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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又叫重症监护室，是医院里最特别的一个部门。因为费用高昂（日均约3000-20000元），它被称为“最昂贵的酒店”。但也许更形象的说法是“死神的餐馆”，住在里面的人，有的自己走出来，更多被车子推出来。
年轻人是ICU里的稀客，他们的生命力正在最旺盛的时候，ICU像是人生一個突然的急刹车，我们的一个受访对象安安心有余悸地说：“原来年轻人也是会突然死掉的。”
今年清明节，我和那些住过ICU的年轻人聊了聊，在他们的回忆里，ICU无一例外地惨白，极度安静，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谈起那段插着管子过活的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情。但相似的是，当被死亡威胁过，他们都更明白了什么是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以及，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
高考完的夏天，19岁的我遇上了一场车祸。我开着摩托车以最大的速度“不小心”冲进一辆大卡车的车底，被人从车盘底下拉出来的时候，脑袋肿了两圈，颈动脉喷出的血已将全身染红，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
在重点高中的我，一直以来成绩都不错，重点、名牌大学基本没问题。但那年高考，我却掉出了本科线。其他人考得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们都决定去上大学了，没有人留下来一起复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想过自杀，但是道德压力太大，况且我也没有彻底抛弃父母的决心。哪怕高三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有家长嘘寒问暖，送来吃的补的，而我父母却不闻不问，即使我考了第一名。
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但又觉得他们也就爱我到那里为止。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消失了一整年，回来的时候抱着一个婴儿，她让我叫妹妹。我和妹妹共享同一对父母，但显然她是得到更多的那一个。小学四年级，父母开始做生意，我们之间便失去了对话。
于是，在高考失利的那个夏天我迷上了机车，那种疾速的飞驰感不给我任何思考的余地。偶尔心里有个邪恶的想法，要是能出事就好了，这样我便能彻底解脱。
我盼到了意外，不仅仅颅骨和皮肉受伤，胳膊和腿都断了。父亲罕见地暂停了生意，在医院里陪我一整个月。因为四肢都是断的，任何需要搬运身体的动作，都是父亲背我，或者抱我，那是我真正感到温暖的一个月。
那次在ICU里我昏迷了36个小时，家人就在门外寸步不离地守了36小时。我清晰地记得，刚醒来的时候手脚被固定了不能动。医生走过来问我：“想喝水不？”我说：“想喝冰红茶。”
父亲一句话没说，飞奔出去，买回了一整箱。
初中校门口前面是一条省道，学校为了照顾我们安全通过，每天晚上放学都会有值班老师带着学生过马路。
我就是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被小汽车撞的。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我的瞳孔已经扩散，休克，直接送进了ICU抢救。虽然没有骨折，但是脾脏破裂，听说当时肚子里面全部是血，得先抽了血才能手术。
现在都还记得刚做完手术后的第二天。
当时自己不能喝水，渴得要命，一直闹着要喝雪碧。家里人买了一瓶放在窗台上让我看着，那瓶雪碧我至今还记得，碧绿色的塑料瓶身上贴着伏明霞代言的贴纸，液体晶莹透亮，那一定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雪碧。
由于脏器受损，我开始了在ICU漫长的住院，连过年都是在医院里。费用由撞我的司机负责，他是一家公司的职业司机，公司帮他买了单。
在里面住得久了，看着一波波病人被送进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好好走出去。记得有天半夜送进一个大哥哥，他刚考上大学，和我一样遇上了车祸，抢救了一会儿就宣告死亡。他就睡在隔壁，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白皙皮肤上的纹理，但说没就没了。在他被运走的时候，我故意把脸侧去了相反的方向。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原来年轻人也是可能突然死掉的。ICU里的我们就像是排排站在一起的小蔬菜，今天死神要吃谁，谁就枯萎。
我在医院瘫痪过一阵子，那时候的腿看起来是正常的腿，但已经失去知觉，再大的力气都提不起来，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能走路了，生不如死。持续做了很久的复健，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脚底钻心地疼痛，就像站在了一块立满绣花针的木板上。可是我好开心啊，整个ICU都被我逛遍了，像死而复生之后，又被解放了一次。
后来我不满足在ICU逛，住院楼后面有个小花园，我天天都去。后来有一次无意中说起，护工让我不要再去，医院把很多夭折的婴儿都埋在里面。我听了竟然不觉得害怕，反而恍然大悟，难怪那些花那么好看，原来是有生命参与生长的。
可能是那时候看过了太多的死亡，以至于后来我不再害怕它，反而更珍惜活着。就比如我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一个人要带孩子、做家务、照顾骨折的老公，完了还要上班。普通人都觉得要崩溃了，但我觉得还好。
四年前，我的颅骨被锯开过，头颅上爬着一条蜈蚣一样的疤。直到今年做了植发，我才看上去像一个正常人。而在这之前的日子，我每天都顶着伤口被人们审视。
高一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头疼，父母便带我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我脑子里有海绵状血管瘤，医生还安慰我，是良性的，有些人一辈子不会发作。但我是被选中的那一个，我的瘤子正好长在语言神经上，后来直接导致我失语。在学校读书，当着同学们的面，我说不出话来，他们还以为我在表演哑巴，就也跟着我学。
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外出吃饭，我走着走着就没了知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救护车上了。那是我失语后第一次昏倒，不仅如此，我还会抽搐、翻白眼、口吐白沫、四肢无力。我不想死，我连恋爱都还没有谈过。
尝试保守性的手术失败之后，我只能打开头骨做开颅手术。术后我在ICU住了四五天，每一天都在发烧，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不过我也算是在里面救了一个人。
当时我旁边也有一个术后老人，可能是觉得太痛苦，他在旁边呻吟着想要轻生，才“重生”的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想想你在外面的家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他这才平静下来。 那时候我是真的这么想的。做手术是在重庆的春天，我站在床边看那些植物拔节生长，就好像能感觉到自己伤口一点点地愈合。我想出院，想回家，想吃辣，想和朋友们一起春游，我还想再过段时间去游泳，哪怕脑子真的可能会进水。我看着窗户里倒映着一个头顶大沙包的木乃伊，满心期待地笑了。
但当我真正地走出了ICU，发现疾病的后遗症并不一定是疾病。病愈之后，也未必会变得勇敢和珍惜。一场大病改变了我的性情，因为那道刺眼的疤痕，我很自卑，也很消极，不能很好地面对这个世界，我自找了许多跌宕烦恼。在医院，我是和死神打交道，但进了社会，我发现人心比死神更难以直视。
去年7月初生病之前，我一直是一个身体很好的人，感冒都很难得有，不知道怎么就被传染了结核杆菌。
我刚毕业，一个人在成都上班。一开始只是周日起床之后头痛，去了小诊所，以为是小问题，便没在意。周一我还照常去上班，受不了的时候就趴一会，但后脑勺一阵一阵地疼，就请假提前回家躺着，那时候外面是白天黑夜我已经分不清了。
一直到了周二早上七点，我稍微清醒了一些，听到有人敲门，便拖着身体开门。看到男朋友，才想起来之前约好了他从杭州坐深夜航班过来看我，他已经在門外等了四个多小时。看到我，他很激动，但我已经无暇反应。
他叫我去医院，我就倔着不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些什么。可能是因为钱吧，刚工作一年，工资扣除房租生活费，哪有钱给我生病？想着再躺一会也许会好，刚躺下我就吐了，全身和床上都是，随后我就失去了全部意识。男朋友把我送到了医院。
后来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邻居，在我们当地的小诊所医，去世的时候就十几岁，也是脑膜炎。我不敢想象那天如果男朋友因为我没开门，赌气走了，我会怎样。在成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生了病。
家里人说什么都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上班，让我回家考教师和公务员。生病之前我根本没想过要回老家的事情，我喜欢做外贸，想在成都打拼，然后定居。但这次我没有反抗，7月生病，8月出院就回了家。
一开始我觉得很灰心，因为我不想做他们眼里稳定的工作，还是想做外贸，但是一个小县城怎么会有外贸呢？就在希望快要破灭的时候，我收到了某大企业的客户经理的电话。他在网上看到我的简历，说有一个客户在汉旺招人做外贸，我听到“汉旺”这两个字都惊呆了。我在老家呆了20年，从没听过有外贸工厂。
后来我去面试，才发现我曾无数次经过现在这个厂门口。原来我们这个片区，是全国做磷酸盐的基地。这个厂做外贸已经20年，年销售额有一千多万元。当时就感觉，这个厂是为我突然出现的。
我生了一场大病，因为那场病离开了大城市。我以为自己一辈子完蛋了，只能当老师或者公务员混日子了，可我没想到自己做着比之前更好的工作，过得更健康，家人也在身边。
有的时候，失去是得到的同义词。
（蔡胜南荐自《视野》）
责编：Ester
年轻人是ICU里的稀客，他们的生命力正在最旺盛的时候，ICU像是人生一個突然的急刹车，我们的一个受访对象安安心有余悸地说：“原来年轻人也是会突然死掉的。”
今年清明节，我和那些住过ICU的年轻人聊了聊，在他们的回忆里，ICU无一例外地惨白，极度安静，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谈起那段插着管子过活的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情。但相似的是，当被死亡威胁过，他们都更明白了什么是生命中更重要的东西，以及，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
高考完的夏天，19岁的我遇上了一场车祸。我开着摩托车以最大的速度“不小心”冲进一辆大卡车的车底，被人从车盘底下拉出来的时候，脑袋肿了两圈，颈动脉喷出的血已将全身染红，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
在重点高中的我，一直以来成绩都不错，重点、名牌大学基本没问题。但那年高考，我却掉出了本科线。其他人考得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们都决定去上大学了，没有人留下来一起复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想过自杀，但是道德压力太大，况且我也没有彻底抛弃父母的决心。哪怕高三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有家长嘘寒问暖，送来吃的补的，而我父母却不闻不问，即使我考了第一名。
我知道他们是爱我的，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但又觉得他们也就爱我到那里为止。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消失了一整年，回来的时候抱着一个婴儿，她让我叫妹妹。我和妹妹共享同一对父母，但显然她是得到更多的那一个。小学四年级，父母开始做生意，我们之间便失去了对话。
于是，在高考失利的那个夏天我迷上了机车，那种疾速的飞驰感不给我任何思考的余地。偶尔心里有个邪恶的想法，要是能出事就好了，这样我便能彻底解脱。
我盼到了意外，不仅仅颅骨和皮肉受伤，胳膊和腿都断了。父亲罕见地暂停了生意，在医院里陪我一整个月。因为四肢都是断的，任何需要搬运身体的动作，都是父亲背我，或者抱我，那是我真正感到温暖的一个月。
那次在ICU里我昏迷了36个小时，家人就在门外寸步不离地守了36小时。我清晰地记得，刚醒来的时候手脚被固定了不能动。医生走过来问我：“想喝水不？”我说：“想喝冰红茶。”
父亲一句话没说，飞奔出去，买回了一整箱。
初中校门口前面是一条省道，学校为了照顾我们安全通过，每天晚上放学都会有值班老师带着学生过马路。
我就是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被小汽车撞的。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我的瞳孔已经扩散，休克，直接送进了ICU抢救。虽然没有骨折，但是脾脏破裂，听说当时肚子里面全部是血，得先抽了血才能手术。
现在都还记得刚做完手术后的第二天。
当时自己不能喝水，渴得要命，一直闹着要喝雪碧。家里人买了一瓶放在窗台上让我看着，那瓶雪碧我至今还记得，碧绿色的塑料瓶身上贴着伏明霞代言的贴纸，液体晶莹透亮，那一定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雪碧。
由于脏器受损，我开始了在ICU漫长的住院，连过年都是在医院里。费用由撞我的司机负责，他是一家公司的职业司机，公司帮他买了单。
在里面住得久了，看着一波波病人被送进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好好走出去。记得有天半夜送进一个大哥哥，他刚考上大学，和我一样遇上了车祸，抢救了一会儿就宣告死亡。他就睡在隔壁，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白皙皮肤上的纹理，但说没就没了。在他被运走的时候，我故意把脸侧去了相反的方向。
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原来年轻人也是可能突然死掉的。ICU里的我们就像是排排站在一起的小蔬菜，今天死神要吃谁，谁就枯萎。
我在医院瘫痪过一阵子，那时候的腿看起来是正常的腿，但已经失去知觉，再大的力气都提不起来，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能走路了，生不如死。持续做了很久的复健，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脚底钻心地疼痛，就像站在了一块立满绣花针的木板上。可是我好开心啊，整个ICU都被我逛遍了，像死而复生之后，又被解放了一次。
后来我不满足在ICU逛，住院楼后面有个小花园，我天天都去。后来有一次无意中说起，护工让我不要再去，医院把很多夭折的婴儿都埋在里面。我听了竟然不觉得害怕，反而恍然大悟，难怪那些花那么好看，原来是有生命参与生长的。
可能是那时候看过了太多的死亡，以至于后来我不再害怕它，反而更珍惜活着。就比如我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一个人要带孩子、做家务、照顾骨折的老公，完了还要上班。普通人都觉得要崩溃了，但我觉得还好。
四年前，我的颅骨被锯开过，头颅上爬着一条蜈蚣一样的疤。直到今年做了植发，我才看上去像一个正常人。而在这之前的日子，我每天都顶着伤口被人们审视。
高一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头疼，父母便带我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我脑子里有海绵状血管瘤，医生还安慰我，是良性的，有些人一辈子不会发作。但我是被选中的那一个，我的瘤子正好长在语言神经上，后来直接导致我失语。在学校读书，当着同学们的面，我说不出话来，他们还以为我在表演哑巴，就也跟着我学。
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外出吃饭，我走着走着就没了知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救护车上了。那是我失语后第一次昏倒，不仅如此，我还会抽搐、翻白眼、口吐白沫、四肢无力。我不想死，我连恋爱都还没有谈过。
尝试保守性的手术失败之后，我只能打开头骨做开颅手术。术后我在ICU住了四五天，每一天都在发烧，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不过我也算是在里面救了一个人。
当时我旁边也有一个术后老人，可能是觉得太痛苦，他在旁边呻吟着想要轻生，才“重生”的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想想你在外面的家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他这才平静下来。 那时候我是真的这么想的。做手术是在重庆的春天，我站在床边看那些植物拔节生长，就好像能感觉到自己伤口一点点地愈合。我想出院，想回家，想吃辣，想和朋友们一起春游，我还想再过段时间去游泳，哪怕脑子真的可能会进水。我看着窗户里倒映着一个头顶大沙包的木乃伊，满心期待地笑了。
但当我真正地走出了ICU，发现疾病的后遗症并不一定是疾病。病愈之后，也未必会变得勇敢和珍惜。一场大病改变了我的性情，因为那道刺眼的疤痕，我很自卑，也很消极，不能很好地面对这个世界，我自找了许多跌宕烦恼。在医院，我是和死神打交道，但进了社会，我发现人心比死神更难以直视。
去年7月初生病之前，我一直是一个身体很好的人，感冒都很难得有，不知道怎么就被传染了结核杆菌。
我刚毕业，一个人在成都上班。一开始只是周日起床之后头痛，去了小诊所，以为是小问题，便没在意。周一我还照常去上班，受不了的时候就趴一会，但后脑勺一阵一阵地疼，就请假提前回家躺着，那时候外面是白天黑夜我已经分不清了。
一直到了周二早上七点，我稍微清醒了一些，听到有人敲门，便拖着身体开门。看到男朋友，才想起来之前约好了他从杭州坐深夜航班过来看我，他已经在門外等了四个多小时。看到我，他很激动，但我已经无暇反应。
他叫我去医院，我就倔着不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些什么。可能是因为钱吧，刚工作一年，工资扣除房租生活费，哪有钱给我生病？想着再躺一会也许会好，刚躺下我就吐了，全身和床上都是，随后我就失去了全部意识。男朋友把我送到了医院。
后来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邻居，在我们当地的小诊所医，去世的时候就十几岁，也是脑膜炎。我不敢想象那天如果男朋友因为我没开门，赌气走了，我会怎样。在成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生了病。
家里人说什么都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上班，让我回家考教师和公务员。生病之前我根本没想过要回老家的事情，我喜欢做外贸，想在成都打拼，然后定居。但这次我没有反抗，7月生病，8月出院就回了家。
一开始我觉得很灰心，因为我不想做他们眼里稳定的工作，还是想做外贸，但是一个小县城怎么会有外贸呢？就在希望快要破灭的时候，我收到了某大企业的客户经理的电话。他在网上看到我的简历，说有一个客户在汉旺招人做外贸，我听到“汉旺”这两个字都惊呆了。我在老家呆了20年，从没听过有外贸工厂。
后来我去面试，才发现我曾无数次经过现在这个厂门口。原来我们这个片区，是全国做磷酸盐的基地。这个厂做外贸已经20年，年销售额有一千多万元。当时就感觉，这个厂是为我突然出现的。
我生了一场大病，因为那场病离开了大城市。我以为自己一辈子完蛋了，只能当老师或者公务员混日子了，可我没想到自己做着比之前更好的工作，过得更健康，家人也在身边。
有的时候，失去是得到的同义词。
（蔡胜南荐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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