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者要努力做到“四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四个讲清楚”的要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更是由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决定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努力实现它的创造性转化，这是意识形态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标识，是每一个民族传承的“基因”和血脉。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每个“人民和民族都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由什么来确定这一“身份”的归宿和精神家园呢？归根到底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一个民族的本质。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影响着一个民族长久、稳定、繁荣的存在发展。抛弃传统等于割断精神命脉。托克维尔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殊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进程，商品、时尚、消费、生活方式的来自发达国家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价值观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是严峻挑战，受到被支配的程度变得越来越高。这被称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侵蚀，形成所谓意识形态—文化领域的“软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加强文化软实力。
　　与以“施压”为特点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相区别，文化软实力主要依靠“吸引”和“同化”功能，而得到人民和别国的认同，它的作用是历时性的、弥散性和隐性的，其特点是“软性”的潜移默化。在传统的国家统治中，主要依靠的是强制和暴力，现在我们强调国家的治理，而且是“善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除了必要的强制和暴力之外，更加需要加强“社会认同”和“社会共识”。在这种新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它“具有捕获人的能量和唤起、激励人们行动的价值”。意识形态—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为执政党的治理政治权威和合法性认同提供支持，为多元化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整合提供“社会水泥”（葛兰西语）。孟子说过“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就是心的凝聚、知的共识、路的同向和力的一致。
　　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它的主要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我们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和作用，必须牢牢抓着核心价值观这一“牛鼻子”。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所彰显的超越历史时空的人文精神，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具体来说，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所包涵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1．崇人精神。《尚书》里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说文解字》中将“人”诠释为“人，天地之性最高者”。2．尚群精神。《礼记》中倡导“天下为公”；孔子主张“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自强不息精神。《易·乾》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视“生生不息”既是宇宙规律，又是人生准则，倡导“革故鼎新”。4．民本精神。《孟子·尽心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和合精神。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说，“过犹不及”，“和为贵”；《中庸》以“致中和”为最高境界。都是主张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天人合一。6．倡导公正意识。《荀子·正名》曰：“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社会要是非善恶分明；官员要具有敬位意识、义务至上、经世致用，“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7．诚信为本。《中庸》将“诚”看作是人之本性，“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孔子把“信”视为“仁”的重要内容，要求“敬事有信”、“谨而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8．追求社会大同理想。《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东汉郑玄注，“同犹和也，平也”。认为“大同”之世界，既无宗法等级，也无财产私有，自然和合。历代的进步思想家、改革家均以“大同”作为理想社会的憧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人文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不忘传统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的创新。
　　要从整体上继承中华文化重视伦理建设的优良传统。儒家伦理学说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有机体，系统地提出“修齐治平”主张。它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国治世宁的基础，家庭为联系个人与社会的重要中间环节。《大学》综合孔、孟、荀三人的见解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视天下、国家、家庭、个人为一个整体。中国传统文化还十分重视道德的践行，形成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价值观，重视以伦理约束力“收拾民心”。《管子·牧民》就认为，“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上述整体思维对后人很有启迪。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倡导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整体地相互联系地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防止不重视、避免“碎片化”，牢牢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对传统文化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批判继承原则。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传统文化既不能全面否定，也不能全部肯定。我们一方面要把中华文化蕴含着的丰富人文资源，大量地加以继承和弘扬。但是，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消极面,要去除糟粕。正是如此，林则徐和魏源才大胆否定“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提出要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科学”和“民主”才成为“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
　　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传统文化中各种消极、保守、愚昧因素仍然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各种落后的东西还会沉渣泛起。因此，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在列举思想僵化的历史条件时，他说，“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他又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为此，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要立足时代和改革，适时契合进现代性意识。比如，契合进“闯”和“敢”的精神，以适应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的需要；契合进民主精神，以应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契合进科学理性，以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契合进契约理念，以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契合进法治精神，将党和国家管理纳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等。归根到底是要契合进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克服文化封闭主义。爱国主义是历史形成的忠诚和热爱自己祖国的思想和感情。中华民族历来赋有“家”与“国”相统一，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美德，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民族魂。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对于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更是充满一种“毋忘国耻”的爱国忧患意识。邓小平特别强调在现代化的整个征程中“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但是，在对民族文化充满自豪的同时，要防止走向夜郎自大和闭门锁国。“文化封闭主义”不能理性地对待文化传统，拒绝与外域文化交流，害怕与异质文化碰撞。这也是不可取的。“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对于外来的各种异质文化，宜有开放兼容、海纳百川的胸襟。有文化自觉的民族才是有主见的民族，也就是有前途的民族。
　　（作者系民进上海市委会原学习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