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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普法战争的炮声中，青年尼采沉思并写下了《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这不是一部思古之作，而是面向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未来之作。在德国即将统一，走上世界历史之际，他在思考德国要走一条怎样的文化道路，应当创造何种民族文化，成为何种文化民族，担当何种文化使命。而他关于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想象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化、文化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关键词：悲剧文化；德国精神；德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4—0007—07
(一)
1871年德国战胜了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统一，德国从此开始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进入现代历史舞台。这对于德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要知道德国曾是四分五裂、落后受压，几代人都渴望着民族的解放和统一，而在经历了百年之后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
然而对于这场胜利，德国知识分子除了把它看作军事上的胜利外，还对它进行了一种文化解读，从中读出了文化意义，认为这场胜利也是德国文化的胜利。
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知识分子的确参与了德国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斗争，而且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德国的启蒙时代到古典、浪漫时代，从莱辛、赫尔德、席勒和歌德及至浪漫派，德国知识分子无不面对分裂的德国，通过发掘德国的民间诗歌、传说，创作德国的民族文学，维护本源的德语而呼唤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卢卡奇指出，在这些渴求解放和统一的“德国先进知识分子”那里，民族是文化性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文化概念”，是有着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的共同体，他们迫切要做的就是先行创造出德国文化，把德国变成一个恪守相同文化价值的文化民族，实现德国的文化统一。他们发动的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汇入了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为德国最终成为独立统一的民族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基于此，当德国战胜法国争得了民族独立统一后，德国知识分子似乎有理由认为，这场胜利也是德国文化的胜利。
当德国知识分子陶醉在这种文化胜利的狂欢中的时候，古典语文学者青年尼采却清醒地看穿了这种狂欢的虚幻和危险性。
虽然研究的是古典语文学，他关心的却是文化本质，文化民族性问题。他是从生命出发理解文化的，认为文化源出于对生命意义的关怀，文化即是关于生命意义的体系，担当着对生命的辩护。他在思考文化本质问题的同时，也在深入思考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如果他的前辈们思考的是民族的文化性问题，把它变成了“单纯的文化概念”，要创造德国的民族文化，他则把文化变成了“单纯的民族概念”，所谓文化即是一个民族生活全部表现的风格统一体，它就扎根于民族生活之中，民族生活是其内核，它的全部表现形式在文化中凝结成形。因此如果民族是文化的，那么文化也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是一体的关系。基于他对文化的这些思考，青年尼采对普法战争中德国的胜利及其文化意义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青年尼采没有被德国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确否定了德国知识分子对这场胜利的文化解读。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德国文化胜利的问题，德国所以打败法国依靠的是德国军人的严格训练、天性勇敢和服从，与文化何干。德国的胜利只是军事上的胜利。如果硬把军事上的胜利也看成文化上的胜利，不过是幻觉、自我欺骗罢了。问题是，德国有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果德国连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何谈文化的胜利?他认为，德国的确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是现代文化代表法国文化的翻版，但却比法国文化庸俗，不仅只模仿，不创造，还患上了严重的现代文化病；莱辛、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化尚充满创造力，而普法战争时期的德国文化却没有把前辈创造的文化推向前进，相反越来越市侩，失去了上升时期市民阶级文化的高贵。
因此德国实际上又没有真正的文化，只有作为新的野蛮化的市侩文化，这种市侩文化怎么可能比法国文化优越，战胜它呢?况且法国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的文化民族，“民族和文化融为一体”，有体现自己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而德国还谈不上是个真正的文化民族，它缺少扎根于本民族精神的真正文化，德国已有的市侩文化根本不是德国民族精神的表现，反而是对它的遮蔽，从而这种文化是无根基的，实际上是非德国的，因此如果错把这种市侩文化看作德国的民族文化，并且还认为它取得了对法国文化的胜利，那么德国反而会真的输掉这场战争，成为失败者。
(二)
青年尼采实际上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场战争。他还以极高热情投笔从戎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且还作为古典语文学者认真严肃地思考这场战争，在震撼欧洲的炮声里，沉思并写下了《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在这部书中，他虽然旨在研究希腊悲剧文化的起源及其衰亡，但是他研究希腊悲剧文化却也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感叹悲剧之消亡，而是意在借对希腊文化的研究思考德国文化的未来，通过考察希腊文化的命运启示未来德国文化的命运。他研究的是希腊，心系的却是德国，关注的是过去，留意的却是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未来。
此时的青年尼采敏锐地洞悉到了德国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即将统一的德国将向何处去?在现代文化体系中，德国要走一条怎样的文化道路，应当创造何种民族文化，成为何种文化民族，担当何种文化使命?
在德国的启蒙时代，以莱辛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视现代法国为学习的对象，要建立德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到了古典主义时代，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仍把法国文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德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但却开始把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视为德国文化的原型和理想，要建立希腊文化和德国文化的持久联盟，做希腊文化的继承者。
青年尼采是认同由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打开的这样一条文化道路的，德国文化就应该接着他们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他认为，视希腊文化为德国文化的原型，向希腊文化学习，做希腊人的学生“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的”，这也是德国人永恒的命运，德国文化“未来的希望”即在于“我们能将自己看作是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
然而道路虽然找到了，但是到底建立两种文化什么样的联盟，德国文化如何继承希腊文化，都尚待进一步探讨。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尽管正确地“回到”了希腊，但是青年尼采认为他们却在关键方面，“未能深入希腊精神的核心”，因此有待于接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向文化和希腊人进军”，寻找德国文化真正的原型。然而在德国即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登上欧洲舞台之际，他不仅未发现德国人意识到自己民族面临的紧迫的文化任务，反而自从“席勒、歌德和温克尔曼的无比高贵的启蒙运动”之后，在同一条路上向“文化和希腊人进军的努力却令人不解地日渐衰微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里，身为战士的青年尼采还有兴致投入到对希腊悲剧文化的沉思中去。显然他是要紧跟先驱者们的足迹，勇敢担负起向希腊文化继续挺进的使命；他决心比他的前辈们走得更远，直至深入到希腊精神的核心，找到未来德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 然而做希腊文化的继承人并非一味背负希腊文化的遗产，照搬希腊的遗风，而是以希腊的方式去继承希腊文化。他指出，希腊也曾如现今的德国一样，面临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几乎一切文化的和宗教的形式都汇聚在希腊，它处在过去和外来的文化和宗教的包围之中，很长时间里，它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文化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它的宗教则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但是希腊文化最终却不是这些文化、宗教形式的“机械统一体”，而是听从了阿波罗“认识你自己”的神示，回到了自身，开始“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着眼于本己的欲求去“整理好这堆混杂物”，最终“经过苦战”，“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成为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因此继承希腊文化，就是如希腊那样，既非机械模仿，也非机械拼合，而是创造出出乎自己民族天性，合乎自己民族内在需要的更高更好的文化。对德国而言，希腊式地继承希腊文化，首先必须“回到自身”，接受阿波罗“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认识”自己内在的需要，搞清楚作为一个民族，真正欲求什么，需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文化混沌中突围出来，“整理好”杂多的文化形式，创造出本己的民族文化，成为像希腊那样的文化民族。
现在这种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了。中国文化当前就处在一片混沌之中，传统的和现代的，西方的和东方的，各种文化形式都汇聚在这里，可是我们却没有“整理好”这个文化混沌物。不断有人讲文化融合，但是能保证这种融合不是文化的机械拼合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清楚我们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意欲怎样的文化使命。如果我们连自己是谁，欲求什么都不知道，则我们何以去“整理好”杂多的文化，成为伟大的文化民族呢?恐怕我们将一直背负着东西文化的遗产却走不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来。
德国为什么不学习和继承法国文化，反而舍近求远学习和继承希腊文化?德国为什么要成为像希腊那样的文化民族?这基于德国人什么样的内在需要?希腊文化在何种意义上满足了德国人的这种内在需要，成其所是?
(三)
虽然普法战争的炮声还在耳边轰鸣，青年尼采却沉浸在对希腊文化的冥思中。一边是普鲁士在向法国进军，另一边是他正向希腊文化的纵深挺进，直抵其精神核心。他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其内在需要决定的，一个民族的内在需要又是由其精神天性决定的，其精神天性决定了何种文化价值将被一个民族所欲求。那么他抵达的希腊精神天性是什么呢?
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曾为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之理性和感性浑然天成的风格与精神而惊叹，并仰止于此，青年尼采却在希腊人那里既发现了“高贵单纯”、“静穆伟大”的日神精神，也发现了其悲观的酒神精神，但正是这种悲观的酒神精神而不是达观的日神精神才构成了希腊精神最核心的东西。
悲观的希腊人深刻领悟到在世生存的“恐惧和可怕”，同时也体会到川流不息的现象下面的永恒存在——太一。他的天性里有一种形而上的内在冲动，即酒神式醉的冲动。这种冲动欲求否定并超越个体生命，回归和投入永恒存在的怀抱，与万物浑然一体。这种欲求永恒，与万物为一的冲动即是希腊人的酒神精神。然而希腊人并未因在世生存的“恐怖和可怕”而厌世，也并未因欲求永恒而弃世。它创造了悲剧文化，即酒神音乐和悲剧神话。这是一种美化、崇高化生命的艺术文化。一方面，它赋予“恐怖和可怕”的生存以美的形式，使之成为审美的生存，人生亦因是美的而值得一过；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形而上的艺术，还赋予生存以永恒的价值：酒神音乐，作为永恒存在的直接表现，打开了通向存在之母、万物核心的道路；悲剧神话则“通过个体毁灭的单个事例”，表现了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永恒存在，使普遍真理可以被直观到，乃至“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最终带来“形而上的安慰”。
青年尼采说，“一个民族(以及一个人)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因为借此它才仿佛超凡脱俗，显示了它对时间的相对性，对生命的真正意义即形而上意义的无意识的内在信念。”希腊，“一切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其内在的酒神精神欲求一种形而上的永恒存在，而它创造的悲剧文化满足了这个欲求，其形而上的悲剧音乐和神话把它存在的“当前的时刻”“归人永恒范畴”，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超时间的”，给它的存在打上了形而上的永恒印记，使它既不像罗马那样，太过世俗，也不像印度那样，弃绝尘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超凡脱俗又沉浸于“永恒生命乐趣”之中。
青年尼采要德国人继承的希腊文化，就是这种赋予生存以永恒印记的悲剧文化。莫非德国人如希腊人一样，也有这样一种内在需要，渴望悲剧，渴望形而上慰藉的艺术，“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希腊的悲剧文化源出于希腊人的酒神精神，德国人的天性中蕴育有这种精神吗?
青年尼采认为，德国人的骨子里蕴藏有一种精神，其核心就是酒神精神。在《悲剧的诞生》后面几节(18－25)，他经常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语气时而激昂，时而哀伤地呼唤和描绘这种根基于酒神精神的德国精神。
但是，虽然他坚信存有一种德国精神，这种精神却尚未开花结果，从中绽放出表现其内在欲求的文化，反而长期受到“粗暴移入的外来因素”的压制，“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但是“尽管如此，德国精神凭借它的美好的健康、深刻和精神力量而未被摧毁，如同一位睡意正浓的骑士，在深不可及的渊壑中酣梦。”“沉睡中的德国精神”，“一种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力量”，就隐藏在“忐忑不安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下面”，“等待着未来的觉醒”。
青年尼采坚信，德国的酒神精神“在逐渐觉醒”，路德的宗教改革即是德国酒神精神在现代的第一次爆发，他的“深沉、勇敢、充满灵性地奏鸣”的赞美诗是“进发出来的第一声酒神的召唤”。紧随其后，“一种力量已经从德国精神的酒神根基中兴起”，这就是从巴赫、贝多芬到瓦格纳的德国音乐。德国音乐是“唯一纯粹的精神净化之火”，必将烧毁一切“野蛮化因素”，“更新和净化德国精神”，使德国精神复归自身，还将“再生悲剧神话”，使德国精神重返“它的神话故乡”。
伴随德国音乐兴起的还有德国哲学，它和音乐一样源出于德国精神，但是德国哲学，尤其康德和叔本华哲学证明了科学的有限性，“事物至深本质”的不可知性，由此就为复兴悲剧文化提供了认识上的依据，证明了科学的彼岸正是悲剧艺术文化——“一种文化随着这种认识应运而生，我斗胆称之为悲剧文化。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把握。”只有复兴和创造悲剧文化，一个民族才给予自己的存在以永恒的印记，而一个民族的“价值”恰在于此，青年尼采在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寄思于自己民族未来的意旨也在于此。
青年尼采以希腊文化为德国文化的理想，欲复兴其悲剧文化，这里面还透露出他的一种文化自觉， 一种对更高的文化命运的担当意识，那就是克服肤浅的乐观主义的现代文化，创造一种更高更深厚的现代悲剧文化。
青年尼采说，悲剧神话是不可或缺的，它在一个民族周围树起一道形而上的屏障，向它指出在川流不息的现象背后那永恒不竭的生命，给它的存在烙上永恒的印记，防止它像罗马那样过度的世俗化。可是希腊悲剧文化不幸被后来的苏格拉底科学文化取代，悲剧神话也从此遭到毁灭。由英法创造的现代文化仍属于苏格拉底主义的科学文化，它是祛神话的，抽象的理论型文化，其苏格拉底主义旺盛的求知欲无情地拆除了神话这道屏障，也拆解了一个民族与永恒存在的形而上的联系。失去了神话，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家园，脱离了永恒，被暴露在时间中，只剩下对“当前的轻浮崇拜”，以及“可怕的世俗倾向”。没有了神话一家园，现代人的“历史意识”泛滥成灾，“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
因此现代文化因为消灭了神话而堕落。它不再理解何为永恒，除了坠入世俗的生活外，不愿求超越的生活，除了滥用历史外，不再知道超历史的东西，再也建立不起瞬间和永恒、时间和超时间、历史与超历史的联系，无法为自己的存在烙上永恒的印记。
可是希腊悲剧文化，其音乐和神话建立起了民族的现在与永恒存在的联系，给自己时间性的生存打上了永恒的印记。因此悲剧文化是比苏格拉底文化价值更高的文化，应当控制无止境的求知欲，复兴悲剧神话，用悲剧文化取代苏格拉底文化。这一文化使命落在了德国精神上，德国精神因此是拯救现代文化的力量，担负着把世俗的现代人带出当下之外，建立与永恒存在的联系，赋予人生以永恒价值的文化任务。
中国同德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然而透过历史我们看到的中国精神又是什么?在厚重的文化积淀下面潜伏着何种出乎我们民族精神天性的力量呢?只有搞清楚了中国精神是什么，才有可能了解它真正需要什么，欲求何种文化价值，意欲担负何种文化命运，是全盘接受现代文化，还是创造一种更高价值的新文化，是完全接受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还是意欲超历史的形而上的东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中国精神要去肩负的文化命运到底是什么。
(四)
青年尼采作为普法战争的亲历者，感受到了德国军人的勇敢天性，他视此为继宗教改革、德国音乐和哲学之后德国精神的再次苏醒。如果能够牢牢抓住德国人的这种勇敢，并以之克服现代性文化精神，那么就有希望创造真正的德国文化。因此这场战争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战争的胜利将把德国引向对民族文化的创造，因为德国人沉静而又持久的勇敢战胜了法国人情绪激烈而又稍纵即逝的冲动，从而为德国文化胜过法国文化创造了可能性条件。这就是他看到的这场战争真正的文化意义。因此战争的胜利恰恰向德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最为紧迫的任务，即乘胜追击，从业已苏醒的德国精神出发创造真正的德国文化，一种更高等级的新文化，使德国成为真正的文化民族，担负起治疗现代文化病症，拯救现代文化的使命。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不堪此任，刚苏醒的德国精神还毁在了他们手中，重又“沉入梦乡”。
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推却了应当担负的文化任务，叫嚷着该做的都做了，德国文化的种子早已播下，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德国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德国市民阶级文化就是德国文化的“彻底表达”，就是德国文化，普法战争的胜利就是德国市民阶级文化对法国文化的胜利。
但是青年尼采毫不留情地指出，德国市民阶级文化连真正的文化都算不上。文化是民族生活全部表达的艺术风格之统一体，可是德国市民阶级文化却是杂乱文化的混合体，杂多风格的大杂烩。它不再是民族鲜活生活的表达而是对生活的掩藏和粉饰，成为一种乔装打扮的“装饰”文化。在“美的形式”的修饰下面掩盖的却是“丑的或无聊的内容”，在“欺人的高雅”背后掩饰的却是“顾不得体面的匆忙造成的病态”，所谓教养也不过是“不幸和卑贱”的托词。因此德国市民阶级文化不是显现而是隐匿自己本性，同自己“捉迷藏”的文化，实乃真正德国文化之大敌。
同样，德国市民阶级的精神天性也是真正德国精神的大敌。它太市侩，除了对经典进行模仿，对现实进行田园诗般的摹写外，没有更高的欲求，不仅丧失了创造冲动，还成为强壮而又富创造性力量的绊脚石，埋葬渴求新生活的精神的沙漠。它不再做艰苦的实验，而是渴求宁静和平，“奉行那些由对舒适生活的广泛追求和普遍向往提出的法则”。它还患了严重的现代历史病和知识过量病，拿着历史这把解剖刀到处去肢解鲜活的东西；由于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知识石块”，其内在生活破成了碎片，无力为自己提供“一个形式和外在的表达”。文化市侩因此和真正的德国精神背道而驰，丢卸了它的“奇特天赋”和“独特的深沉天性”交给他的古老义务，不是把“生硬、粗糙、倔强”的德国天性作为“最珍贵的材料”去建立德国文化的大厦，反而一门心思去学习如何“娱乐生活的花样和技术”。
市民阶级知识分子担当不了复苏德国精神造就文化德国的使命，“真理”的仆人——学者也担负不了这一使命。学者有“一种向认识领域冒险的欲望”，而且还有青年尼采归纳的诸如正直、平庸和感情贫乏等多种品性。然而学者的这种求知欲，这些品性与真正的德国精神相比如天壤之别。德国精神的真实天性是深沉、坚韧和勇敢，是和学者的诸种品性格格不入的，其核心是酒神精神，不是知识，而生命的最高意义才是其内在的欲求。学者却是“知识的搬运工”，“眼里只有认识问题”，无暇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何目的”的问题，遗忘了德国精神的真正需要。
市民阶级及其文化市侩，学者都与德国精神相背离，不足以担当复兴德国精神，创造德国文化，造就文化德国的使命，相反却妨碍了德国精神的苏醒，德国文化的形成，文化德国的实现。那么是否还有力量能够担负起这个文化使命呢?如果没有，青年尼采关于德国精神和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思考不就成了纯粹的想象、浪漫化的幻想了吗?
不过他还是满怀希望；在他看来，天才能堪大任，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以及像瓦格纳那样的天才的酒神艺术家以及圣人能够担负唤醒德国精神，创造德国文化，铸造文化德国的重任。哲学家将揭示民族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深刻意义即超越的，形而上的永恒价值，艺术家将创造出最高最深刻的价值，为民族生活打上超越的，形而上的永恒印记，而在圣人身上出现了生成游戏的变化奇迹，即“最终的，最高的变成人的目标”。因此天才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的出现“把大自然推向完美境界”，使大自然做了一次飞跃，实现了生成的最后最高目的，生活因之被打上最高最深刻的价值印记。
在普法战争的炮声中，青年尼采完成了他关于希腊精神—希腊文化—文化希腊的沉思和德国精神—德国文化—文化德国未来的思考，寄托了他对未来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期待。他希望德国能够继承希腊文化的衣钵，克服现代文化的历史病和知识过量病，创造更高的文化价值。不过他关于文化民族的构思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他的很多思考与其说是基于严格的论证，不如说是基于浪漫主义的渴求。他失望于市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浪漫化的天才中找寻文化德国实现的支撑力量又说明其文化民族的想象多么不确定，偶然，难以实现。
尽管如此，他毕竟深思的是转折期的德国真正面临的文化问题，为统一的德国应担负何种文化使命，成为何种文化民族指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今天，中国也在经历着重要的转型，正从一个国贫民弱的民族兴起为一个国富民强的经济民族。然而实现国富民强是我们民族唯一要的东西吗?除此之外，我们民族还欲求更高的文化价值吗?难道我们不欲求向现代文化民族转变，从本己需要出发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更高文化吗?我们都欲求民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应该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可是如何实现这种文化复兴?依靠谁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莫非也依赖天才?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学人应当深思的问题，青年尼采关于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
(责任编辑：曾 静)
关键词：悲剧文化；德国精神；德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4—0007—07
(一)
1871年德国战胜了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统一，德国从此开始以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进入现代历史舞台。这对于德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要知道德国曾是四分五裂、落后受压，几代人都渴望着民族的解放和统一，而在经历了百年之后这个目标终于实现了。
然而对于这场胜利，德国知识分子除了把它看作军事上的胜利外，还对它进行了一种文化解读，从中读出了文化意义，认为这场胜利也是德国文化的胜利。
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知识分子的确参与了德国争取民族独立统一的斗争，而且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德国的启蒙时代到古典、浪漫时代，从莱辛、赫尔德、席勒和歌德及至浪漫派，德国知识分子无不面对分裂的德国，通过发掘德国的民间诗歌、传说，创作德国的民族文学，维护本源的德语而呼唤德意志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卢卡奇指出，在这些渴求解放和统一的“德国先进知识分子”那里，民族是文化性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文化概念”，是有着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的共同体，他们迫切要做的就是先行创造出德国文化，把德国变成一个恪守相同文化价值的文化民族，实现德国的文化统一。他们发动的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汇入了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为德国最终成为独立统一的民族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基于此，当德国战胜法国争得了民族独立统一后，德国知识分子似乎有理由认为，这场胜利也是德国文化的胜利。
当德国知识分子陶醉在这种文化胜利的狂欢中的时候，古典语文学者青年尼采却清醒地看穿了这种狂欢的虚幻和危险性。
虽然研究的是古典语文学，他关心的却是文化本质，文化民族性问题。他是从生命出发理解文化的，认为文化源出于对生命意义的关怀，文化即是关于生命意义的体系，担当着对生命的辩护。他在思考文化本质问题的同时，也在深入思考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如果他的前辈们思考的是民族的文化性问题，把它变成了“单纯的文化概念”，要创造德国的民族文化，他则把文化变成了“单纯的民族概念”，所谓文化即是一个民族生活全部表现的风格统一体，它就扎根于民族生活之中，民族生活是其内核，它的全部表现形式在文化中凝结成形。因此如果民族是文化的，那么文化也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是一体的关系。基于他对文化的这些思考，青年尼采对普法战争中德国的胜利及其文化意义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青年尼采没有被德国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确否定了德国知识分子对这场胜利的文化解读。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德国文化胜利的问题，德国所以打败法国依靠的是德国军人的严格训练、天性勇敢和服从，与文化何干。德国的胜利只是军事上的胜利。如果硬把军事上的胜利也看成文化上的胜利，不过是幻觉、自我欺骗罢了。问题是，德国有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如果德国连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何谈文化的胜利?他认为，德国的确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虽然是现代文化代表法国文化的翻版，但却比法国文化庸俗，不仅只模仿，不创造，还患上了严重的现代文化病；莱辛、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化尚充满创造力，而普法战争时期的德国文化却没有把前辈创造的文化推向前进，相反越来越市侩，失去了上升时期市民阶级文化的高贵。
因此德国实际上又没有真正的文化，只有作为新的野蛮化的市侩文化，这种市侩文化怎么可能比法国文化优越，战胜它呢?况且法国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的文化民族，“民族和文化融为一体”，有体现自己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化，而德国还谈不上是个真正的文化民族，它缺少扎根于本民族精神的真正文化，德国已有的市侩文化根本不是德国民族精神的表现，反而是对它的遮蔽，从而这种文化是无根基的，实际上是非德国的，因此如果错把这种市侩文化看作德国的民族文化，并且还认为它取得了对法国文化的胜利，那么德国反而会真的输掉这场战争，成为失败者。
(二)
青年尼采实际上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场战争。他还以极高热情投笔从戎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且还作为古典语文学者认真严肃地思考这场战争，在震撼欧洲的炮声里，沉思并写下了《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在这部书中，他虽然旨在研究希腊悲剧文化的起源及其衰亡，但是他研究希腊悲剧文化却也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感叹悲剧之消亡，而是意在借对希腊文化的研究思考德国文化的未来，通过考察希腊文化的命运启示未来德国文化的命运。他研究的是希腊，心系的却是德国，关注的是过去，留意的却是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未来。
此时的青年尼采敏锐地洞悉到了德国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即将统一的德国将向何处去?在现代文化体系中，德国要走一条怎样的文化道路，应当创造何种民族文化，成为何种文化民族，担当何种文化使命?
在德国的启蒙时代，以莱辛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视现代法国为学习的对象，要建立德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到了古典主义时代，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仍把法国文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德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但却开始把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视为德国文化的原型和理想，要建立希腊文化和德国文化的持久联盟，做希腊文化的继承者。
青年尼采是认同由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打开的这样一条文化道路的，德国文化就应该接着他们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他认为，视希腊文化为德国文化的原型，向希腊文化学习，做希腊人的学生“是再伟大，再骄傲不过的”，这也是德国人永恒的命运，德国文化“未来的希望”即在于“我们能将自己看作是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
然而道路虽然找到了，但是到底建立两种文化什么样的联盟，德国文化如何继承希腊文化，都尚待进一步探讨。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尽管正确地“回到”了希腊，但是青年尼采认为他们却在关键方面，“未能深入希腊精神的核心”，因此有待于接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向文化和希腊人进军”，寻找德国文化真正的原型。然而在德国即将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登上欧洲舞台之际，他不仅未发现德国人意识到自己民族面临的紧迫的文化任务，反而自从“席勒、歌德和温克尔曼的无比高贵的启蒙运动”之后，在同一条路上向“文化和希腊人进军的努力却令人不解地日渐衰微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里，身为战士的青年尼采还有兴致投入到对希腊悲剧文化的沉思中去。显然他是要紧跟先驱者们的足迹，勇敢担负起向希腊文化继续挺进的使命；他决心比他的前辈们走得更远，直至深入到希腊精神的核心，找到未来德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 然而做希腊文化的继承人并非一味背负希腊文化的遗产，照搬希腊的遗风，而是以希腊的方式去继承希腊文化。他指出，希腊也曾如现今的德国一样，面临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几乎一切文化的和宗教的形式都汇聚在希腊，它处在过去和外来的文化和宗教的包围之中，很长时间里，它的文化是一大堆外来文化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它的宗教则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但是希腊文化最终却不是这些文化、宗教形式的“机械统一体”，而是听从了阿波罗“认识你自己”的神示，回到了自身，开始“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着眼于本己的欲求去“整理好这堆混杂物”，最终“经过苦战”，“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成为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因此继承希腊文化，就是如希腊那样，既非机械模仿，也非机械拼合，而是创造出出乎自己民族天性，合乎自己民族内在需要的更高更好的文化。对德国而言，希腊式地继承希腊文化，首先必须“回到自身”，接受阿波罗“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认识”自己内在的需要，搞清楚作为一个民族，真正欲求什么，需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文化混沌中突围出来，“整理好”杂多的文化形式，创造出本己的民族文化，成为像希腊那样的文化民族。
现在这种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了。中国文化当前就处在一片混沌之中，传统的和现代的，西方的和东方的，各种文化形式都汇聚在这里，可是我们却没有“整理好”这个文化混沌物。不断有人讲文化融合，但是能保证这种融合不是文化的机械拼合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清楚我们自己是谁，到底要什么，意欲怎样的文化使命。如果我们连自己是谁，欲求什么都不知道，则我们何以去“整理好”杂多的文化，成为伟大的文化民族呢?恐怕我们将一直背负着东西文化的遗产却走不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来。
德国为什么不学习和继承法国文化，反而舍近求远学习和继承希腊文化?德国为什么要成为像希腊那样的文化民族?这基于德国人什么样的内在需要?希腊文化在何种意义上满足了德国人的这种内在需要，成其所是?
(三)
虽然普法战争的炮声还在耳边轰鸣，青年尼采却沉浸在对希腊文化的冥思中。一边是普鲁士在向法国进军，另一边是他正向希腊文化的纵深挺进，直抵其精神核心。他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其内在需要决定的，一个民族的内在需要又是由其精神天性决定的，其精神天性决定了何种文化价值将被一个民族所欲求。那么他抵达的希腊精神天性是什么呢?
温克尔曼、席勒和歌德曾为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之理性和感性浑然天成的风格与精神而惊叹，并仰止于此，青年尼采却在希腊人那里既发现了“高贵单纯”、“静穆伟大”的日神精神，也发现了其悲观的酒神精神，但正是这种悲观的酒神精神而不是达观的日神精神才构成了希腊精神最核心的东西。
悲观的希腊人深刻领悟到在世生存的“恐惧和可怕”，同时也体会到川流不息的现象下面的永恒存在——太一。他的天性里有一种形而上的内在冲动，即酒神式醉的冲动。这种冲动欲求否定并超越个体生命，回归和投入永恒存在的怀抱，与万物浑然一体。这种欲求永恒，与万物为一的冲动即是希腊人的酒神精神。然而希腊人并未因在世生存的“恐怖和可怕”而厌世，也并未因欲求永恒而弃世。它创造了悲剧文化，即酒神音乐和悲剧神话。这是一种美化、崇高化生命的艺术文化。一方面，它赋予“恐怖和可怕”的生存以美的形式，使之成为审美的生存，人生亦因是美的而值得一过；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形而上的艺术，还赋予生存以永恒的价值：酒神音乐，作为永恒存在的直接表现，打开了通向存在之母、万物核心的道路；悲剧神话则“通过个体毁灭的单个事例”，表现了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永恒存在，使普遍真理可以被直观到，乃至“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最终带来“形而上的安慰”。
青年尼采说，“一个民族(以及一个人)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因为借此它才仿佛超凡脱俗，显示了它对时间的相对性，对生命的真正意义即形而上意义的无意识的内在信念。”希腊，“一切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其内在的酒神精神欲求一种形而上的永恒存在，而它创造的悲剧文化满足了这个欲求，其形而上的悲剧音乐和神话把它存在的“当前的时刻”“归人永恒范畴”，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超时间的”，给它的存在打上了形而上的永恒印记，使它既不像罗马那样，太过世俗，也不像印度那样，弃绝尘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超凡脱俗又沉浸于“永恒生命乐趣”之中。
青年尼采要德国人继承的希腊文化，就是这种赋予生存以永恒印记的悲剧文化。莫非德国人如希腊人一样，也有这样一种内在需要，渴望悲剧，渴望形而上慰藉的艺术，“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希腊的悲剧文化源出于希腊人的酒神精神，德国人的天性中蕴育有这种精神吗?
青年尼采认为，德国人的骨子里蕴藏有一种精神，其核心就是酒神精神。在《悲剧的诞生》后面几节(18－25)，他经常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语气时而激昂，时而哀伤地呼唤和描绘这种根基于酒神精神的德国精神。
但是，虽然他坚信存有一种德国精神，这种精神却尚未开花结果，从中绽放出表现其内在欲求的文化，反而长期受到“粗暴移入的外来因素”的压制，“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但是“尽管如此，德国精神凭借它的美好的健康、深刻和精神力量而未被摧毁，如同一位睡意正浓的骑士，在深不可及的渊壑中酣梦。”“沉睡中的德国精神”，“一种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力量”，就隐藏在“忐忑不安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下面”，“等待着未来的觉醒”。
青年尼采坚信，德国的酒神精神“在逐渐觉醒”，路德的宗教改革即是德国酒神精神在现代的第一次爆发，他的“深沉、勇敢、充满灵性地奏鸣”的赞美诗是“进发出来的第一声酒神的召唤”。紧随其后，“一种力量已经从德国精神的酒神根基中兴起”，这就是从巴赫、贝多芬到瓦格纳的德国音乐。德国音乐是“唯一纯粹的精神净化之火”，必将烧毁一切“野蛮化因素”，“更新和净化德国精神”，使德国精神复归自身，还将“再生悲剧神话”，使德国精神重返“它的神话故乡”。
伴随德国音乐兴起的还有德国哲学，它和音乐一样源出于德国精神，但是德国哲学，尤其康德和叔本华哲学证明了科学的有限性，“事物至深本质”的不可知性，由此就为复兴悲剧文化提供了认识上的依据，证明了科学的彼岸正是悲剧艺术文化——“一种文化随着这种认识应运而生，我斗胆称之为悲剧文化。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把握。”只有复兴和创造悲剧文化，一个民族才给予自己的存在以永恒的印记，而一个民族的“价值”恰在于此，青年尼采在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寄思于自己民族未来的意旨也在于此。
青年尼采以希腊文化为德国文化的理想，欲复兴其悲剧文化，这里面还透露出他的一种文化自觉， 一种对更高的文化命运的担当意识，那就是克服肤浅的乐观主义的现代文化，创造一种更高更深厚的现代悲剧文化。
青年尼采说，悲剧神话是不可或缺的，它在一个民族周围树起一道形而上的屏障，向它指出在川流不息的现象背后那永恒不竭的生命，给它的存在烙上永恒的印记，防止它像罗马那样过度的世俗化。可是希腊悲剧文化不幸被后来的苏格拉底科学文化取代，悲剧神话也从此遭到毁灭。由英法创造的现代文化仍属于苏格拉底主义的科学文化，它是祛神话的，抽象的理论型文化，其苏格拉底主义旺盛的求知欲无情地拆除了神话这道屏障，也拆解了一个民族与永恒存在的形而上的联系。失去了神话，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家园，脱离了永恒，被暴露在时间中，只剩下对“当前的轻浮崇拜”，以及“可怕的世俗倾向”。没有了神话一家园，现代人的“历史意识”泛滥成灾，“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
因此现代文化因为消灭了神话而堕落。它不再理解何为永恒，除了坠入世俗的生活外，不愿求超越的生活，除了滥用历史外，不再知道超历史的东西，再也建立不起瞬间和永恒、时间和超时间、历史与超历史的联系，无法为自己的存在烙上永恒的印记。
可是希腊悲剧文化，其音乐和神话建立起了民族的现在与永恒存在的联系，给自己时间性的生存打上了永恒的印记。因此悲剧文化是比苏格拉底文化价值更高的文化，应当控制无止境的求知欲，复兴悲剧神话，用悲剧文化取代苏格拉底文化。这一文化使命落在了德国精神上，德国精神因此是拯救现代文化的力量，担负着把世俗的现代人带出当下之外，建立与永恒存在的联系，赋予人生以永恒价值的文化任务。
中国同德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然而透过历史我们看到的中国精神又是什么?在厚重的文化积淀下面潜伏着何种出乎我们民族精神天性的力量呢?只有搞清楚了中国精神是什么，才有可能了解它真正需要什么，欲求何种文化价值，意欲担负何种文化命运，是全盘接受现代文化，还是创造一种更高价值的新文化，是完全接受现代人的历史意识还是意欲超历史的形而上的东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中国精神要去肩负的文化命运到底是什么。
(四)
青年尼采作为普法战争的亲历者，感受到了德国军人的勇敢天性，他视此为继宗教改革、德国音乐和哲学之后德国精神的再次苏醒。如果能够牢牢抓住德国人的这种勇敢，并以之克服现代性文化精神，那么就有希望创造真正的德国文化。因此这场战争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战争的胜利将把德国引向对民族文化的创造，因为德国人沉静而又持久的勇敢战胜了法国人情绪激烈而又稍纵即逝的冲动，从而为德国文化胜过法国文化创造了可能性条件。这就是他看到的这场战争真正的文化意义。因此战争的胜利恰恰向德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最为紧迫的任务，即乘胜追击，从业已苏醒的德国精神出发创造真正的德国文化，一种更高等级的新文化，使德国成为真正的文化民族，担负起治疗现代文化病症，拯救现代文化的使命。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不堪此任，刚苏醒的德国精神还毁在了他们手中，重又“沉入梦乡”。
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推却了应当担负的文化任务，叫嚷着该做的都做了，德国文化的种子早已播下，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德国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德国市民阶级文化就是德国文化的“彻底表达”，就是德国文化，普法战争的胜利就是德国市民阶级文化对法国文化的胜利。
但是青年尼采毫不留情地指出，德国市民阶级文化连真正的文化都算不上。文化是民族生活全部表达的艺术风格之统一体，可是德国市民阶级文化却是杂乱文化的混合体，杂多风格的大杂烩。它不再是民族鲜活生活的表达而是对生活的掩藏和粉饰，成为一种乔装打扮的“装饰”文化。在“美的形式”的修饰下面掩盖的却是“丑的或无聊的内容”，在“欺人的高雅”背后掩饰的却是“顾不得体面的匆忙造成的病态”，所谓教养也不过是“不幸和卑贱”的托词。因此德国市民阶级文化不是显现而是隐匿自己本性，同自己“捉迷藏”的文化，实乃真正德国文化之大敌。
同样，德国市民阶级的精神天性也是真正德国精神的大敌。它太市侩，除了对经典进行模仿，对现实进行田园诗般的摹写外，没有更高的欲求，不仅丧失了创造冲动，还成为强壮而又富创造性力量的绊脚石，埋葬渴求新生活的精神的沙漠。它不再做艰苦的实验，而是渴求宁静和平，“奉行那些由对舒适生活的广泛追求和普遍向往提出的法则”。它还患了严重的现代历史病和知识过量病，拿着历史这把解剖刀到处去肢解鲜活的东西；由于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知识石块”，其内在生活破成了碎片，无力为自己提供“一个形式和外在的表达”。文化市侩因此和真正的德国精神背道而驰，丢卸了它的“奇特天赋”和“独特的深沉天性”交给他的古老义务，不是把“生硬、粗糙、倔强”的德国天性作为“最珍贵的材料”去建立德国文化的大厦，反而一门心思去学习如何“娱乐生活的花样和技术”。
市民阶级知识分子担当不了复苏德国精神造就文化德国的使命，“真理”的仆人——学者也担负不了这一使命。学者有“一种向认识领域冒险的欲望”，而且还有青年尼采归纳的诸如正直、平庸和感情贫乏等多种品性。然而学者的这种求知欲，这些品性与真正的德国精神相比如天壤之别。德国精神的真实天性是深沉、坚韧和勇敢，是和学者的诸种品性格格不入的，其核心是酒神精神，不是知识，而生命的最高意义才是其内在的欲求。学者却是“知识的搬运工”，“眼里只有认识问题”，无暇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何目的”的问题，遗忘了德国精神的真正需要。
市民阶级及其文化市侩，学者都与德国精神相背离，不足以担当复兴德国精神，创造德国文化，造就文化德国的使命，相反却妨碍了德国精神的苏醒，德国文化的形成，文化德国的实现。那么是否还有力量能够担负起这个文化使命呢?如果没有，青年尼采关于德国精神和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思考不就成了纯粹的想象、浪漫化的幻想了吗?
不过他还是满怀希望；在他看来，天才能堪大任，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的悲观主义哲学家以及像瓦格纳那样的天才的酒神艺术家以及圣人能够担负唤醒德国精神，创造德国文化，铸造文化德国的重任。哲学家将揭示民族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深刻意义即超越的，形而上的永恒价值，艺术家将创造出最高最深刻的价值，为民族生活打上超越的，形而上的永恒印记，而在圣人身上出现了生成游戏的变化奇迹，即“最终的，最高的变成人的目标”。因此天才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的出现“把大自然推向完美境界”，使大自然做了一次飞跃，实现了生成的最后最高目的，生活因之被打上最高最深刻的价值印记。
在普法战争的炮声中，青年尼采完成了他关于希腊精神—希腊文化—文化希腊的沉思和德国精神—德国文化—文化德国未来的思考，寄托了他对未来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期待。他希望德国能够继承希腊文化的衣钵，克服现代文化的历史病和知识过量病，创造更高的文化价值。不过他关于文化民族的构思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他的很多思考与其说是基于严格的论证，不如说是基于浪漫主义的渴求。他失望于市民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浪漫化的天才中找寻文化德国实现的支撑力量又说明其文化民族的想象多么不确定，偶然，难以实现。
尽管如此，他毕竟深思的是转折期的德国真正面临的文化问题，为统一的德国应担负何种文化使命，成为何种文化民族指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今天，中国也在经历着重要的转型，正从一个国贫民弱的民族兴起为一个国富民强的经济民族。然而实现国富民强是我们民族唯一要的东西吗?除此之外，我们民族还欲求更高的文化价值吗?难道我们不欲求向现代文化民族转变，从本己需要出发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更高文化吗?我们都欲求民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应该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可是如何实现这种文化复兴?依靠谁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莫非也依赖天才?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学人应当深思的问题，青年尼采关于德国文化、文化德国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
(责任编辑：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