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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历经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伟大胜利，1945年8月15日上午10时10分，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零时30分，日军大本营发出了中国派遣军关于军队投降的第一份电令。20日18时，驻广州的田中久一中将接到了中国派遣军的投降命令。9月16日，驻广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统由原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代表，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受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宣读的受降第一号命令，并在降书上签字执行，继而向部属下达了停止抵抗，立即投降的命令。
是月28日，张发奎指令，为接收、管理广东地区日俘，在顺德、海口、东莞三地设立日俘管理处，各处长官分为谭生林、张嘉斌、邓世汉。接而再令第64军军长张驰负责对顺德、中山、江门、新会、开平、恩平、台山等地区的日俘130师团及其配属部队的监视和接收事宜。随后，张驰即令部属131师师长张显岐于番禺市桥、大良四周驻兵设哨，严密监管，保障交通及治安安全，并协同接收和点验战俘；159师师长刘绍武率3000名官兵从江门开进大良，具体负责日俘的接收、点验和管理。与此同时，军部还在大良设立前进指挥所，负责统管日俘各事，由军部参谋长陈郁萍主管。10月6日，159师475团团长李振中奉令先行接收驻容奇、桂洲日军，收缴其轻重兵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并就地安置看管日俘，继后随同64军军部指挥所押解战俘开进大良。26、27、28日连续3天，日俘130师团大规模开进大良战俘营集中，其余各部也随后零零星星陆续进入。11月1日，按照规定开始对日俘实施全面管理。
被全部解除武装的日俘开进大良后，精神状态陷于极度的沮丧和纷乱，失望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部队。为加强对日俘的管理教育，陈郁萍严令日俘，必须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听从监管，不得匿藏武器、弹药、物资、器材、通讯设备等。由于日俘驻地分散，范围较广，给统一管理带来困难，陈郁萍再行约法三章，严格规定：所有来往及离开驻所者，均须佩领外出许可证章；对中方哨兵及官长须立正敬礼；严禁一切违反中国风俗习惯行为。上述各规定，如有违反，即予拘办，严惩不贷。
日俘集中营的驻地，除县政府外，余均分布于大良四郊各乡的祠庙，130师团降俘各部属的驻地安置情形，如表：
日俘人数，原应为12017人，除事故或其它特殊原因外，实到顺德集中营人数如上述统计。在战俘总数中，属朝鲜籍者为184人。
日俘进入集中营后，军部陈郁萍为进一步明暸、核查日俘实到人数，检核特准借用或保留的武器装备、被服数量是否相符，以及营中生活给养、卫生医疗、风纪状况等，遂连续3天，派员分组进行点验。第一组由131师参谋长张其中上校率领；第二组由393团团长郑曙曦上校率领。两组接指令先核查各集中营驻地日俘人数、姓名、职级，检查战俘给养等状况。在给养上，尽管中国政府在战后处于哀鸿遍野，饿孚枕籍的极度窘迫中，仍严格规定、全力保障战俘与中方军队同等补给：副食费每月1400元（国币），米粮每天20两（旧秤）。在视察各驻地卫生医疗和设施中，强调要遵守国际公约，给约800名伤病者以人道主义治疗。至于风纪，日俘大多对中国政府的宽宏大度和优待俘虏政策心存感激，并对战争罪行有愧疚感，故能遁规蹈矩，听从监管，如乐意服从分配清理遭受战争破坏的碎砖瓦烁，清扫街道的环境卫生，从事挑水、搬运柴草、种植自给蔬菜的劳动。关于集中营内战俘状况，当年（1945年）广州《大光报》记者在访问负责与中方陈郁萍联络请示的日俘130师团参谋长吉村芳次大佐后，在11月1日《大光报》的《中顺访问纪行》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报导：“我们到访时，吉村立即起身与我们很热烈的握手。当问及集中营内生活状况时，吉村表示大致还好，对中国政府的优待，给予充足的食物、医疗表示诚挚的谢意，说话时似有无限的惭愧和忏悔。吉村接而说，希望你们能把他们的真实情形向中国老百姓作详尽的报导，使之能和我们和平合作，给我们帮忙，那就很庆幸，也很感激你们了。”
吉村的访谈，真实地表达了大多数战俘对战争的悔意和愧疚，也表示了对和平、友好、合作的憧憬和寄望。但战俘营中仍有少数不服监管的顽劣，受到中方的严厉惩处。如不听劝阻，擅自毁拆大良北乡锦岩东街、下街、直街和横街、里村大街等民居围墙，捣毁河边两岸石磡，撬去街道铺石，阻止乡民通过新基大街，借此发泄不满；辎重队长广濑忠男纠率数十人，手持铁铲、十字撬、竹杠，与劝阻和指责其破坏的愤懑乡民对峙，摆开撕杀挑衅架势……
1946年3月中旬，经民众检举，中方的日俘管理所主任谭生林，奉令拘押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近藤新八。在拘押的现场，众俘惊恐万状，纷纷跪地求饶，哀求对自己宽大处理。谭见状，即向战俘解读了俘虏政策，宽严尺度。众俘听后，面露欢慰，谢恩而起。
未几，中国政府履行了国际波茨坦宣言中第9条：“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之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使其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向战俘宣布了遣返其回国返乡的决定。众俘听后，喜形于色，现场瞬即成了欢乐的海洋。
是月18日，顺德日军集中营战俘兵团长钟馗，旅团长针谷，参谋长吉村，高级副官手冢，部队长尾尻、小形、内田等众官兵，结束了异国乡愁，开始分批从顺德伦教乌洲河道出发，乘美国的运输船，前往东莞虎门附近沙尾，被遣送回国。正当130师团官兵被遣送返乡之际，师团团长近藤新八和上尉队副崛本武男等7人，同时被押解往广州行营军法处审理。
犯战争罪的近藤新八，日本香川县人，生于1893年，个性凶残、暴戾，被日本军阀捧为“一龙二虎”中之一虎。1916年从军，1938年出征侵华，先后于东北、华北、华南等地残酷实施“三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1942年擢升为第37师师团少将参谋。1944年奉令征调日本退役官兵，组建独立混成旅第19旅团，编属预备役部队，近藤新八充任旅团团长，担负广东潮汕地区的警备任务。1945年初，再从国内九洲的鹿儿岛、熊本、山口等地区征调退役官兵，与原19旅团扩编组成130师团，近藤新八升任中将师团团长，隶属驻广州田中久一的23军，其主要活动地区为顺德、番禺、中山、江门、新会、开平、恩平、台山等。
近藤新八在侵华期间，对无辜民众恣纵杀戮，惨无人道。1942年在顺德北滘西海“扫荡”时，指令部属把冯氏、梁氏等6名来不及走避的老妪推进焚烧的茅屋内活活烧死，并纵火焚毁民居百余；1944年在惠州“扫荡”时，率部刺杀、活埋群众5000余人；在揭阳“扫荡”时，挖百姓活人心煮熟分吃；在开平楼岗活生生肢解抗日志士7人……其法西斯兽行，令人发指。
近藤新八在投降就俘后，毫无反省悔改。1945年10月，中方64军131师在接收点验时，当场收缴日俘随身携带的日本小军旗，并发现有匿藏物资、器材等情况，接收部队当即严厉训斥。近藤新八竟咆哮如雷，破口大骂，煽动战俘拒不服罪。又据当年战俘营的中方翻译官李益三先生披露，近藤新八气焰嚣张，军国主义思想严重，常借机闹事，击拍桌子，辱骂中方管理人员……
1947年10月21日，经广州行营军法处、军事法庭和高等法院实地取证审结，指控近藤新八血债累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犯有“谋害与屠杀”、“对平民施以酷刑”、“发布尽杀无赦之命令”和“违反人道罪”等严重的战争罪行，随即押赴广州流化刑场处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是月28日，张发奎指令，为接收、管理广东地区日俘，在顺德、海口、东莞三地设立日俘管理处，各处长官分为谭生林、张嘉斌、邓世汉。接而再令第64军军长张驰负责对顺德、中山、江门、新会、开平、恩平、台山等地区的日俘130师团及其配属部队的监视和接收事宜。随后，张驰即令部属131师师长张显岐于番禺市桥、大良四周驻兵设哨，严密监管，保障交通及治安安全，并协同接收和点验战俘；159师师长刘绍武率3000名官兵从江门开进大良，具体负责日俘的接收、点验和管理。与此同时，军部还在大良设立前进指挥所，负责统管日俘各事，由军部参谋长陈郁萍主管。10月6日，159师475团团长李振中奉令先行接收驻容奇、桂洲日军，收缴其轻重兵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并就地安置看管日俘，继后随同64军军部指挥所押解战俘开进大良。26、27、28日连续3天，日俘130师团大规模开进大良战俘营集中，其余各部也随后零零星星陆续进入。11月1日，按照规定开始对日俘实施全面管理。
被全部解除武装的日俘开进大良后，精神状态陷于极度的沮丧和纷乱，失望与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整个部队。为加强对日俘的管理教育，陈郁萍严令日俘，必须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听从监管，不得匿藏武器、弹药、物资、器材、通讯设备等。由于日俘驻地分散，范围较广，给统一管理带来困难，陈郁萍再行约法三章，严格规定：所有来往及离开驻所者，均须佩领外出许可证章；对中方哨兵及官长须立正敬礼；严禁一切违反中国风俗习惯行为。上述各规定，如有违反，即予拘办，严惩不贷。
日俘集中营的驻地，除县政府外，余均分布于大良四郊各乡的祠庙，130师团降俘各部属的驻地安置情形，如表：
日俘人数，原应为12017人，除事故或其它特殊原因外，实到顺德集中营人数如上述统计。在战俘总数中，属朝鲜籍者为184人。
日俘进入集中营后，军部陈郁萍为进一步明暸、核查日俘实到人数，检核特准借用或保留的武器装备、被服数量是否相符，以及营中生活给养、卫生医疗、风纪状况等，遂连续3天，派员分组进行点验。第一组由131师参谋长张其中上校率领；第二组由393团团长郑曙曦上校率领。两组接指令先核查各集中营驻地日俘人数、姓名、职级，检查战俘给养等状况。在给养上，尽管中国政府在战后处于哀鸿遍野，饿孚枕籍的极度窘迫中，仍严格规定、全力保障战俘与中方军队同等补给：副食费每月1400元（国币），米粮每天20两（旧秤）。在视察各驻地卫生医疗和设施中，强调要遵守国际公约，给约800名伤病者以人道主义治疗。至于风纪，日俘大多对中国政府的宽宏大度和优待俘虏政策心存感激，并对战争罪行有愧疚感，故能遁规蹈矩，听从监管，如乐意服从分配清理遭受战争破坏的碎砖瓦烁，清扫街道的环境卫生，从事挑水、搬运柴草、种植自给蔬菜的劳动。关于集中营内战俘状况，当年（1945年）广州《大光报》记者在访问负责与中方陈郁萍联络请示的日俘130师团参谋长吉村芳次大佐后，在11月1日《大光报》的《中顺访问纪行》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报导：“我们到访时，吉村立即起身与我们很热烈的握手。当问及集中营内生活状况时，吉村表示大致还好，对中国政府的优待，给予充足的食物、医疗表示诚挚的谢意，说话时似有无限的惭愧和忏悔。吉村接而说，希望你们能把他们的真实情形向中国老百姓作详尽的报导，使之能和我们和平合作，给我们帮忙，那就很庆幸，也很感激你们了。”
吉村的访谈，真实地表达了大多数战俘对战争的悔意和愧疚，也表示了对和平、友好、合作的憧憬和寄望。但战俘营中仍有少数不服监管的顽劣，受到中方的严厉惩处。如不听劝阻，擅自毁拆大良北乡锦岩东街、下街、直街和横街、里村大街等民居围墙，捣毁河边两岸石磡，撬去街道铺石，阻止乡民通过新基大街，借此发泄不满；辎重队长广濑忠男纠率数十人，手持铁铲、十字撬、竹杠，与劝阻和指责其破坏的愤懑乡民对峙，摆开撕杀挑衅架势……
1946年3月中旬，经民众检举，中方的日俘管理所主任谭生林，奉令拘押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近藤新八。在拘押的现场，众俘惊恐万状，纷纷跪地求饶，哀求对自己宽大处理。谭见状，即向战俘解读了俘虏政策，宽严尺度。众俘听后，面露欢慰，谢恩而起。
未几，中国政府履行了国际波茨坦宣言中第9条：“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之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使其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向战俘宣布了遣返其回国返乡的决定。众俘听后，喜形于色，现场瞬即成了欢乐的海洋。
是月18日，顺德日军集中营战俘兵团长钟馗，旅团长针谷，参谋长吉村，高级副官手冢，部队长尾尻、小形、内田等众官兵，结束了异国乡愁，开始分批从顺德伦教乌洲河道出发，乘美国的运输船，前往东莞虎门附近沙尾，被遣送回国。正当130师团官兵被遣送返乡之际，师团团长近藤新八和上尉队副崛本武男等7人，同时被押解往广州行营军法处审理。
犯战争罪的近藤新八，日本香川县人，生于1893年，个性凶残、暴戾，被日本军阀捧为“一龙二虎”中之一虎。1916年从军，1938年出征侵华，先后于东北、华北、华南等地残酷实施“三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1942年擢升为第37师师团少将参谋。1944年奉令征调日本退役官兵，组建独立混成旅第19旅团，编属预备役部队，近藤新八充任旅团团长，担负广东潮汕地区的警备任务。1945年初，再从国内九洲的鹿儿岛、熊本、山口等地区征调退役官兵，与原19旅团扩编组成130师团，近藤新八升任中将师团团长，隶属驻广州田中久一的23军，其主要活动地区为顺德、番禺、中山、江门、新会、开平、恩平、台山等。
近藤新八在侵华期间，对无辜民众恣纵杀戮，惨无人道。1942年在顺德北滘西海“扫荡”时，指令部属把冯氏、梁氏等6名来不及走避的老妪推进焚烧的茅屋内活活烧死，并纵火焚毁民居百余；1944年在惠州“扫荡”时，率部刺杀、活埋群众5000余人；在揭阳“扫荡”时，挖百姓活人心煮熟分吃；在开平楼岗活生生肢解抗日志士7人……其法西斯兽行，令人发指。
近藤新八在投降就俘后，毫无反省悔改。1945年10月，中方64军131师在接收点验时，当场收缴日俘随身携带的日本小军旗，并发现有匿藏物资、器材等情况，接收部队当即严厉训斥。近藤新八竟咆哮如雷，破口大骂，煽动战俘拒不服罪。又据当年战俘营的中方翻译官李益三先生披露，近藤新八气焰嚣张，军国主义思想严重，常借机闹事，击拍桌子，辱骂中方管理人员……
1947年10月21日，经广州行营军法处、军事法庭和高等法院实地取证审结，指控近藤新八血债累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犯有“谋害与屠杀”、“对平民施以酷刑”、“发布尽杀无赦之命令”和“违反人道罪”等严重的战争罪行，随即押赴广州流化刑场处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