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摄影，很多人脑海马上浮现出各种款式的相机，在数码相机大行其道的今天，已经很少人想起胶片相机。事实上，胶片相机在摄影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成像质量依然令人着迷。胶片相机，顾名思义，就需要使用“胶片”来记录影像。1950年6月2日，新中国第一张照相纸在汕头市“公元实验室”（即“公元厂”）中诞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摄影史。
　　1953年，我在汕头市永和街（公元厂附近）出生，随后，度过了艰苦而快乐的少年时代。
　　时值新中国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年开始实施，地处潮汕平原的汕头市也感受到了发展的春风。对于童年的我来说，生活艰苦而纯粹。我是家里的长子，三个弟弟三个妹妹陆续出生，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奇事，我和周围的小伙伴一样，安心地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也理所当然地担负起照顾他们的任务。家里大人都要工作，在漫长的白日，一个大男孩背着一个奶娃娃，后面带着一串刚学会爬走的孩子，和另外一队“童子军”相聚在一起，奔走跑跳，背负着责任的童年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快乐。
　　那时的物质条件很匮乏，匮乏到什么程度呢？孩子们基本上见不到什么玩具，那也是正常的，有时连饭都没办法吃饱，更何况玩具呢。但这可难不倒小时候的我和小伙伴，仿佛是天启一般，我们把生活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东西变成了玩具。潮汕人爱吃橄榄，橄榄吃完剩下一个核，我们把橄榄核收集起来，在石头上磨，直到磨得光滑可鉴，找到一小片空地，便可以招兵买马，摆开阵势，开始其乐无穷的“弹珠游戏”；废木桶上的圈也被利用起来，另外找到铁丝做成一个铁钩作为推手，于是，小伙伴们招呼在一起，相拥结伴地沿街推着铁环往前走，一时间笑声、铁环撞击声此起彼伏，蔚为大观。住在公元厂旁边还给了我一个便利，常常看到胶片厂的废相纸被工人们拉出来堆放，废相纸也成为我的玩具。小学毕业时，我拿着自己的毕业照胶卷和废相纸对着太阳照啊照，晒呀晒，期待从上面看到自己留下的永久影像。
　　也许是我的少年时代看胶卷相纸多了，使我走上摄影这条路。
　　1977年，我15虚岁，按照潮汕人的传统，已经“成人”了。家人为我举办了一个传统成人仪式——“出花园”。这一天，家人准备了丰盛的菜肴，穿上新衣服和红木屐的主角就蹲坐在晾晒用的竹箕上，一样一样地品尝食物。这个令人愉悦的仪式表示孩子已经长大，可以走出花园，不再是终日在花园里玩闹的孩童了，也宣告了我童年的结束。随后，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潮州市饶平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响应了时代的号召，从城市到农村去。我初一还没读完，便成为了一名特殊的农民，行走在山村海岛、荒原僻壤中，在大自然中放飞自己的天性。在饶平，由于勤奋好学，我得到迅速成长的机会。公社建了电影队，不到20岁的我就成为了电影队的队长。我一路放电影，一路深深地为电影中的光和影着迷。也就在这时候，我真正喜欢上了摄影，并以此为起点，从此在摄影路上再也没有回头。
　　上山下乡的这段岁月，不仅让我坚定了日后事业发展的方向，也培养了我执著的学习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精神食粮极其有限，什么书都没有，更别提什么电脑游戏、音乐动漫了，我只能读着毛主席、马克思的书，一页一页反复地翻，对于每一点知识都贪婪吸收，如获至宝。就这样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靠着这样一种执著的学习精神、强烈的求知欲望，我在摄影道路上过关斩将，直到最后拿到了中国摄影的最高奖——中国摄影金像奖的理论奖，填补了广东摄影史的空白。我是真正从草根，从最底层走出来的，一直到北京去，终于有了一点成绩。
　　直到现在，我还是用很童真的眼光看世界，用童真的眼光拍摄作品。如果都保留多一些认识世界的童真，世界就会很美好的。
　　（采访整理 杨乐娟）
　　蔡焕松 汕头市人，男，1953年生，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