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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师黄济先生仙逝，弟子痛失良师。教育学部中英、家永诸君让撰挽联，遂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春风化雨，垂师者典范，弟子咸尊;仁者不忧，知者不惑，温良敦厚，呈君子气象，士林共仰”。随后请述胜君润色，即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存师者典范，后生如沐春风;仁者不忧，知者不惑，有君子气象，士林咸推大德”。又与中英君商定，则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存师者典范;仁者不忧，知者不惑，续君子遗风”。请92岁高龄的何光荣先生书写时，因口音传递之误，将“师者”写作“师德”，一字之差，涵义变化，但亦觉得与吾师品质契合。于是，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存师德典范;仁者不忧，知者不惑，续君子遗风”悬于英东教育楼追思堂和八宝山兰亭告别间。吾师堪称“师者典范”，其基本特征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吾师有“君子遗风”，其显著特征是不忧不惑，集仁者与智者品质于一身，亦值得士林传扬。连日来，总是沉浸在缅怀与追忆之中，整理先生遗存，翻阅《黄济口述史》，不免想再写点什么。吾师九十华诞之际，曾作《中庸者：吾师》（载《中国教师》2010年第14期），也曾作《耕耘在教育哲学的田野上——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研究足迹》（载《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称吾师是“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守望者”“西方教育哲学的淘金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的担纲者”。观其一生，概而言之，吾师亦堪称“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守望者”。
一、自幼读八九年私塾，打下深厚国学根基
“守望”者，守护和伺望，以期有益而有成者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守望者，其本身必有中华传统文化之积淀与涵养。此其一，吾师备矣。
民国10年6月16日（西历1921年7月20日），吾师生于胶东历史文化名城即墨西阁里，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早期教育。吾师原姓于，名鸿德，“德”为辈分，“鸿”乃鸿雁之鸿，即“雪泥鸿爪”之鸿，尝撷取苏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意，将自己的论著喻为《雪泥鸿爪》，也曾以“雪鸿”为笔名发表文论。根据《黄济口述史》，吾师在同辈中是长子，是于家当然的继承者。当家的二祖父于延繍对吾师抱有厚望，呵护有加，管教甚严，要求“行为有礼貌，讲话有分寸”，甚至“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食不语”，用餐时也不得发出“吧唧吧唧”声;不得浪费食物，若丢有饭粒，必须捡起来吃;吃菜吃近处，不得连着夹菜吃;做力所能及事务而不得叫苦喊累。由此，吾师初步养成了礼貌待人、慎于事而讷于言、勤俭耐劳的良好习惯，并保持终生。与吾师三十余年相识相处中，时常听吾师言及，诸如捡起掉落的饭粒吃，则常于同桌就餐时目睹，深受耳濡目染之益。
吾师自认：其二祖母苏氏为真正启蒙老师。尽管苏氏“不识字、无文化”，但性格敦厚，善与人处，懂得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所讲述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引发了对天工的憎恨和对喜鹊的爱意，平添了对牛郎织女这对劳动男女的同情心，也对后来理解相关诗文提供了背景知识。如后来读到苏小妹与秦少游完婚时所作“百年良缘在今宵，诸君何必苦相熬。可怜织女河边立，速放女郎渡鹊桥”，就自然与童年听到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联系起来。其二祖母苏氏所讲述即墨先贤李毓昌因查赈反贪而就义的故事，在幼小心灵中树立起一座浩气丹心的丰碑，产生了敬仰和爱慕之情。1993年，李毓昌先贤遇难185周年，中央人事部举行“清官与廉政问题”座谈会，吾师撰文《浩气存宇内 丹心照千秋》，来缅怀先贤，昭示后昆。那年，有幸来到吾师身边读博，先生曾送该文打印稿，读后颇受教益，如今仍收藏着。
吾师外祖父乃忠于前清的遗老，尝饱读经书，有秀才功名，只是不肯教“洋书”，恪守“君子固穷”圣训，不免家境贫寒。为吾师起乳名“真子”，概有做“真人”不做“假人”、“做真君子”不做“伪君子”之意，这对吾师均有不少激励。如今看来，吾师绝未辜负外祖父之良苦用心。其母亲黄氏自幼生活穷苦且染肺疾，但勤劳质朴，在于氏家族待人和善，是备受称道的贤良女性，不幸早故。吾师后取“黄”姓，实有纪念母亲之意;名曰“济”，“道济天下”之济。观吾师一生，不特抱有“济世”之志，尚且有“修己安人”之实。
吾师国学积累主要源于八九年私塾。不到七岁，吾师就由其父送到一位秀才开办的教馆读私塾。入学第一件大事是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磕头，在幼小的心灵中就树立起了孔夫子的圣人形象。吾师常对我言及：“我第一个头是给孔夫子磕的。”确乎如此。私塾学习和背诵的主要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养教材以及《论语》《孟子》等典籍，由此初步打下了国学基础。两年后，吾师师从远房四伯父和继母之父江敦荃，主要学习《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和《书经》等经书。对吾师国学积累影响最深者，乃即墨著名老秀才朱子勃。1934至1936年春，朱子勃老师来家馆讲授经、史、子、集，涉及不少典故、故事，补讲了从前只背不讲的经书，讲授了作文和诗词写作等方面的知识。吾师后来写成《诗词学步》，即得益于朱老师的教导。朱老师是位品质高尚、循循善诱而颇有创见的良师，吾师从中获得的不只是古典知识，而且有爱生如子的品质，还有那“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的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二、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守望者”，必以其中华文化之积淀与涵养，终身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之教育与研究。此其二，吾师亦备矣。
吾师读八九年私塾后，就读于县立考院小学、青岛礼贤中学、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高中毕业时立下从教济世之志：“余深感教育之落伍及自身所遭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也。此余宿志”;并期望“未来之中国得独立于世界”。此后，吾师就读于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国学根基，而且积累了深厚的新学素养，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70年来，吾师基于如此知识背景，潜心从事教育教学，成果丰硕;最为显著者，乃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研究。开设传统教育哲学课和国学讲座之余，先后著有《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诗词学步》《国学十讲》;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近年倾力主编《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撰写其中的《古文启蒙》和《诸经选读》部分章节。为增强《诸经选读》的可读性，住院期间，还强忍伤痛折磨，研读《战国策》。弥留之际，仍牵挂《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和《四书解通》的完成与出版，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守望一生。 吾师作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一再强调当代教育哲学研究绝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自觉传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吾师在完成《教育哲学初稿》的过程中就深切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而且在《教育哲学初稿》不少章节中，融入丰富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作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必修课，80年代初期，我师从陆有铨教授学习教育哲学课，用的教材正是先生修订后的《教育哲学》，学来别有一番滋味。也正是在此期间，借全国教育哲学研讨会在济南召开，第一次见到令人仰慕的黄济先生。1988年，先生与陆有铨教授合作撰写的《我国教育哲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明确提出：“挖掘和整理我国的教育哲学思想，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一科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确信“一部中国的教育哲学思想史，为教育哲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我是在西藏拉萨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在自己订阅的《教育研究》杂志上看到此文的，此后反复捧读。五六年后，帮吾师清理书籍、文稿时，还见到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手稿。近日翻阅《黄济口述史》得知，将我带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领域的启蒙老师潘伯庚教授，曾送吾师《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一部，该书一直是吾师查阅相关资料的主要工具书。随后，在吾师书架上查找到该书，潘师赠书时间为1988年5月27日。而今，潘师和吾师相继仙逝，陆师年过70就顽疾缠身，步履蹒跚。每念及此，怎奈怆然若失！
1994年6月，吾师精心策划并主编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先生让我看看书稿清样，用先生的说法是“请建福同志指正”，我则岂敢！清样书名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概论》，我当时正与述胜君合著《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便贸然建议以“传统”取代“古代”，先生欣然同意。《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全面阐明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精辟论述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合一”等范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哲学通论》中的第一编“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实现了中国特色教育哲学的体系化，令教育哲学有中华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之魂。
为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教育的“源头活水”，先生耄耋之年承担了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完成《国学十讲》，并率众弟子编撰《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其中《四书解读》由我主编完成。我是最后一位完稿者，吾师不仅未曾责备，反而认同并称赞我对《论语》“修己安人”核心价值的概括，并在书稿左侧罗列了自己的构思框架。至于《孟子》，吾以“崇善施仁”来概括其核心价值，但近日从吾师遗存中发现，先生更愿用“居仁由义”取而代之，也在书稿左侧罗列了自己的研究体系。遗憾的是，弟子再也没有机会就此请教吾师矣！当年，为丛书编写出版，吾师精心组织，细致雕琢，乐此不疲，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吾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热切关注并积极推动国学教育，不辞劳苦。仅以莱西、青州之行为例。2007年12月10日，陪同吾师风尘仆仆自青岛赶往莱西。大家先兴致勃勃参观月湖小学的国学表演，学生将歌舞与《弟子规》《三字经》《论语》《孟子》的背诵融合，吾师颇以为有创见，并欣然为该校题字：“弘扬千秋业，培育百万生”。滨河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课上，吾师观摩五年级学生诵读《孟子》篇章时，有感于学生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甚理解，而提出对经典“作一些浅近的解说”的主张，并为该校题词：“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学生文化素质”。接着，吾师为全市200多位校长教师代表以“学习孔子哪些教育思想以及如何学习”为题作了精彩报告。先生引经据典，循循然善诱人，令听众欲罢不能，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后，不顾劳累，与莱西教育局局长们畅谈如何编撰传统文化教材问题，并为教育局编写的习字教材题字：“一笔一划习字，一心一意运笔，一朝一夕勤练，一生一世受益。”期间，吾师还到莱西一中饶有兴致地观看何思源留下的“乐育可风”石碑，且作权威解读。12日，陪同吾师在青州参加“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论坛”开幕式，先生代表课题组致辞，表示愿与大家一道毕生致力于推进国学教育，期望大家集思广益，切磋琢磨，不断取得佳绩。当天，先生参观云门书院创办的双语学校，听取来自北京、山东、吉林、四川等地开展国学教育的经验交流，观赏观摩课并作简要评议，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期间，还参观青州博物馆，作《青州颂》赠市领导，表达对千年古都的认知和期待。来去匆匆，吾师意犹未尽。只要是中华文化教育，吾师一点一滴总关情！
三、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
中华文化教育“守望者”，其本身必有对中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必有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科学态度。此其三，吾师备矣。
吾师始终对中华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时常告诫弟子：避免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避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避免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吾师对我向有“好古”而“尊儒”之虞，则常相提醒慎之而“适度”。2012年9月27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时，吾师作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筹备者，作为中心名誉主任，为学院成立中心而备感欣慰，欣然命笔，题写“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相勉励，还应强烈要求在会上讲讲，“就讲三分钟”。谁知，这位自称“90后”的尊者，一讲就是10多分钟。这一讲，无疑成为当日最精彩的一幕。近日，在所呈《四书解读》审读稿中，发现吾师在一张药品说明书背面记事：“9月27日（星期四）参加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有车接。”面对这张纸条，我看了又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思绪拉回到中心成立时的场景，耳边不时响起吾师慷慨激昂、充满期待的诠释……与其说那是格言的诠释，莫若道那是生命的守护！
“学古”，就是要通过经、史、子、集的学习，体悟古圣先贤的智慧和人格。2006年，面对日益兴起的“国学热”，吾师在《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中认为：“这股热潮的出现，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件大好事，应当肯定。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至有的还数典忘祖，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2014年10月中旬，受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之邀，吾师帮助审读教育部新编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品德、历史等教材，并就如何将古代经典和诗文有效融入品德教材之中提出宝贵建议。 “学古”不是“复古”。2009年9月《中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读后感”中主张：“我们是要学古，而不是复古;要执信，而不是迷信;要重效果，而不是重形式。”“不泥古”，就要处理好古今中西关系，注重传承中发展，借鉴中创新。“九五”期间，吾师与郭齐家教授主持完成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在其撰写的第四章“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关系”中强调“要处理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教育传统的继承和转化问题”，进而提出了“把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历史使命。视中国教育传统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在当时不失为卓见。我有幸参与该项课题研究，承担其中的“儒家文化教育的国际影响”专题，并作为该书的第五章。我刻意突出“文化”二字，且完成得不易，尽管交稿较迟，吾师还是给了不少鼓励。吾师在2006年发表的《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中强调科学地分类对待历史遗产：有的“可以完全继承”，有的“需要去粗取精、择优吸取”，有的在当时或许是需要的但“绝不能应用于今日”。而且反对“厚古薄今”，否则后果会“得不偿失”。2008年发表的《再谈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提出：“国学热”的发展过程中，要防止“发高烧”，要掌握一个“度”;更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
“尊儒”就是要敬畏儒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和圣贤。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发挥过积极作用，理应对其代表人物孔子抱以温情和敬意。孔夫子的圣人形象，吾师在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树立起来。2009年，吾师撰文指出：“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确信：“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称道孔子为‘万世师表’是恰如其分的。”2010年撰写的《三论“国学热”——关于国学学科的建制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一文中强调，“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而且是世界伟人，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出了一位孔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旗帜。”吾师由衷赞同将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华教师节。1984年12月15日，为了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吾师曾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启功、王梓坤、陶大镛、朱智贤、赵擎寰诸教授联名，正式提议设立教师节。不久，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中华文化自觉的提升，人们越来越期望赋予教师节以文化内涵。早在2005年，与吾师交流中，先生就明确表示：“如果将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华教师节，我同意。”2013年，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修订四部教育法规，拟将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华教师节，吾师亦表达了期待之情。遗憾的是，吾师有生之年未能看到这一天！
“兼顾百家”，就是不独尊儒家，要兼顾诸子百家，乃至将经、史、子、集贯通，将“己美”与“他美”结合起来。熔古今中外教育哲学思想于一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是吾师由来已久的愿望。1994年，吾师撰文提出：在发扬传统教育思想时，“要以儒家为主，兼容其他各家之长，集古代优秀文化的大成”。2001年2月《教育哲学通论》出版后之所以好评如潮，就在于吾师坚持“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和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还着力回应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体系。吾师2008年发表的《再谈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明确提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以儒家为主，兼顾他家。”认为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对宇宙、人生、政治、军事、伦理、道德、哲学、逻辑等各方面，无不涉及，形成了一个多元的精辟的文化宝库。2010年撰写的《三论“国学热”——关于国学学科的建制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一文中强调，不仅要学习经书，还要注重史、子、集，尽管经学重要，但“国学中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是来自‘子’书，而不是来自‘经’书”;不仅要重视儒家，还要重视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在‘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其他各家中一些重要思想也被忽视”。实际上，“在哲学方面，道家有重要贡献;在科技方面，墨家远胜于儒家;在儒法之争中，也常有‘外儒内法’或‘王霸道杂之’;如此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吾师强调“对少数民族文化宝库的发掘”。认为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以汉文化为主，并不等于汉文化唯一，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学习国学，不应忽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宝库的发掘。”
两年多来，遵循先生教诲，国学教育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国学教育研究、国学教育学术交流、国学教学、国学师资研修、国学政策调研咨询，重儒家经典而兼顾经、史、子、集，努力做到古今融通、古为今用，未敢懈怠。每次当面问及，或电话获悉，吾师都为国学经典教育的持续推进而感到欣慰。遗憾的是，中心成立时吾师提出的两点希望（第一，希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出一套学习国学的丛书，希望专家们帮助，希望学院全体同志努力;第二，希望出一个国学研究的专刊，以促进国学的研究与普及，）至今尚未落实。尤为遗憾的是，吾师近年倡导并着力主编的《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和《四书解通》，远未完稿。牵挂师母晚年怎度之外，接续著述想必为吾师所最为期许。非不为也，实难能也。吾等当“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断以国学教育的新成就，尽力以国学经典的新著述，告慰吾师！
哲人其萎，“落红”有情！“落红并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带着无限的眷恋之情，化作春泥而润泽花木，滋养根叶，必将孕育更加绚丽的花朵，结出更加甘美的硕果！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林静）
一、自幼读八九年私塾，打下深厚国学根基
“守望”者，守护和伺望，以期有益而有成者也。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守望者，其本身必有中华传统文化之积淀与涵养。此其一，吾师备矣。
民国10年6月16日（西历1921年7月20日），吾师生于胶东历史文化名城即墨西阁里，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早期教育。吾师原姓于，名鸿德，“德”为辈分，“鸿”乃鸿雁之鸿，即“雪泥鸿爪”之鸿，尝撷取苏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意，将自己的论著喻为《雪泥鸿爪》，也曾以“雪鸿”为笔名发表文论。根据《黄济口述史》，吾师在同辈中是长子，是于家当然的继承者。当家的二祖父于延繍对吾师抱有厚望，呵护有加，管教甚严，要求“行为有礼貌，讲话有分寸”，甚至“站有站相，坐有坐相”;“食不语”，用餐时也不得发出“吧唧吧唧”声;不得浪费食物，若丢有饭粒，必须捡起来吃;吃菜吃近处，不得连着夹菜吃;做力所能及事务而不得叫苦喊累。由此，吾师初步养成了礼貌待人、慎于事而讷于言、勤俭耐劳的良好习惯，并保持终生。与吾师三十余年相识相处中，时常听吾师言及，诸如捡起掉落的饭粒吃，则常于同桌就餐时目睹，深受耳濡目染之益。
吾师自认：其二祖母苏氏为真正启蒙老师。尽管苏氏“不识字、无文化”，但性格敦厚，善与人处，懂得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所讲述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引发了对天工的憎恨和对喜鹊的爱意，平添了对牛郎织女这对劳动男女的同情心，也对后来理解相关诗文提供了背景知识。如后来读到苏小妹与秦少游完婚时所作“百年良缘在今宵，诸君何必苦相熬。可怜织女河边立，速放女郎渡鹊桥”，就自然与童年听到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联系起来。其二祖母苏氏所讲述即墨先贤李毓昌因查赈反贪而就义的故事，在幼小心灵中树立起一座浩气丹心的丰碑，产生了敬仰和爱慕之情。1993年，李毓昌先贤遇难185周年，中央人事部举行“清官与廉政问题”座谈会，吾师撰文《浩气存宇内 丹心照千秋》，来缅怀先贤，昭示后昆。那年，有幸来到吾师身边读博，先生曾送该文打印稿，读后颇受教益，如今仍收藏着。
吾师外祖父乃忠于前清的遗老，尝饱读经书，有秀才功名，只是不肯教“洋书”，恪守“君子固穷”圣训，不免家境贫寒。为吾师起乳名“真子”，概有做“真人”不做“假人”、“做真君子”不做“伪君子”之意，这对吾师均有不少激励。如今看来，吾师绝未辜负外祖父之良苦用心。其母亲黄氏自幼生活穷苦且染肺疾，但勤劳质朴，在于氏家族待人和善，是备受称道的贤良女性，不幸早故。吾师后取“黄”姓，实有纪念母亲之意;名曰“济”，“道济天下”之济。观吾师一生，不特抱有“济世”之志，尚且有“修己安人”之实。
吾师国学积累主要源于八九年私塾。不到七岁，吾师就由其父送到一位秀才开办的教馆读私塾。入学第一件大事是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磕头，在幼小的心灵中就树立起了孔夫子的圣人形象。吾师常对我言及：“我第一个头是给孔夫子磕的。”确乎如此。私塾学习和背诵的主要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养教材以及《论语》《孟子》等典籍，由此初步打下了国学基础。两年后，吾师师从远房四伯父和继母之父江敦荃，主要学习《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和《书经》等经书。对吾师国学积累影响最深者，乃即墨著名老秀才朱子勃。1934至1936年春，朱子勃老师来家馆讲授经、史、子、集，涉及不少典故、故事，补讲了从前只背不讲的经书，讲授了作文和诗词写作等方面的知识。吾师后来写成《诗词学步》，即得益于朱老师的教导。朱老师是位品质高尚、循循善诱而颇有创见的良师，吾师从中获得的不只是古典知识，而且有爱生如子的品质，还有那“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的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二、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守望者”，必以其中华文化之积淀与涵养，终身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之教育与研究。此其二，吾师亦备矣。
吾师读八九年私塾后，就读于县立考院小学、青岛礼贤中学、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高中毕业时立下从教济世之志：“余深感教育之落伍及自身所遭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也。此余宿志”;并期望“未来之中国得独立于世界”。此后，吾师就读于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国学根基，而且积累了深厚的新学素养，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70年来，吾师基于如此知识背景，潜心从事教育教学，成果丰硕;最为显著者，乃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研究。开设传统教育哲学课和国学讲座之余，先后著有《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诗词学步》《国学十讲》;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近年倾力主编《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撰写其中的《古文启蒙》和《诸经选读》部分章节。为增强《诸经选读》的可读性，住院期间，还强忍伤痛折磨，研读《战国策》。弥留之际，仍牵挂《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和《四书解通》的完成与出版，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守望一生。 吾师作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一再强调当代教育哲学研究绝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自觉传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吾师在完成《教育哲学初稿》的过程中就深切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而且在《教育哲学初稿》不少章节中，融入丰富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作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必修课，80年代初期，我师从陆有铨教授学习教育哲学课，用的教材正是先生修订后的《教育哲学》，学来别有一番滋味。也正是在此期间，借全国教育哲学研讨会在济南召开，第一次见到令人仰慕的黄济先生。1988年，先生与陆有铨教授合作撰写的《我国教育哲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明确提出：“挖掘和整理我国的教育哲学思想，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一科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确信“一部中国的教育哲学思想史，为教育哲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我是在西藏拉萨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在自己订阅的《教育研究》杂志上看到此文的，此后反复捧读。五六年后，帮吾师清理书籍、文稿时，还见到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手稿。近日翻阅《黄济口述史》得知，将我带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领域的启蒙老师潘伯庚教授，曾送吾师《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一部，该书一直是吾师查阅相关资料的主要工具书。随后，在吾师书架上查找到该书，潘师赠书时间为1988年5月27日。而今，潘师和吾师相继仙逝，陆师年过70就顽疾缠身，步履蹒跚。每念及此，怎奈怆然若失！
1994年6月，吾师精心策划并主编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先生让我看看书稿清样，用先生的说法是“请建福同志指正”，我则岂敢！清样书名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概论》，我当时正与述胜君合著《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便贸然建议以“传统”取代“古代”，先生欣然同意。《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全面阐明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精辟论述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合一”等范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育哲学通论》中的第一编“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实现了中国特色教育哲学的体系化，令教育哲学有中华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之魂。
为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教育的“源头活水”，先生耄耋之年承担了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完成《国学十讲》，并率众弟子编撰《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其中《四书解读》由我主编完成。我是最后一位完稿者，吾师不仅未曾责备，反而认同并称赞我对《论语》“修己安人”核心价值的概括，并在书稿左侧罗列了自己的构思框架。至于《孟子》，吾以“崇善施仁”来概括其核心价值，但近日从吾师遗存中发现，先生更愿用“居仁由义”取而代之，也在书稿左侧罗列了自己的研究体系。遗憾的是，弟子再也没有机会就此请教吾师矣！当年，为丛书编写出版，吾师精心组织，细致雕琢，乐此不疲，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吾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热切关注并积极推动国学教育，不辞劳苦。仅以莱西、青州之行为例。2007年12月10日，陪同吾师风尘仆仆自青岛赶往莱西。大家先兴致勃勃参观月湖小学的国学表演，学生将歌舞与《弟子规》《三字经》《论语》《孟子》的背诵融合，吾师颇以为有创见，并欣然为该校题字：“弘扬千秋业，培育百万生”。滨河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课上，吾师观摩五年级学生诵读《孟子》篇章时，有感于学生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甚理解，而提出对经典“作一些浅近的解说”的主张，并为该校题词：“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提高学生文化素质”。接着，吾师为全市200多位校长教师代表以“学习孔子哪些教育思想以及如何学习”为题作了精彩报告。先生引经据典，循循然善诱人，令听众欲罢不能，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后，不顾劳累，与莱西教育局局长们畅谈如何编撰传统文化教材问题，并为教育局编写的习字教材题字：“一笔一划习字，一心一意运笔，一朝一夕勤练，一生一世受益。”期间，吾师还到莱西一中饶有兴致地观看何思源留下的“乐育可风”石碑，且作权威解读。12日，陪同吾师在青州参加“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论坛”开幕式，先生代表课题组致辞，表示愿与大家一道毕生致力于推进国学教育，期望大家集思广益，切磋琢磨，不断取得佳绩。当天，先生参观云门书院创办的双语学校，听取来自北京、山东、吉林、四川等地开展国学教育的经验交流，观赏观摩课并作简要评议，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期间，还参观青州博物馆，作《青州颂》赠市领导，表达对千年古都的认知和期待。来去匆匆，吾师意犹未尽。只要是中华文化教育，吾师一点一滴总关情！
三、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
中华文化教育“守望者”，其本身必有对中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必有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科学态度。此其三，吾师备矣。
吾师始终对中华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时常告诫弟子：避免偏激的历史虚无主义，避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避免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吾师对我向有“好古”而“尊儒”之虞，则常相提醒慎之而“适度”。2012年9月27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时，吾师作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筹备者，作为中心名誉主任，为学院成立中心而备感欣慰，欣然命笔，题写“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相勉励，还应强烈要求在会上讲讲，“就讲三分钟”。谁知，这位自称“90后”的尊者，一讲就是10多分钟。这一讲，无疑成为当日最精彩的一幕。近日，在所呈《四书解读》审读稿中，发现吾师在一张药品说明书背面记事：“9月27日（星期四）参加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有车接。”面对这张纸条，我看了又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思绪拉回到中心成立时的场景，耳边不时响起吾师慷慨激昂、充满期待的诠释……与其说那是格言的诠释，莫若道那是生命的守护！
“学古”，就是要通过经、史、子、集的学习，体悟古圣先贤的智慧和人格。2006年，面对日益兴起的“国学热”，吾师在《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中认为：“这股热潮的出现，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件大好事，应当肯定。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至有的还数典忘祖，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2014年10月中旬，受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之邀，吾师帮助审读教育部新编义务教育阶段语文、品德、历史等教材，并就如何将古代经典和诗文有效融入品德教材之中提出宝贵建议。 “学古”不是“复古”。2009年9月《中华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读后感”中主张：“我们是要学古，而不是复古;要执信，而不是迷信;要重效果，而不是重形式。”“不泥古”，就要处理好古今中西关系，注重传承中发展，借鉴中创新。“九五”期间，吾师与郭齐家教授主持完成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在其撰写的第四章“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关系”中强调“要处理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教育传统的继承和转化问题”，进而提出了“把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的历史使命。视中国教育传统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在当时不失为卓见。我有幸参与该项课题研究，承担其中的“儒家文化教育的国际影响”专题，并作为该书的第五章。我刻意突出“文化”二字，且完成得不易，尽管交稿较迟，吾师还是给了不少鼓励。吾师在2006年发表的《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中强调科学地分类对待历史遗产：有的“可以完全继承”，有的“需要去粗取精、择优吸取”，有的在当时或许是需要的但“绝不能应用于今日”。而且反对“厚古薄今”，否则后果会“得不偿失”。2008年发表的《再谈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提出：“国学热”的发展过程中，要防止“发高烧”，要掌握一个“度”;更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
“尊儒”就是要敬畏儒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和圣贤。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发挥过积极作用，理应对其代表人物孔子抱以温情和敬意。孔夫子的圣人形象，吾师在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树立起来。2009年，吾师撰文指出：“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确信：“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称道孔子为‘万世师表’是恰如其分的。”2010年撰写的《三论“国学热”——关于国学学科的建制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一文中强调，“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而且是世界伟人，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出了一位孔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旗帜。”吾师由衷赞同将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华教师节。1984年12月15日，为了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吾师曾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启功、王梓坤、陶大镛、朱智贤、赵擎寰诸教授联名，正式提议设立教师节。不久，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中华文化自觉的提升，人们越来越期望赋予教师节以文化内涵。早在2005年，与吾师交流中，先生就明确表示：“如果将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华教师节，我同意。”2013年，国务院法制办提出修订四部教育法规，拟将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作为中华教师节，吾师亦表达了期待之情。遗憾的是，吾师有生之年未能看到这一天！
“兼顾百家”，就是不独尊儒家，要兼顾诸子百家，乃至将经、史、子、集贯通，将“己美”与“他美”结合起来。熔古今中外教育哲学思想于一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是吾师由来已久的愿望。1994年，吾师撰文提出：在发扬传统教育思想时，“要以儒家为主，兼容其他各家之长，集古代优秀文化的大成”。2001年2月《教育哲学通论》出版后之所以好评如潮，就在于吾师坚持“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和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还着力回应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体系。吾师2008年发表的《再谈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明确提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以儒家为主，兼顾他家。”认为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对宇宙、人生、政治、军事、伦理、道德、哲学、逻辑等各方面，无不涉及，形成了一个多元的精辟的文化宝库。2010年撰写的《三论“国学热”——关于国学学科的建制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一文中强调，不仅要学习经书，还要注重史、子、集，尽管经学重要，但“国学中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是来自‘子’书，而不是来自‘经’书”;不仅要重视儒家，还要重视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思想。“在‘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其他各家中一些重要思想也被忽视”。实际上，“在哲学方面，道家有重要贡献;在科技方面，墨家远胜于儒家;在儒法之争中，也常有‘外儒内法’或‘王霸道杂之’;如此等等。”难能可贵的是，吾师强调“对少数民族文化宝库的发掘”。认为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以汉文化为主，并不等于汉文化唯一，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学习国学，不应忽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宝库的发掘。”
两年多来，遵循先生教诲，国学教育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国学教育研究、国学教育学术交流、国学教学、国学师资研修、国学政策调研咨询，重儒家经典而兼顾经、史、子、集，努力做到古今融通、古为今用，未敢懈怠。每次当面问及，或电话获悉，吾师都为国学经典教育的持续推进而感到欣慰。遗憾的是，中心成立时吾师提出的两点希望（第一，希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出一套学习国学的丛书，希望专家们帮助，希望学院全体同志努力;第二，希望出一个国学研究的专刊，以促进国学的研究与普及，）至今尚未落实。尤为遗憾的是，吾师近年倡导并着力主编的《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和《四书解通》，远未完稿。牵挂师母晚年怎度之外，接续著述想必为吾师所最为期许。非不为也，实难能也。吾等当“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断以国学教育的新成就，尽力以国学经典的新著述，告慰吾师！
哲人其萎，“落红”有情！“落红并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带着无限的眷恋之情，化作春泥而润泽花木，滋养根叶，必将孕育更加绚丽的花朵，结出更加甘美的硕果！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