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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借助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传承五四新文化精神，将文化话语权从中高层知识分子扩大至广大民众，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新新路径。这种新文化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文化传统的源头，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新文化；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入实际，开展艰苦的调查研究，深度挖掘工农的根本利益诉求，借助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传承五四新文化精神，将文化话语权从中高层知识分子扩大至广大民众，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新新路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新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大革命失败后的首次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一、历史探源：传承五四新文化精神
1965年，当毛泽东再次登上井冈山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时，对陪同人员说：“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五四青年运动是笔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是枪杆子青年运动。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播，前者是开始引入，后者是本土实践。因此，井冈山斗争不仅仅是军事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新文化精神，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赋予工农文化话语权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为反抗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轻视，来自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运动，由此掀起了一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广泛参与的全国性群众斗争，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很快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毛泽东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毛泽东开始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主张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他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问题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李大钊评价道，这是五四期间全国极有分量、见解极深的刊物之一。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旧礼制、旧思想、旧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毛泽东先受克鲁泡特金（KpondTKHH）平民文化观念的影响，后笃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成为共产主义者后，1920年11月与何叔衡等人在湖南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撒播革命的火种。但是大革命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照搬照套苏联的革命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同时也开创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军独立文化的先河。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开创性地将党组织由团下设至连上，并在每个连队设党代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实现了以工会为主要载体向军队的转向。一种崭新的文化生命力开始在军队中诞生，通过历次革命斗争的洗礼铸就工农革命军的党魂和军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与中国工农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府的历史新篇章。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井冈山革命斗争则是将马克思主义从知识界的象牙塔植入了中国工农革命的本土实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由“知”向“行”的转折和升华。
二、政治支点：赋予工农文化话语权
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夕，在1927年3月深入湖南农村，开展了32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总结：“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表达了对文化话语权的特殊理解：文化话语权应该随革命的发展由地主返回到农民。
“话语权”是一个政治领域的概念。文化话语权指的是文化领导权和意见主导权的意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评价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性质，从文化上可见一端，就是看文化主导权和意见领袖们属于哪个群体、哪一部分人，为谁说话，替谁办事。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所有的劳动者都拥有文化话语权，因此在《诗经·风》中保留了众多无名氏集体创作的成果。在封建社会，土地归地主所有的经济性质，决定了文化话语权必然掌握在地主手中，因此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文学作品描写的主人公都是有权有钱人家，很少有工农占主角。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文化话语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美国学者里拉（Mark Lilla）在思考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时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其实是可以不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的，他们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愚蠢无知，而且能够表达自己，但即使如此，他仍发现存在着一个话语权力，民众是被排斥在外的。”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话语权从来就是很少一部分人的“专利”，广大工农没有表达自己的渠道，经济上的剥削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剥削。1927年3月，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要让广大农民真正拥有话语权，根子在经济上，重点在政治上。他说：“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國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文化和文化话语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广大工农要争夺文化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从经济基础的革命开始。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先后到宁冈、永新等地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土地是农民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诉求。正如井冈山革命烈士蔡会文1926年在《问苍天》中写道的：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农夫做牛马，土豪像神仙。同生一块地，穷富两个天。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较好地发动和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真正赋予农民文化话语权。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各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武装力量为保障，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工农文化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1月，翻身做主的遂川农民们贴出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委员。在共产党领导下，边界涌现出一大批表达工农心声的文艺作品。广大工农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形成了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井冈山新文化。
三、文化革新：探索新文化创建路径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秉承五四新文化精神，将白话文引入农家、带进军营，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识字活动和学习班提升工农和官兵的文化素质，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艺形式，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與基层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一条工农文化创建的新路径，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井冈山新文化，为井冈山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新文化创建要从语言革新人手。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热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纷纷响应，用白话文撰写新文章，创作新文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本没有阶级取向，是为全民服务的。但是文言文作为知识分子的专用语言，使得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毛泽东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自然要拆除知识精英与广大工农之间这道无形堡垒。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不仅用白话文著书立说，而且将白话文作为工农革命军的正方语言发文告、写报告。这与国民党文告以文言文为主，语言艰涩难懂形成鲜明的对比。1928年5月，国民政府秘书处公文：“奉委座发下朱主席培德电陈赣省历受共祸并进剿情形。请转饬湘鄂魁日会剿等情，函送查照，等由；当经电广东省政府及汉口程主席派兵会剿，并函复各在案。”此等公文未必所有读书人能拟，也非下笔即成。国民党的中层干部们把时间用于咬文嚼字，同样一个思想表达起来偏要精雕细琢，做官样文章，何来时间体恤民情！与此相反，毛泽东在帮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修改《临时政纲》时，力求通俗易懂，如“把不准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在《告绿林弟兄书》中写道：“你们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草泽英雄，千万不要上当受他们狗套的拘束。”如此亲切、质朴的文风拉近了党与百姓的距离，融入底层生活实践，将五四新文化精神从知识分子群传至井冈山这片红色的土地，给人一种新风扑面之感。
新文化创建要以教育改革为手段。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创办了军官教导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官教导队，也是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的前身。与旧军队训练不同的是，在教导队训练中，政治教育占40%时间。在军官教导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人不是在娘肚子里就懂得马列主义，懂得用兵打仗的，所以要学习。他从部队和地方武装中选派积极分子，在连队中普及科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开展识字活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解决了党内军内思想混乱的问题。在农村，为了让翻身的农民在文化上武装起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发动群众，就地取材，编写乡土特色教材，既是识字课本，又宣传革命道理。毛泽覃在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乔林村党支部）时，就以当地的典型事例作为教材内容，既通俗易懂又贴近群众。毛泽东亲自改写课本，将宁冈县编写的“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改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各地工农兵政府充分发动群众，以村“消灭文盲协会”为基本组织，村村兴办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组。校长和教师均不脱产，义务劳动。识字组随时随地灵活施教，在村口和检查路条的地方，建立识字牌。夜校老师或识字组组长会每天或隔天写下2到3个生字，先教会站岗的人，再由站岗的人考问过路的人，如果不认得就教他，或用纸片写下来送给他，让他一边走一边练。在毛泽东看来，农民学校按这种速度发展，每个村一所，一个省数万所在乡村中涌现出来，农民文化程度可以迅速提高，“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空话。
新文化创建要在形式上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井冈山斗争时期，各地涌现出种类繁多的红色文艺作品，包括标语、楹联、诗词、歌谣、戏曲、漫画、故事、传说，记录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革新性、群众性、战斗性、时代性和文艺性的特点，是当时受众最多、影响最广的一种新文化。在这些文艺形式中，毛泽东不仅率先垂范，带头创作，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众多红色核心话语：“枪杆子里出政权”“工农革命军”“支部建立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伙食尾子”“官兵平等”“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工农兵政府”“做群众工作”“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优待俘虏”“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作主”“工农武装割据”“妇女翻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这些话语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形式的工农文艺作品当中，成为作品思想的主旋律，为一代代中国人传诵，时至今日仍然历久弥新。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的新文化具有历史的厚重，是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基层群众实践的融合；又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赋予了工农文化话语权，从此群众文化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更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文化传统的源头，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新文化；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入实际，开展艰苦的调查研究，深度挖掘工农的根本利益诉求，借助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传承五四新文化精神，将文化话语权从中高层知识分子扩大至广大民众，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新新路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新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大革命失败后的首次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一、历史探源：传承五四新文化精神
1965年，当毛泽东再次登上井冈山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时，对陪同人员说：“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五四青年运动是笔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是枪杆子青年运动。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播，前者是开始引入，后者是本土实践。因此，井冈山斗争不仅仅是军事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新文化精神，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赋予工农文化话语权的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为反抗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轻视，来自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运动，由此掀起了一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广泛参与的全国性群众斗争，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很快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毛泽东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毛泽东开始学习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上，主张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他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问题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李大钊评价道，这是五四期间全国极有分量、见解极深的刊物之一。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旧礼制、旧思想、旧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毛泽东先受克鲁泡特金（KpondTKHH）平民文化观念的影响，后笃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成为共产主义者后，1920年11月与何叔衡等人在湖南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撒播革命的火种。但是大革命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照搬照套苏联的革命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道路。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同时也开创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军独立文化的先河。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开创性地将党组织由团下设至连上，并在每个连队设党代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实现了以工会为主要载体向军队的转向。一种崭新的文化生命力开始在军队中诞生，通过历次革命斗争的洗礼铸就工农革命军的党魂和军魂。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与中国工农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府的历史新篇章。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井冈山革命斗争则是将马克思主义从知识界的象牙塔植入了中国工农革命的本土实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由“知”向“行”的转折和升华。
二、政治支点：赋予工农文化话语权
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夕，在1927年3月深入湖南农村，开展了32天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总结：“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表达了对文化话语权的特殊理解：文化话语权应该随革命的发展由地主返回到农民。
“话语权”是一个政治领域的概念。文化话语权指的是文化领导权和意见主导权的意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评价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性质，从文化上可见一端，就是看文化主导权和意见领袖们属于哪个群体、哪一部分人，为谁说话，替谁办事。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所有的劳动者都拥有文化话语权，因此在《诗经·风》中保留了众多无名氏集体创作的成果。在封建社会，土地归地主所有的经济性质，决定了文化话语权必然掌握在地主手中，因此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文学作品描写的主人公都是有权有钱人家，很少有工农占主角。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文化话语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美国学者里拉（Mark Lilla）在思考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时清楚地意识到：“民众其实是可以不要知识分子来代言的，他们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愚蠢无知，而且能够表达自己，但即使如此，他仍发现存在着一个话语权力，民众是被排斥在外的。”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话语权从来就是很少一部分人的“专利”，广大工农没有表达自己的渠道，经济上的剥削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的剥削。1927年3月，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要让广大农民真正拥有话语权，根子在经济上，重点在政治上。他说：“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國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文化和文化话语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广大工农要争夺文化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从经济基础的革命开始。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先后到宁冈、永新等地开展社会调查。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土地是农民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诉求。正如井冈山革命烈士蔡会文1926年在《问苍天》中写道的：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农夫做牛马，土豪像神仙。同生一块地，穷富两个天。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较好地发动和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真正赋予农民文化话语权。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各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武装力量为保障，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工农文化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1月，翻身做主的遂川农民们贴出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委员。在共产党领导下，边界涌现出一大批表达工农心声的文艺作品。广大工农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形成了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井冈山新文化。
三、文化革新：探索新文化创建路径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秉承五四新文化精神，将白话文引入农家、带进军营，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识字活动和学习班提升工农和官兵的文化素质，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艺形式，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與基层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一条工农文化创建的新路径，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井冈山新文化，为井冈山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新文化创建要从语言革新人手。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热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纷纷响应，用白话文撰写新文章，创作新文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本没有阶级取向，是为全民服务的。但是文言文作为知识分子的专用语言，使得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毛泽东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自然要拆除知识精英与广大工农之间这道无形堡垒。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不仅用白话文著书立说，而且将白话文作为工农革命军的正方语言发文告、写报告。这与国民党文告以文言文为主，语言艰涩难懂形成鲜明的对比。1928年5月，国民政府秘书处公文：“奉委座发下朱主席培德电陈赣省历受共祸并进剿情形。请转饬湘鄂魁日会剿等情，函送查照，等由；当经电广东省政府及汉口程主席派兵会剿，并函复各在案。”此等公文未必所有读书人能拟，也非下笔即成。国民党的中层干部们把时间用于咬文嚼字，同样一个思想表达起来偏要精雕细琢，做官样文章，何来时间体恤民情！与此相反，毛泽东在帮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修改《临时政纲》时，力求通俗易懂，如“把不准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在《告绿林弟兄书》中写道：“你们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草泽英雄，千万不要上当受他们狗套的拘束。”如此亲切、质朴的文风拉近了党与百姓的距离，融入底层生活实践，将五四新文化精神从知识分子群传至井冈山这片红色的土地，给人一种新风扑面之感。
新文化创建要以教育改革为手段。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创办了军官教导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官教导队，也是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的前身。与旧军队训练不同的是，在教导队训练中，政治教育占40%时间。在军官教导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人不是在娘肚子里就懂得马列主义，懂得用兵打仗的，所以要学习。他从部队和地方武装中选派积极分子，在连队中普及科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开展识字活动，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解决了党内军内思想混乱的问题。在农村，为了让翻身的农民在文化上武装起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号召大家自己动手，发动群众，就地取材，编写乡土特色教材，既是识字课本，又宣传革命道理。毛泽覃在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乔林村党支部）时，就以当地的典型事例作为教材内容，既通俗易懂又贴近群众。毛泽东亲自改写课本，将宁冈县编写的“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改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各地工农兵政府充分发动群众，以村“消灭文盲协会”为基本组织，村村兴办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组。校长和教师均不脱产，义务劳动。识字组随时随地灵活施教，在村口和检查路条的地方，建立识字牌。夜校老师或识字组组长会每天或隔天写下2到3个生字，先教会站岗的人，再由站岗的人考问过路的人，如果不认得就教他，或用纸片写下来送给他，让他一边走一边练。在毛泽东看来，农民学校按这种速度发展，每个村一所，一个省数万所在乡村中涌现出来，农民文化程度可以迅速提高，“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空话。
新文化创建要在形式上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井冈山斗争时期，各地涌现出种类繁多的红色文艺作品，包括标语、楹联、诗词、歌谣、戏曲、漫画、故事、传说，记录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革新性、群众性、战斗性、时代性和文艺性的特点，是当时受众最多、影响最广的一种新文化。在这些文艺形式中，毛泽东不仅率先垂范，带头创作，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众多红色核心话语：“枪杆子里出政权”“工农革命军”“支部建立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伙食尾子”“官兵平等”“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工农兵政府”“做群众工作”“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优待俘虏”“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当家作主”“工农武装割据”“妇女翻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这些话语广泛地运用于各种形式的工农文艺作品当中，成为作品思想的主旋律，为一代代中国人传诵，时至今日仍然历久弥新。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的新文化具有历史的厚重，是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基层群众实践的融合；又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赋予了工农文化话语权，从此群众文化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更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文化传统的源头，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