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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军，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他以专业角度冷静观察中国经济改革，重温中国“富起来”那些动人心魄的时刻。
4月18日是浦东开发的纪念日。202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满30周年。那么作为纪念日的4月18日是怎么确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1990年春节。
亲自推动
1990年，邓小平又来上海过年。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2次来上海过年了。实际上，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7次在上海过春节。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年期间，谈到了浦东的开发问题。人民网上曾经发表了余亦青的一篇关于朱镕基进京工作的文章，文中记述了邓小平1990年和1991年在上海过年时就浦东开发问题与朱镕基谈话的一些细节。文中有这么几段文字：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
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作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作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邓小平的敦促之下，199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4月18日时任总理李鹏亲自到上海宣布这一决定，中央同意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4月18日就成了浦东开发的纪念日。
1990年5月3日下午，在浦东的浦东大道141号，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席挂牌仪式。
开发溯源
浦东是指上海黄浦江以东地区，南临杭州湾，东北抵长江口，西靠黄浦江，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在租界时期的上海，浦东显然是被遗忘的地区。但是，有意思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与浦东有着不解之缘。1919年，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一书的第二计划第一章中提出设想，应该在长江口附近的浦东地区建设东方大港，改造上海旧港，使上海成为面向世界的航运中心。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浦东的开发就开始受到民间人士的关注。来自民间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不可否认，民间关于开发浦东的呼声之所以频频出现，并不是因为这些研究者站在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虑，而主要是从解决上海面临的实际困难出发的。当时的上海在基础设施，特别是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上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其中最为糟糕，也是最为出名的是居民的住房与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朱镕基在1988年走上市长岗位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为市长现在一天要收到一百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的。这就是那个时候上海这座大城市的现状。针对这个状况，老市长汪道涵也说过很坦诚的话，作为市长，他说是对得起中央的，因为上海为全国贡献了1/6的税收，但是却对不起上海的百姓，因为实在没有钱来改善居住条件。
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上海市政府终于在制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首次正式提出开发浦东的想法。1987年5月，多次呼吁开发浦东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林同炎专程访华，受到中央领导接见。6月，在中央领导的建议下，成立由中外专家组成的开发浦东联合研究咨询小组，也称六人小组。中方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外方组组长林同炎，总顾问是汪道涵。小组在规划、融资、土地及综合发展方面组织研究力量开展研究，提供思路和规划，并最终在1988年4月形成了《上海浦东新区总体规划》的研究报告。
1988年5月2日，上海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著名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听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很多中外专家都无一例外提出要将浦东的建设和规模放到更高层次上。例如，美籍华裔桥梁和建筑专家林同炎的团队提出，浦东从陆家嘴10平方公里开发建设起步需要5亿美金左右。
中央批准
1990年春节，在邓小平的强烈建议和鼓励下，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浦东开发得到中央批准之后，邓小平一直很关注。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到上海来过年。他在听取朱镕基汇报时再次谈到浦东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1年2月18日，鄧小平到上海的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眺望上海市区的面貌，邓小平回头跟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讲了浦东“金融先行”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邓小平回应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也就是在这个场合，邓小平说了那个著名的“三个一点”的话：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后来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精神，并在会上明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是首要任务，为此需要推进上海的各项改革。他甚至化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作者：张军）
4月18日是浦东开发的纪念日。202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满30周年。那么作为纪念日的4月18日是怎么确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1990年春节。
亲自推动
1990年，邓小平又来上海过年。在这之前，他已经连续2次来上海过年了。实际上，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7次在上海过春节。
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年期间，谈到了浦东的开发问题。人民网上曾经发表了余亦青的一篇关于朱镕基进京工作的文章，文中记述了邓小平1990年和1991年在上海过年时就浦东开发问题与朱镕基谈话的一些细节。文中有这么几段文字：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但此前，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这一次，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的回答是，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
过完春节后，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邓小平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当时，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不过，也正因为这层关系，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见。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此后，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他还代表上海保证，会为全局作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作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邓小平的敦促之下，199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定。4月18日时任总理李鹏亲自到上海宣布这一决定，中央同意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4月18日就成了浦东开发的纪念日。
1990年5月3日下午，在浦东的浦东大道141号，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出席挂牌仪式。
开发溯源
浦东是指上海黄浦江以东地区，南临杭州湾，东北抵长江口，西靠黄浦江，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在租界时期的上海，浦东显然是被遗忘的地区。但是，有意思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与浦东有着不解之缘。1919年，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一书的第二计划第一章中提出设想，应该在长江口附近的浦东地区建设东方大港，改造上海旧港，使上海成为面向世界的航运中心。
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浦东的开发就开始受到民间人士的关注。来自民间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不可否认，民间关于开发浦东的呼声之所以频频出现，并不是因为这些研究者站在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来考虑，而主要是从解决上海面临的实际困难出发的。当时的上海在基础设施，特别是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上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其中最为糟糕，也是最为出名的是居民的住房与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朱镕基在1988年走上市长岗位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作为市长现在一天要收到一百多封人民来信，都是讲粪便横溢、垃圾成堆、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的。这就是那个时候上海这座大城市的现状。针对这个状况，老市长汪道涵也说过很坦诚的话，作为市长，他说是对得起中央的，因为上海为全国贡献了1/6的税收，但是却对不起上海的百姓，因为实在没有钱来改善居住条件。
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上海市政府终于在制订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首次正式提出开发浦东的想法。1987年5月，多次呼吁开发浦东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林同炎专程访华，受到中央领导接见。6月，在中央领导的建议下，成立由中外专家组成的开发浦东联合研究咨询小组，也称六人小组。中方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外方组组长林同炎，总顾问是汪道涵。小组在规划、融资、土地及综合发展方面组织研究力量开展研究，提供思路和规划，并最终在1988年4月形成了《上海浦东新区总体规划》的研究报告。
1988年5月2日，上海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著名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听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很多中外专家都无一例外提出要将浦东的建设和规模放到更高层次上。例如，美籍华裔桥梁和建筑专家林同炎的团队提出，浦东从陆家嘴10平方公里开发建设起步需要5亿美金左右。
中央批准
1990年春节，在邓小平的强烈建议和鼓励下，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浦东开发得到中央批准之后，邓小平一直很关注。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到上海来过年。他在听取朱镕基汇报时再次谈到浦东开发。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1991年2月18日，鄧小平到上海的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眺望上海市区的面貌，邓小平回头跟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朱镕基向邓小平讲了浦东“金融先行”的一些想法和做法。邓小平回应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也就是在这个场合，邓小平说了那个著名的“三个一点”的话：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后来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精神，并在会上明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是首要任务，为此需要推进上海的各项改革。他甚至化用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作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