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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后海荷花市场，除了偶尔匆匆而过的外地旅游团几乎没什么游客。在一家还没开始营业的酒吧的露天座位里，坐在对面的杨嵘始终微笑着回答记者的问题，声音温和，气定神闲，就像一位和蔼的小学老师。只是不时会在他随身携带的联想ThinkPad平板电脑上记录几笔，迅速的收发一下邮件，就像每个成功男人一样，这也是一个超级大忙人，悠闲淡定来自于他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掌控。
导演
2004年张艺谋印象系列（《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的第一个印象——《印象刘三姐》公演，受到各方关注，引起一片轰动。在《印象刘三姐》的宣传里，我们习惯于听到张艺谋、王潮歌、樊跃这个被称作“铁三角”的组合，鲜少有人知道印象系列的执行导演杨嵘的名字。
“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的，宣传和知名度会比较少。认真踏实做事就行。”杨嵘对这些也不在意。
1995年，还是舞蹈演员的杨嵘结识了当时做导演的王潮歌，之后到1996年两人都有合作。但1998年杨嵘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后，和王潮歌的联系和合作就中断了。2001年，杨嵘在看演出时又遇上了王潮歌，之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合作。
2003年，在湖南长沙做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开幕式的杨嵘接到王潮歌的电话，让他去桂林阳朔参加一个新项目，“她跟我说这是个新东西，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会是个什么东西”。
2003年8月杨嵘开始接手做《印象刘三姐》的舞蹈编导和导演。当时分工很明确，王潮歌负责总的创意，樊跃负责灯光舞美，杨嵘负责演员。当时的舞蹈编导和导演就杨嵘一个人，要给四五百个演员排舞，还要带着演员们一遍一遍排练。
《印象刘三姐》的舞蹈演员，一部分女演员是艺校的学生，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当地五个自然村的渔民。他们白天打渔干活，晚上来杨嵘这儿做演员。山里的渔民们有少数民族的那种天然的野劲儿，很可爱，但有些时候也很气人。整日里在江边划船的渔民们自由闲散惯了，排练时让集体做立正稍息都很难做到。
“我跟他们说你们得听我的，他们就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这是排练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当时就有这么个笑话，我给他们排练的时候让他们站好了，我说我是你们的导演，你们就得听我的。一个晃晃悠悠的渔民就问我，导演，导演是干嘛的？他是真不知道。又问，导演大还是我们村长大？你说我咋说呢？我想了半天，说导演是管你们乡长的。他说导演管乡长，乡长管村长，村长管我们，那行，我听你的。”
一开始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后来杨嵘和这些当地的渔民慢慢处成了朋友，他们还经常招呼杨嵘去他们家里喝酒，吃鱼。
那时候，困扰杨嵘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阳朔江边排练，没有网络信号，也没有能够便捷携带的电子产品，很多在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往往会大费周章。“如果当时就有ThinkPad平板电脑的话，我想拍摄工作应该会更加顺畅吧。”杨嵘笑着说道。
大型活动的导演，是杨嵘另外一个角色。从2002年第一次执导河南省运动会开幕式，到刚过去的2011年深圳大运会开幕式，杨嵘身边的朋友们都开玩笑说没有五百人杨导不拿话筒。
老师
1998年杨嵘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大学做老师，主要开选修课，带学校的艺术团。老师，一直是杨嵘这些年来的本职工作。从最初粉笔黑板到后来投影电脑，再到现在移动互联时代随时随地办公，杨嵘一边感叹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一边又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似乎比从前更加忙碌。但无可否认，这就是趋势，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节奏。
准备深圳大运会开幕式期间，杨嵘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7月份之前，他在學校开的选修课还没结束，经常是每周三上午从深圳飞回北京，下午和晚上上课，第二天上午再飞回深圳。
在深圳高密度的工作让杨嵘很少有时间备课，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去机场路上的时间和在机场候机和飞机上的时间。他只能在这些零散的时间里利用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做讲课大纲，做教学用的PPT。手机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随身带一台笔记本又太麻烦，用过几款平板电脑却因为重游戏轻办公的特点而不得其要。
特殊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使得杨嵘对便携使用的电子产品有很高的要求，要轻便，更要功能强大。直到遇见联想ThinkPad平板电脑，他才觉得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
“这款产品的兼容性特别好，很多软件都不需要转换。而且手写识别能力特别好，反应也很敏捷。最重要的是它能称得上是商用级别的平板电脑，而不只是重游戏轻办公的一般平板电脑。”
杨嵘在北京舞蹈学院学的专业是民间舞教育，主要针对中专院校里专业学舞蹈的学生。分到北京工业大学之后，给普通大学生授课，是完全有别于所学专业的另一种教课方式。
杨嵘的选修课名称叫作“舞蹈赏析”，讲一些舞蹈的基本常识，引导学生们正确观看舞蹈，欣赏舞蹈的艺术。这门课每次都爆满，虽然限定了选课人数，但每次选课人数还是会超出限定的数字，而且上课时总有旁听的学生。
在杨嵘看来，因为教育体制的原因，现在的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很少接触外界的事物，音乐和舞蹈这样的课程从初中开始就断档了。到了大学之后，眼界突然开阔了，管束少了，很多学生就迷茫了，不知该如何去接触眼前的这些东西。
“这时候需要有这样一个课堂，去正确引导他们。”
杨嵘不仅在课上给学生们讲，还带他们去现场观摩，告诉学生们哪些剧好，好在什么地方，哪些剧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杨嵘在做《印象丽江》的时候，英国一个剧团来北京演出，剧目是《巴黎圣母院》。杨嵘给学生们打电话，说这是值得看的好剧，让他们一定去看。一个大四的学生看完演出哭着给给杨嵘打电话，“他跟我说，杨老师，我一定要去法国。这是我梦中追求的东西，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表达方式。然后他开始学法语，第二年去了法国，到现在一直在法国，工作和生活都做得非常好。”
“简单地看，是一部作品改变了他一生，其实不然，是这四年的潜移默化的引导，让他明白那个方向对他来说是更有意义的。所以你只要正确引导他们，他们都是能够领会，作为一个老师，这些都让我欣慰。我觉得这是老师最大的成就。”
幸福生活
在深圳期间，只要一有时间他就飞回北京，不单是去学校上课，还要回家，陪家人。杨嵘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觉得累，因为心里有口气顶着，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杨嵘有个上小学的女儿，在一个教舞蹈的朋友那儿学跳舞，偶尔会在他负责的晚会舞蹈里出镜。在家闲着的时候，晚上八点半女儿上床睡觉，他也就上床睡觉。生活很简单。
7月份，女儿放暑假了。妻子带着女儿去深圳玩了半个月，中间还去了两次香港，女儿玩得很开心。
杨嵘觉得自己很幸福，做自己喜欢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给他带来了荣誉和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在杨嵘看来，工作和生活是一道选择题，只有两者平衡才是幸福，就像他选择联想ThinkPad平板电脑的原因一样，有了它就可以在生活点滴中启发工作，在工作高效完成后享受生活。最后杨嵘告诉记者，工作和生活有时候不能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好的工具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美好，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美好。
导演
2004年张艺谋印象系列（《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的第一个印象——《印象刘三姐》公演，受到各方关注，引起一片轰动。在《印象刘三姐》的宣传里，我们习惯于听到张艺谋、王潮歌、樊跃这个被称作“铁三角”的组合，鲜少有人知道印象系列的执行导演杨嵘的名字。
“做我们这行就是这样的，宣传和知名度会比较少。认真踏实做事就行。”杨嵘对这些也不在意。
1995年，还是舞蹈演员的杨嵘结识了当时做导演的王潮歌，之后到1996年两人都有合作。但1998年杨嵘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之后，和王潮歌的联系和合作就中断了。2001年，杨嵘在看演出时又遇上了王潮歌，之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合作。
2003年，在湖南长沙做全国第五届城市运动会开幕式的杨嵘接到王潮歌的电话，让他去桂林阳朔参加一个新项目，“她跟我说这是个新东西，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会是个什么东西”。
2003年8月杨嵘开始接手做《印象刘三姐》的舞蹈编导和导演。当时分工很明确，王潮歌负责总的创意，樊跃负责灯光舞美，杨嵘负责演员。当时的舞蹈编导和导演就杨嵘一个人，要给四五百个演员排舞，还要带着演员们一遍一遍排练。
《印象刘三姐》的舞蹈演员，一部分女演员是艺校的学生，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当地五个自然村的渔民。他们白天打渔干活，晚上来杨嵘这儿做演员。山里的渔民们有少数民族的那种天然的野劲儿，很可爱，但有些时候也很气人。整日里在江边划船的渔民们自由闲散惯了，排练时让集体做立正稍息都很难做到。
“我跟他们说你们得听我的，他们就反问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这是排练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当时就有这么个笑话，我给他们排练的时候让他们站好了，我说我是你们的导演，你们就得听我的。一个晃晃悠悠的渔民就问我，导演，导演是干嘛的？他是真不知道。又问，导演大还是我们村长大？你说我咋说呢？我想了半天，说导演是管你们乡长的。他说导演管乡长，乡长管村长，村长管我们，那行，我听你的。”
一开始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后来杨嵘和这些当地的渔民慢慢处成了朋友，他们还经常招呼杨嵘去他们家里喝酒，吃鱼。
那时候，困扰杨嵘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阳朔江边排练，没有网络信号，也没有能够便捷携带的电子产品，很多在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往往会大费周章。“如果当时就有ThinkPad平板电脑的话，我想拍摄工作应该会更加顺畅吧。”杨嵘笑着说道。
大型活动的导演，是杨嵘另外一个角色。从2002年第一次执导河南省运动会开幕式，到刚过去的2011年深圳大运会开幕式，杨嵘身边的朋友们都开玩笑说没有五百人杨导不拿话筒。
老师
1998年杨嵘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大学做老师，主要开选修课，带学校的艺术团。老师，一直是杨嵘这些年来的本职工作。从最初粉笔黑板到后来投影电脑，再到现在移动互联时代随时随地办公，杨嵘一边感叹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一边又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似乎比从前更加忙碌。但无可否认，这就是趋势，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节奏。
准备深圳大运会开幕式期间，杨嵘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7月份之前，他在學校开的选修课还没结束，经常是每周三上午从深圳飞回北京，下午和晚上上课，第二天上午再飞回深圳。
在深圳高密度的工作让杨嵘很少有时间备课，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去机场路上的时间和在机场候机和飞机上的时间。他只能在这些零散的时间里利用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做讲课大纲，做教学用的PPT。手机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随身带一台笔记本又太麻烦，用过几款平板电脑却因为重游戏轻办公的特点而不得其要。
特殊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使得杨嵘对便携使用的电子产品有很高的要求，要轻便，更要功能强大。直到遇见联想ThinkPad平板电脑，他才觉得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
“这款产品的兼容性特别好，很多软件都不需要转换。而且手写识别能力特别好，反应也很敏捷。最重要的是它能称得上是商用级别的平板电脑，而不只是重游戏轻办公的一般平板电脑。”
杨嵘在北京舞蹈学院学的专业是民间舞教育，主要针对中专院校里专业学舞蹈的学生。分到北京工业大学之后，给普通大学生授课，是完全有别于所学专业的另一种教课方式。
杨嵘的选修课名称叫作“舞蹈赏析”，讲一些舞蹈的基本常识，引导学生们正确观看舞蹈，欣赏舞蹈的艺术。这门课每次都爆满，虽然限定了选课人数，但每次选课人数还是会超出限定的数字，而且上课时总有旁听的学生。
在杨嵘看来，因为教育体制的原因，现在的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很少接触外界的事物，音乐和舞蹈这样的课程从初中开始就断档了。到了大学之后，眼界突然开阔了，管束少了，很多学生就迷茫了，不知该如何去接触眼前的这些东西。
“这时候需要有这样一个课堂，去正确引导他们。”
杨嵘不仅在课上给学生们讲，还带他们去现场观摩，告诉学生们哪些剧好，好在什么地方，哪些剧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杨嵘在做《印象丽江》的时候，英国一个剧团来北京演出，剧目是《巴黎圣母院》。杨嵘给学生们打电话，说这是值得看的好剧，让他们一定去看。一个大四的学生看完演出哭着给给杨嵘打电话，“他跟我说，杨老师，我一定要去法国。这是我梦中追求的东西，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表达方式。然后他开始学法语，第二年去了法国，到现在一直在法国，工作和生活都做得非常好。”
“简单地看，是一部作品改变了他一生，其实不然，是这四年的潜移默化的引导，让他明白那个方向对他来说是更有意义的。所以你只要正确引导他们，他们都是能够领会，作为一个老师，这些都让我欣慰。我觉得这是老师最大的成就。”
幸福生活
在深圳期间，只要一有时间他就飞回北京，不单是去学校上课，还要回家，陪家人。杨嵘说自己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觉得累，因为心里有口气顶着，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杨嵘有个上小学的女儿，在一个教舞蹈的朋友那儿学跳舞，偶尔会在他负责的晚会舞蹈里出镜。在家闲着的时候，晚上八点半女儿上床睡觉，他也就上床睡觉。生活很简单。
7月份，女儿放暑假了。妻子带着女儿去深圳玩了半个月，中间还去了两次香港，女儿玩得很开心。
杨嵘觉得自己很幸福，做自己喜欢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给他带来了荣誉和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在杨嵘看来，工作和生活是一道选择题，只有两者平衡才是幸福，就像他选择联想ThinkPad平板电脑的原因一样，有了它就可以在生活点滴中启发工作，在工作高效完成后享受生活。最后杨嵘告诉记者，工作和生活有时候不能选择，但我们可以选择好的工具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美好，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