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6月8日凌晨,在中国生活了62年的美国老人寒春女士,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几天后,朋友们为她召开了追思会,温家宝总理专门发来唁电。寒春早在1942年就被美国政府遴选为核物理界精英,参与原子弹研制实验。20世纪40年代,她冒着战争的硝烟来到中国,从此便没有离开。她为信仰而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奶牛优良品种培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红色农场耕耘者”。也正因为如此,2004年9月21日,寒春荣幸地成为领取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细心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以往提到“寒春”,与之相连的还有另外两个名字——阳早和韩丁。不错,阳早是寒春的丈夫,韩丁是寒春的哥哥,当年三个年轻人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他们与中国的渊源从何开始?在中国又有过怎样的传奇经历?200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拜访了寒春,聆听了她用流畅中文讲述的如烟往事……
为宣传中国革命而不屈斗争的韩丁
2004年7月的一天,美国访问学者柯临清女士到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查阅档案,展览大厅的一张照片吸引了她的注意。这是一张注释为“朱德与拖拉机手在东北旺农场”的照片,照片上的拖拉机手细高个子,眼窝深陷,鼻梁高挺,他是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疑团不仅观众甚至工作人员都迟迟没能破解。柯临清女士仔细辨认,感觉这个拖拉机手很面熟,莫不就是自己的那位美国朋友?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第二天她又请来在中国执教的美国人柯马凯先生。柯先生也说,照片上的人的确很像他们的朋友韩丁。韩丁曾多次来华,而且的确为中国培训了第一代拖拉机手,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为了进一步确认,几天以后,这两位学者又陪同一位美国老太太来到档案馆,她就是韩丁的同胞妹妹,长期在中国居住的著名农业专家寒春。
寒春凝视着照片,毫不迟疑地确认这就是她哥哥,岁月的磨蚀使照片已有些模糊,但拖拉机手的神情,那熟悉的微笑,特别是透过笑容显露出上颌右侧缺少的那颗门齿,确定无疑这就是她哥哥年轻时的形象。寒春久久地凝望,陷入回忆之中。哥哥韩丁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做出过贡献,尽管后来没有定居中国,却先后写过7本介绍中国的书,而且是自己和丈夫阳早到中国来的引路人。寒春告诉工作人员,家里有一本介绍哥哥韩丁的画册,可以捐给档案馆。
几天后,笔者与海淀区档案馆的同志一起,按照寒春亲笔画的路线图,如约登门拜访。汽车七拐八绕,“中国农机院农机实验站”的门牌终于出现在眼前。我们走进一座静谧的小院,这里就是寒春的家了。
院子里有一排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红砖瓦房,大概有三四间,房间外面一条细长的过道阻隔了夏日的酷暑和冬天的寒气。门前几株参天的白杨,为小院撒下了浓浓的绿荫。客厅和书房是合在一起的,陈设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寒春的工作台是用红砖搭建的,上面铺着一块蒙着塑料布的绘图板。书架的平台也是几块长条木板,座椅和板凳的油漆都已经剥落。照明灯是最普通的白炽灯,不仅没有灯罩,开合还要依靠灯绳。早就听说寒春和阳早这对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美国专家夫妇长期过着简朴的生活,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超出了笔者对简朴的想象。寒春的右腿前两天受了点外伤,手上还粘着打点滴留下的胶布,行动有些不便。见到我们,她用独特的爽朗笑声表示欢迎。在那张砖制结构的写字台旁,寒春翻着画册,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寒春(JoanHinton)1921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把兄妹三人培养大的。寒春说非常钦佩姐姐。姐姐是教育工作者,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她不断教育弟妹,法西斯必须打倒,我们一定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姐姐的影响下,哥哥韩丁(WillianHinton)刚满17岁就离开家乡,怀着探索社会和人生的抱负,一边打工一边进行环球旅行考察。1937年,他先到日本,又经过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波兰、德国返回美国。这次旅行让他第一次结识了中国。
回国后,韩丁来到哈佛大学读书,很快就觉得哈佛象牙塔式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于是转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机专业。在这里,他结识了同窗好友阳早。
1942年,韩丁和当时许多寻找生命意义的美国青年一样,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从一个和平论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正准备报名参军,但因耳朵有问题没有被批准,被送到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OWI)工作。1945年,韩丁作为OWI职员被派往中国重庆,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他曾与周恩来有过密切的交往,也与毛泽东见过三次面。短暂的停留让他对中国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所以回到美国后,他又积极争取来华机会。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捐赠给中国一批拖拉机,并派技术人员随团援助。韩丁是学农机专业的,要求作为志愿者来华援助。到中国后,他先到东北国民党统治区,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很快转去解放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和同事们一起,为中国培训了第一代拖拉机手。韩丁后来撰写的《铁牛》(Iron Oxen)一书, 就是讲述他教中国年轻人如何使用和维修农机的故事。
几个月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解散,来华的美国技术人员被通知全部回国,韩丁却没有走。他本来打算留在中国继续从事农业机械化工作,但战争时期油料缺乏,农机化耕作无法进行,于是韩丁来到位于晋东南地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大学教授英语。1948年春,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工作组,赶赴位于山西长治市的张庄进行土改,韩丁主动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张庄,韩丁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土改运动中,白天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参加土改会议。近一年时间,他与张庄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友谊,也记录了大量该地区土改时期的翔实资料,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把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告诉世界。
1953年,韩丁回到美国。当时美国国内正处在麦卡锡主义控制之下,海关没收了韩丁记录的全部笔记资料,对他本人的活动也进行严密监视。韩丁上告,海关就将这些资料转交给国会,韩丁转而又告美国国会。他发现美国百姓很渴望知道中国革命后的情况,但除了媒体上的反共宣传外,百姓了解不到任何真实情况。他很希望将自己了解的真情公之于众,没办法写书,就到各地演讲,仅在回国的第一年,韩丁就进行了300场演讲,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成就。在以后的多年里,韩丁因拿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国,政治迫害使他找不到任何带有技术和知识性质的工作,只能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并在一家农场里从事农业劳动。逆境之下韩丁没有屈服,而是更顽强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上告,要求国会归还被没收的宝贵资料。韩丁最终胜诉。1966年,根据索回的笔记,韩丁创作完成了以张庄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第一年就卖了20万册,成为美国各大学历史课必读书目,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这部作品还被英国著名舞台剧作家大卫·哈利(David Hare)改编成话剧,搬上欧美舞台。周恩来总理看到英文版的《翻身》以后非常高兴,在1971年邀请韩丁和另外两位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杰克·伯尔登一起重返中国访问,称韩丁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那次访华,韩丁又重回张庄,并对张庄集体化過程进行了调查,创作了反映一个村庄如何从互助组发展到人民公社的文学作品《深翻》,他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韩丁与中国特别是与张庄百姓的感情不断加深,1999年在韩丁80岁诞辰的时候,张庄人民特意出版了一本画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
2004年5月15日清晨,85岁的韩丁在美国逝世。
谈起往事,寒春沉浸在对哥哥的怀念中,她说:“哥哥一辈子最高峰就是斗他们,他真的很厉害,把他们都打败了,最后是哥哥胜诉,要回了全部的资料。”临别时笔者请寒春题写一段话,她有点局促了,“写什么呢?让我好好想想吧”。我们躲到一旁以免打扰老人的思路。当笔者接过笔记本时,看到上面留下了这样一段娟秀、整齐的文字:“Bill still had a terrific book he was going to write about his struggle in the US to get to write his books on China. This is very sad.”(比尔还想写一本他在美国为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进行斗争的书,没有写成真是一件遗憾的事)。看得出,老人在深深地想念哥哥,她不仅为哥哥当年在法庭上索要资料时的勇气感到自豪,也为哥哥最终没有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公诸于世深感遗憾。
我们不是为养牛而来中国,是为信仰而来
谈到自己的经历,寒春说没有哥哥韩丁那么丰富,和丈夫阳早一起到中国的这50多年,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农业。1945年,当哥哥韩丁被派往中国的时候,寒春正在美国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实验基地进行核实验。当时仅有两名女生考入全美最著名的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 寒春就是其中之一,她早在1942年就被美国政府遴选为核物理界精英,派往基地进行原子弹研制实验。回忆起1945年7月进行核实验的那个拂晓,寒春陷入了沉思。“那一天快到天明的时候,我们站在离实验地25英里的地方,远远地看见火光冲天,非常漂亮,随后一声巨响,实验成功了。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为成功庆贺的时候,8月便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美国用原子弹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进行了轰炸,造成大量伤亡。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两枚原子弹吗?因为我们研制了两种不同的原子弹,他们要证明这两种原子弹都是成功的。”沉默了片刻,寒春提高了嗓音接着说:“美国其实没有必要炸日本,中国的小米加步枪已经基本把日本打败了,轰炸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
寒春一直把核物理当作有趣的纯科学来研究,但是核爆炸成功后,军队完全控制了它,科学家们束手无策。寒春当时看到活生生的人类遭到屠杀,处在极大痛苦之中,再也无法坐在那里思考抽象的物理理论了,打算放弃钟爱的事业。而此时,已在中国延安的男朋友阳早又不断地写信,向她描述解放区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活,希望两人能够尽快团聚。
阳早是纽约州普通农民的儿子,全家一直靠养牛为生,所以阳早上大学选择的也是农牧系。在康奈尔大学,阳早与韩丁成了同窗好友,并且对韩丁美丽端庄的妹妹寒春情有独钟。1945年韩丁回到美国后,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告诉了阳早,得到强烈共鸣。1946年2月,阳早受韩丁的影响,卖掉了家里的牛,以联合国总署养牛专家的身份前往上海,后又辗转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延安是一个崭新的天地,充满热情和活力,阳早爱上了这里,同时盼望寒春能够和他一起共享这一切。
几经考虑,寒春终于决定前往中国。1948年,在宋庆龄主办的福利会帮助下,她来到上海,一年后转往延安。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礼堂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到延安后,寒春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们简朴生活与精神富有之间的鲜明对比,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这让她情不自禁地感到回到了精神家园。寒春说:“有人说,我是追随阳早来到延安的,这不对。假如他不是到延安,我是不会奔他去的。我去延安,可以说,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结婚以后,他们先来到阳早所在的瓦窑堡农具厂工作,研制各种耕作工具,设计出灌溉用的风车和提水机,让当地农民第一次领略到农业机械化带来的方便。1953年,两人又一起来到西安,从事奶牛管理和品质改良。那一年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的文章,披露40年代曾参与过美国最早原子弹研制的女物理学家Joan Hinton,突然失踪而后又在中国露面的故事。文章作者怀疑Joan Hinton和丈夫到中国以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原子弹秘密,并且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整篇报道像是一部惊心动魄的间谍小说。其实那时寒春夫妇每天面对的早已不是什么原子弹,而是一群一群的奶牛。
1955年,寒春和阳早来到陕北的草滩牧场安家。在那里,他们像所有普通中国人一样,过着简朴而平静的生活,一家5口加上保姆6口人,住在仅有36平方米的两间平房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阳早和寒春被调到北京,阳早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任英文译校工作,寒春任对外文委特稿社译校。虽然生活在城市,住进了专家楼,但他们牵挂的依旧是奶牛和改良机械设备。
1972年,寒春一家人又回到了熟悉的农场,在北京红星公社从事农机改良及奶牛饲养机械化工作,1982年,他们搬到了北京昌平的小王庄,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机械化养牛尝试,过着忙忙碌碌的农夫生活。阳早用自己的钱从美国、荷兰买回昂贵的优质种牛精液和胚胎,寒春则将工夫下在管理细节上,亲自为农场设计通风保暖的牛棚,以及喂料、挤奶、清粪用的机械设施。在寒春的工作台上,我们看到了一摞表格,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牛档案,农场的300多头奶牛都有编号,档案的每一页都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年月、性别、体重、父系、母系,就像小孩子的出生登记卡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奶牛场引进计算机管理系统后,寒春虽然70多岁了,但还学习电脑软件,用电脑记录每头牛的家世谱系、健康档案与生产参数。20年的苦心经营,他们使小王庄的奶牛闻名全国,小王庄农场也成为中国早期机械化养牛的示范奶牛场。
2003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这一天,85岁的阳早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去世后,寒春将他体内的心脏起搏器摘下,说是“可以留给买不起起搏器的人”。之后,关于阳早骨灰的安置事宜,寒春与有关方面发生了“争执”。中国人要把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阳早的骨灰安置在与他职位相符的地方,而寒春却提出要“树葬”,将骨灰“埋在牛场能看见牛的地方”。寒春说,1992年,阳早去美国做心脏手术前就立下遗嘱: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捐献遗体;用最简单最省事的方式处理骨灰;在悼词中要写上“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一生”(自我评价)。在阳早的讣告上,确实有一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评语,这是寒春执意要添加上的。寒春解释说:“我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并不是为养牛而来中国的,我们是为信仰而来的。”
寒春1999年中风后,思维不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身体也不能像当年那样忙碌不停。阳早去世后,她感到更加孤独,话越来越少。虽然在城里有一套住房,但寒春执意要住在农场,她一辈子最大的牵挂有两样:一是农場里的牛,二是中国革命。
寒春走了,她以自己独特的经历留给世人说不完的故事,从一名核物理研究专家转变为中国红色农场的耕耘者,她的精神世界令人钦佩也令人神往。
(责任编辑
细心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以往提到“寒春”,与之相连的还有另外两个名字——阳早和韩丁。不错,阳早是寒春的丈夫,韩丁是寒春的哥哥,当年三个年轻人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他们与中国的渊源从何开始?在中国又有过怎样的传奇经历?200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拜访了寒春,聆听了她用流畅中文讲述的如烟往事……
为宣传中国革命而不屈斗争的韩丁
2004年7月的一天,美国访问学者柯临清女士到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查阅档案,展览大厅的一张照片吸引了她的注意。这是一张注释为“朱德与拖拉机手在东北旺农场”的照片,照片上的拖拉机手细高个子,眼窝深陷,鼻梁高挺,他是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疑团不仅观众甚至工作人员都迟迟没能破解。柯临清女士仔细辨认,感觉这个拖拉机手很面熟,莫不就是自己的那位美国朋友?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第二天她又请来在中国执教的美国人柯马凯先生。柯先生也说,照片上的人的确很像他们的朋友韩丁。韩丁曾多次来华,而且的确为中国培训了第一代拖拉机手,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为了进一步确认,几天以后,这两位学者又陪同一位美国老太太来到档案馆,她就是韩丁的同胞妹妹,长期在中国居住的著名农业专家寒春。
寒春凝视着照片,毫不迟疑地确认这就是她哥哥,岁月的磨蚀使照片已有些模糊,但拖拉机手的神情,那熟悉的微笑,特别是透过笑容显露出上颌右侧缺少的那颗门齿,确定无疑这就是她哥哥年轻时的形象。寒春久久地凝望,陷入回忆之中。哥哥韩丁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做出过贡献,尽管后来没有定居中国,却先后写过7本介绍中国的书,而且是自己和丈夫阳早到中国来的引路人。寒春告诉工作人员,家里有一本介绍哥哥韩丁的画册,可以捐给档案馆。
几天后,笔者与海淀区档案馆的同志一起,按照寒春亲笔画的路线图,如约登门拜访。汽车七拐八绕,“中国农机院农机实验站”的门牌终于出现在眼前。我们走进一座静谧的小院,这里就是寒春的家了。
院子里有一排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红砖瓦房,大概有三四间,房间外面一条细长的过道阻隔了夏日的酷暑和冬天的寒气。门前几株参天的白杨,为小院撒下了浓浓的绿荫。客厅和书房是合在一起的,陈设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寒春的工作台是用红砖搭建的,上面铺着一块蒙着塑料布的绘图板。书架的平台也是几块长条木板,座椅和板凳的油漆都已经剥落。照明灯是最普通的白炽灯,不仅没有灯罩,开合还要依靠灯绳。早就听说寒春和阳早这对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美国专家夫妇长期过着简朴的生活,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超出了笔者对简朴的想象。寒春的右腿前两天受了点外伤,手上还粘着打点滴留下的胶布,行动有些不便。见到我们,她用独特的爽朗笑声表示欢迎。在那张砖制结构的写字台旁,寒春翻着画册,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寒春(JoanHinton)1921年出生在美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把兄妹三人培养大的。寒春说非常钦佩姐姐。姐姐是教育工作者,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她不断教育弟妹,法西斯必须打倒,我们一定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姐姐的影响下,哥哥韩丁(WillianHinton)刚满17岁就离开家乡,怀着探索社会和人生的抱负,一边打工一边进行环球旅行考察。1937年,他先到日本,又经过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波兰、德国返回美国。这次旅行让他第一次结识了中国。
回国后,韩丁来到哈佛大学读书,很快就觉得哈佛象牙塔式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于是转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机专业。在这里,他结识了同窗好友阳早。
1942年,韩丁和当时许多寻找生命意义的美国青年一样,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从一个和平论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正准备报名参军,但因耳朵有问题没有被批准,被送到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OWI)工作。1945年,韩丁作为OWI职员被派往中国重庆,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他曾与周恩来有过密切的交往,也与毛泽东见过三次面。短暂的停留让他对中国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所以回到美国后,他又积极争取来华机会。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捐赠给中国一批拖拉机,并派技术人员随团援助。韩丁是学农机专业的,要求作为志愿者来华援助。到中国后,他先到东北国民党统治区,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很快转去解放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和同事们一起,为中国培训了第一代拖拉机手。韩丁后来撰写的《铁牛》(Iron Oxen)一书, 就是讲述他教中国年轻人如何使用和维修农机的故事。
几个月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解散,来华的美国技术人员被通知全部回国,韩丁却没有走。他本来打算留在中国继续从事农业机械化工作,但战争时期油料缺乏,农机化耕作无法进行,于是韩丁来到位于晋东南地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大学教授英语。1948年春,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工作组,赶赴位于山西长治市的张庄进行土改,韩丁主动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张庄,韩丁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土改运动中,白天与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参加土改会议。近一年时间,他与张庄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友谊,也记录了大量该地区土改时期的翔实资料,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把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告诉世界。
1953年,韩丁回到美国。当时美国国内正处在麦卡锡主义控制之下,海关没收了韩丁记录的全部笔记资料,对他本人的活动也进行严密监视。韩丁上告,海关就将这些资料转交给国会,韩丁转而又告美国国会。他发现美国百姓很渴望知道中国革命后的情况,但除了媒体上的反共宣传外,百姓了解不到任何真实情况。他很希望将自己了解的真情公之于众,没办法写书,就到各地演讲,仅在回国的第一年,韩丁就进行了300场演讲,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成就。在以后的多年里,韩丁因拿不到护照而无法出国,政治迫害使他找不到任何带有技术和知识性质的工作,只能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并在一家农场里从事农业劳动。逆境之下韩丁没有屈服,而是更顽强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上告,要求国会归还被没收的宝贵资料。韩丁最终胜诉。1966年,根据索回的笔记,韩丁创作完成了以张庄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该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第一年就卖了20万册,成为美国各大学历史课必读书目,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这部作品还被英国著名舞台剧作家大卫·哈利(David Hare)改编成话剧,搬上欧美舞台。周恩来总理看到英文版的《翻身》以后非常高兴,在1971年邀请韩丁和另外两位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杰克·伯尔登一起重返中国访问,称韩丁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那次访华,韩丁又重回张庄,并对张庄集体化過程进行了调查,创作了反映一个村庄如何从互助组发展到人民公社的文学作品《深翻》,他的目的就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韩丁与中国特别是与张庄百姓的感情不断加深,1999年在韩丁80岁诞辰的时候,张庄人民特意出版了一本画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
2004年5月15日清晨,85岁的韩丁在美国逝世。
谈起往事,寒春沉浸在对哥哥的怀念中,她说:“哥哥一辈子最高峰就是斗他们,他真的很厉害,把他们都打败了,最后是哥哥胜诉,要回了全部的资料。”临别时笔者请寒春题写一段话,她有点局促了,“写什么呢?让我好好想想吧”。我们躲到一旁以免打扰老人的思路。当笔者接过笔记本时,看到上面留下了这样一段娟秀、整齐的文字:“Bill still had a terrific book he was going to write about his struggle in the US to get to write his books on China. This is very sad.”(比尔还想写一本他在美国为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而进行斗争的书,没有写成真是一件遗憾的事)。看得出,老人在深深地想念哥哥,她不仅为哥哥当年在法庭上索要资料时的勇气感到自豪,也为哥哥最终没有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公诸于世深感遗憾。
我们不是为养牛而来中国,是为信仰而来
谈到自己的经历,寒春说没有哥哥韩丁那么丰富,和丈夫阳早一起到中国的这50多年,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农业。1945年,当哥哥韩丁被派往中国的时候,寒春正在美国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实验基地进行核实验。当时仅有两名女生考入全美最著名的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硕士, 寒春就是其中之一,她早在1942年就被美国政府遴选为核物理界精英,派往基地进行原子弹研制实验。回忆起1945年7月进行核实验的那个拂晓,寒春陷入了沉思。“那一天快到天明的时候,我们站在离实验地25英里的地方,远远地看见火光冲天,非常漂亮,随后一声巨响,实验成功了。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为成功庆贺的时候,8月便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美国用原子弹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进行了轰炸,造成大量伤亡。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两枚原子弹吗?因为我们研制了两种不同的原子弹,他们要证明这两种原子弹都是成功的。”沉默了片刻,寒春提高了嗓音接着说:“美国其实没有必要炸日本,中国的小米加步枪已经基本把日本打败了,轰炸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
寒春一直把核物理当作有趣的纯科学来研究,但是核爆炸成功后,军队完全控制了它,科学家们束手无策。寒春当时看到活生生的人类遭到屠杀,处在极大痛苦之中,再也无法坐在那里思考抽象的物理理论了,打算放弃钟爱的事业。而此时,已在中国延安的男朋友阳早又不断地写信,向她描述解放区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活,希望两人能够尽快团聚。
阳早是纽约州普通农民的儿子,全家一直靠养牛为生,所以阳早上大学选择的也是农牧系。在康奈尔大学,阳早与韩丁成了同窗好友,并且对韩丁美丽端庄的妹妹寒春情有独钟。1945年韩丁回到美国后,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告诉了阳早,得到强烈共鸣。1946年2月,阳早受韩丁的影响,卖掉了家里的牛,以联合国总署养牛专家的身份前往上海,后又辗转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延安是一个崭新的天地,充满热情和活力,阳早爱上了这里,同时盼望寒春能够和他一起共享这一切。
几经考虑,寒春终于决定前往中国。1948年,在宋庆龄主办的福利会帮助下,她来到上海,一年后转往延安。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礼堂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到延安后,寒春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们简朴生活与精神富有之间的鲜明对比,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这让她情不自禁地感到回到了精神家园。寒春说:“有人说,我是追随阳早来到延安的,这不对。假如他不是到延安,我是不会奔他去的。我去延安,可以说,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结婚以后,他们先来到阳早所在的瓦窑堡农具厂工作,研制各种耕作工具,设计出灌溉用的风车和提水机,让当地农民第一次领略到农业机械化带来的方便。1953年,两人又一起来到西安,从事奶牛管理和品质改良。那一年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的文章,披露40年代曾参与过美国最早原子弹研制的女物理学家Joan Hinton,突然失踪而后又在中国露面的故事。文章作者怀疑Joan Hinton和丈夫到中国以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原子弹秘密,并且有可能协助中国政府发展自己的原子弹计划。整篇报道像是一部惊心动魄的间谍小说。其实那时寒春夫妇每天面对的早已不是什么原子弹,而是一群一群的奶牛。
1955年,寒春和阳早来到陕北的草滩牧场安家。在那里,他们像所有普通中国人一样,过着简朴而平静的生活,一家5口加上保姆6口人,住在仅有36平方米的两间平房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阳早和寒春被调到北京,阳早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任英文译校工作,寒春任对外文委特稿社译校。虽然生活在城市,住进了专家楼,但他们牵挂的依旧是奶牛和改良机械设备。
1972年,寒春一家人又回到了熟悉的农场,在北京红星公社从事农机改良及奶牛饲养机械化工作,1982年,他们搬到了北京昌平的小王庄,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机械化养牛尝试,过着忙忙碌碌的农夫生活。阳早用自己的钱从美国、荷兰买回昂贵的优质种牛精液和胚胎,寒春则将工夫下在管理细节上,亲自为农场设计通风保暖的牛棚,以及喂料、挤奶、清粪用的机械设施。在寒春的工作台上,我们看到了一摞表格,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牛档案,农场的300多头奶牛都有编号,档案的每一页都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年月、性别、体重、父系、母系,就像小孩子的出生登记卡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奶牛场引进计算机管理系统后,寒春虽然70多岁了,但还学习电脑软件,用电脑记录每头牛的家世谱系、健康档案与生产参数。20年的苦心经营,他们使小王庄的奶牛闻名全国,小王庄农场也成为中国早期机械化养牛的示范奶牛场。
2003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这一天,85岁的阳早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去世后,寒春将他体内的心脏起搏器摘下,说是“可以留给买不起起搏器的人”。之后,关于阳早骨灰的安置事宜,寒春与有关方面发生了“争执”。中国人要把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阳早的骨灰安置在与他职位相符的地方,而寒春却提出要“树葬”,将骨灰“埋在牛场能看见牛的地方”。寒春说,1992年,阳早去美国做心脏手术前就立下遗嘱: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捐献遗体;用最简单最省事的方式处理骨灰;在悼词中要写上“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一生”(自我评价)。在阳早的讣告上,确实有一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评语,这是寒春执意要添加上的。寒春解释说:“我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并不是为养牛而来中国的,我们是为信仰而来的。”
寒春1999年中风后,思维不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身体也不能像当年那样忙碌不停。阳早去世后,她感到更加孤独,话越来越少。虽然在城里有一套住房,但寒春执意要住在农场,她一辈子最大的牵挂有两样:一是农場里的牛,二是中国革命。
寒春走了,她以自己独特的经历留给世人说不完的故事,从一名核物理研究专家转变为中国红色农场的耕耘者,她的精神世界令人钦佩也令人神往。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