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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二胎时代的到来，保姆行业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住家保姆、钟点工、月嫂、育儿嫂和护工等在城市供不应求，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据商务部2016年的数据显示，需要家政服务的城镇家庭达到近40%；而据中国家庭服务协会统计，截至2016年，有家政服务需求的雇主达7000万户。
与此同时，家政人才紧缺，导致市场准入门槛太低。家政服务企业，对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核应付了事，只管扩充人力收介绍费，却少问来路，纪律规范缺乏……这一切，使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专业训练缺少、职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对雇用保姆的焦虑甚至担忧，也在呈爆发式增长。近年来，媒体曝光的护工毒杀老人、保姆虐待婴儿等极端案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规范家政行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起夺走4个生命的火灾，是保姆纵火所致。”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电视的声音。方媛和薛丽坐在沙发上，犹如木头人一般，没有任何交流。
“当时的气氛很尴尬，因为阿姨就坐在我身旁。”方媛今年31岁，是一名银行职员，同时也是一名1岁男孩的母亲。方媛口中的阿姨薛丽今年55岁，是方媛请来照顾孩子的保姆，看电视那会儿，是薛丽来方媛家的第7个月。
“我去把娃的尿褯子洗了。”薛丽用一口带有山东方言的普通话，化解了当时长久的沉默。她起身去了卫生间，慢慢将门带上。
方媛回屋看着熟睡的孩子，脑子里却不停地闪过“6·22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惨烈画面，她的心头开始颤抖。当天夜里，方媛决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与保姆一起带孩子。
对于万千雇主来说，“6·22杭州保姆纵火案”可谓是突如其来的恐惧。保姆莫焕晶纵火致雇主一家4人殒命的案件，令人唏嘘不已。近日，又有媒体报道了一则让人揪心的长沙保姆掌掴男婴事件。这对于雇主家庭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家政用工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新手应聘保姆轻松过关
保姆，原本看似平常而不起眼的职业，因为要与雇主和雇主的家庭发生极为密切的日常接触，所以尤为“特殊”：这既是一份要走入陌生人家的职业，同时对于雇主而言，也意味着要迎来一名走入自家的“陌生人”。这样一种雇佣关系，对于双方而言，无疑都不简单。
随着人口老龄化、二胎时代的到来，这个行业的市场需求可谓是日渐庞大。钟点工、月嫂、育儿嫂、护工等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供不应求，保姆这一角色甚至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
早在8年前，薛丽到北京谋生。她做过护工，还做过超市的导购。直到2014年年初，经老乡介绍，薛丽联系到一家家政中介公司，这才首次接触到保姆行业。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薛丽到北京一家家政中介公司应聘。中介公司向她承诺，可以为她安排工作。但前提是，当找到工作并成功入职后，须要向中介公司支付200元中介费。而中介公司，会负责保姆在半年内的工作安排和调换。
按照中介的要求，薛丽仅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和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第二天，我便接到电话，让我去中介门店面试。”薛丽没有想到，好消息来得竟如此之快，而之后的面试也很顺利。
按照约定，薛丽支付了200元中介费，并与中介、雇主一同签署了一份工作协议。据她透露，协议一式三份，她除了得到中介公司一张200元的收据之外，别无他物。
签署协议的当天，薛丽便同雇主一起到了雇主家里，“自此，我便成了住家保姆”。这3年半的时间，薛丽大概在9个家庭做过保姆。“时间最久的，便是方媛家。”薛丽略带不舍地说道。
“外地保姆流动性比较大，常常是换一个东家就换一个住处。” 在北京做家政中介业务的陈晨告诉记者，大多数外地保姆会选择住家保姆，原因很简单，只身在外打工有住处。
家政行业准入门槛低
方媛认为，黑保姆、差保姆的出现，和家政中介的低门槛有极大的关系。
事实确实如此。“准备身份证、健康证即可。”陈晨告诉记者，对于前来应聘的保姆，家政中介的要求除此二证之外，再无其他硬性要求。
2017年7月15日，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致电北京一家家政中介公司应聘。该公司工作人员回应，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前往他们的门店进行面试即可，不需要其他证件；在成功入职后，须要上缴第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中介费。
陈晨说：“对于前来应聘保姆的求职者，家政中介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也就是说，既没有专业知识上的要求，也没有考试培训的流程。因此，对于保姆和雇主来讲，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第一，相互看“眼缘”；第二，聊聊家长里短；第三，确定工资和工作内容；第四，支付中介费。
据介绍，雇佣保姆的方式除了家政中介公司介绍之外，还有自由雇佣的方式，即雇主和保姆私自签订协议或口头约定雇佣。而采取自由雇佣方式时，如果出现问题，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这些自由雇佣的保姆，多是经熟人介绍的。”方媛曾通过老家的朋友寻找合适的保姆，但除了身份真实可靠之外，健康证都成了一种奢侈，更别提隐藏于深处的人格和精神問题了。
家政公司良莠不齐
“找保姆么？进来坐！”在北京市广安门外一个小社区里，一排简易房中，有一家挂着家政服务招牌的小店。店面很小，只放着两张桌子，几把折叠椅，桌上一部台式电脑。电脑桌后的男性经理，看上去不到40岁，他看到有人在门口停下，便忙起身招呼。
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家政公司，几平方米租来的房子加上几部电话，就是全部的家当。而这些简陋的配备，并不妨碍他们拿着所谓“星级月嫂”“特级育儿嫂”来作招牌。至于怎么个“星”和“特”，都是中介公司自己说了算，没有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客观评价。保姆们的实际能力、工作年头等情况，则无法证明和评判。
陈晨也承认，很多家政中介都只负责介绍保姆，而对于保姆是否有疾病、素质如何等方面的问题，中介都没有办法给雇主提供准确的信息。“这一切，都需要雇主靠自己慧眼识珠，甚至是碰运气”。 家政公司规模大小不一，良莠不齐。不规范的家政公司，无疑给家政行业埋下了隐患的种子。曾有媒体披露，部分家政公司唯利是图，比如月嫂的级别甚至可以自封，从而导致行业鱼目混珠，雇主难以选择。
据了解，目前家政服务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为10万元人民币。在有了合法的经营场所，有了所注册的公司章程、人员、备用名称后，市民带上全部股东的身份证明，到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即可办理。
一位从业人士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家政公司很难有足够的能力，为雇主提供保姆全面可靠的个人历史背景，以及身体状况、性格心理、生活习惯等个人信息。
合同粗糙雇主维权难
薛丽的合同上，清楚地写着“雇主每月支付保姆工资3000元人民币，雇主不得以任何形式拖欠、克扣保姆工资”。
除此之外，三方合同上，还有12条的三方权利义务条款。记者注意到，这12条中有9条是约束雇主行为的，对保姆的行为约束只有3条，却没有一条明确中介的义务。
对此，方媛心头一直有疑惑：“这份合同并没有維护雇主们的权益。”
记者看到，合同中约束保姆的内容大致为：雇主有权拒绝保姆在其住宅内从事与家政无关的活动，具体要求事项由双方约定；雇主有权以合法方式，追究保姆因其责任造成的损失。
“什么叫‘在住宅内从事与家政无关的活动’？范围太过模糊；如果保姆造成了损失，比如损坏了家具、丢失了贵重物品，又该以怎样的‘合法方式’追究责任……这些细化的东西，合同中压根都没有提到，一旦成为事实，雇主根本无法指望靠这样的合同来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方媛认为。
陈晨介绍，家政市场中通行的合同，基本上大同小异，版本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便方媛认为这份合同过于简单，也得照着签署。
更让方媛耿耿于怀的是：尽管合同中明确要求保姆提供真实合法的身份证明、家庭住址以及健康证明等，不得隐瞒作假，否则产生的后果由保姆承担全部责任。“可是，除了真实的身份证明和家庭住址之外，中介又如何确定保姆是否有人格缺陷、犯罪前科等问题呢？”方媛反问道。
对此，陈晨给出的解释是：“如果雇主发现保姆存在问题，可随时向中介提出调换保姆。”
可如果保姆的行为已经酿成无可挽回的恶果，找中介还有什么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赵红梅所说，在“6·22杭州保姆纵火案”中，保姆莫焕晶的身份自然是真实的，可莫焕晶以前的不良行为信息，遇难雇主一家便无从得知。
在方媛看来，“对保姆必须要严格审查，提高准入门槛很重要。”
方媛的朋友李怡的母亲今年82岁，需要一位住家保姆来看护。家政中介介绍来的第一位保姆年龄40岁出头，干活也算是手脚麻利。但在某一天，母亲小声告诉李怡，白天的时候她看到保姆在翻家中存放重要物品的柜子。于是第二天，李怡便前往中介，要求更换保姆。结果从家政中介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名保姆原先就有过类似的行为，但保姆已对中介保证不会再发生偷窃行为，没想到老毛病又犯了。
家政行业该规范了
“如今的家政行业，并没有从业档案征信系统。从而导致部分保姆，在从业时并不受到过去所犯错误的影响。雇主方面，也就缺乏对保姆最基本的判断和对自身安全的保护。”赵红梅认为，家政行业迫切需要建立个人从业档案征信系统，只有当保姆的这些不良职业记录成为阻碍其进入行业内部的障碍时，才能让保姆有所畏惧，从而减少自身犯错误。
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商务部等17部门印发《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方案（201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要求建立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开展家政服务市场专项检查，抓紧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防范惩处力度。
《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家政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并相应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
“对于中介来说，需要负责保姆的资质审查、培训以及为防止身份证作假而提出的实名制等。”赵红梅认为，这个系统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让家政中介承担责任，而是通过征信系统提高保姆准入的门槛，让雇主对保姆的个人信息有所了解，通过此系统对从业者有威慑作用。
以淘宝交易为参照，买家评价是公开透明且真实的。赵红梅认为，家政行业也一样，建立征信系统后，对具有不良行为的保姆，可以让其参加再次培训；对具有较差行为的保姆，可以暂停其从业资格，并令其反思，甚至逐出家政服务市场，这对于规范家政服务市场来说非常必要。
2017年4月，全国妇联原副主席甄砚就呼吁，尽快启动家政法律法规立法程序，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政府、非政府组织、家政企业、雇主、家政服务员的法律地位和责任义务，研究推动劳动法在家政服务劳动关系中的落实。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丛立先认为，我国的家政行业应该建立行业标准，在准入门槛、培训、考核以及健康体检等方面，进行细化和规范。他建议，先由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来引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其在家政行业中的作用。
“行业标准对于保姆、中介和雇主三方都有好处。”吃过亏的李怡也认为，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家政服务人员，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与培训平台，来提高保姆与雇主的互信度，使信息更加透明、行业更加规范。
与此同时，家政人才紧缺，导致市场准入门槛太低。家政服务企业，对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核应付了事，只管扩充人力收介绍费，却少问来路，纪律规范缺乏……这一切，使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专业训练缺少、职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对雇用保姆的焦虑甚至担忧，也在呈爆发式增长。近年来，媒体曝光的护工毒杀老人、保姆虐待婴儿等极端案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如何适应社会发展，规范家政行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起夺走4个生命的火灾，是保姆纵火所致。”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电视的声音。方媛和薛丽坐在沙发上，犹如木头人一般，没有任何交流。
“当时的气氛很尴尬，因为阿姨就坐在我身旁。”方媛今年31岁，是一名银行职员，同时也是一名1岁男孩的母亲。方媛口中的阿姨薛丽今年55岁，是方媛请来照顾孩子的保姆，看电视那会儿，是薛丽来方媛家的第7个月。
“我去把娃的尿褯子洗了。”薛丽用一口带有山东方言的普通话，化解了当时长久的沉默。她起身去了卫生间，慢慢将门带上。
方媛回屋看着熟睡的孩子，脑子里却不停地闪过“6·22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惨烈画面，她的心头开始颤抖。当天夜里，方媛决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与保姆一起带孩子。
对于万千雇主来说，“6·22杭州保姆纵火案”可谓是突如其来的恐惧。保姆莫焕晶纵火致雇主一家4人殒命的案件，令人唏嘘不已。近日，又有媒体报道了一则让人揪心的长沙保姆掌掴男婴事件。这对于雇主家庭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家政用工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新手应聘保姆轻松过关
保姆，原本看似平常而不起眼的职业，因为要与雇主和雇主的家庭发生极为密切的日常接触，所以尤为“特殊”：这既是一份要走入陌生人家的职业，同时对于雇主而言，也意味着要迎来一名走入自家的“陌生人”。这样一种雇佣关系，对于双方而言，无疑都不简单。
随着人口老龄化、二胎时代的到来，这个行业的市场需求可谓是日渐庞大。钟点工、月嫂、育儿嫂、护工等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供不应求，保姆这一角色甚至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
早在8年前，薛丽到北京谋生。她做过护工，还做过超市的导购。直到2014年年初，经老乡介绍，薛丽联系到一家家政中介公司，这才首次接触到保姆行业。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薛丽到北京一家家政中介公司应聘。中介公司向她承诺，可以为她安排工作。但前提是，当找到工作并成功入职后，须要向中介公司支付200元中介费。而中介公司，会负责保姆在半年内的工作安排和调换。
按照中介的要求，薛丽仅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和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第二天，我便接到电话，让我去中介门店面试。”薛丽没有想到，好消息来得竟如此之快，而之后的面试也很顺利。
按照约定，薛丽支付了200元中介费，并与中介、雇主一同签署了一份工作协议。据她透露，协议一式三份，她除了得到中介公司一张200元的收据之外，别无他物。
签署协议的当天，薛丽便同雇主一起到了雇主家里，“自此，我便成了住家保姆”。这3年半的时间，薛丽大概在9个家庭做过保姆。“时间最久的，便是方媛家。”薛丽略带不舍地说道。
“外地保姆流动性比较大，常常是换一个东家就换一个住处。” 在北京做家政中介业务的陈晨告诉记者，大多数外地保姆会选择住家保姆，原因很简单，只身在外打工有住处。
家政行业准入门槛低
方媛认为，黑保姆、差保姆的出现，和家政中介的低门槛有极大的关系。
事实确实如此。“准备身份证、健康证即可。”陈晨告诉记者，对于前来应聘的保姆，家政中介的要求除此二证之外，再无其他硬性要求。
2017年7月15日，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致电北京一家家政中介公司应聘。该公司工作人员回应，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前往他们的门店进行面试即可，不需要其他证件；在成功入职后，须要上缴第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中介费。
陈晨说：“对于前来应聘保姆的求职者，家政中介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也就是说，既没有专业知识上的要求，也没有考试培训的流程。因此，对于保姆和雇主来讲，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第一，相互看“眼缘”；第二，聊聊家长里短；第三，确定工资和工作内容；第四，支付中介费。
据介绍，雇佣保姆的方式除了家政中介公司介绍之外，还有自由雇佣的方式，即雇主和保姆私自签订协议或口头约定雇佣。而采取自由雇佣方式时，如果出现问题，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这些自由雇佣的保姆，多是经熟人介绍的。”方媛曾通过老家的朋友寻找合适的保姆，但除了身份真实可靠之外，健康证都成了一种奢侈，更别提隐藏于深处的人格和精神問题了。
家政公司良莠不齐
“找保姆么？进来坐！”在北京市广安门外一个小社区里，一排简易房中，有一家挂着家政服务招牌的小店。店面很小，只放着两张桌子，几把折叠椅，桌上一部台式电脑。电脑桌后的男性经理，看上去不到40岁，他看到有人在门口停下，便忙起身招呼。
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家政公司，几平方米租来的房子加上几部电话，就是全部的家当。而这些简陋的配备，并不妨碍他们拿着所谓“星级月嫂”“特级育儿嫂”来作招牌。至于怎么个“星”和“特”，都是中介公司自己说了算，没有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客观评价。保姆们的实际能力、工作年头等情况，则无法证明和评判。
陈晨也承认，很多家政中介都只负责介绍保姆，而对于保姆是否有疾病、素质如何等方面的问题，中介都没有办法给雇主提供准确的信息。“这一切，都需要雇主靠自己慧眼识珠，甚至是碰运气”。 家政公司规模大小不一，良莠不齐。不规范的家政公司，无疑给家政行业埋下了隐患的种子。曾有媒体披露，部分家政公司唯利是图，比如月嫂的级别甚至可以自封，从而导致行业鱼目混珠，雇主难以选择。
据了解，目前家政服务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为10万元人民币。在有了合法的经营场所，有了所注册的公司章程、人员、备用名称后，市民带上全部股东的身份证明，到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即可办理。
一位从业人士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家政公司很难有足够的能力，为雇主提供保姆全面可靠的个人历史背景，以及身体状况、性格心理、生活习惯等个人信息。
合同粗糙雇主维权难
薛丽的合同上，清楚地写着“雇主每月支付保姆工资3000元人民币，雇主不得以任何形式拖欠、克扣保姆工资”。
除此之外，三方合同上，还有12条的三方权利义务条款。记者注意到，这12条中有9条是约束雇主行为的，对保姆的行为约束只有3条，却没有一条明确中介的义务。
对此，方媛心头一直有疑惑：“这份合同并没有維护雇主们的权益。”
记者看到，合同中约束保姆的内容大致为：雇主有权拒绝保姆在其住宅内从事与家政无关的活动，具体要求事项由双方约定；雇主有权以合法方式，追究保姆因其责任造成的损失。
“什么叫‘在住宅内从事与家政无关的活动’？范围太过模糊；如果保姆造成了损失，比如损坏了家具、丢失了贵重物品，又该以怎样的‘合法方式’追究责任……这些细化的东西，合同中压根都没有提到，一旦成为事实，雇主根本无法指望靠这样的合同来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方媛认为。
陈晨介绍，家政市场中通行的合同，基本上大同小异，版本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便方媛认为这份合同过于简单，也得照着签署。
更让方媛耿耿于怀的是：尽管合同中明确要求保姆提供真实合法的身份证明、家庭住址以及健康证明等，不得隐瞒作假，否则产生的后果由保姆承担全部责任。“可是，除了真实的身份证明和家庭住址之外，中介又如何确定保姆是否有人格缺陷、犯罪前科等问题呢？”方媛反问道。
对此，陈晨给出的解释是：“如果雇主发现保姆存在问题，可随时向中介提出调换保姆。”
可如果保姆的行为已经酿成无可挽回的恶果，找中介还有什么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赵红梅所说，在“6·22杭州保姆纵火案”中，保姆莫焕晶的身份自然是真实的，可莫焕晶以前的不良行为信息，遇难雇主一家便无从得知。
在方媛看来，“对保姆必须要严格审查，提高准入门槛很重要。”
方媛的朋友李怡的母亲今年82岁，需要一位住家保姆来看护。家政中介介绍来的第一位保姆年龄40岁出头，干活也算是手脚麻利。但在某一天，母亲小声告诉李怡，白天的时候她看到保姆在翻家中存放重要物品的柜子。于是第二天，李怡便前往中介，要求更换保姆。结果从家政中介工作人员口中得知，这名保姆原先就有过类似的行为，但保姆已对中介保证不会再发生偷窃行为，没想到老毛病又犯了。
家政行业该规范了
“如今的家政行业，并没有从业档案征信系统。从而导致部分保姆，在从业时并不受到过去所犯错误的影响。雇主方面，也就缺乏对保姆最基本的判断和对自身安全的保护。”赵红梅认为，家政行业迫切需要建立个人从业档案征信系统，只有当保姆的这些不良职业记录成为阻碍其进入行业内部的障碍时，才能让保姆有所畏惧，从而减少自身犯错误。
2017年7月，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商务部等17部门印发《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方案（201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要求建立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开展家政服务市场专项检查，抓紧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防范惩处力度。
《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家政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并相应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
“对于中介来说，需要负责保姆的资质审查、培训以及为防止身份证作假而提出的实名制等。”赵红梅认为，这个系统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让家政中介承担责任，而是通过征信系统提高保姆准入的门槛，让雇主对保姆的个人信息有所了解，通过此系统对从业者有威慑作用。
以淘宝交易为参照，买家评价是公开透明且真实的。赵红梅认为，家政行业也一样，建立征信系统后，对具有不良行为的保姆，可以让其参加再次培训；对具有较差行为的保姆，可以暂停其从业资格，并令其反思，甚至逐出家政服务市场，这对于规范家政服务市场来说非常必要。
2017年4月，全国妇联原副主席甄砚就呼吁，尽快启动家政法律法规立法程序，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政府、非政府组织、家政企业、雇主、家政服务员的法律地位和责任义务，研究推动劳动法在家政服务劳动关系中的落实。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丛立先认为，我国的家政行业应该建立行业标准，在准入门槛、培训、考核以及健康体检等方面，进行细化和规范。他建议，先由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来引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其在家政行业中的作用。
“行业标准对于保姆、中介和雇主三方都有好处。”吃过亏的李怡也认为，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家政服务人员，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与培训平台，来提高保姆与雇主的互信度，使信息更加透明、行业更加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