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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这个久违的词又回到了媒体聚光灯下。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首次用“货币战争”来指责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状况。眼下，全球经济依然无法让人安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说：我们避免了崩溃，但我们要防止危机再来。2013 年我们要背水一战。
这一次围绕“货币战争”的争议源于日本央行力推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在2012年陷入经济衰退，再度当选的首相安倍晋三通过一系列措施使日本摆脱通缩。
日本央行的远景规划推出不久，就掀起了舆论上前所未有的关于“货币战争”真凶的互相指责。这一次激辩不只局限于经济学家，德国、英国、韩国的央行行长及部分美联储官员及欧洲政要都加入了鞭挞的行列，而支持日本的一方也毫不示弱，把操纵货币的帽子掷还德国和英国等国头上。
双方纠葛之处在于，央行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压低自身货币币值来提升竞争力的正当性。
自2012年11月中旬安倍晋三呼吁无限放松货币政策并追加政府预算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已贬值约10%，为近两年半以来最低水平。日经指数则涨升至逾10900点，创两年零九个月来新高；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则下降10个基点至0.73%，回到了2012年11月上半月本轮日元贬值刚启动时的水平。
与此相呼应，日本财务省1月30日公布的一份季度经济报告中称，地方经济自去年12月底以来出现改善迹象，这大体与安倍晋三领导的新政府到来时间重合。最近日元的走软提振了出口行业，出口商开始增加生产，零售业也强劲增长。
如果说2010年对于“货币战争”的争吵更多地停留在言辞层面，这一次争论就有更多原因让人真切地感到担忧。在1月底双方论战正酣之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在华盛顿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加侬是谈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在任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之前，他曾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事务司客座助理司长和美联储国际金融司助理司长。
加侬的担心是，货币战争实际上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现在货币战争还在继续，而且其他国家也在开始考虑加入这一大军。这一问题的背景是，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一变化与货币操纵的上升是同步的。虽然在促进经济发展时，货币政策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当作顺手的工具，但货币操纵不会刺激全球的开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利。
《财经》：在暂避“财政悬崖”后，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将债务上限延长至5月中旬的法案，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可以深入探讨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了？
加侬：真正有意义的讨论是去争辩应该在财政上维持哪些政府部门。
显然，众议院通过了债务上限是因为议员们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我认为在预算和削减预算上斗嘴要比为债务问题争吵不休更为明智。为债务而争吵很愚蠢，不但会吓到金融市场，而且以违约做威胁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为了预算和预算削减的问题两党互不相让，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政府垮台，但不会出现违约。
《财经》：两党在税收和减支上向来争论不休。在你看来，下一步的讨论应该以税收改革为主，还是应该更多地围绕预算削减问题展开？
加侬：关于税收的讨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民主党会说，实行税收改革的目的应是在不提升税率的情况下减少税收漏洞，这样国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然后，我们需要讨论开支的优先次序，争取削减掉那些两党能达成一致的开支项目。
近期内，我认为我们削减的已足够多了。综合今年的税收增加力度以及自动减赤机制，在占GDP总量4%-5%的财政悬崖中，有一些项目已经被砍掉了，加上税收有所增加，因此目前美国面临的财政悬崖比较低。
《财经》：考虑到美国会在临近2014年底时收紧货币政策的前景，自动减赤的实施是宜早还是宜迟？
加侬：尽管自动减赤机制被推迟了两个月，但考虑到实行自动减赤所带来的开支削减，以及小幅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美国将面临三分之二的财政悬崖，我希望自动减赤能再往后推一年。但我想再次强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定未来的方针，就今后5年-10年之内的税收改革和开支削减达成一致意见，而不是在今年就开始削减。
《财经》：如果减赤要延期，而很多人更担心美国经济的财政风险，究竟怎样的减支才算是合理的区间？
加侬：我建议每年削减约1%的预算赤字，我们现在的削减幅度已超过了这一数字，因此削减得过多了。去年，我们的削减目标就超过了1%。今年，如果不想办法应对自动减赤机制，那么削减幅度将达到2%，这一削减幅度就太大了。
实际上，美国在财政问题上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财经》：有机地平衡财政问题的短期压力和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一直都是难题。
加侬：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当每个人都在讨论财政问题、税收削减以及开支削减的时候，他们总会谈到未来十年的标准，和十年之内的总额。所以以十年为期限来削减1万亿美元的做法是对的。
保持十年期的总体削减额不变本来是件好事，但削减的重点应该放在后半段时间而不是前半段。去年和今年的削减步伐可能迈得过大、过快。
因此，皆大欢喜的情形是，共和、民主两党都同意预算削减和增税的总体规模为4万亿美元，关键在于，大部分削减应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而不是当下。
《财经》：为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正在被频繁地使用。你是否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偏离了传统的轨道？
加侬：我认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将会永远地改变。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之间的界限存在一些模糊，但不算严重。 货币政策主要负责印钞以及控制收支、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或者说就是负责印钞以及印钞后如何花钱。财政政策负责的是税收和政府开支。美联储不管税收，也不管这种类型的开支，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
之所以现在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界限存在模糊区域，唯一的原因是货币政策正在购买另类资产和长期债券，同时货币政策对预算也产生影响。
美联储积累了大量资产从而减少了财政赤字。但若说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完全模糊，那是在夸大其辞。
《财经》：美联储的触角是否有越伸越长的趋势？
加侬：美联储并没有去削减预算，也没有削减税收，今后美联储也绝不会插手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在购买另类资产并承担相应的风险，美联储目前所做的事情对预算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以往大。
美国对央行有一些人为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不能购买股权，不能购买房产，不能购买公司债券，也不能买长期国债，这些都是美国法律中的专属性质的限制。其他国家的央行没有此类限制。日本央行什么都可以买。其他的央行也是一样。因此，限制只存在美国的法律中，其他央行的购买力是无限的。
《财经》：你把丹麦、香港、韩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列为最主要的货币操纵者，日本则是“视情况而定”，为什么日本要有附加条件？
加侬：在过去几年中，日本银行购买了大量的外汇，我们曾将日本列为货币操纵国之一。但眼下日本没在我们的货币操纵国的名单上，是因为日本在过去的12个月中没有出现过任何货币操纵行为。他们在2011年底就已停手，2012年也没有染指过货币操纵。
《财经》：最近日本采取极其宽松的政策，被解读为以压低日元币值为目的，有人计算迄今为止日本央行的QE已推到第10轮，投资者可能很快就将看到第11轮量化宽松，现在你觉得日本是否应该在货币操纵的榜上有名了？
加侬：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感到担忧，但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认为他们也不会操纵货币。
《财经》：如果日本没有操纵汇率，那么对货币战争的担忧也是庸人自扰了？
加侬：我很担心货币战争。我认为货币战争实际上已持续了数十年。现在货币战争还在继续，而且其他国家也在开始考虑加入这一大军。
《财经》：哪些国家是潜在的货币操纵者？
加侬：这些国家中有亚洲国家也有出口型导向的国家。
瑞士去年加入了这一阵营。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正在考虑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
还有一些国家也在表示，或许它们也应该加入这个队伍。日本有可能重操旧业。俄罗斯在抱怨，欧洲国家也在抱怨，这些国家是否会采取行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我担心更多的国家将加入这场货币战争。
《财经》：你所谈到的货币战争的动因是什么？
加侬：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将货币操纵作为保持增长的手段。它们的另一个想法就是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从而使自己免受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危害。虽然在实践中，这些外汇对风险管理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财经》：这一次德国、英国等对日本央行的举措的评价就是，“试图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重振本国经济”。
加侬：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中，货币操纵一直是贸易顺、逆差变化的主要推手。在1982年-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上升了三分之二，与官方资金净流入量持平。财政政策，即预算赤字，是二号元凶，但影响力并不大。
《财经》：在你的货币战争作战图上，中国是个什么角色？
加侬：首先我要说，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
不过，中国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对货币的操纵。这一点我们得承认。有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间，中国减少了对货币的操纵。到了2012年上半年，这一操纵的力度已经非常小了。
不过我担心中国实际上已到达拐点，并会再次走下坡路。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过去三个月时间内有大幅增长。这让我担心这一趋势会再次下行，中国表现得太好、持续的时间又这么长，让我开始觉得，货币操纵之举在今年会强势抬头。因此我担心，中国在临时的休整后会重新加入货币战争。
但我不希望过多地谈论中国，因为2012年瑞士的表现是最差的。
《财经》：到底谁发动过汇率战争？
加侬：欧盟和欧洲地区并未参与货币战争，英国也没有，这是件好事。瑞士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包括以色列发动过。一些主要原油出口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也参与过。
《财经》：放眼全球，各国对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手段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依赖。美联储1月30日在2013年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上表示维持宽松政策，日元、美元、欧元都在量化宽松，货币都在不同程度地贬值，是不是都有货币操纵的嫌疑呢？
加侬：量化宽松和货币操纵是有区别的，我想澄清一下货币战争的概念。货币战争要满足两个条件：国家必须印钞票，还必须购买他国的货币。在自己国家印钞然后跑到别的国家买它们的钞票，这就是货币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瑞士卷入了货币战争而美联储则是清白的。二者的行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的确，双方都在大量地印钞，大量的印钞为货币带来了一些下行压力。
但区别在于，瑞士的做法是印钞买欧元。美联储的做法是印钞买美元长期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因此美联储在印钞的同时又在买钞，不存在货币交易。 《财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有着特殊的地位，是否也要考虑这一因素？
加侬：首先，这一点已经发生变化。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持有日元、瑞士法郎或欧元，人们不必一定要持有美元。而且，在过去十年的早些时候，出现专项基金可能是合理的，但各国很早之前，就已抛弃了将外汇储备用于这一途径的想法。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或面临军事威胁的国家，有必要持有外国资产，并将其作为一种保障形式。
对那些依赖出口包括石油在内的非可再生资源的国家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将部分出口收入投向外国市场，而不是全部用来在本国消化或投资。
其实对美国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在货币战争期间，他们会首先瞄准美元，因此美元是第一个遭受攻击的货币，目前欧元是第二个目标，但它吸引火力的能力远不如美元。在未来的某一阶段，人民币将成为受追捧的购买货币，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未敞开大门。
《财经》：2010年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第一次使用了“货币战争”的字眼来指责宽松货币政策。
加侬：比较英格兰和瑞士可能会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英格兰银行实行了量化宽松。瑞士通过印瑞郎而不是欧元来购买欧元。但英格兰银行印的是英镑，购买的是英国的长期债券，因此不存在货币交易。而这也意味着，英格兰银行的做法，即美元对美元、英镑对英镑的交易对汇率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瑞士的做法小得多。
瑞士的做法对汇率的影响立竿见影，而英国的做法带来的是次要的溢出效应，因此对汇率的影响要小太多；其次，英国长期的低利率使得该国的借贷或长期贷款更为宽松，由此来鼓励英国人消费。
而瑞士的做法既不能降低利率，也不能帮助创造宽松的借贷环境，因此不能刺激瑞士的消费，对本国不能产生益处。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瑞士的主要目标是让欧洲其他国家来瑞士投资。而英格兰银行的做法是让英国人更多地在英国本土消费，我理解这会影响汇率，但只能算是余兴节目。
《财经》：但无论是进行货币操纵还是实行量化宽松的政府，都声称是要刺激经济增长，IMF也表明各国有权利把自己的经济带上健康发展的正轨，包括使用汇率政策。
加侬：货币操纵不会刺激全球的开支，它只是把别人的开支抢到了自己手中。量化宽松会增加整个世界的总开支，而这实际上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货币操纵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你赢了，有人就会输，是完全对等的。量化宽松是一个正和游戏，如果你赢了之后，其他人可能不会输，或输得不多，但你输掉的东西要比你赢得的东西少得多，因此它是一个正和游戏，会让整个世界受益。
《财经》：2012年，全球贸易扩张幅度被调低到2.5%，2013年的增幅预测也由5.6%降至4.5%，世贸组织在呼吁采取额外的政策手段，使全球贸易“发动机”加速运转。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是方向之一吗？
加侬：恰恰相反。按理说，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些国家的预期回报较高，因此，发达国家在贸易中应呈现顺差，而发展中国家应呈现逆差。
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一模式倒过来了，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为发达国家提供贷款，以维持其更具竞争力的外汇汇率和出口型增长，并借此获得了巨大的集体顺差。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一变化与货币操纵的上升是同步的。
《财经》：不过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要归咎于美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
加侬：对，但美国储蓄和投资失衡受到了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例如，当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资产时，它们会抬高美国的资产价格并拉低美国的利率，从而刺激美国的投资，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这一情况在房产泡沫发生之前和期间出现过。
这一行为还将拉低储蓄，因为它会让人们产生富有感——如果你的资产价值更高，你就会感到更富有，就会减少储蓄。因此储蓄和投资失衡大部分是由货币战争引起的。其他国家对于货币的使用方式将对美国储蓄和美国投资带来很大的影响。
《财经》：假设美国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你的建议是什么？
加侬：我想，我会采取的不同方式就是实施资本管制。在这一方面我会效仿中国的做法，即不允许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资产。我并不是说要绝对地禁止，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例如巴西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这算不算是保护主义呢？
加侬：虽然这是保护主义，但算是金融保护而非贸易保护。首先这不违法，关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国际公约。巴西可以这样做，中国也可以。而且在中国是绝对禁止，即其他国家是不能购买中国资产的。但美国不会像中国或巴西做的那样绝对。
而且，由于他国购买美国资产而引发了储蓄和投资失衡，这个担忧也可以化解。
我建议美国政府去购买外国资产和股权，通过降低可用的货币量而增加美国的储蓄。这基本上是从美国国内借钱来进行海外投资，从而将抬高美国的利率。这将会增加美国的储蓄并减少进入美国的投资，同时降低经常账户逆差。这切实可行，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元会下跌，美国的出口会增长，这是好事。
《财经》：实际上，一方面中国的贸易链条在逐步与发达经济体相接近，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改革在加速。
加侬：我希望看到这类事情的发生。我希望他们能开启中国面向世界的市场，并让利率自由浮动，这将是件好事。
《财经》：经济学家们认为，有很多证据证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如果保持在2%-3%，这是一个相对能接受的区间。
加侬：如果单纯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因素是人口因素。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那么就会体现为赤字，如果人口平均年龄处于中间，比如在30岁-60岁之间，那么就会出现盈余。人口平均年龄低于30岁或高于60岁的，都会出现赤字，就像是生命周期一样：年轻的时候借贷，中年的时候储蓄，老了之后再次借贷，在年事已高之后便会用光积蓄。
所以欧洲和日本应该是出现盈余，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表现为赤字。美国的年龄结构大体在平均线上，没有日本那样老，也不像印度那样年轻。这样美国合理的经常账户应该是零，既没有盈余，也不存在逆差。
《财经》：中国按您的逻辑也应该是贸易顺差，但是中国人口在迅速老化。
加侬：中国目前仍处在转型期。随着中国人口逐渐发生变化，即40岁-60岁区间的人口超过美国，那中国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盈余，但到目前为止，情况恰恰相反。
人口因素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发展阶段。国家富裕的阶段会有盈余，而贫穷的阶段则出现逆差。很明显，中国应当处于逆差阶段。
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比较可以接受的情况是：日本和欧洲有2%的小幅盈余，中国为0至1%的逆差，印度和巴西这类国家应为3%到4%的逆差，这是合理的范围。
这一次围绕“货币战争”的争议源于日本央行力推的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在2012年陷入经济衰退，再度当选的首相安倍晋三通过一系列措施使日本摆脱通缩。
日本央行的远景规划推出不久，就掀起了舆论上前所未有的关于“货币战争”真凶的互相指责。这一次激辩不只局限于经济学家，德国、英国、韩国的央行行长及部分美联储官员及欧洲政要都加入了鞭挞的行列，而支持日本的一方也毫不示弱，把操纵货币的帽子掷还德国和英国等国头上。
双方纠葛之处在于，央行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压低自身货币币值来提升竞争力的正当性。
自2012年11月中旬安倍晋三呼吁无限放松货币政策并追加政府预算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已贬值约10%，为近两年半以来最低水平。日经指数则涨升至逾10900点，创两年零九个月来新高；十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则下降10个基点至0.73%，回到了2012年11月上半月本轮日元贬值刚启动时的水平。
与此相呼应，日本财务省1月30日公布的一份季度经济报告中称，地方经济自去年12月底以来出现改善迹象，这大体与安倍晋三领导的新政府到来时间重合。最近日元的走软提振了出口行业，出口商开始增加生产，零售业也强劲增长。
如果说2010年对于“货币战争”的争吵更多地停留在言辞层面，这一次争论就有更多原因让人真切地感到担忧。在1月底双方论战正酣之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在华盛顿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加侬是谈这个问题的合适人选。在任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之前，他曾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事务司客座助理司长和美联储国际金融司助理司长。
加侬的担心是，货币战争实际上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现在货币战争还在继续，而且其他国家也在开始考虑加入这一大军。这一问题的背景是，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一变化与货币操纵的上升是同步的。虽然在促进经济发展时，货币政策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当作顺手的工具，但货币操纵不会刺激全球的开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利。
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相对论
《财经》：在暂避“财政悬崖”后，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将债务上限延长至5月中旬的法案，这是不是说明美国可以深入探讨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了？
加侬：真正有意义的讨论是去争辩应该在财政上维持哪些政府部门。
显然，众议院通过了债务上限是因为议员们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我认为在预算和削减预算上斗嘴要比为债务问题争吵不休更为明智。为债务而争吵很愚蠢，不但会吓到金融市场，而且以违约做威胁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为了预算和预算削减的问题两党互不相让，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政府垮台，但不会出现违约。
《财经》：两党在税收和减支上向来争论不休。在你看来，下一步的讨论应该以税收改革为主，还是应该更多地围绕预算削减问题展开？
加侬：关于税收的讨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民主党会说，实行税收改革的目的应是在不提升税率的情况下减少税收漏洞，这样国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然后，我们需要讨论开支的优先次序，争取削减掉那些两党能达成一致的开支项目。
近期内，我认为我们削减的已足够多了。综合今年的税收增加力度以及自动减赤机制，在占GDP总量4%-5%的财政悬崖中，有一些项目已经被砍掉了，加上税收有所增加，因此目前美国面临的财政悬崖比较低。
《财经》：考虑到美国会在临近2014年底时收紧货币政策的前景，自动减赤的实施是宜早还是宜迟？
加侬：尽管自动减赤机制被推迟了两个月，但考虑到实行自动减赤所带来的开支削减，以及小幅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美国将面临三分之二的财政悬崖，我希望自动减赤能再往后推一年。但我想再次强调，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定未来的方针，就今后5年-10年之内的税收改革和开支削减达成一致意见，而不是在今年就开始削减。
《财经》：如果减赤要延期，而很多人更担心美国经济的财政风险，究竟怎样的减支才算是合理的区间？
加侬：我建议每年削减约1%的预算赤字，我们现在的削减幅度已超过了这一数字，因此削减得过多了。去年，我们的削减目标就超过了1%。今年，如果不想办法应对自动减赤机制，那么削减幅度将达到2%，这一削减幅度就太大了。
实际上，美国在财政问题上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财经》：有机地平衡财政问题的短期压力和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一直都是难题。
加侬：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当每个人都在讨论财政问题、税收削减以及开支削减的时候，他们总会谈到未来十年的标准，和十年之内的总额。所以以十年为期限来削减1万亿美元的做法是对的。
保持十年期的总体削减额不变本来是件好事，但削减的重点应该放在后半段时间而不是前半段。去年和今年的削减步伐可能迈得过大、过快。
因此，皆大欢喜的情形是，共和、民主两党都同意预算削减和增税的总体规模为4万亿美元，关键在于，大部分削减应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而不是当下。
《财经》：为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正在被频繁地使用。你是否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偏离了传统的轨道？
加侬：我认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式将会永远地改变。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之间的界限存在一些模糊，但不算严重。 货币政策主要负责印钞以及控制收支、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或者说就是负责印钞以及印钞后如何花钱。财政政策负责的是税收和政府开支。美联储不管税收，也不管这种类型的开支，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
之所以现在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界限存在模糊区域，唯一的原因是货币政策正在购买另类资产和长期债券，同时货币政策对预算也产生影响。
美联储积累了大量资产从而减少了财政赤字。但若说两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完全模糊，那是在夸大其辞。
《财经》：美联储的触角是否有越伸越长的趋势？
加侬：美联储并没有去削减预算，也没有削减税收，今后美联储也绝不会插手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在购买另类资产并承担相应的风险，美联储目前所做的事情对预算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以往大。
美国对央行有一些人为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美联储不能购买股权，不能购买房产，不能购买公司债券，也不能买长期国债，这些都是美国法律中的专属性质的限制。其他国家的央行没有此类限制。日本央行什么都可以买。其他的央行也是一样。因此，限制只存在美国的法律中，其他央行的购买力是无限的。
货币战争重来
《财经》：你把丹麦、香港、韩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列为最主要的货币操纵者，日本则是“视情况而定”，为什么日本要有附加条件？
加侬：在过去几年中，日本银行购买了大量的外汇，我们曾将日本列为货币操纵国之一。但眼下日本没在我们的货币操纵国的名单上，是因为日本在过去的12个月中没有出现过任何货币操纵行为。他们在2011年底就已停手，2012年也没有染指过货币操纵。
《财经》：最近日本采取极其宽松的政策，被解读为以压低日元币值为目的，有人计算迄今为止日本央行的QE已推到第10轮，投资者可能很快就将看到第11轮量化宽松，现在你觉得日本是否应该在货币操纵的榜上有名了？
加侬：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感到担忧，但日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认为他们也不会操纵货币。
《财经》：如果日本没有操纵汇率，那么对货币战争的担忧也是庸人自扰了？
加侬：我很担心货币战争。我认为货币战争实际上已持续了数十年。现在货币战争还在继续，而且其他国家也在开始考虑加入这一大军。
《财经》：哪些国家是潜在的货币操纵者？
加侬：这些国家中有亚洲国家也有出口型导向的国家。
瑞士去年加入了这一阵营。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正在考虑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
还有一些国家也在表示，或许它们也应该加入这个队伍。日本有可能重操旧业。俄罗斯在抱怨，欧洲国家也在抱怨，这些国家是否会采取行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我担心更多的国家将加入这场货币战争。
《财经》：你所谈到的货币战争的动因是什么？
加侬：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将货币操纵作为保持增长的手段。它们的另一个想法就是积累更多的外汇储备，从而使自己免受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危害。虽然在实践中，这些外汇对风险管理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财经》：这一次德国、英国等对日本央行的举措的评价就是，“试图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重振本国经济”。
加侬：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中，货币操纵一直是贸易顺、逆差变化的主要推手。在1982年-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上升了三分之二，与官方资金净流入量持平。财政政策，即预算赤字，是二号元凶，但影响力并不大。
《财经》：在你的货币战争作战图上，中国是个什么角色？
加侬：首先我要说，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
不过，中国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对货币的操纵。这一点我们得承认。有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间，中国减少了对货币的操纵。到了2012年上半年，这一操纵的力度已经非常小了。
不过我担心中国实际上已到达拐点，并会再次走下坡路。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在过去三个月时间内有大幅增长。这让我担心这一趋势会再次下行，中国表现得太好、持续的时间又这么长，让我开始觉得，货币操纵之举在今年会强势抬头。因此我担心，中国在临时的休整后会重新加入货币战争。
但我不希望过多地谈论中国，因为2012年瑞士的表现是最差的。
《财经》：到底谁发动过汇率战争？
加侬：欧盟和欧洲地区并未参与货币战争，英国也没有，这是件好事。瑞士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包括以色列发动过。一些主要原油出口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也参与过。
QE与货币操纵
《财经》：放眼全球，各国对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手段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依赖。美联储1月30日在2013年首次货币政策会议上表示维持宽松政策，日元、美元、欧元都在量化宽松，货币都在不同程度地贬值，是不是都有货币操纵的嫌疑呢？
加侬：量化宽松和货币操纵是有区别的，我想澄清一下货币战争的概念。货币战争要满足两个条件：国家必须印钞票，还必须购买他国的货币。在自己国家印钞然后跑到别的国家买它们的钞票，这就是货币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瑞士卷入了货币战争而美联储则是清白的。二者的行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的确，双方都在大量地印钞，大量的印钞为货币带来了一些下行压力。
但区别在于，瑞士的做法是印钞买欧元。美联储的做法是印钞买美元长期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因此美联储在印钞的同时又在买钞，不存在货币交易。 《财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有着特殊的地位，是否也要考虑这一因素？
加侬：首先，这一点已经发生变化。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持有日元、瑞士法郎或欧元，人们不必一定要持有美元。而且，在过去十年的早些时候，出现专项基金可能是合理的，但各国很早之前，就已抛弃了将外汇储备用于这一途径的想法。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或面临军事威胁的国家，有必要持有外国资产，并将其作为一种保障形式。
对那些依赖出口包括石油在内的非可再生资源的国家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将部分出口收入投向外国市场，而不是全部用来在本国消化或投资。
其实对美国来说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在货币战争期间，他们会首先瞄准美元，因此美元是第一个遭受攻击的货币，目前欧元是第二个目标，但它吸引火力的能力远不如美元。在未来的某一阶段，人民币将成为受追捧的购买货币，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未敞开大门。
《财经》：2010年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第一次使用了“货币战争”的字眼来指责宽松货币政策。
加侬：比较英格兰和瑞士可能会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英格兰银行实行了量化宽松。瑞士通过印瑞郎而不是欧元来购买欧元。但英格兰银行印的是英镑，购买的是英国的长期债券，因此不存在货币交易。而这也意味着，英格兰银行的做法，即美元对美元、英镑对英镑的交易对汇率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瑞士的做法小得多。
瑞士的做法对汇率的影响立竿见影，而英国的做法带来的是次要的溢出效应，因此对汇率的影响要小太多；其次，英国长期的低利率使得该国的借贷或长期贷款更为宽松，由此来鼓励英国人消费。
而瑞士的做法既不能降低利率，也不能帮助创造宽松的借贷环境，因此不能刺激瑞士的消费，对本国不能产生益处。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瑞士的主要目标是让欧洲其他国家来瑞士投资。而英格兰银行的做法是让英国人更多地在英国本土消费，我理解这会影响汇率，但只能算是余兴节目。
《财经》：但无论是进行货币操纵还是实行量化宽松的政府，都声称是要刺激经济增长，IMF也表明各国有权利把自己的经济带上健康发展的正轨，包括使用汇率政策。
加侬：货币操纵不会刺激全球的开支，它只是把别人的开支抢到了自己手中。量化宽松会增加整个世界的总开支，而这实际上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货币操纵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你赢了，有人就会输，是完全对等的。量化宽松是一个正和游戏，如果你赢了之后，其他人可能不会输，或输得不多，但你输掉的东西要比你赢得的东西少得多，因此它是一个正和游戏，会让整个世界受益。
合理的经常账户
《财经》：2012年，全球贸易扩张幅度被调低到2.5%，2013年的增幅预测也由5.6%降至4.5%，世贸组织在呼吁采取额外的政策手段，使全球贸易“发动机”加速运转。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是方向之一吗？
加侬：恰恰相反。按理说，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些国家的预期回报较高，因此，发达国家在贸易中应呈现顺差，而发展中国家应呈现逆差。
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这一模式倒过来了，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为发达国家提供贷款，以维持其更具竞争力的外汇汇率和出口型增长，并借此获得了巨大的集体顺差。200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这一变化与货币操纵的上升是同步的。
《财经》：不过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要归咎于美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
加侬：对，但美国储蓄和投资失衡受到了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例如，当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资产时，它们会抬高美国的资产价格并拉低美国的利率，从而刺激美国的投资，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这一情况在房产泡沫发生之前和期间出现过。
这一行为还将拉低储蓄，因为它会让人们产生富有感——如果你的资产价值更高，你就会感到更富有，就会减少储蓄。因此储蓄和投资失衡大部分是由货币战争引起的。其他国家对于货币的使用方式将对美国储蓄和美国投资带来很大的影响。
《财经》：假设美国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你的建议是什么？
加侬：我想，我会采取的不同方式就是实施资本管制。在这一方面我会效仿中国的做法，即不允许其他国家购买美国资产。我并不是说要绝对地禁止，可以通过税收来调节，例如巴西就是这么做的。
《财经》：这算不算是保护主义呢？
加侬：虽然这是保护主义，但算是金融保护而非贸易保护。首先这不违法，关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国际公约。巴西可以这样做，中国也可以。而且在中国是绝对禁止，即其他国家是不能购买中国资产的。但美国不会像中国或巴西做的那样绝对。
而且，由于他国购买美国资产而引发了储蓄和投资失衡，这个担忧也可以化解。
我建议美国政府去购买外国资产和股权，通过降低可用的货币量而增加美国的储蓄。这基本上是从美国国内借钱来进行海外投资，从而将抬高美国的利率。这将会增加美国的储蓄并减少进入美国的投资，同时降低经常账户逆差。这切实可行，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元会下跌，美国的出口会增长，这是好事。
《财经》：实际上，一方面中国的贸易链条在逐步与发达经济体相接近，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改革在加速。
加侬：我希望看到这类事情的发生。我希望他们能开启中国面向世界的市场，并让利率自由浮动，这将是件好事。
《财经》：经济学家们认为，有很多证据证明，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如果保持在2%-3%，这是一个相对能接受的区间。
加侬：如果单纯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因素是人口因素。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那么就会体现为赤字，如果人口平均年龄处于中间，比如在30岁-60岁之间，那么就会出现盈余。人口平均年龄低于30岁或高于60岁的，都会出现赤字，就像是生命周期一样：年轻的时候借贷，中年的时候储蓄，老了之后再次借贷，在年事已高之后便会用光积蓄。
所以欧洲和日本应该是出现盈余，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表现为赤字。美国的年龄结构大体在平均线上，没有日本那样老，也不像印度那样年轻。这样美国合理的经常账户应该是零，既没有盈余，也不存在逆差。
《财经》：中国按您的逻辑也应该是贸易顺差，但是中国人口在迅速老化。
加侬：中国目前仍处在转型期。随着中国人口逐渐发生变化，即40岁-60岁区间的人口超过美国，那中国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盈余，但到目前为止，情况恰恰相反。
人口因素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发展阶段。国家富裕的阶段会有盈余，而贫穷的阶段则出现逆差。很明显，中国应当处于逆差阶段。
综合这些因素，我认为比较可以接受的情况是：日本和欧洲有2%的小幅盈余，中国为0至1%的逆差，印度和巴西这类国家应为3%到4%的逆差，这是合理的范围。