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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农场》[1]是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之时，正是冷战风云骤起之际，由于是以寓言的形式抨击了专制和极权主义。西方批评家经常把它简化为反苏的宣传工具沦为单一的政治读本。其美学意义被粗暴遮蔽，其丰富的寓言内涵被无端漠视。寓言批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博士”（伊格尔顿语）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发表的《德国悲剧的起源》中阐释和论述的创建性批评理论。在他寓言式的书写中，本雅明以德国17世纪巴洛克悲剧作为论述语言的起点，将它与传统意义上悲剧作了对比，表达了对寓言深入的美学思虑。本雅明认为，多义性是寓言主要的内蕴特征，破裂性是寓言重要的美学特征，忧郁性是寓言的情感特征，救赎性是寓言终极旨归。从本雅明的寓言理论来分析探讨《动物农庄》的多种寓言属性无疑是全面深刻解读《动物农庄》的有效途径。
一.《动物农庄》的多义性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明确指出：“寓言的基本特性是含混和多义性：寓言，以及巴洛克，都是以语义的丰富为荣。”[2]作为表达方式的寓言是一个书写世界的符号。所以寓言的形象和意义是断裂的，寓言的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就切断了形象和意义的内在联系，使二者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导致了语言和意义的隔离、表达和潜文本的区分，表现出寓言特征的复义性。《动物农场》中极权主义是最大的预言，事实上，这源自几个方面，一是源于他在圣塞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的读书生活里深刻感受到的带有的极权主义特点的磨难和痛苦。二是源于他在缅甸切身感受到殖民地生活而痛恨帝国主义的警察经历。三是源于在西班牙内战中认清了法西斯分子的面目。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他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强权政治和个人独裁的严重威胁，使奥威尔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深感不安，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所以，他既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题中之义。这两种都叫极权主义。“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3]
《动物农场》中的动物的多义性更是显而易见。猪是动物农场的领导阶层，狗象征秘密警察，地位仅次于猪。马代表真正的工人阶级。奶牛疑指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绵羊疑指最愚昧的群众，特点是驯服和盲从。所有动物都说明了寓言意义的多重性，即寓言意义丰富的多种可能性。老少校，是动物造反的鼻祖。这正如李零在《读<动物农场>》一文中所说，“他是一头得过奖的灰白色大公猪，号称’威灵顿美人’。该名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4]小说中的拿破仑无疑指斯大林。雪球即托洛茨基。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牛棚战役”就是莫斯科保卫战。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英格兰畜牲之歌》即《国际歌》。故事的最后一幕，据奥威尔本人说，是指一九四三年，世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欢聚一堂，通过《德黑兰宣言》。可见，正因为寓言的多义性，寓言符号得以超越语言界限，直接介入到社会文化领域。
二.《动物农庄》的破碎性
本雅明寓言批评理论的最首要的特征就是破碎性。本雅明认为，巴洛克悲剧这一文学形式自身不具备自足性和完整性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可替换的碎片等造成的破碎性的特征。巴洛克悲剧的寓言形式不是抽象、一般的而是与具体的社会及其艺术的破碎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达形式。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决定了破碎性是寓言的最基本的特征。我们在《动物农庄》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作者自己就身处一个破碎的现实世界。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五十多万人。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可怜的奥威尔，因属派系而被苏共下令追杀。不得不流亡法国。
世界形象的破碎性也带来了语言的分裂和破碎。寓言以碎片突接的方式展示寓言的时代的废墟和权利的滥用。《动物农场》中在这一过程是围绕着“七戒”的改变。“七戒”是动物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是所有动物的行为准绳。一是“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是“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是“一切动物都不许穿衣裳”，四是“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五是“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六是“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七是“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七戒”条文遭肆意拼接和篡改。一二条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第四条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被单”。第五条“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后出现“过量”二字。第六条，禁止动物杀害动物，也被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第七条，“所有动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三.《动物农庄》的忧郁性
忧郁性是寓言的情感特征。对于本雅明来说，寓言代表的是“非总体化的死亡与衰败的世界”。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奥威尔在摩洛哥养病，他很压抑，怀念过去，不满现在，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恐惧。最初，奥威尔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英、德交战，然而，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反抗纳粹没商量。战争结束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得以完成《动物农场》。他把集权主义的背景设在英国，说不要以为英国没有这种可能，只要不和它斗争，极权主义就可能到处取得胜利。奥威尔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路，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国战败后，左翼风潮席卷欧洲，苏联模式将控制世界。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本雅明寓言理论认为寓言是一种绝对的，普遍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有机模式，它用反讽和隐喻表现抽象概念，指向历史固有的真实，忧郁的表现世界的黑暗、自然的颓废与人性的堕落。在《动物农场》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充满了隐喻和反讽的世界。在《动物农场》开头，老少校说，人类剥削动物，压迫动物，不合理，动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说法很合理。但问题是，他们赶走人类，人类的遗产将如何处置？如果同人决裂，岂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决裂，又由谁来当畜牲？所以，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对革命忠心耿耿，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拳击手，但临近退休，却被拿破仑送进威灵顿的屠宰场。谎称他在那里得到精心治疗。死后为了欺骗动物，还为他开追悼会，要大家学习这位先烈。拳击手常说的两句话是“我要努力干活儿”和“拿破仑永远正确”，被拿破仑一伙利用，当做愚弄动物的口号。动物们在平等主义的“七诫”的制度下，仅度过不长的幸福时光，农庄里在阴谋中开始形成新的寡头。猪头拿破仑因培殖九条恶狗形成了权力中心，顺从的尖喉在谎言与欺骗中跻身高层，服从的其他动物们工作的时间更久了，得到的口粮更少了。动物们又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四.《动物农庄》的救赎性
《动物农场》并不像《伊索寓言》那样单一的以道德训诫为隐喻的故事。作者并内有直接描述极权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危害，而是以极富洞察力和预见性的眼光，直截了当描述了极权主义可能导致的巨大毁灭。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对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深刻反省。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奥威尔说，他的作品更多是揭示真相，试图唤起处于半麻痹状态中的人们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先知的高度和圣人的悲悯表达了他对极权主义的愤懑和对未来社会发展之路的忧虑。
寓言只是手段，救赎才是其最终的旨归。《动物农场》书中角色都是动物，内容似乎荒诞且带有喜剧色彩。但这些并没有消除潜在的严肃和主题的沉重感。毫无疑问，通过虚拟的寓言故事来透视残酷野蛮的真相，这种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表达的方向，发出震耳欲聋的预言警示来积极承担起救赎的使命。农庄革命何以堕落？当年的“七诫”的内容何以被重写？绝对的权利何以导致绝对的腐败？革命怎么就演绎成了以一种专制替换另一种专制？这无疑是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奥威尔的思想遗产。但奥威尔的思想遗产不会只属于英国，也不会只属于他所在的20世纪上半叶。这也就是《动物农庄》的救赎意义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M].隗静秋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
[2]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李零.读《动物农庄》[J].读书. 2008年第8期.
[5]周晓玲.废墟上的理想--本雅明寓言理论研究[A]汕头大学.2007
[6]Orwell and PoliticsEdited by Peter David.Pengu in Books.200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0C1199）。
（作者介绍：唐志钦，邵阳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动物农庄》的多义性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明确指出：“寓言的基本特性是含混和多义性：寓言，以及巴洛克，都是以语义的丰富为荣。”[2]作为表达方式的寓言是一个书写世界的符号。所以寓言的形象和意义是断裂的，寓言的能指和所指的断裂就切断了形象和意义的内在联系，使二者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导致了语言和意义的隔离、表达和潜文本的区分，表现出寓言特征的复义性。《动物农场》中极权主义是最大的预言，事实上，这源自几个方面，一是源于他在圣塞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的读书生活里深刻感受到的带有的极权主义特点的磨难和痛苦。二是源于他在缅甸切身感受到殖民地生活而痛恨帝国主义的警察经历。三是源于在西班牙内战中认清了法西斯分子的面目。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他被苏共当托派分子追杀，罪名是与法西斯主义者共谋。强权政治和个人独裁的严重威胁，使奥威尔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深感不安，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所以，他既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题中之义。这两种都叫极权主义。“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3]
《动物农场》中的动物的多义性更是显而易见。猪是动物农场的领导阶层，狗象征秘密警察，地位仅次于猪。马代表真正的工人阶级。奶牛疑指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绵羊疑指最愚昧的群众，特点是驯服和盲从。所有动物都说明了寓言意义的多重性，即寓言意义丰富的多种可能性。老少校，是动物造反的鼻祖。这正如李零在《读<动物农场>》一文中所说，“他是一头得过奖的灰白色大公猪，号称’威灵顿美人’。该名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4]小说中的拿破仑无疑指斯大林。雪球即托洛茨基。苏联的卫国战争，写进《动物农场》，叫“风车战役”。“牛棚战役”就是莫斯科保卫战。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英格兰畜牲之歌》即《国际歌》。故事的最后一幕，据奥威尔本人说，是指一九四三年，世界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欢聚一堂，通过《德黑兰宣言》。可见，正因为寓言的多义性，寓言符号得以超越语言界限，直接介入到社会文化领域。
二.《动物农庄》的破碎性
本雅明寓言批评理论的最首要的特征就是破碎性。本雅明认为，巴洛克悲剧这一文学形式自身不具备自足性和完整性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可替换的碎片等造成的破碎性的特征。巴洛克悲剧的寓言形式不是抽象、一般的而是与具体的社会及其艺术的破碎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达形式。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决定了破碎性是寓言的最基本的特征。我们在《动物农庄》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作者自己就身处一个破碎的现实世界。一九三七年，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军一方，同法西斯作战。他本以为，战争会带来伟大的社会变革，但结果却是一场悲剧。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也是死了五十多万人。这场战争，不仅包括左右翼之间的斗争，也包括左翼内部的斗争。可怜的奥威尔，因属派系而被苏共下令追杀。不得不流亡法国。
世界形象的破碎性也带来了语言的分裂和破碎。寓言以碎片突接的方式展示寓言的时代的废墟和权利的滥用。《动物农场》中在这一过程是围绕着“七戒”的改变。“七戒”是动物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是所有动物的行为准绳。一是“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是“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是“一切动物都不许穿衣裳”，四是“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五是“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六是“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七是“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七戒”条文遭肆意拼接和篡改。一二条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第四条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被单”。第五条“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后出现“过量”二字。第六条，禁止动物杀害动物，也被改成“一切动物都不许无缘无故杀害其他动物”。第七条，“所有动物平等”，也被改成“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三.《动物农庄》的忧郁性
忧郁性是寓言的情感特征。对于本雅明来说，寓言代表的是“非总体化的死亡与衰败的世界”。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奥威尔在摩洛哥养病，他很压抑，怀念过去，不满现在，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对未来充满恐惧。最初，奥威尔是个和平主义者，不希望英、德交战，然而，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反抗纳粹没商量。战争结束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得以完成《动物农场》。他把集权主义的背景设在英国，说不要以为英国没有这种可能，只要不和它斗争，极权主义就可能到处取得胜利。奥威尔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但法西斯主义不是出路，苏联的极权主义也不是出路。他害怕，德国战败后，左翼风潮席卷欧洲，苏联模式将控制世界。奥威尔说，他天生憎恨权威，但权威反不掉。暴君对他，是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本雅明寓言理论认为寓言是一种绝对的，普遍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有机模式，它用反讽和隐喻表现抽象概念，指向历史固有的真实，忧郁的表现世界的黑暗、自然的颓废与人性的堕落。在《动物农场》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充满了隐喻和反讽的世界。在《动物农场》开头，老少校说，人类剥削动物，压迫动物，不合理，动物要翻身，造反是唯一出路。他的说法很合理。但问题是，他们赶走人类，人类的遗产将如何处置？如果同人决裂，岂不是又回到了畜牲？如果同自己决裂，又由谁来当畜牲？所以，造反的结果是，只有一部分动物先富起来。革命把猪变成人，其他动物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对革命忠心耿耿，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拳击手，但临近退休，却被拿破仑送进威灵顿的屠宰场。谎称他在那里得到精心治疗。死后为了欺骗动物，还为他开追悼会，要大家学习这位先烈。拳击手常说的两句话是“我要努力干活儿”和“拿破仑永远正确”，被拿破仑一伙利用，当做愚弄动物的口号。动物们在平等主义的“七诫”的制度下，仅度过不长的幸福时光，农庄里在阴谋中开始形成新的寡头。猪头拿破仑因培殖九条恶狗形成了权力中心，顺从的尖喉在谎言与欺骗中跻身高层，服从的其他动物们工作的时间更久了，得到的口粮更少了。动物们又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四.《动物农庄》的救赎性
《动物农场》并不像《伊索寓言》那样单一的以道德训诫为隐喻的故事。作者并内有直接描述极权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危害，而是以极富洞察力和预见性的眼光，直截了当描述了极权主义可能导致的巨大毁灭。奥威尔的立场是左翼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终同情劳苦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对英国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深刻反省。他既恨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又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英国的保守派，他也反对。奥威尔说，他的作品更多是揭示真相，试图唤起处于半麻痹状态中的人们对政治现实的清醒认识。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先知的高度和圣人的悲悯表达了他对极权主义的愤懑和对未来社会发展之路的忧虑。
寓言只是手段，救赎才是其最终的旨归。《动物农场》书中角色都是动物，内容似乎荒诞且带有喜剧色彩。但这些并没有消除潜在的严肃和主题的沉重感。毫无疑问，通过虚拟的寓言故事来透视残酷野蛮的真相，这种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表达的方向，发出震耳欲聋的预言警示来积极承担起救赎的使命。农庄革命何以堕落？当年的“七诫”的内容何以被重写？绝对的权利何以导致绝对的腐败？革命怎么就演绎成了以一种专制替换另一种专制？这无疑是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奥威尔的思想遗产。但奥威尔的思想遗产不会只属于英国，也不会只属于他所在的20世纪上半叶。这也就是《动物农庄》的救赎意义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M].隗静秋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
[2]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李零.读《动物农庄》[J].读书. 2008年第8期.
[5]周晓玲.废墟上的理想--本雅明寓言理论研究[A]汕头大学.2007
[6]Orwell and PoliticsEdited by Peter David.Pengu in Books.200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10C1199）。
（作者介绍：唐志钦，邵阳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