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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的罗马纳，曾以记者的身份，参与、观察和记录着这个时代。如今，身为最了解中菲关系内涵的人，他希望，可以成为照亮中菲外交之路的燃灯者。
站在时间的渡口追忆过往，常常从一个片段、一个符号开始。时间拉回到40多年前，70年代的北京，绿色的军装、红色的旗帜、合作社的牌坊、高喊的语录，夜幕来临后归于黑白的沉寂。
1971年乒乓外交
国际关系的兴趣起点
1971年的天安门，还没有这么多人。国庆期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还是学生的罗马纳带着一支15人的菲律宾学生领袖代表团，首次到访中国，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与每一桌的宾客敬酒。“我那时才23岁，端起中国著名却烈到难以下咽的茅台酒，与周恩来敬酒。”罗马纳在2012年接受菲律宾《星报》采访时回忆说：“（周恩来）是个高明的外交家，懂得如何捍卫国家的利益，他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
那一年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由乒乓球引发的外交事件，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时代》杂志描述为“乒的一声，响彻世界”（The ping heard round the world）。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嬉皮士”队员科恩上错了车，他跑到中国队的专车上面，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为表示中国人的热情，主动上前握手示好，并赠予一幅杭州织锦。世界媒体都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毕竟2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员交往一直是隔绝的状态。
此事，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国家领导人毅然做出邀请美国运动员来华访问的批示。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员，并发表欢迎致辞。就在周恩来总理讲话的几小时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对华开禁的措施，并派出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与周总理会谈。就这样，国家领导人巧妙地借着小球转动了大球，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时代再快，也不会淡忘从前的珍宝。“第一次来华时正值中国的‘乒乓外交’，我认为，周恩来总理在平衡中美苏三国关系时，是非常高明的外交家。某种程度上，他和基辛格进行的协商，让我很佩服。”罗马纳在接受《星报》采访时如是说。“乒乓外交”的两位重要人物周恩来和基辛格是对罗马纳的职业生涯来说很重要的两个人，也让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兴趣。
如果说历史上这些伟大的外交家，对于罗马纳来说，是持灯的引路人，那么如今出任菲律宾驻华大使的罗马纳，便是燃灯者，即受睦邻友好之托、照亮外交之路的人。
以外国记者的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原定于7天的行程，被当时菲律宾国内的动乱耽搁了下来。“我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拿着肉票、布票和面票，背着帆布包去读书。”罗马纳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据他回忆，他的同学来自很多国家，有擅长古汉语但不会说现代汉语的德国人、瑞典人、荷兰人和芬兰人，有关注越南战争的越南学生，爱喝酒唱歌的非洲学生，喜欢听披头士音乐的阿尔巴尼亚学生，穿着统一的朝鲜学生，还有即使在农田劳作但还穿高跟鞋的伊朗学生。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作为学习的一部分，罗马纳也曾和中国农民一起到郊外收割小麦，在工厂里和工人一起劳动。至今，他仍能哼出歌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里的旋律。
20世纪80年代，罗马纳赴美深造，学习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法，随后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担任驻华记者。这一干，就是20年，奋笔疾书于案牍，记录时代，守望社会。“姚明正要起身去休斯顿参加NBA的选秀，我采访过他。张艺谋的《菊豆》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我也采访过他。还采访过中国的一些领导人。”
身在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的罗马纳，以记者的身份，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观察者和记录者。“在中国的40多年，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改变，中国的改变，人的改变。”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GDP实现了34倍的增长，占全球经济的比例跃升至1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保持年均将近10%的高速增长。从字面上看国家力量或嫌概念化，中国国家力量的速度、高度和温度是可以随处感知的。新名词、新事物、新思想，应接不暇。多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展开，自此改革开放如春风化雨，让那个灰白年代里走出了彩色中 国。
他70岁还在逐梦
世界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便成了路。在中菲关系的这条路上，罗马纳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四十年的时间积淀，铺就了一条走向友好的路。
2013年1月，菲律宾共和国时任政府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仲裁，“南海仲裁案”开始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中菲关系也一度引人深思。直到2016年，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菲之间坚冰渐融。
同年8月，受菲律宾政府委托前总统、特使菲德尔·瓦尔德斯·拉莫斯前往中国香港与他的老朋友，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女士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教授进行友好的会晤。这是自南海仲裁裁决后，菲律宾首次表达出希望与中国接触的意愿。
菲律宾政府非常重视此次非正式会晤，在派遣代表团成员上斟酌再三、颇有深意。前总统拉莫斯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也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这次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破冰会面”中，罗马纳被任命为特别顾问，与代表团成员一起为兩个月后杜特尔特总统正式访华提供了实用而具体的议题，为中菲关系的改善铺路。
10月，杜特尔特总统如期到访中国，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会面，出席多场活动，取得众多硕果。这时的杜特尔特准备物色一位新的“中间人”协调走向缓和的中菲关系，“中国通”罗马纳似乎成为了当仁不让的选择。“杜特尔特总统的访华，我认为是一个转折点，为中菲关系打开了新篇章。”罗马纳在接受《留学》专访时回忆起两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国事访问。 So where there is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vision of connectivity and where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nverges with the economic priorities of the Philippines， there is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One is poverty alleviation.We have sever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uildings， railroads， building bridges in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Philippines will be participating in these terms of grants or low interest loan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elcome very much because we need infrastructure. Another benefit is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icularly tourism and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more connectivel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eople.
So as a resul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ourism from China has more than doubled， you know， particularly since President Duterte supported th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friendly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So we plan to double it again this year or in the next year or so. And so we expect more Chinese tourists to go to the Philippines.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re were more Philippines tourists going to China， but now I think we have achieved equality and there would be more tourists from China. So these are all benefits， you know，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trade， investment， tourism， as well as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And we hope more benefits in education because I joined a tour to Guilin last December. And w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Guilin and there were many students from many countries， but very few or hardly any from the Philippines.
站在时间的渡口追忆过往，常常从一个片段、一个符号开始。时间拉回到40多年前，70年代的北京，绿色的军装、红色的旗帜、合作社的牌坊、高喊的语录，夜幕来临后归于黑白的沉寂。
1971年乒乓外交
国际关系的兴趣起点
1971年的天安门，还没有这么多人。国庆期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还是学生的罗马纳带着一支15人的菲律宾学生领袖代表团，首次到访中国，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与每一桌的宾客敬酒。“我那时才23岁，端起中国著名却烈到难以下咽的茅台酒，与周恩来敬酒。”罗马纳在2012年接受菲律宾《星报》采访时回忆说：“（周恩来）是个高明的外交家，懂得如何捍卫国家的利益，他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
那一年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由乒乓球引发的外交事件，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时代》杂志描述为“乒的一声，响彻世界”（The ping heard round the world）。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嬉皮士”队员科恩上错了车，他跑到中国队的专车上面，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为表示中国人的热情，主动上前握手示好，并赠予一幅杭州织锦。世界媒体都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毕竟2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员交往一直是隔绝的状态。
此事，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国家领导人毅然做出邀请美国运动员来华访问的批示。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成员，并发表欢迎致辞。就在周恩来总理讲话的几小时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对华开禁的措施，并派出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与周总理会谈。就这样，国家领导人巧妙地借着小球转动了大球，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时代再快，也不会淡忘从前的珍宝。“第一次来华时正值中国的‘乒乓外交’，我认为，周恩来总理在平衡中美苏三国关系时，是非常高明的外交家。某种程度上，他和基辛格进行的协商，让我很佩服。”罗马纳在接受《星报》采访时如是说。“乒乓外交”的两位重要人物周恩来和基辛格是对罗马纳的职业生涯来说很重要的两个人，也让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兴趣。
如果说历史上这些伟大的外交家，对于罗马纳来说，是持灯的引路人，那么如今出任菲律宾驻华大使的罗马纳，便是燃灯者，即受睦邻友好之托、照亮外交之路的人。
以外国记者的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原定于7天的行程，被当时菲律宾国内的动乱耽搁了下来。“我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拿着肉票、布票和面票，背着帆布包去读书。”罗马纳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据他回忆，他的同学来自很多国家，有擅长古汉语但不会说现代汉语的德国人、瑞典人、荷兰人和芬兰人，有关注越南战争的越南学生，爱喝酒唱歌的非洲学生，喜欢听披头士音乐的阿尔巴尼亚学生，穿着统一的朝鲜学生，还有即使在农田劳作但还穿高跟鞋的伊朗学生。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作为学习的一部分，罗马纳也曾和中国农民一起到郊外收割小麦，在工厂里和工人一起劳动。至今，他仍能哼出歌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里的旋律。
20世纪80年代，罗马纳赴美深造，学习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法，随后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担任驻华记者。这一干，就是20年，奋笔疾书于案牍，记录时代，守望社会。“姚明正要起身去休斯顿参加NBA的选秀，我采访过他。张艺谋的《菊豆》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我也采访过他。还采访过中国的一些领导人。”
身在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的罗马纳，以记者的身份，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观察者和记录者。“在中国的40多年，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改变，中国的改变，人的改变。”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的GDP实现了34倍的增长，占全球经济的比例跃升至1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保持年均将近10%的高速增长。从字面上看国家力量或嫌概念化，中国国家力量的速度、高度和温度是可以随处感知的。新名词、新事物、新思想，应接不暇。多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展开，自此改革开放如春风化雨，让那个灰白年代里走出了彩色中 国。
他70岁还在逐梦
世界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便成了路。在中菲关系的这条路上，罗马纳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四十年的时间积淀，铺就了一条走向友好的路。
2013年1月，菲律宾共和国时任政府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仲裁，“南海仲裁案”开始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中菲关系也一度引人深思。直到2016年，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菲之间坚冰渐融。
同年8月，受菲律宾政府委托前总统、特使菲德尔·瓦尔德斯·拉莫斯前往中国香港与他的老朋友，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女士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教授进行友好的会晤。这是自南海仲裁裁决后，菲律宾首次表达出希望与中国接触的意愿。
菲律宾政府非常重视此次非正式会晤，在派遣代表团成员上斟酌再三、颇有深意。前总统拉莫斯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也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在这次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破冰会面”中，罗马纳被任命为特别顾问，与代表团成员一起为兩个月后杜特尔特总统正式访华提供了实用而具体的议题，为中菲关系的改善铺路。
10月，杜特尔特总统如期到访中国，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会面，出席多场活动，取得众多硕果。这时的杜特尔特准备物色一位新的“中间人”协调走向缓和的中菲关系，“中国通”罗马纳似乎成为了当仁不让的选择。“杜特尔特总统的访华，我认为是一个转折点，为中菲关系打开了新篇章。”罗马纳在接受《留学》专访时回忆起两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国事访问。 So where there is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vision of connectivity and where the One Belt One Road converges with the economic priorities of the Philippines， there is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One is poverty alleviation.We have sever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uildings， railroads， building bridges in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Philippines will be participating in these terms of grants or low interest loan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elcome very much because we need infrastructure. Another benefit is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icularly tourism and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more connectivel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eople.
So as a resul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ourism from China has more than doubled， you know， particularly since President Duterte supported th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friendly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So we plan to double it again this year or in the next year or so. And so we expect more Chinese tourists to go to the Philippines.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re were more Philippines tourists going to China， but now I think we have achieved equality and there would be more tourists from China. So these are all benefits， you know，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trade， investment， tourism， as well as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And we hope more benefits in education because I joined a tour to Guilin last December. And w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Guilin and there were many students from many countries， but very few or hardly any from the Philipp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