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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两党分歧的升级和逐步公开化，是以1956年2月14日到25日的苏共二十大为起点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秘书长邓小平。以及王稼祥、谭震林、刘晓（驻苏大使）等人。
苏共二十大开幕前，朱德对苏联的第一个阶段访问已结束。苏方邀请他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周年前夕的2月12日晚上作一次电视讲话。随行人员写好讲话稿后，朱德请邓小平审阅斟酌。看完讲话稿后，邓小平认为总体不错，同时也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点是，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因此还要讲条约签订后的6年来中苏两国的相互合作和支持。另一点是，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例如，他把讲话稿原来所写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给予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巨大的”3个字去掉了。
当时，中共代表团遇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怎样看待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和秘密报告。赫鲁晓夫2月14日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3个理论性的问题：1，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2，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3，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这3个论点中的前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看的。问题在于是否在实际上存在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尤其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且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这是否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中共代表团内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也是不同意的。
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的社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社论肯定了“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这个论点，也肯定了报告中“对和平共处思想的论证”，但没有提“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说，苏共二十大报告“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稳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的方向”，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报告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人民日报》社论这样说是引人注目的。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闭幕，朱德应邀出席当天下午在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二十大胜利闭幕的群众大会，并应邀讲话。他的一位随行人员事先为他准备了一篇讲话稿。邓小平在审阅这篇讲话稿时，明确指出，讲话中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要修改。邓小平还告诉他们，应该仔细研究并遵循2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
中苏两党分歧的焦点，首先就发生在“和平过渡”问题上，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提法的。后来在1957年秋天以毛泽东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邓小平代表中共正式且严肃地批评了苏共的“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的错误和危害。随后，他还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中苏两党的另一个重要分歧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件事也发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确切地说，就是发生在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宣布闭幕之后，又召开的一次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苏联采取的这个严重关系到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行动，事先根本不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可以说这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种突然袭击。更让中共反对的是，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和破坏法制等严重错误时，赫鲁晓夫一笔抹杀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三年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的重要历史功绩。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再一个错误就是，赫鲁晓夫自己和苏共其他领导人事实上是同斯大林一起犯了他所讲的各种严重错误的，但他们自己却丝毫不作自我批评，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斯大林，把这些错误看作是因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造成的。这就不符合事实了。
赫鲁晓夫是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的第二天，才召开有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座谈会，把报告的内容要点通知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随后。苏方又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记录稿复印本送交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各一份。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找到了一份这个秘密报告的翻印本，并把它公开发表。这件事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苏反共高潮。
苏共二十大以后，围绕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很快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针对性地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邓小平直接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修改工作。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后发表7篇论战文章，邓小平都主持或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修改。
1962年底，中共中央组成了一个非正式写作班子，于1963年2月被正式定名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批判苏共的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都出自该写作班子成员之手。这个小组的组长虽然是康生，但实际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小组写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然后再送上级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即通常所说的“九评”。这些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点题，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反复酝酿、修改写成的。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主观、片面的“和平过渡”的提法的批评、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当然，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共方面也有缺点。那就是当时我们坚持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有些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例如按劳分配、社会主义企业也要讲利润等等，也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了。但在那次论战中，中共的正确方面是主要的。
通过中苏论战，中国共产党吸取了一个教训，在评价毛泽东时，没有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邓小平也没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责任全部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他自己）也负有责任，并进而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样，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就找到了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正确方法，这就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秘书长邓小平。以及王稼祥、谭震林、刘晓（驻苏大使）等人。
苏共二十大开幕前，朱德对苏联的第一个阶段访问已结束。苏方邀请他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周年前夕的2月12日晚上作一次电视讲话。随行人员写好讲话稿后，朱德请邓小平审阅斟酌。看完讲话稿后，邓小平认为总体不错，同时也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点是，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因此还要讲条约签订后的6年来中苏两国的相互合作和支持。另一点是，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例如，他把讲话稿原来所写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给予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巨大的”3个字去掉了。
当时，中共代表团遇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怎样看待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和秘密报告。赫鲁晓夫2月14日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3个理论性的问题：1，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2，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3，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这3个论点中的前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看的。问题在于是否在实际上存在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尤其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且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这是否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中共代表团内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对“和平过渡”的提法也是不同意的。
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的社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社论肯定了“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这个论点，也肯定了报告中“对和平共处思想的论证”，但没有提“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说，苏共二十大报告“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稳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的方向”，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报告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人民日报》社论这样说是引人注目的。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闭幕，朱德应邀出席当天下午在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二十大胜利闭幕的群众大会，并应邀讲话。他的一位随行人员事先为他准备了一篇讲话稿。邓小平在审阅这篇讲话稿时，明确指出，讲话中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要修改。邓小平还告诉他们，应该仔细研究并遵循2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
中苏两党分歧的焦点，首先就发生在“和平过渡”问题上，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提法的。后来在1957年秋天以毛泽东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邓小平代表中共正式且严肃地批评了苏共的“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的错误和危害。随后，他还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中苏两党的另一个重要分歧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件事也发生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确切地说，就是发生在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宣布闭幕之后，又召开的一次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苏联采取的这个严重关系到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行动，事先根本不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可以说这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种突然袭击。更让中共反对的是，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和破坏法制等严重错误时，赫鲁晓夫一笔抹杀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三年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的重要历史功绩。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再一个错误就是，赫鲁晓夫自己和苏共其他领导人事实上是同斯大林一起犯了他所讲的各种严重错误的，但他们自己却丝毫不作自我批评，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斯大林，把这些错误看作是因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造成的。这就不符合事实了。
赫鲁晓夫是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的第二天，才召开有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座谈会，把报告的内容要点通知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随后。苏方又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记录稿复印本送交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各一份。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找到了一份这个秘密报告的翻印本，并把它公开发表。这件事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苏反共高潮。
苏共二十大以后，围绕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很快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针对性地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邓小平直接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修改工作。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后发表7篇论战文章，邓小平都主持或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修改。
1962年底，中共中央组成了一个非正式写作班子，于1963年2月被正式定名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批判苏共的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都出自该写作班子成员之手。这个小组的组长虽然是康生，但实际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小组写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然后再送上级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即通常所说的“九评”。这些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点题，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反复酝酿、修改写成的。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主观、片面的“和平过渡”的提法的批评、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当然，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共方面也有缺点。那就是当时我们坚持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有些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例如按劳分配、社会主义企业也要讲利润等等，也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了。但在那次论战中，中共的正确方面是主要的。
通过中苏论战，中国共产党吸取了一个教训，在评价毛泽东时，没有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邓小平也没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责任全部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他自己）也负有责任，并进而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样，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就找到了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正确方法，这就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