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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苏共垮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体制，以及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重大事件及其影响是否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和终结？世界是否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科学预见发展？20年过去，人们从对苏联解体的分析中初步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2011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等10个国家的学者阐述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解体后果及影响、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分析和判断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概括为苏联解体20年后的思考。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美国马塞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David Kotz）认为，苏联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仍以7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社会主义没有对劳工的剥削，以满足对人的需要为基础。他对关于苏联解体源于其经济体系的不可行性或劣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1928年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从1975～1989年有所放缓，但它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1990年夏天。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种矛盾，这一矛盾存在于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与在这一体系中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小部分精英之间。在1989～1990年间，苏联大部分所谓党与国家的精英消解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转为追求他们自己的致富。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并没有使苏联社会主义倒下，然而1991年的苏联解体却使社会主义体制不复存在，显然苏联解体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而是由于一些严重缺陷，最严重的缺陷在于劳动人民无法在经济领域或国家事务中实践主权。他认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经济与国家的人民主权之上。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应当吸取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保加利亚科学院教授科伊乔·佩德罗夫（Koycho Petrov）分析了苏联解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认为苏联解体的基础因素是“改革”和“公开性”的政策。1986年苏共大会后，伴随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的鲁莽冒险而导致一系列改革失败。苏联吞食了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撤回到私有化、放松管制等老牌资本主义垃圾而准备的资本主义鱼钩。由于被无知和腐败所诱导，以及受西方宣传和谎言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领导集团开始采用一种错误的反社会主义政策，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全面破坏和一个“寡头、土匪、黑社会的资本主义”死灰复燃。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调动内部的免疫防御系统对戈尔巴乔夫的病毒作出及时反应，并杀死病毒？首先必须研究政治体制的主要结构之间的历史关系，看一看戈氏的“公开性”，每个不带偏见的学者已明白，在其最后几年，媒体比在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堕落百倍，成为最糟糕的反共宣传。他认为，苏联和东欧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其政治体制出现了裂痕，即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纽带——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继承关系断裂了。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莱博维茨（Michael Lebowitz）在题为“苏联社会契约的终结”的发言中认为，在苏联社会特有的契约中，中央高层向工人承诺提供有保障的工作，提高生活水平；而作为回报，工人认可其在工厂、社会组织中的决策权。但社会契约还不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短缺和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是两种关系的相互作用——社会契约所表征的高层人士和工人之间关系以及高层官僚和企业管理层的关系。由于管理层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目标，这两种关系所遵从的逻辑不一致，出现一系列扭曲现象。这些矛盾积重难返，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契约走向终结。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耀认为，苏联剧变与解体的渠道和路径是通过所谓的改革。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不同性质、不同结果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改向、改制，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有5个方面的错误导向。（1）经济体制改革错误导向。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把国民经济搞乱；接着大搞私有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2）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1988年轻率地把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转向政治体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错误地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促使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裂两种势力急剧发展。（3）意识形态错误导向。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长期放松警惕。（4）党自身改革错误导向。组织涣散，以党代政。戈尔巴乔夫仇视党的领导，歪曲列宁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思想，把权力从党的手中转到政府，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了党的领导。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5）民族关系错误导向。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顾问张全景指出，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错误是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苏联人民，把苏联带上一条不归路。第一，苏共背叛了党的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导致组织路线的错误。第二，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第三，背弃自己的生命线——群众路线。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共逐渐把党的路线、党的干部路线和群众路线抛到脑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深层次原因和主要原因。（1）思想原因：赫鲁晓夫过分反对斯大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是开始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种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祸根。（2）组织原因：提拔重用一大批思想混乱、非马克思主义的干部。（3）关键致命的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其次是叶利钦。他说，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吴恩远说，20年后看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哪些观点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哪些观点需要重新认识，还有哪些观点至今仍存在分歧，需要进行梳理。今天对苏联解体根本原因进行争论的焦点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而否认戈尔巴乔夫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他认为，评价斯大林模式历史地位的惟一实践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度过改变旧俄国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能否度过反抗法西斯入侵保卫国家主权这两个生死关。他认为应当尊重俄罗斯人的意见，如怎么看对苏联解体“人民平静地接受”，而从历史的观点看，现在已经不平静了。他介绍说，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由于“苏联社会经济危机”的人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体系的危机”的人占11.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德·格·诺维科夫介绍了俄罗斯国内关于苏联崩溃原因的争论的若干结论：（1）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管理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导致苏联衰败。确信苏联经济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失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耗尽了其发展的潜力。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1928～1987年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年均增长3～4%也是发达国家的水平。（2）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实施的改革缺少深思熟虑，推行了混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如部委改革撤销了40%的中央直属机构和60万公务员，打乱了部门间的互动。1987～1988年实行的所谓的国有企业法，结果使投资减少，生产和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经济指标严重下滑，财政赤字成倍增长，国家陷入“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经济困境”。冒进主义的改革使国家经受经济危机。（3）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苏联共产党的危机。推行国家“非党化”使党的所有权力转向政府机关。与此同时党内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内可以建立各种政治派别的决议破坏了党的思想统一，党内出现各种组织，使党从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变为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摇摆不定加速了分裂进程。1990年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苏共的活动。自由派利用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抹黑苏联历史，同时广泛宣扬西方的价值观，迫使更多人怀疑共产主义的价值，使许多苏联人迷失了方向。（4）利用民族矛盾是自由派导演的破坏苏联的伎俩。他们把民主的思想与民族主义绑在一起，挑动民族冲突，民族主义势力在苏联解体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5）外国情报系统的破坏作用。战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挑起反苏的“冷战”，并在欧洲、苏联的反共产主义的力量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
二、苏联解体的后果以及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1）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经济急剧下降，至今国内生产总值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从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国。社会领域分化、混乱，犯罪猖獗；国家职能严重退化；国际地位下降，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2）这一事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共产党员的总人数由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遇到极大的困难。（3）这一事件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从本质上说，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使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几乎所有国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愈来愈穷。由于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体系坍塌，美、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向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也在向右转。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他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还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抗议增多，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
大卫·科茨在“苏联解体与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言中认为，苏联解体打破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境况的恶化，也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破坏。
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在“民主德国与苏联同系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发言中表明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严重后果的悲剧，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主要帝国主义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被修正。欧盟这个从1945年到1990年经历了它新近历史上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不得不感受战争又重现的踪迹，比如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第二，苏联和民主德国被维系在一个祸福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系中。民主德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结果。若非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德国的分裂，也就不会有民主德国的存在。尽管民主德国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从政治版图上消失，民主德国的终结却与苏联解体有着因果关系。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在“苏联解体悲剧后果再思考”的发言中认为：（1）苏联解体造成的阵痛和阴影仍在俄罗斯和独联体挥之不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考虑，党的力量削弱，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党员持续萎缩，人数已经从1993年的50多万下滑到今天的18万人左右，政治影响不断减弱。在其他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声音日益微弱或者根本听不到。从后苏联空间来看，苏联解体给独联体国家内部和彼此间关系留下许多问题。（2）苏联解体给世界带来了影响。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由于发动一系列战争导致一超独霸的地位削弱，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冷战结束的20年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发动了5次战争。（3）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原先掩盖的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争端激化，积聚了世界不稳定因素。（4）发展道路和模式激烈较量，西方鼓吹的价值观和自由市场模式破产，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更趋多元化。2008年的经济危机宣布美国发展模式的失败，连“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也承认，“危机突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三、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记者理查德·克勒尔（Richard Corell）在“苏联解体20年——社会主义失败原因探究”的发言中认为，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60年工人党、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后，苏共越来越倾向于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和处理世界上的各种矛盾。（1）帝国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对矛盾中，不再把帝国主义当作敌人，而与之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其结果是德国被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出去，开启了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间重新洗牌的新阶段。（2）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平过渡”意味着阶级之间的调和。（3）被压迫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苏联认为要优先考虑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联盟，而不是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及其政党。（4）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之间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帝国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美帝国主义，调和策略取代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策略。（5）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苏联从孤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调和态度，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持支配和控制立场。1968年的军事干预说明其成为当时避免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一种方式，这使社会主义内部离心力增强。（6）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否认社会主义内部存在阶级对立，无产阶级因此失去历史使命和领导地位。苏共对人民隐瞒政府的缺点，而不是动员人民帮助政府克服缺点和不足。对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10年的经验教训没有进行系统总结。
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弗·伊·多博林科夫教授指出，苏联的崩溃对俄罗斯自身产生的影响是，俄罗斯迄今为止无法修复自由化改革的后果，至今依旧处在制度危机、意识形态模糊不清的状态。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和确定新的发展前景必须做到，公开承认俄罗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并公开正视自己的敌人；坚决摒弃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俄式的；只有建立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及明确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才能改变自己整个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轨迹。俄罗斯要拯救自己就应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要防止俄罗斯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属国，振兴俄罗斯工业实力和保存俄罗斯民族国家、文化、生活方式及其威望。
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说，苏联解体有三点教训可引以为戒：（1）必须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治党治国的理论。（2）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正确的舆论导向。（3）必须始终善于实现好发展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结合新的实践而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它的科学真理性。社会主义只有同各国实际结合，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挫折，但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任何时候都要把握舆论导向。不苛求历史伟人，不否定自己民族的奋斗历史，否则就会自毁长城。民主应当追求，但要符合国情、循序渐进；不把西方民主当作普世价值，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甚至灾难，要居安思危。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认为，苏联经济学西化即西方资产阶级化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1）500天纲领是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是苏联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它的问世加剧了苏联解体。（2）经济学西化危害性的主要表现是“经济的非国有化”、“私有化”的改革方针。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国家扶植企业家，培植资本家阶级；鼓吹抽象的自由人权，否认劳动者权利的决定性作用；放任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3）产生经济学的西化的原因是由于苏共高层领导人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高校教学的西化，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侵蚀；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他认为苏联解体深刻的教训就是，当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苏联改革的理论导向时，就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亡党亡国。因此，不能依靠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革，不能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市场经济，不能迷信抽象的公平正义或普世价值观，不能认为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要吸取苏联高校培养出500天纲领的炮制者的教训。
北京大学教授曹长胜在“苏联解体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的发言中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先导，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甚嚣尘上，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便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以及抽象的人性化。戈尔巴乔夫时期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多元化，使各种错误思潮涌现出来，逐渐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支撑。他列举了苏联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学领域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表现。他认为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密不可分，并共同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要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斗争，要正确和妥善处理。必须掌握好舆论工具，必须对西方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华在总结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时认为，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是：（1）政治应改革而不能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离、主义抛弃”。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在苏联末期，打着人道、民主旗号的民主社会主义把苏联引入歧途，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2）要坚持苏共的领导而非放弃。苏共放弃领导地位先是内部削弱，思想上搞乱，然后自动取消，1990年2月苏共全会通过可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决定，再是瓦解和分裂，最后完全抛弃和葬送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3）宪政应完善而非破坏。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而自1988年后的两至三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摧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其他的改革也走进了死胡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警示后人，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稳定和效率，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
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利洛夫（Alexander Lilov）在谈到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时认为有三大教训：第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内部的自我发展，就注定会停滞、衰退和崩溃。社会主义社会积极的自我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正在发生的决定性的进程和趋势作出正确的选择。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它内部自我发展的条件，但这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为使现代化取得成功，需要牢固的、持久的理论和政治战略，需要有强有力的伟大领袖人物来实现这种战略。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党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国家和政界精英出现了危机。第三，永远不应忘记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不是由于外部的侵略，而是遭到内部的摧毁。极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传统和价值，防止腐化变质。
四、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前景的判断和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在致辞中指出，苏联解体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0年前福山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大规模失败，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但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由美国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更大的一场灾难，使西方资本主义面临全局性的衰退趋势。20年的历史，我们眼见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制造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贫富鸿沟日益增大、各类危机频繁爆发。他指出，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资本扩张为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当今世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在今天越发显示其科学的预见性。
李慎明指出，相对于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低潮而言，当今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复兴。各国共产党应进行积极合作，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机遇。他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和大调整中，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近几年内，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可能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面临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洗劫。在未来20～30年，如果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顶峰跌落下来，当然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假若如是，这也是我们衷心希望的。他认为，世界格局的中期发展前景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或还是在寻找和形成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从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到21世纪前20～30年乃至上半个世纪，世界都可能处于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状态，这是世界各种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长期积累和冲突的结果。我们坚信各国人民将在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经验教训中认识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选自《国外社会科学》）
2011年4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等10个国家的学者阐述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解体后果及影响、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分析和判断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概括为苏联解体20年后的思考。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美国马塞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David Kotz）认为，苏联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仍以7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社会主义没有对劳工的剥削，以满足对人的需要为基础。他对关于苏联解体源于其经济体系的不可行性或劣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1928年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从1975～1989年有所放缓，但它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1990年夏天。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种矛盾，这一矛盾存在于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与在这一体系中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小部分精英之间。在1989～1990年间，苏联大部分所谓党与国家的精英消解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转为追求他们自己的致富。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并没有使苏联社会主义倒下，然而1991年的苏联解体却使社会主义体制不复存在，显然苏联解体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而是由于一些严重缺陷，最严重的缺陷在于劳动人民无法在经济领域或国家事务中实践主权。他认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经济与国家的人民主权之上。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应当吸取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保加利亚科学院教授科伊乔·佩德罗夫（Koycho Petrov）分析了苏联解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认为苏联解体的基础因素是“改革”和“公开性”的政策。1986年苏共大会后，伴随戈尔巴乔夫激进改革的鲁莽冒险而导致一系列改革失败。苏联吞食了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撤回到私有化、放松管制等老牌资本主义垃圾而准备的资本主义鱼钩。由于被无知和腐败所诱导，以及受西方宣传和谎言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领导集团开始采用一种错误的反社会主义政策，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全面破坏和一个“寡头、土匪、黑社会的资本主义”死灰复燃。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调动内部的免疫防御系统对戈尔巴乔夫的病毒作出及时反应，并杀死病毒？首先必须研究政治体制的主要结构之间的历史关系，看一看戈氏的“公开性”，每个不带偏见的学者已明白，在其最后几年，媒体比在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堕落百倍，成为最糟糕的反共宣传。他认为，苏联和东欧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其政治体制出现了裂痕，即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纽带——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继承关系断裂了。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莱博维茨（Michael Lebowitz）在题为“苏联社会契约的终结”的发言中认为，在苏联社会特有的契约中，中央高层向工人承诺提供有保障的工作，提高生活水平；而作为回报，工人认可其在工厂、社会组织中的决策权。但社会契约还不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短缺和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是两种关系的相互作用——社会契约所表征的高层人士和工人之间关系以及高层官僚和企业管理层的关系。由于管理层追求收入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目标，这两种关系所遵从的逻辑不一致，出现一系列扭曲现象。这些矛盾积重难返，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契约走向终结。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耀认为，苏联剧变与解体的渠道和路径是通过所谓的改革。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不同性质、不同结果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改向、改制，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有5个方面的错误导向。（1）经济体制改革错误导向。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把国民经济搞乱；接着大搞私有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2）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1988年轻率地把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转向政治体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错误地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促使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裂两种势力急剧发展。（3）意识形态错误导向。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长期放松警惕。（4）党自身改革错误导向。组织涣散，以党代政。戈尔巴乔夫仇视党的领导，歪曲列宁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思想，把权力从党的手中转到政府，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了党的领导。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5）民族关系错误导向。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顾问张全景指出，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错误是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苏联人民，把苏联带上一条不归路。第一，苏共背叛了党的路线，政治路线的错误导致组织路线的错误。第二，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第三，背弃自己的生命线——群众路线。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共逐渐把党的路线、党的干部路线和群众路线抛到脑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深层次原因和主要原因。（1）思想原因：赫鲁晓夫过分反对斯大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是开始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种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祸根。（2）组织原因：提拔重用一大批思想混乱、非马克思主义的干部。（3）关键致命的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其次是叶利钦。他说，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的共产党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吴恩远说，20年后看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哪些观点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哪些观点需要重新认识，还有哪些观点至今仍存在分歧，需要进行梳理。今天对苏联解体根本原因进行争论的焦点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而否认戈尔巴乔夫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他认为，评价斯大林模式历史地位的惟一实践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度过改变旧俄国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能否度过反抗法西斯入侵保卫国家主权这两个生死关。他认为应当尊重俄罗斯人的意见，如怎么看对苏联解体“人民平静地接受”，而从历史的观点看，现在已经不平静了。他介绍说，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由于“苏联社会经济危机”的人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体系的危机”的人占11.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德·格·诺维科夫介绍了俄罗斯国内关于苏联崩溃原因的争论的若干结论：（1）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管理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导致苏联衰败。确信苏联经济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失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耗尽了其发展的潜力。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结论并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1928～1987年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年均增长3～4%也是发达国家的水平。（2）1985～1990年戈尔巴乔夫实施的改革缺少深思熟虑，推行了混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如部委改革撤销了40%的中央直属机构和60万公务员，打乱了部门间的互动。1987～1988年实行的所谓的国有企业法，结果使投资减少，生产和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经济指标严重下滑，财政赤字成倍增长，国家陷入“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经济困境”。冒进主义的改革使国家经受经济危机。（3）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苏联共产党的危机。推行国家“非党化”使党的所有权力转向政府机关。与此同时党内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内可以建立各种政治派别的决议破坏了党的思想统一，党内出现各种组织，使党从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变为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摇摆不定加速了分裂进程。1990年叶利钦发布命令，禁止苏共的活动。自由派利用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抹黑苏联历史，同时广泛宣扬西方的价值观，迫使更多人怀疑共产主义的价值，使许多苏联人迷失了方向。（4）利用民族矛盾是自由派导演的破坏苏联的伎俩。他们把民主的思想与民族主义绑在一起，挑动民族冲突，民族主义势力在苏联解体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5）外国情报系统的破坏作用。战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挑起反苏的“冷战”，并在欧洲、苏联的反共产主义的力量中找到了自己的盟友。
二、苏联解体的后果以及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1）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经济急剧下降，至今国内生产总值没有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从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国。社会领域分化、混乱，犯罪猖獗；国家职能严重退化；国际地位下降，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2）这一事件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共产党员的总人数由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遇到极大的困难。（3）这一事件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从本质上说，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使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愈来愈穷；几乎所有国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愈来愈穷。由于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体系坍塌，美、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向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也在向右转。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他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从一定意义上讲，目前还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抗议增多，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
大卫·科茨在“苏联解体与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言中认为，苏联解体打破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境况的恶化，也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破坏。
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在“民主德国与苏联同系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发言中表明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严重后果的悲剧，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主要帝国主义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被修正。欧盟这个从1945年到1990年经历了它新近历史上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不得不感受战争又重现的踪迹，比如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第二，苏联和民主德国被维系在一个祸福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系中。民主德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结果。若非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德国的分裂，也就不会有民主德国的存在。尽管民主德国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从政治版图上消失，民主德国的终结却与苏联解体有着因果关系。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在“苏联解体悲剧后果再思考”的发言中认为：（1）苏联解体造成的阵痛和阴影仍在俄罗斯和独联体挥之不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考虑，党的力量削弱，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党员持续萎缩，人数已经从1993年的50多万下滑到今天的18万人左右，政治影响不断减弱。在其他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声音日益微弱或者根本听不到。从后苏联空间来看，苏联解体给独联体国家内部和彼此间关系留下许多问题。（2）苏联解体给世界带来了影响。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由于发动一系列战争导致一超独霸的地位削弱，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冷战结束的20年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发动了5次战争。（3）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原先掩盖的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争端激化，积聚了世界不稳定因素。（4）发展道路和模式激烈较量，西方鼓吹的价值观和自由市场模式破产，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更趋多元化。2008年的经济危机宣布美国发展模式的失败，连“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也承认，“危机突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
三、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记者理查德·克勒尔（Richard Corell）在“苏联解体20年——社会主义失败原因探究”的发言中认为，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60年工人党、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后，苏共越来越倾向于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和处理世界上的各种矛盾。（1）帝国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对矛盾中，不再把帝国主义当作敌人，而与之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其结果是德国被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出去，开启了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间重新洗牌的新阶段。（2）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平过渡”意味着阶级之间的调和。（3）被压迫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苏联认为要优先考虑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联盟，而不是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及其政党。（4）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之间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帝国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美帝国主义，调和策略取代了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策略。（5）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苏联从孤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调和态度，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持支配和控制立场。1968年的军事干预说明其成为当时避免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一种方式，这使社会主义内部离心力增强。（6）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否认社会主义内部存在阶级对立，无产阶级因此失去历史使命和领导地位。苏共对人民隐瞒政府的缺点，而不是动员人民帮助政府克服缺点和不足。对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10年的经验教训没有进行系统总结。
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弗·伊·多博林科夫教授指出，苏联的崩溃对俄罗斯自身产生的影响是，俄罗斯迄今为止无法修复自由化改革的后果，至今依旧处在制度危机、意识形态模糊不清的状态。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和确定新的发展前景必须做到，公开承认俄罗斯和西方不是同路人并公开正视自己的敌人；坚决摒弃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俄式的；只有建立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及明确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才能改变自己整个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发展的轨迹。俄罗斯要拯救自己就应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要防止俄罗斯变成西方的原料附属国，振兴俄罗斯工业实力和保存俄罗斯民族国家、文化、生活方式及其威望。
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说，苏联解体有三点教训可引以为戒：（1）必须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治党治国的理论。（2）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正确的舆论导向。（3）必须始终善于实现好发展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结合新的实践而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它的科学真理性。社会主义只有同各国实际结合，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挫折，但不是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任何时候都要把握舆论导向。不苛求历史伟人，不否定自己民族的奋斗历史，否则就会自毁长城。民主应当追求，但要符合国情、循序渐进；不把西方民主当作普世价值，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甚至灾难，要居安思危。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认为，苏联经济学西化即西方资产阶级化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1）500天纲领是经济学西化结出的毒瘤，是苏联自由化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联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动纲领，它的问世加剧了苏联解体。（2）经济学西化危害性的主要表现是“经济的非国有化”、“私有化”的改革方针。混淆经济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用转向市场经济掩盖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要求国家扶植企业家，培植资本家阶级；鼓吹抽象的自由人权，否认劳动者权利的决定性作用；放任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3）产生经济学的西化的原因是由于苏共高层领导人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经济学界存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倾向；高校教学的西化，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侵蚀；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他认为苏联解体深刻的教训就是，当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苏联改革的理论导向时，就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亡党亡国。因此，不能依靠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革，不能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市场经济，不能迷信抽象的公平正义或普世价值观，不能认为高校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学科内容的一般变更，要吸取苏联高校培养出500天纲领的炮制者的教训。
北京大学教授曹长胜在“苏联解体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的发言中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先导，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甚嚣尘上，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便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以及抽象的人性化。戈尔巴乔夫时期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多元化，使各种错误思潮涌现出来，逐渐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支撑。他列举了苏联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学领域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的表现。他认为意识形态多元化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密不可分，并共同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要高度重视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斗争，要正确和妥善处理。必须掌握好舆论工具，必须对西方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华在总结苏联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教训时认为，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盲目的政治改组和匆忙的民主化是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导火索。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是：（1）政治应改革而不能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能变成“信仰放弃、方向背离、主义抛弃”。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本人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在苏联末期，打着人道、民主旗号的民主社会主义把苏联引入歧途，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2）要坚持苏共的领导而非放弃。苏共放弃领导地位先是内部削弱，思想上搞乱，然后自动取消，1990年2月苏共全会通过可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决定，再是瓦解和分裂，最后完全抛弃和葬送苏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3）宪政应完善而非破坏。苏共领导地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国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三大根基。而自1988年后的两至三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摧毁了苏联国家和宪法的根基，其他的改革也走进了死胡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警示后人，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必须有利于提升政治民主、稳定和效率，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
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利洛夫（Alexander Lilov）在谈到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时认为有三大教训：第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内部的自我发展，就注定会停滞、衰退和崩溃。社会主义社会积极的自我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正在发生的决定性的进程和趋势作出正确的选择。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它内部自我发展的条件，但这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为使现代化取得成功，需要牢固的、持久的理论和政治战略，需要有强有力的伟大领袖人物来实现这种战略。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党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国家和政界精英出现了危机。第三，永远不应忘记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不是由于外部的侵略，而是遭到内部的摧毁。极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传统和价值，防止腐化变质。
四、对世界发展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
发展前景的判断和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在致辞中指出，苏联解体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0年前福山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大规模失败，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但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由美国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更大的一场灾难，使西方资本主义面临全局性的衰退趋势。20年的历史，我们眼见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制造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贫富鸿沟日益增大、各类危机频繁爆发。他指出，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资本扩张为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当今世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激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在今天越发显示其科学的预见性。
李慎明指出，相对于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低潮而言，当今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复兴。各国共产党应进行积极合作，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机遇。他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和大调整中，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近几年内，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可能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面临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洗劫。在未来20～30年，如果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顶峰跌落下来，当然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假若如是，这也是我们衷心希望的。他认为，世界格局的中期发展前景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或还是在寻找和形成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从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到21世纪前20～30年乃至上半个世纪，世界都可能处于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状态，这是世界各种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长期积累和冲突的结果。我们坚信各国人民将在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经验教训中认识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选自《国外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