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博托·施特劳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西方文明，揭露个体观照中的病态社会。本文以其剧作《大与小》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该作品中蕴含的神秘主义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以此解读斯特劳斯的美学和社会批判思想。剧作家以神秘主义为基调和切口来建构整个戏剧，放弃了文本的逻辑性，使其抽象、扭曲化，而突出人的无意识幻想及非理性状态，无情而深刻地呈现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危机，并显示出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悲观情绪。
关键词：神秘主义 非理性 社会批判
神秘主义本来是宗教概念，到了17世纪中叶，神秘主义的概念分化为三种不同的观念：第一种是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对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神学的对抗一脉相承：神秘主义成为神学的化身，成为原始宗教。基督教徒将神秘主义这个概念视为一种内在的虔诚。第二种是在教派讨论范畴内，神秘主义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体验认知，指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第三种是与笛卡儿主义争辩的过程中形成的：神秘主义是启蒙理性的对立概念。这里要探讨的戏剧《大与小》中的神秘主义色彩不仅指这个词在宗教上的涵义，更是指这个词“内在化，非理性”的内涵，指主人公于迷狂状态中的无意识的个人体验，遁入到幻想的宗教世界中，是一种对世界的非理性的认识方法。
1.妄想症的建构方式
《大与小》的主角洛特是一个失业的版画家，她满怀热情地寻找失踪的丈夫，寻求人间温情，十幕剧就表现了她寻找历程的各个阶段。施特劳斯采用镜头抓拍式手法，表现了一个个怪诞、孤立的场景，从摩洛哥到叙尔特岛，从令人失望的旅行到无情的商界，从彼此孤立的住客关系到不和谐的家庭生活，从电话亭里的无望连接到在车站与陌生人的搭讪。主人公洛特串联起无因果联系、跳跃式、突发性前进的各个画面，展示了一幅突兀而荒诞的连环画卷。作品在评论界和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第一次——我希望这不是夸张——我们的当代文明状况转化成了完美的戏剧形式”（Walter 1989：54）。
戏剧并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地点，时空跳跃式地前进，舞台上的人、物都处于孤立、混乱的状态中。除了外部具体历史环境，剧作家对个体间的私人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作了非逻辑性的模糊处理。除了洛特外其他人物都是抽象化的，丧失了身份和个性，成为抽象的戏剧符号。剧中还采用了一系列象征符号，帐篷、窗户、窗帘、电话、对讲机、口述机象征着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封闭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施特劳斯有意把它塑造成一个几乎是非现实的、非理性的场所，并让扭曲了的社会现实、神秘的幻想和虚构的图景在这个时空中对峙，以妄想的方式建构起整个戏剧。
2.拯救与使命
在洛特身上集中了“拯救”与“使命”这两个犹太-天主教的古老概念。在冷漠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保留暂时的、偶然的关系。洛特不能理解也无法适应这种状况，以其内心狂热与现实进行抽象的斗争，希望把自己和他人从孤立中解救出来。但是，她的尝试与努力看起来像是一个时代错误，她的热情成为社会怪癖。没有人愿意听她的话，我们只听到不相关的语言或是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游离于舞台空间里，语言的交流功能丧失了。
洛特个人的拯救与这个社会的现实成了对立的、不相融的两极。她的困惑、完全孤立和自我怀疑导致了一个极端的结果：“我对自己所有的想法说：不！（Strau？覻 2000：485）”但是这种拒绝也没有使她获得自我拯救，反而是宗教虚构中的使命出现了。洛特被选择出来，成为“令人讨厌的天使”，成为犹太传统中的36名正义者之一。上帝的玄妙莫测的启示使洛特承担了维护人类的使命，“小”洛特实际上是“大”洛特，洛特成了当代圣人，剧本的标题“大与小”在这里获得了辩证的意义。
3.圣经的影射
在《接错线》一场中我们可以从情景设置中看到戏剧对圣经的影射意义。舞台说明写道，洛特面前放着一本巨大的书。在她最初的自言自语中，仿佛这是一本空白的旅客登记簿。之后她突然与椅子对话，把它当作不可见的上帝的存在。为了反抗万能的主，她用书将椅子砸碎，却突然发现背上有血，这血是从书中流出来的：“在书的右侧，血从一条狭窄的縫隙中往下淌”（Strau？覻 2000：488），此时圣经的影射意义加强。在以弗所书2章13节中写道：“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洛特原先想要融入到社会中，但她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书中流出的血——象征基督的血——却得以使她与上帝达到某种联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章1节），因为基督已代她受了上主的刑罚，洛特得到了救赎。在血的流淌中，书中有字显现，仿佛上帝的神谕。洛特接受了万能的主的使命，完成了由人到“天使”的蜕变。她内心的绝望和狂热一并迸发出来，其“自我”被扭曲，而实际上成为了“非我”——无意识地遁入到内心虚构的宗教形象中去，而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存在的意义消失了。洛特成为传道的天使，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建立起了新的、虚幻的联系。
博托·施特劳斯在戏剧中介入神秘主义，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宗教的力量，宣告内心的解脱，而是为了凸显当代人的精神危机。面对失去了历史和未来，失去了精神家园和希望的当前世界，施特劳斯希望借助神秘力量、宗教气氛和想象世界来折射自我的孤独无能，透视世界的悲剧。
在无助、绝望的阴暗色调里，戏剧并未给出改变现状的良方，正如施特劳斯在《公园》一剧的前言中所说：“仲夏夜之梦”继续做下去，没有人一直清醒，没有人带来有效的解药，让大家从错误中迅速脱离出来（Strau？覻 2000：75）。没有什么能改变社会现状，“在人人栖息其间同时又从中撤离的公共性中，没有梦可以拯救。施特劳斯在批判现状的同时对是否能改变这种状况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博托·施特劳斯用神秘主义来建构整个戏剧，但是与传统的神秘主义不同，他在创作中不再关注宗教虔诚、神和上帝启示的神秘，或是人神合一的体验，而是采用了一些圣经中的元素，对逻辑思维进行解构，突出人的无意识幻想、非理性状态。施特劳斯的创作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这种反理性、关注无意识及幻想的创作构思是与现代社会的文学思潮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精神生活贫乏、希望破灭的工业社会，现实是与人心中的希望背道而驰的。神秘主义，作为没有神话的现代社会的对立面，在施特劳斯的戏剧中成为批判与超越现实的手段。施特劳斯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日常组合秩序和人与人的相处模式，展示了梦幻与无意识的图景，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生活完全陌生、甚至对立的世界。但在这种艺术的反社会性中恰恰体现了其社会性，它以微妙曲折的方式迫使人们对自身和社会进行审视，揭示出社会中的隐秘真实。
在神秘主义气氛的营造和对宗教的影射中，施特劳斯将现代生活解构了，他试图借此在语言和情景展开中把握失去根基的当代瞬间——人们在无爱的社会里寻找爱，在隔阂的社会里寻找联系，在信仰缺失的社会里寻找支撑而不得。但是神秘主义在博托·施特劳斯的戏剧中只是作为一种观照现实、实现艺术理想的手段，具有文化批判性质，却并没有成为从现状中解脱的良方。事实上，施特劳斯于1970年在《今日戏剧》中发表的《对美学和政治事件结合思考的尝试》一文中，就对戏剧的社会作用表示了怀疑。他称戏剧“是衍生物，在面对现代社会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时是无意义的”（Hermann 2003：1212）。面对个人和社会无法调节的矛盾，他倒是日益趋向于采取“一种唯美主义的态度，一种厌弃现实的态度”，而不愿“在同越来越复杂的当代世界进行具体论争的过程中获得拯救”（谢建文 1997：50-51）。施特劳斯对社会和历史持批判或厌恶、否定的态度，在戏剧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意识，在创作中运用神秘主义寻找可供辨认的方向，却放弃了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追求，显示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悲观情绪。
参考文献
[1]Strau， Botho： Ground Klein. In： Theaterstücke 1972-1978. München： De- 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0
[2]Strau， Botho： Der Park. In： Theaterstücke 1981-1991. München： De- 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0
[3]Jens， Walter （Hrsg.）： Kindlers Ne- ues Literatur Lexikon. München： Kindler Verlag GmbH 1989
[4]Fricke， Harald （Hrsg.）：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and II. Berlin： De Gruyter 2000
[5]Kunisch，Hermann： Lexikon der de- 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seit 1945， Band 2， München： Nymphenburger， 2003
（作者單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德语系）
关键词：神秘主义 非理性 社会批判
神秘主义本来是宗教概念，到了17世纪中叶，神秘主义的概念分化为三种不同的观念：第一种是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对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神学的对抗一脉相承：神秘主义成为神学的化身，成为原始宗教。基督教徒将神秘主义这个概念视为一种内在的虔诚。第二种是在教派讨论范畴内，神秘主义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体验认知，指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第三种是与笛卡儿主义争辩的过程中形成的：神秘主义是启蒙理性的对立概念。这里要探讨的戏剧《大与小》中的神秘主义色彩不仅指这个词在宗教上的涵义，更是指这个词“内在化，非理性”的内涵，指主人公于迷狂状态中的无意识的个人体验，遁入到幻想的宗教世界中，是一种对世界的非理性的认识方法。
1.妄想症的建构方式
《大与小》的主角洛特是一个失业的版画家，她满怀热情地寻找失踪的丈夫，寻求人间温情，十幕剧就表现了她寻找历程的各个阶段。施特劳斯采用镜头抓拍式手法，表现了一个个怪诞、孤立的场景，从摩洛哥到叙尔特岛，从令人失望的旅行到无情的商界，从彼此孤立的住客关系到不和谐的家庭生活，从电话亭里的无望连接到在车站与陌生人的搭讪。主人公洛特串联起无因果联系、跳跃式、突发性前进的各个画面，展示了一幅突兀而荒诞的连环画卷。作品在评论界和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第一次——我希望这不是夸张——我们的当代文明状况转化成了完美的戏剧形式”（Walter 1989：54）。
戏剧并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地点，时空跳跃式地前进，舞台上的人、物都处于孤立、混乱的状态中。除了外部具体历史环境，剧作家对个体间的私人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作了非逻辑性的模糊处理。除了洛特外其他人物都是抽象化的，丧失了身份和个性，成为抽象的戏剧符号。剧中还采用了一系列象征符号，帐篷、窗户、窗帘、电话、对讲机、口述机象征着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封闭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施特劳斯有意把它塑造成一个几乎是非现实的、非理性的场所，并让扭曲了的社会现实、神秘的幻想和虚构的图景在这个时空中对峙，以妄想的方式建构起整个戏剧。
2.拯救与使命
在洛特身上集中了“拯救”与“使命”这两个犹太-天主教的古老概念。在冷漠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保留暂时的、偶然的关系。洛特不能理解也无法适应这种状况，以其内心狂热与现实进行抽象的斗争，希望把自己和他人从孤立中解救出来。但是，她的尝试与努力看起来像是一个时代错误，她的热情成为社会怪癖。没有人愿意听她的话，我们只听到不相关的语言或是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语游离于舞台空间里，语言的交流功能丧失了。
洛特个人的拯救与这个社会的现实成了对立的、不相融的两极。她的困惑、完全孤立和自我怀疑导致了一个极端的结果：“我对自己所有的想法说：不！（Strau？覻 2000：485）”但是这种拒绝也没有使她获得自我拯救，反而是宗教虚构中的使命出现了。洛特被选择出来，成为“令人讨厌的天使”，成为犹太传统中的36名正义者之一。上帝的玄妙莫测的启示使洛特承担了维护人类的使命，“小”洛特实际上是“大”洛特，洛特成了当代圣人，剧本的标题“大与小”在这里获得了辩证的意义。
3.圣经的影射
在《接错线》一场中我们可以从情景设置中看到戏剧对圣经的影射意义。舞台说明写道，洛特面前放着一本巨大的书。在她最初的自言自语中，仿佛这是一本空白的旅客登记簿。之后她突然与椅子对话，把它当作不可见的上帝的存在。为了反抗万能的主，她用书将椅子砸碎，却突然发现背上有血，这血是从书中流出来的：“在书的右侧，血从一条狭窄的縫隙中往下淌”（Strau？覻 2000：488），此时圣经的影射意义加强。在以弗所书2章13节中写道：“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洛特原先想要融入到社会中，但她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书中流出的血——象征基督的血——却得以使她与上帝达到某种联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章1节），因为基督已代她受了上主的刑罚，洛特得到了救赎。在血的流淌中，书中有字显现，仿佛上帝的神谕。洛特接受了万能的主的使命，完成了由人到“天使”的蜕变。她内心的绝望和狂热一并迸发出来，其“自我”被扭曲，而实际上成为了“非我”——无意识地遁入到内心虚构的宗教形象中去，而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存在的意义消失了。洛特成为传道的天使，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建立起了新的、虚幻的联系。
博托·施特劳斯在戏剧中介入神秘主义，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宗教的力量，宣告内心的解脱，而是为了凸显当代人的精神危机。面对失去了历史和未来，失去了精神家园和希望的当前世界，施特劳斯希望借助神秘力量、宗教气氛和想象世界来折射自我的孤独无能，透视世界的悲剧。
在无助、绝望的阴暗色调里，戏剧并未给出改变现状的良方，正如施特劳斯在《公园》一剧的前言中所说：“仲夏夜之梦”继续做下去，没有人一直清醒，没有人带来有效的解药，让大家从错误中迅速脱离出来（Strau？覻 2000：75）。没有什么能改变社会现状，“在人人栖息其间同时又从中撤离的公共性中，没有梦可以拯救。施特劳斯在批判现状的同时对是否能改变这种状况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博托·施特劳斯用神秘主义来建构整个戏剧，但是与传统的神秘主义不同，他在创作中不再关注宗教虔诚、神和上帝启示的神秘，或是人神合一的体验，而是采用了一些圣经中的元素，对逻辑思维进行解构，突出人的无意识幻想、非理性状态。施特劳斯的创作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这种反理性、关注无意识及幻想的创作构思是与现代社会的文学思潮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精神生活贫乏、希望破灭的工业社会，现实是与人心中的希望背道而驰的。神秘主义，作为没有神话的现代社会的对立面，在施特劳斯的戏剧中成为批判与超越现实的手段。施特劳斯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日常组合秩序和人与人的相处模式，展示了梦幻与无意识的图景，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生活完全陌生、甚至对立的世界。但在这种艺术的反社会性中恰恰体现了其社会性，它以微妙曲折的方式迫使人们对自身和社会进行审视，揭示出社会中的隐秘真实。
在神秘主义气氛的营造和对宗教的影射中，施特劳斯将现代生活解构了，他试图借此在语言和情景展开中把握失去根基的当代瞬间——人们在无爱的社会里寻找爱，在隔阂的社会里寻找联系，在信仰缺失的社会里寻找支撑而不得。但是神秘主义在博托·施特劳斯的戏剧中只是作为一种观照现实、实现艺术理想的手段，具有文化批判性质，却并没有成为从现状中解脱的良方。事实上，施特劳斯于1970年在《今日戏剧》中发表的《对美学和政治事件结合思考的尝试》一文中，就对戏剧的社会作用表示了怀疑。他称戏剧“是衍生物，在面对现代社会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时是无意义的”（Hermann 2003：1212）。面对个人和社会无法调节的矛盾，他倒是日益趋向于采取“一种唯美主义的态度，一种厌弃现实的态度”，而不愿“在同越来越复杂的当代世界进行具体论争的过程中获得拯救”（谢建文 1997：50-51）。施特劳斯对社会和历史持批判或厌恶、否定的态度，在戏剧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意识，在创作中运用神秘主义寻找可供辨认的方向，却放弃了对文学社会功能的追求，显示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悲观情绪。
参考文献
[1]Strau， Botho： Ground Klein. In： Theaterstücke 1972-1978. München： De- 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0
[2]Strau， Botho： Der Park. In： Theaterstücke 1981-1991. München： De- 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0
[3]Jens， Walter （Hrsg.）： Kindlers Ne- ues Literatur Lexikon. München： Kindler Verlag GmbH 1989
[4]Fricke， Harald （Hrsg.）：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and II. Berlin： De Gruyter 2000
[5]Kunisch，Hermann： Lexikon der de- 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seit 1945， Band 2， München： Nymphenburger， 2003
（作者單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语学院德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