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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何处去？面对西方模式的主宰和西方话语的质疑，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问题。本书为作者走访百国之后的沉淀之作，在《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从领先到落后，从落后到追赶，从追赶到超越，中国带着世上唯一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基因，重返世界之巅。作者以其丰富的海外阅历和深入的观察分析，平视西方模式与话语，展现中国崛起之逻辑。对于任何想用自己的思考和话语来评述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人来说，《中国超越》都将是一本深具启迪意义的佳作。
一条真正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道路
《中国超越》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在中国取得30年高速发展的伟大成果，并思考如何取得更大的进步时，它抓住了问题。因为它带出来的问题是变化和发展中的中国人都很关心的问题，这是有关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而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和中国人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国震撼》到《中国触动》《中国超越》，这是一个持续深入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2008年之后，中国人对近30年变化的思考发展，这两种变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三部曲”。
《中国超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从“赶超”到“超越”。所谓的“赶超”，是跟在别人后面，我们和别人去比，我们去追赶别人，比如所谓“追赶型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定要讲GDP，要维持一个增长速度，这些问题都是在赶超现代化道路的情况下提出的。离开这个语境，就根本没有这些问题了。今天我们批评发展主义，批评“GDP挂帅”，但这也是有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的。张维为教授的书，也依赖于中国在赶超过程当中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奇迹，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说中国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印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赶超角度来说，我们前面有一个既定的标准，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衡量，包括人均GDP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赶超”比较容易讲中国发展得多么好，中国有什么样的长处，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这也是依赖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语境，但是中国是不是一定要走一条赶超型的发展道路呢？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优等生文化”，它说日本向西方学习要学得比西方更西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检讨日本道路的时候说，日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比西方更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复制到了亚洲。日本一方面看到日本的路，另一方面看到中国的路，虽然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直压制中国，但是中国在战后走向了一条革命建国的道路。日本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这条路是一条真正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而日本之所以变成一种“优等生文化”，是一种不同的道路。这样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今天之所以讲中国超越，已经不仅仅是在一个我们要走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那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还涉及中国的世界形象的问题，或者说中国怎么走出一条自我道路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个自信。
从“赶超”到“超越”，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相信自己的普遍性：我有一个中华的天朝秩序。但是这个天朝秩序遭遇了西方的挑战。日本人同时也感觉有一个来自西方的条约体系，日本是夹在两种普遍性之间的。日本说要把第一种普遍性打掉，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人自觉地加入西方的条约体系当中。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路走错了，变成了特殊性的东西，只能走西方的普遍性。今天的中国把自己的道路重新上升到普遍性上，这才是中国超越的核心问题。
张维为老师在书中，还提炼出“文明型国家”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因为“文明型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但又不放弃“国家”的内涵。否则的话，就回到天下的概念了。在“文明型国家”的追溯当中，包括张老师提出的“一国四方”、混合经济的问题等。这些方面都在挑战一些由原来民族国家所对应的一些基本的预设。同时要有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要有示范性，在非西方国家当中，如果说中国成功了，对于拉丁美洲、非洲这样很多追求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示范。他们以前都是按照西方道路来做的，将来是不是可以按照中国式的制度安排来做。历史没有终结，历史终结不是否定斗争，而是最终百川归海。之所以很多人读张维为老师的书，也许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无法正面讲我们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海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归到这个海里，归进去是要遭殃的。我们要避免这些东西，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而且自己的道路的示范性在于整个的非西方世界。有一本书叫《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认为500年西方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的特例，它是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西方国家，无论是从人口还是地域来讲，美国和欧洲都是小的地方。如果说小的地方发展模式可以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天下秩序或者是“文明型国家”所创造出的一个新的发展前景。在这个上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的。
（罗岗/文）
一条真正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道路
《中国超越》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在中国取得30年高速发展的伟大成果，并思考如何取得更大的进步时，它抓住了问题。因为它带出来的问题是变化和发展中的中国人都很关心的问题，这是有关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而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和中国人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国震撼》到《中国触动》《中国超越》，这是一个持续深入思考的过程，同时也是2008年之后，中国人对近30年变化的思考发展，这两种变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三部曲”。
《中国超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从“赶超”到“超越”。所谓的“赶超”，是跟在别人后面，我们和别人去比，我们去追赶别人，比如所谓“追赶型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定要讲GDP，要维持一个增长速度，这些问题都是在赶超现代化道路的情况下提出的。离开这个语境，就根本没有这些问题了。今天我们批评发展主义，批评“GDP挂帅”，但这也是有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的。张维为教授的书，也依赖于中国在赶超过程当中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奇迹，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说中国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印度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赶超角度来说，我们前面有一个既定的标准，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衡量，包括人均GDP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赶超”比较容易讲中国发展得多么好，中国有什么样的长处，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这也是依赖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语境，但是中国是不是一定要走一条赶超型的发展道路呢？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优等生文化”，它说日本向西方学习要学得比西方更西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检讨日本道路的时候说，日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比西方更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复制到了亚洲。日本一方面看到日本的路，另一方面看到中国的路，虽然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直压制中国，但是中国在战后走向了一条革命建国的道路。日本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这条路是一条真正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而日本之所以变成一种“优等生文化”，是一种不同的道路。这样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今天之所以讲中国超越，已经不仅仅是在一个我们要走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那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还涉及中国的世界形象的问题，或者说中国怎么走出一条自我道路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个自信。
从“赶超”到“超越”，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相信自己的普遍性：我有一个中华的天朝秩序。但是这个天朝秩序遭遇了西方的挑战。日本人同时也感觉有一个来自西方的条约体系，日本是夹在两种普遍性之间的。日本说要把第一种普遍性打掉，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人自觉地加入西方的条约体系当中。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路走错了，变成了特殊性的东西，只能走西方的普遍性。今天的中国把自己的道路重新上升到普遍性上，这才是中国超越的核心问题。
张维为老师在书中，还提炼出“文明型国家”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因为“文明型国家”某种程度上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但又不放弃“国家”的内涵。否则的话，就回到天下的概念了。在“文明型国家”的追溯当中，包括张老师提出的“一国四方”、混合经济的问题等。这些方面都在挑战一些由原来民族国家所对应的一些基本的预设。同时要有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要有示范性，在非西方国家当中，如果说中国成功了，对于拉丁美洲、非洲这样很多追求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中国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示范。他们以前都是按照西方道路来做的，将来是不是可以按照中国式的制度安排来做。历史没有终结，历史终结不是否定斗争，而是最终百川归海。之所以很多人读张维为老师的书，也许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无法正面讲我们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海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归到这个海里，归进去是要遭殃的。我们要避免这些东西，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而且自己的道路的示范性在于整个的非西方世界。有一本书叫《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认为500年西方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上的特例，它是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非西方国家，无论是从人口还是地域来讲，美国和欧洲都是小的地方。如果说小的地方发展模式可以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天下秩序或者是“文明型国家”所创造出的一个新的发展前景。在这个上面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的。
（罗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