议、设立秘书处、建立执行机构等措施推动G20机制化，并将其议题从金融扩展到其它经济领域。但更多的学者认为，G20机制化面临一些问题：首先，由于此次经济危机过早地出现了复苏，没有发生像1929-32年那样的大萧条，西方国家主导地位虽受到削弱，但无根本改变，它们在努力确保其国际地位和权利。G8和G20之间可能会有主导地位之争。其次，新兴大国群体处于幼年期，虽因金融危机而抱团取暖，但要从利益同盟转变为价值同盟困难重重。G20的前三次会议都带有应急性质，今年的两次会议将揭示G20与G7/G8之间的关系，揭示谁将在议程设定方面起决定作用，并将检验G20的代表性和合理性能否得到承认。G20还不是一个有效的决策平台，成员尚不稳定。其议程不能发展太快。我们在宣传上不宜将G20提的太高，不宜将它说成是国际治理机制的核心。
一些学者指出，推动G20机制化将给中国带来一些挑战：（1）因为我国国际定位十分微妙，经济上在向发达国家靠近，而在治理方面又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一致，所以如何处理与“朋友”和“顾客”的关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中国缺乏软实力及配套政策，未能提出一个新的理念，不能说清我们将给第三世界带来什么，因此在国际机制改革上缺乏方向感。（2）通过G20美国可以利用多边方式迫使我国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2010年G20峰会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焦点。（3）按照IMF的改革方案，到2010年中国的投票权将从3.67%增长到7.74%，这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因为美欧否决权未受影响，IMF并无根本变化。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格局是多元、多极和多变的，因此国际合作机制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并且功能须要细化，中国应推动建立以隐性G2、显性G20为核心的多层次、多领域的金字塔型国际合作体系。中国的国际合作应抓住三条主线：（1）中美战略对话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2）G20是中国发展的国际平台；（3）“10+3”机制是地区合作的最重要平台。此外，“基础四国”是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发挥协调作用的平台。“金砖四国”的平台作用也必须运用。在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区合作中，中俄印三边对话对中国崛起关系甚大。“10+3”机制是中国周边合作中需重点发挥作用的。根据功能的不同，国际合作机制还可以细分为：资源型的合作组织，如上合组织和海合会等；发展型的合作，中国须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顺差型的合作，如与德国和日本的合作；战略型的合作，如中美战略对话、中欧战略对话等。
也有些学者认为，当前国际格局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变化，但不是根本变化。中国不能跑的太靠前，否则会引起反感。中国应该重视G20，但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中国参与G20应持一种融入和平衡的心态，积极参与和引导。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将自身定位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制定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相互协调的综合战略。将东亚和非洲作为开展地区合作的战略重点，并注重软实力的培育，以合作化分歧。
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
在这一节中，与会者主要讨论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与会学者认为，在东亚财金合作领域，清迈协议多元化是一大进步。为了应对危机，东亚储备库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它没有经受过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还是由各国自己管理，因此储备库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中国为储备库提供了大量资金，但如果中国出了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组织能够施救。现在东亚财金合作面临内忧外患：内部有中日区域领导权之争以及东亚美元化与建立区域货币之间的矛盾；外部面临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矛盾和美国、印度等国要求加入的压力。
关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政治化。“10+3”进展艰难的最大障碍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从2003年中日韩就开始民间联合研究。由于中日关系的影响，7年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去年日本已将民间研究升格为官方主导的研究，但取得实质进展还会拖上几年。由于东亚自由贸易区无法建立，所以共同市场和共同货币也就只能流于空谈。
（二）人民币国际化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与会学者对于人民币能否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存在争论。
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但也有人认为，现在不存在人民币国际化，只能说是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这种境外流通不是以成为储备货币为目的的。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想让人民币在境外流通。
一部分学者提出，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应加快推进，因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问题十分紧迫。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财富随着美元的贬值而不断缩水。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都处于失衡状态，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制于美联储。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那么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组成部分，美元储备下降，人民币就可以加以补充。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是大于风险的。但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尚不健康、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外交政策存在制约，以及人民币境外流通量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须要谨慎，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应该是：企业走出去、货币互换、人民币结算、对外援助、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做强金融微观基础等。但也有学者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资本项目管制、汇率变动风险，以及大量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矛盾等一些方面的限制，现在我国连人民币流出都要管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实质性的推进很小。还有的学者认为，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受到资本项目管制的严重制约，但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太早会造成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因而不宜过早放开。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意义在于获得商品、金融产品和服务业的定价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国内外市场的匹配、信息的匹配、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匹配。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在这一节，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沪港合作的问题。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高度一致。大家认为，上海要建设一个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以提高中国资源配置能力。上海金融中心将是一个以人民币为主要产品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要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必须加快上海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进程。成本问题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因素之一，上海应从自身出发，降低交易成本。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给沪港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学者们认为，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容纳两个、甚至多个金融中心。由于香港是独立经济体，使用港币，并且已是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上海是大陆经济体的一部分，使用人民币，是发展中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沪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相互配合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具有自由港的优势，上海不可能有此地位，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会对香港形成冲击。沪港合作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技术层面的人才培养和交流、金融信息互换、金融产品开发、金融交易系统的互联互通、缔结交易所战略联盟等。（2）更高层次的互补、互助、互动关系。香港是外资进入大陆的平台。香港还可以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中心。中央政府如果扶植香港成为离岸交易中心，则可以吸引东南亚市场和两岸四地的资金。现在海峡两岸缺乏清算机制，香港可以发挥桥梁作用。
一、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
在这一节的讨论中，与会学者之间分歧较大，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意义，G20的地位和发展前景，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当前国际格局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格局是多元、多极和多变的，不可预测性很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三组力量处于对峙之中：一是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二是G20与G8；三是东亚、欧洲与北美三大经济板块中的存量和增量。增量变化显著，新兴大国的地位确实在上升，世界经济中心在向亚洲和“金砖四国”转移。但另一些学者强调，权力转移的过程将非常漫长，短期内发达国家主导的权力格局难以改变。世界格局不会因G20的出现而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各国媒体对权力转移的速度渲染过度。
关于国际格局变动对中国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秩序已经进入大调整时期。从16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两次国际秩序的大调整：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的霸权转移，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全球性国际秩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促成了美国的崛起，这是第二次国际秩序的大调整。而“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和“9•15”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表明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国际秩序大调整开始。中国很可能会乘机崛起。只要国内社会稳定、经济结构调整顺利、国际上没有大的战事，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但更多的学者强调我国还面临许多挑战：（1）经济实力有限，工业水平和贸易结构与美国都有一定差距，在金融领域差距更大；（2）科技创新远远不足；（3）国内存在相当多的社会矛盾；（4）中国突出的国际地位引起许多国家的嫉妒和担忧，国际社会对我国期望上升，但由于我国缺乏话语权，面临很大压力。如果在国际上过于活跃，容易引起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反感。
（二）G20的地位和作用
有学者指出，当前世界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世界经济关系，即全球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须要适应这一变化，因此G20的生成有其必然性，它反映了发达国家实力下降，新兴大国实力上升的现实。G20本质上已经从国际经济问题上升到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问题。但有的学者认为，G20是由美国和G7选定的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美国选择G20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担国际责任，重建并强化其实力地位，将新兴大国纳入其规则和框架之内，使中国承担责任并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达国家在G20中占有明显优势，它们之间分歧较小，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利益有限，分歧较大。G20议程的提出者是发达国家。中国只是受邀参与，尚没有上升到可以决定G20议程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地步。
有的学者认为，G20的代表性较好，包括10个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利益一致性，我国应该积极推动G20机制化，G20机制化后可以有效地反映新兴大国的诉求。我们可以通过定期举行会议、设立秘书处、建立执行机构等措施推动G20机制化，并将其议题从金融扩展到其它经济领域。但更多的学者认为，G20机制化面临一些问题：首先，由于此次经济危机过早地出现了复苏，没有发生像1929-32年那样的大萧条，西方国家主导地位虽受到削弱，但无根本改变，它们在努力确保其国际地位和权利。G8和G20之间可能会有主导地位之争。其次，新兴大国群体处于幼年期，虽因金融危机而抱团取暖，但要从利益同盟转变为价值同盟困难重重。G20的前三次会议都带有应急性质，今年的两次会议将揭示G20与G7/G8之间的关系，揭示谁将在议程设定方面起决定作用，并将检验G20的代表性和合理性能否得到承认。G20还不是一个有效的决策平台，成员尚不稳定。其议程不能发展太快。我们在宣传上不宜将G20提的太高，不宜将它说成是国际治理机制的核心。
一些学者指出，推动G20机制化将给中国带来一些挑战：（1）因为我国国际定位十分微妙，经济上在向发达国家靠近，而在治理方面又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一致，所以如何处理与“朋友”和“顾客”的关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中国缺乏软实力及配套政策，未能提出一个新的理念，不能说清我们将给第三世界带来什么，因此在国际机制改革上缺乏方向感。（2）通过G20美国可以利用多边方式迫使我国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2010年G20峰会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焦点。（3）按照IMF的改革方案，到2010年中国的投票权将从3.67%增长到7.74%，这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因为美欧否决权未受影响，IMF并无根本变化。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格局是多元、多极和多变的，因此国际合作机制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并且功能须要细化，中国应推动建立以隐性G2、显性G20为核心的多层次、多领域的金字塔型国际合作体系。中国的国际合作应抓住三条主线：（1）中美战略对话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2）G20是中国发展的国际平台；（3）“10+3”机制是地区合作的最重要平台。此外，“基础四国”是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发挥协调作用的平台。“金砖四国”的平台作用也必须运用。在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区合作中，中俄印三边对话对中国崛起关系甚大。“10+3”机制是中国周边合作中需重点发挥作用的。根据功能的不同，国际合作机制还可以细分为：资源型的合作组织，如上合组织和海合会等；发展型的合作，中国须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顺差型的合作，如与德国和日本的合作；战略型的合作，如中美战略对话、中欧战略对话等。
也有些学者认为，当前国际格局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变化，但不是根本变化。中国不能跑的太靠前，否则会引起反感。中国应该重视G20，但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中国参与G20应持一种融入和平衡的心态，积极参与和引导。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将自身定位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制定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相互协调的综合战略。将东亚和非洲作为开展地区合作的战略重点，并注重软实力的培育，以合作化分歧。
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
在这一节中，与会者主要讨论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与会学者认为，在东亚财金合作领域，清迈协议多元化是一大进步。为了应对危机，东亚储备库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它没有经受过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还是由各国自己管理，因此储备库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中国为储备库提供了大量资金，但如果中国出了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组织能够施救。现在东亚财金合作面临内忧外患：内部有中日区域领导权之争以及东亚美元化与建立区域货币之间的矛盾；外部面临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矛盾和美国、印度等国要求加入的压力。
关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政治化。“10+3”进展艰难的最大障碍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从2003年中日韩就开始民间联合研究。由于中日关系的影响，7年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去年日本已将民间研究升格为官方主导的研究，但取得实质进展还会拖上几年。由于东亚自由贸易区无法建立，所以共同市场和共同货币也就只能流于空谈。
（二）人民币国际化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与会学者对于人民币能否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存在争论。
有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功能。但也有人认为，现在不存在人民币国际化，只能说是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这种境外流通不是以成为储备货币为目的的。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想让人民币在境外流通。
一部分学者提出，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应加快推进，因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问题十分紧迫。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财富随着美元的贬值而不断缩水。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都处于失衡状态，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制于美联储。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那么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组成部分，美元储备下降，人民币就可以加以补充。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是大于风险的。但由于中国实体经济尚不健康、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外交政策存在制约，以及人民币境外流通量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须要谨慎，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应该是：企业走出去、货币互换、人民币结算、对外援助、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做强金融微观基础等。但也有学者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资本项目管制、汇率变动风险，以及大量贸易顺差与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矛盾等一些方面的限制，现在我国连人民币流出都要管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实质性的推进很小。还有的学者认为，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受到资本项目管制的严重制约，但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太早会造成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因而不宜过早放开。人民币国际化和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意义在于获得商品、金融产品和服务业的定价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国内外市场的匹配、信息的匹配、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匹配。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在这一节，与会学者主要讨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沪港合作的问题。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高度一致。大家认为，上海要建设一个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以提高中国资源配置能力。上海金融中心将是一个以人民币为主要产品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要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必须加快上海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进程。成本问题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因素之一，上海应从自身出发，降低交易成本。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给沪港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学者们认为，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容纳两个、甚至多个金融中心。由于香港是独立经济体，使用港币，并且已是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上海是大陆经济体的一部分，使用人民币，是发展中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沪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相互配合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具有自由港的优势，上海不可能有此地位，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会对香港形成冲击。沪港合作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技术层面的人才培养和交流、金融信息互换、金融产品开发、金融交易系统的互联互通、缔结交易所战略联盟等。（2）更高层次的互补、互助、互动关系。香港是外资进入大陆的平台。香港还可以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中心。中央政府如果扶植香港成为离岸交易中心，则可以吸引东南亚市场和两岸四地的资金。现在海峡两岸缺乏清算机制，香港可以发挥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