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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三年，《泰晤士报》这样评价已去世两年的英国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他和别的保守党领导人不同，他愿意信任并走近人民，他相信不同阶层的英国人，无论是富可敌国的上层人，抑或收入微薄的普通人，都有保守的本能。这位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看待工人阶级的方式，就像米开朗琪罗这种技艺超群的雕刻家，看见了困在大理石中的天使。
在当代美国，谁是天使，什么是困住他们的大理石，谁又是雕刻家，这可以说是美国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在写作《推特治国》时念念不忘的三大问题。在他们看来，在大众民主时代，保守派既要抓住作为核心选民的上层经济精英的资金和资源，又要抓住作为边缘选民但数量日增的下层大众的支持和选票，但二者的意志和利益恰恰南辕北辙，经济越不平等，经济精英的权力就越大，就越难摆脱这种困境。谁能解救困在大理石中的天使，换言之，谁能在这种结构困境中凝聚大众，谁就能在政坛上立于不败之地。
保守派困境普遍存在于代议制国家。十九世纪中叶，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下层反馈，迪斯雷利领导英国保守党走出了困境，建立了一个深入基层社区的强大网络，打造了囊括上、中、下三层的樱草联盟，因此成为英国政坛的常青树。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保守党即国家人民党却失败了，因为它对独掌统治权信心满满，对大众力量不屑一顾，在日益剧烈的竞争和压力面前惊慌失措，不是反求诸己扩大政纲的包容性、谋求大众忠诚，反倒依赖那些善于挑动种族主义、部落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而拉拢大众的外部政治组织，一步步滑向自我毁灭的极端，最终成为纳粹主义的盟友和世界大战的推手。英德一成一败，足以让美国人警醒并追问当代美国能否走出保守派困境。就此而言，《推特治国》对美国保守派的判断是悲观的，晚近四十余年来，美国保守党或许的确从粗糙的美国社会原石中识别出了天使，但却受制于极端不平等时代中财阀所掌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献金;他们本想效仿英国保守党的成功，却复刻着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失败;他们没有迪斯雷利的政治雕刻能力，只能选择扭曲的财阀民粹主义策略，从而助长了寡头统治在当代美国的复兴。
在政党政治兴起之前，美国政治的天使主要是白人清教徒。在一八00至一八二八年政党政治兴起之后，民主共和党把天使界定为自耕农，并由此战胜了代表商业利益的联邦党世界。一八五四年，共和党诞生，共和党的天使是北方的自由人、商业和金融精英，包括白人和黑人，魔鬼则是那些捍卫奴隶制的种植园地主。在一八八0至一九二0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初成，天使变成了城市工薪阶层。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崩溃，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美国政党政治的地缘版图发生巨变，小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抓住了这个天使，与之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压制住了商业集团的政治冲动，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新政自由主义时代，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三十年”。在这个美国历史上财富分配最均等化的时代，不同阶层共同繁荣，满怀光荣与梦想。天使的范围也悄然生变，其主体仍然是工人阶级，同时，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不仅让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获得政治地位，也让下层穷困白人社会地位上升，二者都成为天使的一部分。
一九六四年，美国发生了影响至今的政治重组，“保守派先生”巴里·戈德华特在总统选举中惨败，却史无前例地赢得一直是民主党铁票区的南方五州支持，而共和党铁票区的东北部六州也从此易手。共和党从此开始拥抱南方和中西部，并在三十年后将南方变成了自己的铁票区。戈德华特是共和党“南方战略”转向的舵手，尼克松、里根、布什父子、特朗普都受益于此。同时，天使的形象也变了。过去，天使主要是那些能够实现“美国梦”的工人阶级。现在，天使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民主党发动越南战争的反感，对嬉皮士反传统文化的厌恶，对城市犯罪、骚乱、失序的失望，对少数族裔力量和地位上升的抵制，让敏锐的尼克松把带领美国保守党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抓住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移民结构再次变化，信奉天主教的墨西哥裔新移民不断增加，把墨西哥裔移民视为天使的“拉丁战略”成为“南方战略”的补丁，将小布什推上总统宝座。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期，特朗普再次拥抱“南方战略”，将天使定义为基督教保守派、南方白人、四面楚歌的乡村白人、持枪者、农村和小城镇居民，以及坚决捍卫以异性恋为基础的传统性别、婚姻和价值观的美国人。
在短短两百三十年的美国历史中，天使形象的变化，既反映了主人与奴隶、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对立，也反映了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大众、念过大学的与没念过大学的分歧，尽管双方之间实质上的阶层斗争常常被处理为形式上的种族冲突，但的确体现了两种前途命运背道而驰却关乎美国未来的力量之間的对决。共和党所代表的，是分散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曾经满怀光荣与梦想，现在却充满挫败失落感的以白人为主体的中下层大众，这些当下的多数很快将变成少数，他们感受到了美国种族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其未来地位和力量的影响。美国民主党所代表的，是聚居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在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处于上升期的城市精英、少数族裔，这些曾经的少数在不久之后将会变成多数，他们势必自视为美国未来希望之所在。这两种力量，一个在下降，一个在上升，谁是那个被困在大理石中的天使，谁就真正代表美国的未来，代表美国之为美国，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实质。在《推特治国》看来，共和党也许恰当地识别出了天使，但是，晚近四十余年来，极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财阀统治的复兴，逐渐成为两块“坚不可摧”的大理石。
极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是压在天使身上的第一块大理石板。在社会财富分配均等化的“黄金三十年”之后，潜藏在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所许诺的平等背后的种种不平等的现实反差浮出水面。事实上，比《推特治国》的判断更早，美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就从平等化的匀速路拐上了不平等的快车道，直至晚近四十年来形成极端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0.1% 的上层富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90% 的美国人，社会流动性、大学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贫富差异变得像黑白鸿沟那样明显，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美国在这些方面的衰变远超欧洲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极端不平等，成为美国工人阶级难以摆脱的大理石牢笼。 上层经济精英是极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受益者，他们不仅是收入和财富上的大赢家，也是政治上的大赢家，正是他们想要将天使们继续困在大理石中。他们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去是种植园大地主、制造业资本家、石油巨头，现在是金融银行家、华尔街新贵、私人慈善基金组织以及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业利益集团。这些上层经济精英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营造起强大的组织网络，让共和党很难走出保守派困境，这也成为压在天使身上的第二块大理石板。这是因为，美国政党政治及其政治体系运行的关键环节，都依赖源源不断的私人资金投入。正如亚当·斯密早就警示世人的，那些有資本的人总想将自己的经济购买力转化为政治支配力。不平等越严重，上层经济精英掌握的经济购买力就越大，其政治支配力就越大，共和党就越倾向于通过偏袒政策与之结盟。
上层经济精英深谙“组织造就影响力”的政治之道，除了美国国会政治内部的“金里奇改革”，共和党内部出现更强势的议会政治联盟外，强大的组织建设，还有让各州和联邦层面的共和党走向右倾自由放任市场主义的科赫网络，以神职人员为基础的全国基督教右翼基层教会网络，积极鼓吹持枪权的全美步枪协会，一九九三年之后开始服务于上层精英统治的美国商会，各种关注文化仇恨情绪的保守主义组织，以及借助新宣传技术，越过教会高墙，渗入大众客厅，刺激文化愤怒的右翼媒体。这些用文化诉求来遮蔽经济诉求的外部组织，形成了本地化的严密组织网络，将部落化的愤怒情绪和清晰的危机感巧妙融合，为共和党带来了热情而忠诚的选民。
因此，《推特治国》将一九八0年以来共和党的政治战略称为“财阀民粹主义”，它不同于反全球化、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它只回应选民的种族心理诉求，但不真正回应这类选民的政策诉求。这种扭曲的政治联盟让共和党越来越极端化，共和党及其领导者失去了让工人阶级天使真正解困的政治意愿和能力。
两位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共和党领导者中，只有尼克松拥有这种政治意愿和政治能力，只有他从大理石中雕刻出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天使。这是因为，尽管尼克松也在种族和文化上充分利用种族主义愤怒情绪，但他在经济议题上延续了新政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堪称二十世纪美国最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总统。
在尼克松之前的美国总统中，或许只有林肯和小罗斯福具有这种政治意愿和能力。而在尼克松之后的共和党总统中，卡特没有这个能力，里根没有这种意愿，只有老布什虽二者兼具，却因触动了财阀利益而昙花一现。小布什虽然受惠于“拉丁战略”，却站在父亲的对立面，坚持在经济议程上推进有利于财阀的政策。而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雕刻天使，而是在强化大理石的硬度。作为一种统治术的隐喻，雕刻术类似苏格拉底《政治家篇》中讨论的编织术，只有技艺精湛的雕刻家才能拥有成熟的政治编织术，才有能力建立不同阶层的政治整合机制。美国保守党的“南方战略”如果不转向或结合“拉丁战略”，数十年稳固的选民基础也很可能逐渐流失。
当然，无论是“南方战略”还是“拉丁战略”，都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变体。美国历史上两次种族隔离的松动相隔百年，都引发了白人的强烈反弹。白人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愤怒推动了对基督教学校的保护，白人对黑人城市市民的恐惧推动了失控的持枪权，“沉默的大多数”认为向少数族裔倾斜的配额制是一种“逆向种族主义”。美国共和党的“南方战略”正是抓住大多数白人的这种种族心理，将“种族竞标”策略变成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主轴，将情感极化催生的文化愤怒和认同分歧作为组织建设的心理学依据，在犯罪、法律与秩序、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定锚婴儿”、非法移民、福利收益等议题上激发种族偏见，塑造社会文化议题上的二元对立选择，并且，为了防止不那么忠诚的选民挑战白人选民的影响力，反复运用各种选举操纵技术，由此营造选民基础。
但是，种族的故事并非财阀故事的替代版，种族叙事扩大化恰是财阀影响力的产物。晚近五十年，富人财富和组织能力的快速增长，迫使共和党采取拥抱财阀统治的政治策略;非白人、拉丁裔人口的迅速增加，又迫使共和党重新考虑运用“拉丁战略”。小布什成为“拉丁战略”的受益者，奥巴马时代作为在野党的共和党也希望重建“拉丁战略”，但共和党的财阀盟友不支持“拉丁战略”。尽管除了移民问题以外，拉丁裔选民和没有上过大学的美国白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的价值观都很保守，他们更关心经济安全和向上流动性。
就此而言，特朗普主义代表了共和党南方战略的巅峰状态，既然多数平民主义者在经济议题上和财阀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宣布在医疗健康上照顾好每一个人，并让政府为此买单。为此特朗普主义声称要抽干官僚主义的沼泽，终结只有付费才能参与的华盛顿政治游戏，但悖谬的是，美国财阀们却一致认为，特朗普时代是他们在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这种政治操作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特朗普主义将身份政治与情感极化发挥到极致，强化白人公民在人身安全、工作机会和多数选民地位上对来自非白人威胁的恐惧和忧虑，特朗普主义的共和党走向了种族分裂策略，从而在失业率更高、就业率更低、收入较少、总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地区获得了高支持率。
《推特治国》的英文名（Let Them Eat Tweets ）所暗示的，正是在深陷保守派困境后，共和党扭曲了政治策略：在经济政策上彻底导向上层经济精英，在选举动员上严重依赖身份政治、认同分歧、文化愤怒和选举操纵，却不真正回应普通大众的诉求，推特只不过是一剂安慰药。美国共和党的领导者不是在粗糙的原石中雕刻出天使，而是用情感极化、对少数族裔的贬低、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指控，将种族主义、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经济的不安全感捆绑在一起，从而将陷入地位下降和经济衰退的“沉默的大多数”继续禁锢在大理石中。整个政治制度向超级富豪严重倾斜，超级富豪又控制着媒体、话语权和政治经济资源，从而有能力在被困住的选民和困住他们的财阀之间构造偏好共振，最终结成了财阀民粹主义这一扭曲的政治联盟。 当今美国的极端不平等既是权力的不平等，也让利益分歧难以调和，更让精英阶层愈加恐惧多数的暴政，因此，自由主义的共识早已不复存在，贫富两个阶级的斗争愈演愈烈，财阀寡头集团强有力地操控着选举政治、州政治和国家政治，三大因素共同推動了美国政体的衰变。《推特治国》认为，当今美国的问题不在于“多数的暴政”，而在于“少数的专政”。事实上，这种阶层利益固化所导致的政治衰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只不过是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在当代美国的重现，这既是美国经济学者施蒂格利茨所说的“1%有、1%享、1%治”，也是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的相互否决制所导致的制度恶果，福山寄希望于民主的独裁（DemocraticDictatorship），现实却是寡头的专政。
纵观全书，当代美国共和党在面对保守派困境时的极端化倾向，让两位作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保守派精英不仅决定新生民主制的兴衰，也决定美国民主制的命运。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者迈克尔·黑米将共和党右倾、民主党左倾的政治极化现象，加上体制正当性的丧失和传播媒介的分散化，视为美国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三大要因，二0二0年美国大选前的“黑命贵”运动正是美国这一困境的集中体现。加拿大劳里艾大学心理学者安妮·威尔逊等人也指出美国政治极化正在加剧，它与意识形态极化和情感极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加强的闭环。制度上的两极化通过精英的操作、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强化，助长了人们对选民分歧的误解，这又反过来加强了敌意和意识形态等情感极化现象。两位作者寄希望于一场酣畅淋漓的选举胜利来终结共和党的极端化策略，希望共和党能在惨败之后自我革新，找到拥抱少数族裔的跨种族政治纲领和政策战略。
但是，在二0二0年的美国选举中，拜登对特朗普的胜利远远不是压倒性的。相反，双方的选民基础和五十年前相比变化不大，双方的“势均力敌”已经延续了五十余年。更重要的是，他们忽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正是同一面镜子的两面，双方的政治资源都依赖财阀，又都不得不争取大众的选票。事实上，五十年前的民主党就已陷入了和共和党相同的困境。美国乡下人的悲歌所表达的恰恰正是让两党都难以自拔的政治经济困境，民主党的政治策略同样把文化价值议题放在优先位置，双方用了同样的矛也用了同样的盾。在寡头制复兴的当代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上身处同一个牢笼，双方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双方的进退兴衰直接影响美国的未来命运。不过，谁的价值理念和政治经济社会纲领更能让美国走出困境，谁能将困在粗糙大理原石中的天使真正雕刻出来，既受制于偶然、运气、机遇，更需要智慧、德性、能力。
在当代美国，谁是天使，什么是困住他们的大理石，谁又是雕刻家，这可以说是美国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在写作《推特治国》时念念不忘的三大问题。在他们看来，在大众民主时代，保守派既要抓住作为核心选民的上层经济精英的资金和资源，又要抓住作为边缘选民但数量日增的下层大众的支持和选票，但二者的意志和利益恰恰南辕北辙，经济越不平等，经济精英的权力就越大，就越难摆脱这种困境。谁能解救困在大理石中的天使，换言之，谁能在这种结构困境中凝聚大众，谁就能在政坛上立于不败之地。
保守派困境普遍存在于代议制国家。十九世纪中叶，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下层反馈，迪斯雷利领导英国保守党走出了困境，建立了一个深入基层社区的强大网络，打造了囊括上、中、下三层的樱草联盟，因此成为英国政坛的常青树。二十世纪初的德国保守党即国家人民党却失败了，因为它对独掌统治权信心满满，对大众力量不屑一顾，在日益剧烈的竞争和压力面前惊慌失措，不是反求诸己扩大政纲的包容性、谋求大众忠诚，反倒依赖那些善于挑动种族主义、部落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而拉拢大众的外部政治组织，一步步滑向自我毁灭的极端，最终成为纳粹主义的盟友和世界大战的推手。英德一成一败，足以让美国人警醒并追问当代美国能否走出保守派困境。就此而言，《推特治国》对美国保守派的判断是悲观的，晚近四十余年来，美国保守党或许的确从粗糙的美国社会原石中识别出了天使，但却受制于极端不平等时代中财阀所掌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献金;他们本想效仿英国保守党的成功，却复刻着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失败;他们没有迪斯雷利的政治雕刻能力，只能选择扭曲的财阀民粹主义策略，从而助长了寡头统治在当代美国的复兴。
一
在政党政治兴起之前，美国政治的天使主要是白人清教徒。在一八00至一八二八年政党政治兴起之后，民主共和党把天使界定为自耕农，并由此战胜了代表商业利益的联邦党世界。一八五四年，共和党诞生，共和党的天使是北方的自由人、商业和金融精英，包括白人和黑人，魔鬼则是那些捍卫奴隶制的种植园地主。在一八八0至一九二0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初成，天使变成了城市工薪阶层。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崩溃，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美国政党政治的地缘版图发生巨变，小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抓住了这个天使，与之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压制住了商业集团的政治冲动，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新政自由主义时代，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三十年”。在这个美国历史上财富分配最均等化的时代，不同阶层共同繁荣，满怀光荣与梦想。天使的范围也悄然生变，其主体仍然是工人阶级，同时，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不仅让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获得政治地位，也让下层穷困白人社会地位上升，二者都成为天使的一部分。
一九六四年，美国发生了影响至今的政治重组，“保守派先生”巴里·戈德华特在总统选举中惨败，却史无前例地赢得一直是民主党铁票区的南方五州支持，而共和党铁票区的东北部六州也从此易手。共和党从此开始拥抱南方和中西部，并在三十年后将南方变成了自己的铁票区。戈德华特是共和党“南方战略”转向的舵手，尼克松、里根、布什父子、特朗普都受益于此。同时，天使的形象也变了。过去，天使主要是那些能够实现“美国梦”的工人阶级。现在，天使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民主党发动越南战争的反感，对嬉皮士反传统文化的厌恶，对城市犯罪、骚乱、失序的失望，对少数族裔力量和地位上升的抵制，让敏锐的尼克松把带领美国保守党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在抓住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移民结构再次变化，信奉天主教的墨西哥裔新移民不断增加，把墨西哥裔移民视为天使的“拉丁战略”成为“南方战略”的补丁，将小布什推上总统宝座。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期，特朗普再次拥抱“南方战略”，将天使定义为基督教保守派、南方白人、四面楚歌的乡村白人、持枪者、农村和小城镇居民，以及坚决捍卫以异性恋为基础的传统性别、婚姻和价值观的美国人。
在短短两百三十年的美国历史中，天使形象的变化，既反映了主人与奴隶、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对立，也反映了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大众、念过大学的与没念过大学的分歧，尽管双方之间实质上的阶层斗争常常被处理为形式上的种族冲突，但的确体现了两种前途命运背道而驰却关乎美国未来的力量之間的对决。共和党所代表的，是分散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曾经满怀光荣与梦想，现在却充满挫败失落感的以白人为主体的中下层大众，这些当下的多数很快将变成少数，他们感受到了美国种族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其未来地位和力量的影响。美国民主党所代表的，是聚居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在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上都处于上升期的城市精英、少数族裔，这些曾经的少数在不久之后将会变成多数，他们势必自视为美国未来希望之所在。这两种力量，一个在下降，一个在上升，谁是那个被困在大理石中的天使，谁就真正代表美国的未来，代表美国之为美国，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实质。在《推特治国》看来，共和党也许恰当地识别出了天使，但是，晚近四十余年来，极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财阀统治的复兴，逐渐成为两块“坚不可摧”的大理石。
二
极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是压在天使身上的第一块大理石板。在社会财富分配均等化的“黄金三十年”之后，潜藏在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所许诺的平等背后的种种不平等的现实反差浮出水面。事实上，比《推特治国》的判断更早，美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就从平等化的匀速路拐上了不平等的快车道，直至晚近四十年来形成极端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0.1% 的上层富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90% 的美国人，社会流动性、大学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贫富差异变得像黑白鸿沟那样明显，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力急剧下降，美国在这些方面的衰变远超欧洲发达国家。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极端不平等，成为美国工人阶级难以摆脱的大理石牢笼。 上层经济精英是极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受益者，他们不仅是收入和财富上的大赢家，也是政治上的大赢家，正是他们想要将天使们继续困在大理石中。他们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去是种植园大地主、制造业资本家、石油巨头，现在是金融银行家、华尔街新贵、私人慈善基金组织以及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业利益集团。这些上层经济精英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营造起强大的组织网络，让共和党很难走出保守派困境，这也成为压在天使身上的第二块大理石板。这是因为，美国政党政治及其政治体系运行的关键环节，都依赖源源不断的私人资金投入。正如亚当·斯密早就警示世人的，那些有資本的人总想将自己的经济购买力转化为政治支配力。不平等越严重，上层经济精英掌握的经济购买力就越大，其政治支配力就越大，共和党就越倾向于通过偏袒政策与之结盟。
上层经济精英深谙“组织造就影响力”的政治之道，除了美国国会政治内部的“金里奇改革”，共和党内部出现更强势的议会政治联盟外，强大的组织建设，还有让各州和联邦层面的共和党走向右倾自由放任市场主义的科赫网络，以神职人员为基础的全国基督教右翼基层教会网络，积极鼓吹持枪权的全美步枪协会，一九九三年之后开始服务于上层精英统治的美国商会，各种关注文化仇恨情绪的保守主义组织，以及借助新宣传技术，越过教会高墙，渗入大众客厅，刺激文化愤怒的右翼媒体。这些用文化诉求来遮蔽经济诉求的外部组织，形成了本地化的严密组织网络，将部落化的愤怒情绪和清晰的危机感巧妙融合，为共和党带来了热情而忠诚的选民。
因此，《推特治国》将一九八0年以来共和党的政治战略称为“财阀民粹主义”，它不同于反全球化、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它只回应选民的种族心理诉求，但不真正回应这类选民的政策诉求。这种扭曲的政治联盟让共和党越来越极端化，共和党及其领导者失去了让工人阶级天使真正解困的政治意愿和能力。
三
两位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共和党领导者中，只有尼克松拥有这种政治意愿和政治能力，只有他从大理石中雕刻出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天使。这是因为，尽管尼克松也在种族和文化上充分利用种族主义愤怒情绪，但他在经济议题上延续了新政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堪称二十世纪美国最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总统。
在尼克松之前的美国总统中，或许只有林肯和小罗斯福具有这种政治意愿和能力。而在尼克松之后的共和党总统中，卡特没有这个能力，里根没有这种意愿，只有老布什虽二者兼具，却因触动了财阀利益而昙花一现。小布什虽然受惠于“拉丁战略”，却站在父亲的对立面，坚持在经济议程上推进有利于财阀的政策。而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雕刻天使，而是在强化大理石的硬度。作为一种统治术的隐喻，雕刻术类似苏格拉底《政治家篇》中讨论的编织术，只有技艺精湛的雕刻家才能拥有成熟的政治编织术，才有能力建立不同阶层的政治整合机制。美国保守党的“南方战略”如果不转向或结合“拉丁战略”，数十年稳固的选民基础也很可能逐渐流失。
当然，无论是“南方战略”还是“拉丁战略”，都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变体。美国历史上两次种族隔离的松动相隔百年，都引发了白人的强烈反弹。白人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愤怒推动了对基督教学校的保护，白人对黑人城市市民的恐惧推动了失控的持枪权，“沉默的大多数”认为向少数族裔倾斜的配额制是一种“逆向种族主义”。美国共和党的“南方战略”正是抓住大多数白人的这种种族心理，将“种族竞标”策略变成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主轴，将情感极化催生的文化愤怒和认同分歧作为组织建设的心理学依据，在犯罪、法律与秩序、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定锚婴儿”、非法移民、福利收益等议题上激发种族偏见，塑造社会文化议题上的二元对立选择，并且，为了防止不那么忠诚的选民挑战白人选民的影响力，反复运用各种选举操纵技术，由此营造选民基础。
但是，种族的故事并非财阀故事的替代版，种族叙事扩大化恰是财阀影响力的产物。晚近五十年，富人财富和组织能力的快速增长，迫使共和党采取拥抱财阀统治的政治策略;非白人、拉丁裔人口的迅速增加，又迫使共和党重新考虑运用“拉丁战略”。小布什成为“拉丁战略”的受益者，奥巴马时代作为在野党的共和党也希望重建“拉丁战略”，但共和党的财阀盟友不支持“拉丁战略”。尽管除了移民问题以外，拉丁裔选民和没有上过大学的美国白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的价值观都很保守，他们更关心经济安全和向上流动性。
就此而言，特朗普主义代表了共和党南方战略的巅峰状态，既然多数平民主义者在经济议题上和财阀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宣布在医疗健康上照顾好每一个人，并让政府为此买单。为此特朗普主义声称要抽干官僚主义的沼泽，终结只有付费才能参与的华盛顿政治游戏，但悖谬的是，美国财阀们却一致认为，特朗普时代是他们在历史上最好的时代。这种政治操作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特朗普主义将身份政治与情感极化发挥到极致，强化白人公民在人身安全、工作机会和多数选民地位上对来自非白人威胁的恐惧和忧虑，特朗普主义的共和党走向了种族分裂策略，从而在失业率更高、就业率更低、收入较少、总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地区获得了高支持率。
四
《推特治国》的英文名（Let Them Eat Tweets ）所暗示的，正是在深陷保守派困境后，共和党扭曲了政治策略：在经济政策上彻底导向上层经济精英，在选举动员上严重依赖身份政治、认同分歧、文化愤怒和选举操纵，却不真正回应普通大众的诉求，推特只不过是一剂安慰药。美国共和党的领导者不是在粗糙的原石中雕刻出天使，而是用情感极化、对少数族裔的贬低、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指控，将种族主义、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经济的不安全感捆绑在一起，从而将陷入地位下降和经济衰退的“沉默的大多数”继续禁锢在大理石中。整个政治制度向超级富豪严重倾斜，超级富豪又控制着媒体、话语权和政治经济资源，从而有能力在被困住的选民和困住他们的财阀之间构造偏好共振，最终结成了财阀民粹主义这一扭曲的政治联盟。 当今美国的极端不平等既是权力的不平等，也让利益分歧难以调和，更让精英阶层愈加恐惧多数的暴政，因此，自由主义的共识早已不复存在，贫富两个阶级的斗争愈演愈烈，财阀寡头集团强有力地操控着选举政治、州政治和国家政治，三大因素共同推動了美国政体的衰变。《推特治国》认为，当今美国的问题不在于“多数的暴政”，而在于“少数的专政”。事实上，这种阶层利益固化所导致的政治衰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只不过是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在当代美国的重现，这既是美国经济学者施蒂格利茨所说的“1%有、1%享、1%治”，也是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的相互否决制所导致的制度恶果，福山寄希望于民主的独裁（DemocraticDictatorship），现实却是寡头的专政。
纵观全书，当代美国共和党在面对保守派困境时的极端化倾向，让两位作者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保守派精英不仅决定新生民主制的兴衰，也决定美国民主制的命运。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者迈克尔·黑米将共和党右倾、民主党左倾的政治极化现象，加上体制正当性的丧失和传播媒介的分散化，视为美国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三大要因，二0二0年美国大选前的“黑命贵”运动正是美国这一困境的集中体现。加拿大劳里艾大学心理学者安妮·威尔逊等人也指出美国政治极化正在加剧，它与意识形态极化和情感极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加强的闭环。制度上的两极化通过精英的操作、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强化，助长了人们对选民分歧的误解，这又反过来加强了敌意和意识形态等情感极化现象。两位作者寄希望于一场酣畅淋漓的选举胜利来终结共和党的极端化策略，希望共和党能在惨败之后自我革新，找到拥抱少数族裔的跨种族政治纲领和政策战略。
但是，在二0二0年的美国选举中，拜登对特朗普的胜利远远不是压倒性的。相反，双方的选民基础和五十年前相比变化不大，双方的“势均力敌”已经延续了五十余年。更重要的是，他们忽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正是同一面镜子的两面，双方的政治资源都依赖财阀，又都不得不争取大众的选票。事实上，五十年前的民主党就已陷入了和共和党相同的困境。美国乡下人的悲歌所表达的恰恰正是让两党都难以自拔的政治经济困境，民主党的政治策略同样把文化价值议题放在优先位置，双方用了同样的矛也用了同样的盾。在寡头制复兴的当代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上身处同一个牢笼，双方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双方的进退兴衰直接影响美国的未来命运。不过，谁的价值理念和政治经济社会纲领更能让美国走出困境，谁能将困在粗糙大理原石中的天使真正雕刻出来，既受制于偶然、运气、机遇，更需要智慧、德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