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陶说她做采访无甚技巧,只是“用心体会”。而用心体会,正是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的根本之道。
　　
　　李宗陶在新作《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中使用了“知识人”一词,“知识人”这个既不同于“知识分子”,亦区别于“士”的概念,到底指怎样的人呢?我想,应该是具备良知与智慧的人,而这种人便是李宗陶这本访谈录的主角。
　　这本集子中的36篇访谈,大多我都陆续读过。而当这些作品结集成书,并命名为《思虑中国》的时候,它却给了我别样的感怀。诚如作者所说:“中国,是这本书的主线。”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谈话,无一例外地都指涉了中国——中国的传统与当下,秩序与失范。我相信,这些人物都有一颗深沉的中国心。
　　我觉得在这些人物的谈话中有种忧患之情弥漫其间,教人惘惘然难以为怀。我从中看到了一些共识,譬如:优良传统的被毁坏、教育的糟糕、当代人心的功利化等等。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有些访谈径直将此不满化为题目,如余英时的《中国的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康晓光的《为李思怡写本黑色的书》、贺友直的《现在人心太浮躁》。何怀宏那句:“很遗憾,现在是一个低潮时期,这个世纪不如上个世纪精彩”,真使我低回了一阵子。不过,在惘惘然的情绪之中,我亦有几许慰安——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会泯灭人性光芒的知识人。
　　人物访谈,吸引我们的当然首先是其内容,即那些人物的谈话,及其人格。不过,作为一个传媒业的外行,及写作的同道,我对李宗陶的写作行为也有几分好奇的思忖。我以为李宗陶的知识人访谈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难度之大,首先来自受访者的文化高度。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精英,要跟他们对谈出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必须具备与其相近的高度——即使不是在专业修养上,也要在思维高度上相接近。否则谈话如何可能?受访者是兵来将挡,而记者则须八面来风。因而,一个好的文化记者必须是一个杂家,一个相当博学而敏锐的人。
　　高难度的第二点原因是,人物访谈不同于对特殊事件的采访,它是一种“浓缩品”。在几千字的篇幅中涵括受访者的文化以及人生的精华,这便要求采访人要有对受访人物的全面了解,以及提炼,才能真正抽绎出其精髓。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采访人要有一种“摄魂术”。我不了解李宗陶在采访之前是如何做功课、如何写作,在发表之时又是如何取舍的,但我料想,每一篇访谈背后的艰辛绝不亚于一位学者写一篇论文。李宗陶说她做采访无甚技巧,只是“用心体会”。而用心体会,正是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的根本之道。
　　访谈是一种艺术,无论对于受访者,还是采访人;不管是书面的,抑或面对面。就我所见,在当代文化人物中,木心、陈丹青和艾未未的访谈尤其出彩。我揣测,他们大概就是把访谈当艺术来做的。但人们通常多关注那些被采访的人物,而忽略了提问者。好的谈话是一种精神激发活动。没有好的提问,何来精妙之回答?受访人与采访人是相互影响的。从终极上说,人的交流与谈话,其实没有终结性的回答,只有问题是真实的。这便是作为访谈记者的深意。我读李宗陶的采访,不仅看到那些“人物”,同时也看到李宗陶的思路、情绪以及文笔,如同我们在电影背后看到导演,一种含蓄的存在。
　　在多篇访谈录的记者按语中,作者以女人特有的感性将那些人物的音容体貌把捉并描绘出来。她这样描写曹韵贞:“在某些充满外交礼仪的场合遇见她,看她飞快地应付着,看她趁人不備转过头来,冲‘自己人’眨眨眼睛。”这样描写阿城:“脸色略白,目光沉郁,礼节性的微笑挟着一丝腼腆在眼镜片后面一闪而过。”所以,我觉得这本人物访谈是一种混合了新闻报道、学术文本、散文、小说(笔法)等多种成分的混合文献。此种文体,只属于优秀的记者。而优秀的记者,就是“知识人”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